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好 王长华

康熙《畿辅通志·建制沿革·序》云：“畿甸之为地也古矣，地不古建制古矣。”①康熙《畿辅通志》卷2《建制沿革》，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知畿辅建制历史悠久。光绪《畿辅通志》卷四十六《舆地略一·直隶省》记载直隶省疆域广大，按今天的地名地理范围划分为：直隶（古称畿甸之地）东至锦州及海，西与山西大同、代县搭界，南与河南商丘、开封、卫辉、安阳以及山东菏泽、临清搭界，北与内蒙古巴林旗及克什克胜旗、阿巴嘎右旗搭界，东南与山东惠民、济南、聊城搭界，西南与山西平定、左权县，东北与沈阳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后旗搭界，西北与山西大同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正黄西旗、苏尼特右翼旗搭界。大体言之，清代畿辅地区基本相当于现在的京津冀全区域。

继明代方志发展之后，清代方志纂修进入鼎盛期。据来新夏《河北地方志提要》、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编《河北历代地方志总目》著录，畿辅地区先后修过康熙、雍正、光绪《畿辅通志》以及府州县志414部，这里尚不包括佚志，以及清末民初所修方志。这414部志书中，绝大多数方志纂有艺文志。其中，河北方志320部，天津方志18部，北京方志30部，共计368部。②王明好：《清代畿辅方志艺文志总序探析》，《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笔者的研究对象即以清代畿辅方志艺文志为中心，试图从历史的时间角度和区域的空间角度，梳理其时空分布特点，从而考察清代畿辅方志艺文志与清代文化发展之间的因果交互关系。

一

今天看来，整个清代畿辅地区方志编修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不乏优秀之作，堪称中国志书编修的繁盛期。因畿辅方志绝大多数纂有艺文志，所以，方志纂修的时空特点可以反映艺文志纂修之真实状貌。沿着历史的时间脉络，按照王朝的先后顺序，清代畿辅地区编纂的方志整体，呈现出有特点的高低错落的波浪态势。

王朝初建时期，方志数量较少。清代畿辅方志的纂修始自顺治年间，有《真定县志》《元氏县续志》《蔚州志》《卢龙县志》《蠡县志》《易水志》《饶阳县志》《邯郸续志》《曲周县志》《鸡泽县志》《巨鹿县志》《威县续志》共12部。

在若干王朝修志高峰之间，志书数量并不多。在第一个修志高峰期康熙朝和第二个修志高峰期乾隆朝之间，雍正时期方志计仅有20部，即雍正《畿辅通志》《井陉县志》《深泽县志》《巴沟厅备志》《定州志》《续唐县志略》《高阳县志》《完县志》《阜城县志》《直隶深州志》《故城县志》《邯郸县志》《馆陶县志》《魏县志》《邱县志》《肥乡县志》《临漳县志》《密云县志》《平谷县志》《通州新志》。

在乾隆与光绪两个修志高峰之间，各王朝修志数量亦不多。嘉庆时期9部：《束鹿县志》《高邑县志》《热河志略》《滦州志》《枣强县志》《成安县志》《涉县志》《邢台县志》《广宗县志》。道光时期13部：《栾城县志》《万全县志》《承德府志》《安州志》《直隶定州志》《新城县志》《任邱县志续编》《深州直隶州志》《武强县新志》《续增沙河县志》《内邱县志》《蓟州志》《郭阴志略》。咸丰时期10部：《深泽县志》《平山县志》《固安县志》《容城县志》《直隶定州续志》《重修沧州志稿》《初续献县志》《大名府志》《临漳县志》《房山志料》。同治时期28部：《畿辅通志》《栾城县志》《续修行唐县新志》《灵寿县志》《续修束鹿县志》《直隶赵州志》《赤城县续志》《西宁新志》《迁安县志》《昌黎县志》《霸州志》《清苑县志》《涿州续志》《阜平县志》《盐山县志》《枣强县志补证》《深州风土记》《武邑县志》《续修元城县志》《曲周县志》《肥乡县志》《临漳县志考备略》《磁州续志》《清河县志》《广宗县志》《平乡县志》《续天津县志》《静海县志》。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清代畿辅方志编修出现了三个高峰期，高峰期的方志数量可谓蔚为大观。

