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斌

(陕西理工大学 图书馆，陕西 汉中 723001)

王懿荣(1845—1900)，字正孺，一字廉生、莲生，晚署直庐花衣、养泉居士、养潜先生。登州府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人。光绪六年(1880)考中庚辰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授国子监祭酒，官至侍读。自幼酷嗜金石文字，收藏金石碑刻，精于铭文考订，1899年，他从龙骨中发现有字龟甲，鉴定为古代文物，大量购藏并加以研究，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著名金石古物收藏家、研究者。

赵之谦(1829—1884)，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伪叔，又号悲庵、无闷等。晚清著名书画篆刻家、金石学家，着有《汉学师承续记》、《六朝别字记》等著作，书法诸体皆精，将碑学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实践中，篆刻取法广泛，上溯秦汉，旁及清代流派印，书画篆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赵皆为晚清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大师，赵之谦长王懿荣16岁，二人皆酷嗜金石，因科举考试的机缘相识于京师，并以寻访金石、书籍流通、互通信札等方式成为莫逆之交，进而推动了彼此间金石学、古籍版本等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清代同光之际，虽国势日蹙，但私人金石收藏和书画交流活动之热度丝毫未衰，参与金石收藏和文字考订人数之多也不逊前代。这些私人金石收藏家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上有侯王、贵戚、官宦，下有一般士子，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因为相同的兴趣，王懿荣与赵之谦相识并相交。

一、京师订交

我们可以从赵之谦的信札中考证出王懿荣与赵之谦究竟相识于何时、何地。赵之谦在一封致好友魏稼孙的信札中云：“都中新交王莲生，山东福州人，大访碑刻。弟出都时，渠方遣人至海畔，觅《杨举祠碑》，不知得否，未见信……”[1]。考察赵之谦生平，赵之谦在同治七年(1867)参加第三次礼部会试，名落孙山，对于通过科举入仕，他已心灰意冷，于是在同治七年(1868)到九年间，积极作书作画，筹集银两，降志捐官。赵之谦于同治八年四月从京师南归故里，同治十年三月再次入都，在此期间来往于绍兴、杭州、温州一带，为魏稼孙所书此封手札，应为同治九年(1870)二月四日。据此，可推知王懿荣与赵之谦相识应在同治八年(1869)四月南归故里之前的京师期间，时王懿荣24岁，赵之谦已41岁(1)① 邹涛先生对二人相识时间已有考证，认为二人相识时间在“同治八年四月归故里之前。”，邹涛先生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信。参见邹涛《赵之谦年谱》，210页。

王懿荣与赵之谦之间的相识，有一位重要的中介人物，即晚清权臣潘祖荫。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庵，苏州人，晚清金石学界的重要人物。潘祖荫与赵之谦虽年龄相仿，但在仕途上却春风得意，咸丰二年(1852)便以一甲三名得中进士，授编修，迁侍读，入值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此后曾多次主持会试、乡试。同治三年(1864)，潘祖荫授左副都御史，官拜三品，也就是这一年，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赵之谦为潘祖荫治“吴潘祖荫章”白文印[2]。潘氏所用名印、斋堂印及藏书印多出赵之谦之手。潘氏酷嗜金石，广交友朋，赵之谦、吴大澄等均是其金石收藏与研究的重要帮手。在赵之谦现存信札手迹中，与潘祖荫书信数量最多，共计有114通，在赵与潘的通信中，多次提及“莲生”，可见二人相识与潘祖荫有莫大关系，潘祖荫虽为朝中权贵，但对赵之谦书画印章及学问颇为赏识，“恒置诸宾客之首”[3]，但赵与潘之间确实存在一种落魄文人与朝中权贵之间的攀附关系。

至于王懿荣与潘祖荫之间，又于年龄和地位的悬殊(潘比王年长15岁)，为师友关系，王懿荣尊称潘为“潘文勤师”、“潘师”[4]，潘祖荫由于位高权重，且酷好金石，故“生前藏弆金石，甲于海内”[4](P203)，王懿荣曾作《消夏六咏和潘郑庵侍郎师》6首，所谓六咏即《拓铭》、《读碑》、《论印》、《品泉》、《还砚》、《检书》，关于此六首诗作的写作背景下文将细谈。从上面所录“和潘郑庵”诗的题目，可以得知王懿荣与潘伯寅交游主题不外乎金石、书画、藏书三大类，而此三类也为赵之谦兴趣之所在，王懿荣与赵之谦相识，以潘祖荫为中心，以金石、书画、藏书为媒介，形成了金石文化交流圈，“在晚清的同光时期，这些不同圈子的交往对象中，官居清廷高位的潘祖荫是一个纽带式人物，他不仅是京师金石文化圈中金石收藏的翘楚，更是各地金石同好盼望联络的对象。”[5]

