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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文明史背景下把握地域文化

2019-12-15江林昌

地域文化研究 2019年1期
关键词:文明史考古中华

江林昌

我长期在山东工作,结合东夷文化就地域文化研究谈四点体会。

第一,研究地域文化,要有两种文明眼光,或者说两个背景。

我经常跟同事们强调,讨论东夷文化,应该有一个宽广的时空眼界。这就是,研究地域文化要有中华文明的眼光;研究中华文化,要有世界文明的眼光。或者说,要在世界文明史背景下,研究中华文化;在中华文明史背景下,研究地域文化。有了这两个背景尺度,就可以较好地给地域文化定位,而不至于盲目拔高或谦卑拉低;也可以较好地抓住地域特色,否则容易将本地域与其他地域都有的共性误认为是自己的特性。

第二,要瞄准地域文化中事关整个中华主流文化的重大课题,使地域文化研究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体现民族文化意义。

东夷文化时空跨度很大,内容极其丰富,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这就需要我们有战略眼光,抓大问题,而不至于陷入研究碎片化。近年来,我们一直在考虑东夷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地位问题。20世纪上半叶,蒙文通《古史甄微》、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将五帝时代的部族文化区分为三大块:河洛地区的华夏部族、海岱地区的东夷部族、江汉地区的苗蛮部族。1933年,傅斯年先生分析五帝时代晚期至夏商周三代的中华古族关系,作《夷夏东西说》。

这三位先生都是根据传世文献作综合分析后认识到,从五帝时代到夏商周三代近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并对中原文化有重要影响。到了20世纪后半叶,考古发现新材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认识。海岱地区东夷部族所创造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曾大量的成系统的在中原考古遗址里发现。而且海岱地区的埋葬习俗、灵龟崇拜、陶器制度等等,也都影响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礼制的重要源头。大家知道,从五帝时期到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多元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夷文化发挥着极其独特的作用。作为山东的学者有责任把这个重大课题研究好。

第三,研究地域文化,应高度重视考古发现新材料,考古研究新成果。

商代甲骨文及西周以后的文献,关于五帝时代、夏代、商代的追忆,往往不够具体,而且越往前越粗略。这就是《荀子·非相》所说:“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司马迁作《史记》,由“五帝本纪”到“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也正是由粗略逐渐到具体的。这都是因为时代久远,资料不足造成的。

有幸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后,考古发现所提供的地下遗址与遗物,已经可以弥补上述不足了。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有利条件,主动根据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传世文献与地下资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而展开研究。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三个来源。其中第一个来源就是“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去我们讲文明史,一般称五千年。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则在五千年前加了一个“多”字。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文艺工作座谈会”等多种场合的讲话,凡讲到中华文明史,都在五千年前加一个“多”字。

这“五年多年”的“多”,就是因为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有了大量实物证据。在此基础上,国家又组织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从1995年至2015年先后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古文明探源工程”,最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个“多”字,还有具体数据支撑:前3800年—前3300年,文明起源;前3300年—前2500年,古族文明;前2500年—前2070年,古国文明;前2070年—前221年,王国文明。也就是说,距今5800年至5300年间,中国文明就已经起源了,而从距今5300年开始,中国文明已进入早期发展阶段了。研究地域文化,应该充分了解这些考古发掘与研究前沿。我们应该将地域文化放在这个五千多年文明史从起源到不同发展阶段的框架下,进行比较考察。这样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地域文化在中华古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四,地域文化研究,要注重理论总结,为建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体系,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而作出地域文化研究应有的贡献。

中国的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以及相关的甲骨学、青铜铭文学、简帛学等,经过近几十年来的努力,已经比较成熟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5·17”讲话精神,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史学科体系,条件已经具备。中华文明史,表现为多元一体化绵延发展的过程。地域文化是整个中国文明发展中最具体生动的多元资料。现在需要突破的难题是,如何将传世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地域部族的发展史与考古学区系类型文化、考古学聚落形态文化有机对应统一起来,又如何将地域文化的发展规律与整个中华古文明发展规律有机结合起来,由点到面,做出科学完整的理论分析。最后在世界古文明的背景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总结出中国古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性,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中国化,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我们把这些工作都做好了,那么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的时代课题也就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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