康熙年间，由于康熙皇帝的重视，掀起清代第一轮官修志书的高潮。可以说在明代普修方志的基础上达到了此前王朝未曾出现过的鼎盛。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建议各省纂修通志，康熙钦准，颁令各地设局修志，以备翰林院编纂《大清一统志》之用。其间，畿辅地区先后纂成《畿辅通志》《栾城县志》《行唐县新志》《灵寿县志》《束鹿县志》《晋州志》《晋州志（咸丰十年补刻）》《藁城县志》《高邑县志》《赵州志》《新乐县志》《深泽县志》《重修无极志》《赞皇县志》《平山县志》《新续宣府志》《宣化县志》《宣镇下北路志》《龙门县志》《怀来县志》，康熙十一年（1672）《保安州志》，康熙十二年（1673）《迁安县志》《文安县志》，康熙二年（1663）修十八年（1679）续修《永平府志》，康熙十八年（1679）《迁安县志》《玉田县志》《重刊遵化县志》《遵化志略》《遵化州志》《滦志》《丰润县志》《山海关志》，康熙十八年（1679）《抚宁县志》，康熙二十一年（1682）《抚宁县志》《昌黎县志》《增补卢龙县志》《东安县志》《三河县志》《香河县志》《霸州志》《保定县志》《固安县志》（康熙间抄本），康熙五十年（1711）《保安州志》《西宁县志》《宣镇西路志》《永平府志》《续修永平志》，康熙四十二年（1703）《文安县志》，康熙五十三年（1714）《固安县志》《大城县志》《永清县志》《保定府志》《清苑县志》《涞水县志》《涿州志》《定兴县志》《容城县志》《安州志》《新安县志》《蠡县续志》《博野县志》《定州志》《唐县新志》《广昌县志》《易水续志》《新城县志》《雄乘》《安肃县志》《祁州志》《庆都县志》《曲阳县新志》《完县志》《满城县志》《河间府志》《河间县志》，康熙十三年（1674）《沧州新志》，康熙十九年（1680）《沧州新志》《盐山县志》《吴桥县志》《吴桥县补志》《东光县志》《肃宁县志》《交河县志》《青县志》，康熙十二年（1673）《南皮县志》，康熙十九年（1680）《南皮县志》《重修任邱县志》《献县志》《衡水县志》《重修阜志》《景州志》，康熙八年（1669）增刻《枣强县志》，康熙十九年（1680）增刻《枣强县志》《深州志》《安平县志》《重修武强县志》《武强县新志》《武邑县志》《故城县志》《冀州志》《广平府志》《广平县志》《大名府志》《大名县志》《元城县志》《邯郸县志》《永年县志》《馆陶县志》《魏县志》《成安县志》《涉县志》《鸡泽县志》《丘县志》，康熙二十五年（1686）《磁州志》，康熙四十二年（1703）《磁州志》《武安县志》《邢台县志》《柏乡县志》《宁晋县志》《唐山县志》《南宫县志》《任县志》《沙河县志》《临城县志》《内丘县志》《新河县志》《清河县志》《威县志》《广宗县志》《平乡县志》《南和县志》《顺天府志》《宛平县志》《延庆州志》《密云县志》《昌平州志》《怀柔县新志》，康熙十三年（1674）《顺义县志》，康熙六十一年（1722）《顺义县志》《平谷县志》《通州志》，康熙四年（1665）《房山县志》，康熙三十七年（1698）《房山县志》，康熙十二年（1673）《良乡县志》，康熙三十九年（1700）《良乡县志》《大兴县志》《天津卫志》，康熙十七年（1678）《蓟州志》，康熙四十三年（1704）《蓟州志》《宝坻县志》《武清县志》《静海县志》共152部。