二、赵之谦旅京期间二人交游

考察二人生平，王懿荣15岁便随母来京，住在父亲王祖源兵部主事任所，咸丰十年(1860)父亲奉旨回籍办团练，他随父亲回过家乡登州，曾就学济南。同治六年(1867)，王懿荣与黄夫人在保定成亲。同治十一年(1872)，父亲简放四川龙安府知府，王懿荣并没有随往。也就是说他自15岁入京后，除在济南、保定短驻外，长期定居京师，王懿荣在京主要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赵之谦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至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前，4次北上入都，主要目的也是参加科举考试。正是此种机缘，使得两位杰出金石学家在京师相识，从而成为清末京师金石文化群体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同光时期京师金石文化群体主要包括如下几类成员：一是相对固定活动在北京的，主要成员除潘祖荫外，还有王懿荣等；二是在各地任职，致仕后寓居北京的，如鲍康等；三是多次来京参加科举考试，后到地方任职或归里的，如赵之谦等；四是科举成名后在各地流动任职的，如吴大澄、张之洞等。”[5](P20 )长年定居京城的王懿荣和来京应考的赵之谦因为金石收藏共同志趣从而相互引为知己。

(一)金石之交

王懿荣与赵之谦皆喜金石、酷收藏，王氏在其著作《南北朝存石目·叙例》中谈到：“始自壬戌，迄今辛巳，前后十九年中，探索借读，往返商榷者，为胶州匡鹤泉师、吴县潘郑龛师、江阴缪炎之师、潍县陈寿卿丈、诸城尹慈经秀才、会稽赵伪叔大令、吴县吴清卿太仆、光山胡石查户部”[4](P81)。如上文所述，王懿荣遣人远到海畔，寻觅《杨举祠碑》，对此赵之谦也极为关注，并致信其金石好友魏稼孙。

赵之谦在京师期间，常常来往于琉璃厂等地为潘祖荫搜寻金石、古籍椠本，在为潘祖荫一幅信札中，叙记买得古镜之事：

镜已买得，椭圆铜边一对。计市平松银七两五钱。原条奉上，祈饬纪一人足矣。持条连银往取为要。宝名已查得主名乃胡石查，伊切属勿追根，求之再三，可属莲生密探，以石查诡秘一流故也。嫁名于文，亦石查之说也。同雅价廿千收到。之谦顿首。[6]

此封信札未记年月，邹涛先生考证此札应为赵之谦同治八年至同治十一年之间所书，应该可信，从书信中透露出以下信息，其一：信札中所提胡石查，即上文王懿荣所述“探索借读，往返商榷”金石好友之一，可见胡氏与赵之谦亦相识。其二：王赵二人，确实与潘祖荫存在一种普通文人与朝中权贵的依附关系，尤其是赵之谦“寄居京城，衣食仰人，潘赵两人身份地位差距悬殊，赵之谦为日后求一出身计，需要借重潘祖荫”[7]。而王懿荣在此间，科举之途也不顺畅，但由于父亲为朝中权臣，长年定居京师，境况应比赵之谦稍好。其三：从赵之谦让潘祖荫遣王懿荣“密探”古镜主人可知三人关系之亲密无间。

现存一通未署年月的赵之谦致王懿荣信札，札文虽短，是他们金石交流的又一力证：

玉签拜赐，小价蒙赐，可愧也，已饬领谢。弟谦顿首。[8]

玉签为古代用以报更漏的玉制的筹，王懿荣低价赠与赵之谦，赵氏致信王懿荣古物已经领到。

赵之谦虽比王懿荣年长16岁，但因家庭背景、兴趣志向等方面的不同，在仕途方面差异很大，赵之谦虽早年中得举人，但在同治元年至同治十年期间，4次考进士皆不中，从未谋得一官半职。但王懿荣因家族地位显赫，境遇却完全不同，王氏一共参加了8次乡试，第一次是同治元年(1862)壬戌恩科的顺天乡试，三场考完，皆落榜。与参加第一次乡试的同年，王懿荣与黄兰成婚。同治三年(1964)，王懿荣岳父担任丘县知县，同时捐办天津海防，朝廷予以一定奖励，这项奖励可以移给自己的子弟亲属。岳父就将此项殊荣给予王懿荣，同年六月王懿荣到户部任额外(侯补)主事。