乾隆时期，畿辅地区修志迎来了第二个兴盛期。纂修方志有《正定府志》，乾隆元年（1736）刻《获鹿县志》周棨《获鹿县志》《行唐县志》《行唐新志》《束鹿县志》《高邑县志》《新乐县志》《无极县志》《赞皇县志》《元氏县志》《口北三厅志》《宣化府志》《宣化府志（续修）》《赤城县志》《蔚州志补》《蔚县志》《怀安县志》《万全县志》《钦定热河志》《永平府志》《迁安县志》《玉田县志》《直隶遵化州志》《（直隶）遵化州志》《乐亭县志》《丰润县志》《临榆县志》《东安县志》《三河县志》《永清县志》，乾隆八年（1743）《涞水县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涞水县志》《涿州志》《定兴县志》《容城县志》《新安县志》《博野县志》《阜平县志》《广昌县志》《直隶易州志》《安肃县志》《祁州志》《满城县志》《河间府新志》《河间县志》《沧州志》《肃宁县志》《任邱县志》《献县志》《衡水县志》《饶阳县志》《景州志》《续枣强县志》《枣强县志》《直隶深州总志》《故城县志》《冀州志》《广平府志》《大名县志》《邯郸县志》《永年县志》《曲周县志》《鸡泽县志》《邱县志》《武安县志》《顺德府志》《邢台县志》《柏乡县志》《隆平县志》《沙河县志》《平乡县志》《南和县志》《天津府志》《天津县志》《宝坻县志》《武清县志》《宁河县志》《延庆州志》《延庆卫志略》《平谷县志》《直隶通州志》《通州志》《房山县志》共84部。

光绪年间，王朝虽日趋衰落，但畿辅地区纂修方志却达到了新的鼎盛期。此期，一部成熟优秀的通志类方志完成，即纂修于同治时期的《畿辅通志》。此外方志成果还有：《正定县志》《获鹿县志》《获鹿县乡土志》《续修井陉县志》《束鹿乡土志》《晋州志》《藁城县志续补》《直隶赵州志》《赵州属邑志》《赵州乡土志》《重修新乐县志》《无极县续志》《续修赞皇县志》《赞皇县乡土志》《元氏县志》《续修平山县志》《平山县续志》《平山县新编乡土志》《宣化县乡土志》《怀来县志》《蔚州志》《保安州续志》《保安州乡土志》《怀安县志》《围场厅志》《永平府志》《玉田县志》《遵化通志》《乐亭县志》《滦州志》《丰润县志》《临榆县志》《抚宁县志》《昌黎县乡土志》《卢龙县志采访稿》《固安志》《固安县乡土志》《大城县志》《续永清县志》《保定府志》《涞水县志》《定兴县志》《容城县志》《蠡县志》《唐县志》《广昌县志》《续修新城县志》《雄县乡土志》《高阳县乡土志》《祁州续志》《祁州乡土志》《望都县新志》《望都县图说》《曲阳县志》《曲阳县乡土志》《完县乡土志》《吴桥县志》《东光县志》《重修青县志》《南皮县志》《续修故城县志》《广平府志》《广平县乡土志》《邯郸县志》《续修永年县志》《直隶永年县乡土志》《馆陶县乡土志》《临漳县志》《磁州乡土志》《邢台县志》《廮陶续志采访事实原编》《宁晋县乡土志》《唐山县志》《南宫县志》《南宫县乡土志》《巨鹿县志》《内邱县乡土志》《新河县志》《清河县志》《南和县志》《南和县乡土志》《重修天津府志》《武清县志》《武清县志括》《宁河县志》《顺天府志》《延庆州志》《密云县志》，光绪初年《昌平州志》，光绪十二年（1886）《昌平州志》《昌平志外至稿》《昌平外志》《平谷县志》《通州志》《良乡县志》，共96部。①张波：《清代盛京地区方志艺文志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有清一朝出现了这样三个明显的畿辅修志高峰，每个高峰期所修方志均数量可观，三个高峰期所修志书约占清代整个畿辅修志总数的四分之三。清代畿辅方志修撰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首先是清代承载长久的文化积淀的结果。从东汉史家班固的《汉书》，始纂录“艺文志”，《汉书·艺文志》在继承《别录》和《七略》的基础上，著录了西汉时国家所有藏书，为后人了解上古至西汉末年的历史文献提供了重要的书目文献。其后历代正史继承了这一体例，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皆纂录“艺文志”或“经籍志”。“艺文志”是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记载和收录当地的主要文献，无疑是研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重要资料。②王明好：《试论清代畿辅方志艺文志的价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畿辅地区方志的编纂可谓源远流长。最早的方志是后汉编纂的两部志书，现均已失传。一为《冀州风土记》，卢植纂，见《补后汉书·艺文志三》，后汉冀州，乃今河北省中南部与河南省北部地区。一为《幽州山川屯田聚落》，此书有一百余卷，李恂纂，见顾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五》，后汉幽州，乃今河北省北部以及辽宁省南部。汉代以后，从魏晋至宋，皆有志书纂修，惜均已失传。现存最早的畿辅地区方志为元代的《析津志》，熊梦祥纂，一名《析津志典》，又称《燕京志》，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方志专书。书本已失传，今有辑自《永乐大典》的辑本存世。冯秉文《北京方志概述》认为“《析津志》内容十分丰富。其卷帙规模虽然已难以查考，但从《文渊阁书目》著录三十四册，李致中推断当在百卷左右。其编制体例与一般方志相同，类分志、门、目等纲目。从《析津志辑佚》看，原书至少有：朝堂公宇、祠祀、学校、台谏、名宦、菜等志。志下又设有：朝仪、祭祀、庙仪、迎驾、羽猎及文艺等门。”③冯秉文：《北京方志概述》，长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第27页。由此推知其理应也有艺文门目类属。

明代纂修的畿辅地区志书书目亦不在少，其所属府州县几乎都有明代修纂本，但其亡佚严重，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现存明代纂修方志约96部，其中绝大多数都著录艺文。

历史的文化积淀还表现为，畿辅因环围京师的特殊地理位置，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所以历来为博学通识之才者的聚集之地，方志既有官修网罗方家编纂，如光绪十年（1884）成书的《畿辅通志》，即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延学者黄彭年“总司其事”，黄彭年著有《三省边防考略》《金沙江考略》《陶楼诗文集》等，是当年“博学多通”的著名史地学者。此外，李鸿章还“遴选朴学员绅襄同纂校”①光绪《畿辅通志》卷首，光绪十年（1884）开雕板藏古莲花池。，亦有有识之士专事之，如乾隆时期撰《永清县志》的史学家章学诚，章氏在方志学的重要性问题上，曾与戴震发生激烈争辩。戴震尽管也修撰了《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但他却嘲笑无视志例的重要性，还反对章学诚对志书文献重要性的强调。而章学诚却认为方志是真正的历史著述，文献作用突出。②[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不仅如此，章学诚在编撰第一部志书《和州志》时，便增补了八章《文征》，汇集了一些“有裨文献”或“文辞典雅”的文本，以文集佐证当地历史。③[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页。再如撰有《光绪顺天府志》的缪荃孙，乃晚清著名目录、历史、金石学家，著有《艺风堂文集》。编纂顺天府志时，居永兴寺，“暇日日涉海王村书肆，搜访异本，典衣购取”，博览群书，人称“博通”。他编写的艺文、金石等卷，资料完备。如在顺天人著作中收录了顺天府属各州县人著作多达八百余部，记下了韩婴、卢植、高诱、张华、高闾、郦道元、杨休之、卢照邻、卢纶、卢仝、贾岛、韩昉、王郁、耶律楚材、耶律铸、鲜于枢、宋本、高彦敬、李贽、李三才、王嘉谟、米万钟、于奕正、史可法、孙承泽、王崇简、刘献廷、王源、黄叔琳、纪迈宜、牛珪、翁方纲、刘锡信、舒位、徐松等历代重要作家的著作。

由上述可见，畿辅地区的方志艺文志编修，不仅数量大，而且不乏优秀作品。不仅有通志之编修，且各府州县志书数量也相当可观。其次，清代三个修志高峰的出现也有其原因。如前所述，有清一代畿辅地区修志出现了三个高峰，即康熙年间修志152部、乾隆年间修志84部、光绪年间修志96部。④王明好：《清代畿辅方志艺文志总序探析》，《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修志高峰的出现，有其多方面的文化原因。

一是统治者的提倡和重视。康熙皇帝诏令全国各地修志的同时，还统一修志格式，将顺治年间河南巡抚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作为样板向全国颁发。康熙二十二年（1683）礼部奉旨催促各省，限三个月完成通志。其后的雍正和乾隆皇帝不但对修志愈加重视，而且个人文化造诣也更深于前朝。雍正六年（1728），特发谕旨要求各省修志保质保量如期完成，《清世宗实录》卷七五载：“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内纂成具奏。”乾隆皇帝对进呈的稿本，不但亲自过目审核，而且遇有不妥之处，皆提出具体要求修改。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上谕记载，对进呈的《大清一统志》内江府的人物不载张照一事，乾隆认为，张照之人，虽曾因过失获罪，然其“文采风流”，“资事明，书法精工”，“海内所共推重”，若“不登志乘”，将造成“一代文人学士，不数十年竟归泯没”的损失。乾隆认为，对于人物应“瑕瑜不掩，公论自在”，而不录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不恰当的。故饬令“即将张照官秩出处事迹，一并载入。”“各省志或有似此者，纂修诸臣皆宜查明奏闻补入（一统志）。”⑤昆冈、李鸿章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051，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重修本。能对修志提出如此具体的意见，足见乾隆皇帝对于修志的重视以及修志理论造诣之高深。

“光绪十年（1884），朝廷成立会典馆，谕旨征集天下志书。”⑥黄苇等：《方志学》，《地方志大事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69页。李鸿章纂修《畿辅通志》告成敬呈御览云：“论定衷诸，圣言实亿万斯年之庆，钦惟皇帝陛下缉熙典学、富寿应畴，上承训政之周详，奉徽音而衰。”可见，光绪皇帝也很重视方志的纂修。

二是上行下效，朝廷的重视与提倡，带动了清代地方长官对纂修方志的重视。于是这些诏令的落实者和修志的执行者招聘厚学能文之士，领衔修志，并以此标榜儒雅，争相斗文，造成浓厚的官修志书风气。上文提到的李鸿章延请黄彭年修撰光绪《畿辅通志》，章学诚的第一部志书《和州志》，在未能变成一部官方志书之后，又经删存编《和州志隅》以明志。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学人对官修方志的重视。后来，章学诚通过另外的途径，与永清县宰周震荣结识，得到了编撰《永清县志》的委托，方才一了官修志书编撰的心愿。可见官修志书的编写风气影响了一代修志学者对方志的看法，因此对方志越来越重视了。

还有清代各种学术面向的蓬勃兴盛，也带动了对方志的研究。梁启超说“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0页。乾、嘉之际尤为显著。诸般学术蓬兴，加上人们对方志越来越重视，把修志看作著述大业，比如章学诚认为，“方志可以和古代的国史（周代各诸侯国的历史）相比较”，②[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在《和州志·艺文书》部分，章学诚还用一组文章，阐述了他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学史理论的思想。③[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于是探讨研究之风日进，实践与理论，官修与私撰，交互影响推动，遂使有清一代方志空前繁荣发达。

另外，有清一代的畿辅方志自康熙朝至光绪朝呈现波浪式特点，至光绪年间封建王朝式微而方志编修却再度兴盛，是由方志编修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章学诚在《遗书》中说：“如夫修志者，非示观美，讲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今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④章学诚撰：《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29页。有清一代，畿辅方志编修到光绪朝，无论从理论认识上，还是实践积累上，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之上文所论及的文化成因，所以这一切叠加综合在一起，恐怕也是光绪朝，作为清代已经衰落的一个时期，其方志编纂达到繁盛的一个内在因素。这与整个清代文化发展脉络相一致，王朝渐衰，政治没落，并未影响其相对边缘的其他文化形态臻至一个较长历史时期上的集大成。

二

地域文化研究从空间角度进行考察，此前学界已有学者做了有益的探索，⑤王长华：《畿辅背景下清代天津诗歌的空间特色及文化成因——以〈津门诗钞〉为中心的讨论》，《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倘从空间分布看清代畿辅方志艺文志，可见其呈现出两个最基本特点：一是整体上较偏远区域明显繁荣；二是区域内分布，大致围绕经济文化中心而繁荣，但此特点在港口与内陆表现又有所不同。

（一）整体上较偏远区域繁荣。由上述讨论可知，清代畿辅方志艺文志编修兴盛，但各省、市、区的地方志分布很不平衡，畿辅方志较偏远地区繁荣，其艺文志编修也较偏远地区繁荣。

从全国地域范围看，清代北方许多省份诸如“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方志编修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原先修志发达的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且质量上也不逊色。”①沈松平：《方志发展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据黄燕生介绍，清代一些偏远地区修志数量很少，如宁夏19种，辽宁76种，内蒙古16种，黑龙江12种，青海7种。②黄燕生：《中国历代方志概述》，见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综录（1949—1987）》，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第418页。与畿辅方志编修数量，显然相差悬殊。由此比较，也可见畿辅方志编修盛况之一斑。且因畿辅方志大多著录艺文，艺文志编修亦兴盛一时。比如盛京清代方志仅有68部，而这68部方志仅有17部著录艺文，较畿辅方志艺文志更远远不及。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元、明、清三代皆建都于北京，政治中心的转移，必然带动经济、文化的变化，方志的纂修自然也居于较为领先的位置，不仅从纂修数量看，其远多于一些偏远地区；而且从纂修质量看，优秀而成熟的方志作品也在在可数。

省志中如光绪十年（1884）刊行的李鸿章和张树声修、黄彭年撰《畿辅通志》300卷，为历来学界推评的佳作精品，纂艺文五卷，凡例中云：“艺文只载书目，不载诗文，史例也。今于经史子集四目外，增方志一类，凡直隶统部及府厅州县志书，无论是否畿辅人所撰，皆编存其目，取便考察。数目较多，故不列入史部。至诗文有关事实者，采注各条之下；无关事实者，虽有佳章，不录。”只载书目、不载诗文，应该是遵《汉书·艺文志》体例而来。但是，皇帝的文章却依照了康熙《畿辅通志》和雍正《畿辅通志》的体例，在艺文卷首或在志书中占据首要位置，此志卷一至卷七为清朝历代皇帝之诏谕，至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卷八至卷十一为宸章，录清皇帝所撰之碑文、论、序、记、与诗歌。不仅体例明晰，且类目之中，增加方志，充分体现了其集大成的特点。

府志如缪荃孙撰《光绪顺天府志》130卷。缪荃孙在《序志》中云“曰艺文，拟四部之编录，仿七略之解题，卢牟群哲，捃拾绨缃，虽一家之说，杂流之言，皆有取焉，所以使人博览旁搜，抱残守缺，求前哲之秘文，而毋敢弁髦视也。”可见是志之特点，重在博览旁搜，资料完备。

府志中又如郑大进纂修乾隆《正定府志》50卷。收录艺文六卷，编修条理清晰，艺文志诸卷前均有目录，查看检阅甚为方便。其中卷四十九录唐至清诗歌348首。③郑大进纂修：《乾隆正定府志》卷44《艺文》，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其艺文序云：“兹编所录，道在军民，心存兴替，始于谟猷，终之谣颂。其间风物之盛衰，庙社之存亡，天时人事之得失，沧海桑田之沿革异同，事以言传，亦地以文著，义例既皆有取，伪体不妨别裁。后之览者，景前哲之余芬，挹时贤之丽藻，因其兴会所至而求意指所归，庶晓然于文章为经世之大业，可与政治相通。是则余纂志之意也，夫志艺文。”其体例亦称严谨，既重视文章的道与用——景前哲之余芬，也肯定文章的文采——挹时贤之丽藻。

县志如章学诚撰乾隆《永清县志二十五篇》附永清文征五卷。既有文征叙例，又于各体例之前有叙录，文征下分奏议、征实、论说、诗赋、金石。永清文征叙例云：“永清县志告成，区分纪表图书政略列传六体，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时征集故事文章，择其有关永清而不能并收入本志者，又自以类相从。别为奏议、征实、论说、诗赋、金石，各为一卷，总五卷。卷为叙录如左而总叙大指，以冠其编。”①章学诚撰：乾隆《永清县志二十五篇》《永清文征叙例》，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体例严谨，资料保存价值大。

（二）区域内分布特点不一。从地理环境区别看，畿辅既有大面积的内陆区域直隶省各府州县，亦有港口为中心的天津卫，从本地域的内部空间分布来看，它们各自呈现出比较鲜明的区域空间特点。天津方志艺文志分布集中于经济发展中心；而直隶各府州县则较为分散，且县域较为发达。

依目前我们统计，清代畿辅方志大致按照现在习称的行政区域划分，清代石家庄纂修51 部，张家口26部，承德3部，唐山26部，秦皇岛11部，廊坊20部，保定60部，沧州30部，衡水30部，邯郸51部，邢台43部，天津18部，北京30部。

从数量上看，围绕真定府、保定府、广平府、顺德府四个府制所在地，形成热点，其余沧州、衡水、北京、廊坊、天津，亦不在少数，相对而言，只有秦皇岛、承德数量偏少。所以，从整体区域分布而言，基本围绕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呈现出热点区域，但是并没有形成特别大的两极差异性，所以单从数量而言，整个畿辅方志艺文志纂修空间分布比较均匀。

倘从更细致的比较言，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清代天津方志艺文志纂修更胜一筹，整体呈现出明显的集中于经济发展中心的特征。以天津为中心，方志艺文志编修数量大，并且艺文志卷数多；同时所属各县数量小且艺文卷数少。据学者研究统计，清代天津修有卫志、府志、县志共5部。②参见魏东波编著，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编辑《天津方志考略》，长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1985年。《康熙天津卫志》是清代第一部志书，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书，该志艺文在卷四，按不同体裁分上中下纂辑。乾隆《天津府志》录艺文九卷，在卷三十三至三十九。《乾隆天津县志》录艺文四卷，在卷二十至二十三。《同治续修天津县志》录艺文四卷，在卷十六至十九，《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录艺文两卷。与之形成对比，各县方志艺文志数量小且艺文卷数少。蓟县修志3部，录艺文均为一卷。宝坻县志只有2 部，一部录艺文两卷，一部无艺文。武清县志3 部，艺文各录三卷、两卷、一卷，静海县志2部，录艺文均仅有一卷。宁河县志2部，录艺文亦仅有一卷。

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天津在清代的经济繁盛地位相关。“清代天津坐拥海运和漕运的双重便利，成为畿辅文化发展的热点地。”③王长华：《畿辅背景下清代天津诗歌的空间特色及文化成因——以〈津门诗钞〉为中心的讨论》，《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而这样的空间分布特点，恰恰与天津诗歌的空间分布大体一致：“天津诗人集中于城市，诗歌创作也多在城市开展，县域的诗歌很不发达，这与清代天津的经济、交通地位重要性的提升过程是一致的。在空间分布上，天津诗歌核心区与经济核心区大致重叠。”④王长华：《畿辅背景下清代天津诗歌的空间特色及文化成因——以〈津门诗钞〉为中心的讨论》，《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我们考察直隶各府州县志艺文分布特点时，发现它与天津方志艺文志集中分布的特征形成了对比，分布较为分散，且县域较为发达。有意思的是，这与王长华先生考察清代天津诗歌的空间特色所得结论大体一致。“而畿辅地区内陆型文化区域诗歌的空间分布则相对分散，县域诗歌较为发达，这又与农耕文化的特点相一致。”①王长华：《畿辅背景下清代天津诗歌的空间特色及文化成因——以〈津门诗钞〉为中心的讨论》，《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我们以石家庄区域方志艺文志为例，以真定为中心，修府志、县志共3部，而其他各县有3部志书并均载艺文志的达到7个，包括元氏、赞皇、无极、新乐、高邑、晋州、栾城，并且有四个县超过了3部，分别为平山、赵州、束鹿、行唐。

其分散性还表现为，方志艺文志中的优秀之作，不仅仅有通志、府志，还有县志。通志与府志编修，无疑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影响，而县志编修且优秀者，则能说明其分散性。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一些县志的艺文总序中窥其一斑。

陆陇其修、傅维枟纂康熙《灵寿县志》十卷，素受行家好评，被推为一代名志，对后志编修有较大影响。其艺文志在卷9至卷10，分上下。一般方志艺文志照例有本地八景，但本志则“悉不载”“无取于景”。艺文志中亦无诗赋体裁。艺文上前有序云：“经史子集皆艺文也。班固作艺文志，止载其篇目而不录其文，以其不胜录也。后世郡邑志，网罗一方之文，汇而存之，亦谓之艺文志。详略固各有宜矣，然糠粃杂陈、珷玞并列，君子亦无取焉。去其繁冗，存其精要，斯为贵耳。灵寿虽蕞尔，前人之著述有可颇采者，列为上下两卷。其上卷皆关一邑之利弊，下卷则邑人之言关系天下学术政事者也。”②陆陇其修、傅维枟纂：《康熙灵寿县志十卷》卷9《艺文志》，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体现了艺文志“重视文章主旨”的编纂思想。灵寿是“真定三十二州县中最为瘠壤”的地区，所以文献多散佚，本志鉴于此，保存了许多资料，如艺文志中的《均粮碑》《禁革十弊碑》《俚语集》以及民谣等都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状况较为重要的资料。

《光绪巨鹿县志十二卷首一卷》，艺文在卷十二。该志受陆陇其《灵寿县志》影响。艺文志下分前编、后编、续编。续编为杂体诗。其艺文志总序云：“班固汉书载艺文志，自后作史者往往因之。县志之有艺文，特一邑之文献耳。今仿灵寿志分为前后编。关一邑之风俗政教者，列于前编；关一人之学问经济者，列于后编。无甚关涉，虽美弗录。至于诗以道性情，古近杂体，亦得附于末。此邦之文献借以永传焉。志艺文。”③凌燮修，赫慎修、夏庄麟纂：《光绪巨鹿县志十二卷首一卷》卷12《艺文》，光绪十二年（1886）刊本。其纂修严谨，且有例可循。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使一方文献永传于世。

又如，《新修高邑县志八卷》艺文考总序称：“考献征文，志事也。姑夫成壹家之言，纪一时之事。徵乎题詠、著乎见闻，苟无关风土、足以备采于輶轩者无取焉……以备壹方全书……”④江启澄修，林鸿瑛纂：乾隆《新修高邑县志》卷8《艺文考》，乾隆四十三年（1778）抄本。又如，雍正《直隶深州志八卷》，艺文总序：“艺文总序：“刘应民曰，文也者，载道之具也。然文不本诸道，则膚靡而无当于实用。故絺章绘句者，只为雕虫小技，即工如风云月露，于世教奚补哉！所载纪述题咏诸作，皆大方家手笔……采风观俗者尚其有考于斯。”⑤徐绶纂修：雍正《直隶深州志》卷8《艺文》，雍正十年（1732）刻本。其思想与《光绪巨鹿县志》编撰理念几乎是一样的。

由上可见，这种没有太大差异性的区域内空间分布，与直隶属内陆型文化区域有关。因为是农耕文化，相对比较封闭，多承续原有的地域文化底蕴，也就是说它受历史文化影响似乎比现实更大。所以，考察方志艺文志与清代文化精神的关系，是畿辅内陆区域的重要研究方法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