同治十年(1871)三月，赵之谦第四次参加会试仍一无所获，此时他已对科举之途心灰意冷，唯专侯拣外放。第二年的3月，赵之谦以国史馆誊录议叙分发江西，在京漂迫的生活暂时划上了名号，出都前，赵之谦为王懿荣治印两枚。一枚为白文印“王懿荣”；另一枚为朱文印“福山王氏正孺藏书”[9]。据赵之谦族侄赵而昌记叙，“诚如先生(赵之谦)自己所说：字画卖钱，赖以存活，尺度可以宽些，而刻印则限于同道知已，以及相知极深的朋友”[10]。此两枚印章是两人深厚友谊的又一力证。

(二)藏书之交

王懿荣与赵之谦除皆酷好金石之外，藏书、刻书也是他们二人的共同志趣。王懿荣出生于山东福山名门望族，此家族也是山东著名的一个刻书家族，“王懿荣博学多识，于书无所不窥，多所独创。尤笃嗜金石文字。及官京官，食不兼味，每至厂肆见宋元旧本及古器物，必尽力购置，典衣质物亦所不计。宋元以来迄于清朝精抄旧椠，目览手觏，靡所不窥，凡版本之佳恶，点画音训之淆论，钩考说密，洞若观火”[11]。赵之谦早年便喜好收藏书籍，惜于咸丰间毁于战火，后来刊刻《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四集，“丁泳之云：在京曾见赵伪叔，所藏书皆秘册也”[12]。

清代京师琉璃厂为古籍椠本及古器物的流通提供了重要的场地，各地书贾、文物贩子汇集于此，古籍椠本、金石拓片在这里都可以自由流通，梁启超称琉璃厂为京师士夫之公共图书馆。从现存赵之谦、王懿荣信札等信息可以了解到二人经常出入于琉璃厂搜求金石、古籍。王懿荣是著名的刻书家，其刻书多借赵之谦之助，朝鲜金正喜辑《东古文存》成书后，金氏于道光朝“入使中国，手书以饴汉阳叶东卿兵部志诜，原本辗转归”赵之谦，赵于同治十一年(1871)为王懿荣“录副以赠”[13]，使该书得以刻入《天壤阁丛书》。王懿荣得赵之谦之助尚有《周公年表》写本，同治五年(1866)王懿荣求得《周公年表》手稿于山东“掖林牟贻家”，王氏将《周公年表》作者次子所刻湖州本与赵之谦藏汉阳叶氏钞本，“假以校正，则与林氏藏稿悉合”[14]，使得《周公年表》得以三本对校而成。而赵之谦藏书、刻书也借助王懿荣。赵之谦曾托王懿荣在琉璃厂求购马邦举《书传略考》，后王氏“家经乱后，存稿久佚”，赵于“敞肆故纸得之，如遇异宝”[1](P153)。现存一通赵之谦致王懿荣信札，记录了二人书籍交游之事：

缂丝料二方奉上。邹氏书恳请吾兄代孝翁一寻，速付观为要，弟须摘录数十条也。莲生仁兄。弟谦顿首。[15]

从信札中可知，赵之谦著述需“邹氏书”，以便摘录数十条参考，托王懿荣代为寻找。另外有两通，是关于孤本善籍《日本一鉴》往还之事，虽为赵之谦写与潘祖荫的信札，但皆与王懿荣相关，赵之谦将书奉上并修书潘祖荫：

郑氏《日本一鉴》奉上，(其书甚陋，虚字亦多异用，盖明之商人少通文字者。然自是孤本，不可多得之品，且视《日本考》为详)，求阅后题字以宠之。莲生所图事，姑留以俟之。凡天下事，以有意无意为之，则不累己，亦不憾人，此禅悟之至感者。其根旨则所谓着想即非也。之谦顿首。[6](P248)

在潘祖荫还回此书后，赵之谦又回信：

《日本一鉴》收到。王莲生昨夜无信来，今日看书之说必确也。姑静候之，再看机会。好在断不急催，则宽而圆矣。之谦顿首。[6](P248)

通过以上两通信札我们可以看出，在赵之谦和潘祖荫之间，王懿荣常常作为纽带式人物，笔者认为，王氏应该经常为二人传送书信，寻找书籍、古物。《日本一鉴》为明代郑舜功通过两次赴日考察后，将其经历悉心研究完成的专著，赵之谦和王懿荣等人对日本史籍的关注体现了清末鸦片战争以来，对域外文献的重视。

其中另两通信札内容涉赵之谦与王懿荣二人为潘祖荫搜求宋元本《史记》之事：

昨晚廉生来此，询及《史记》事，谦对以朱藏则真，钱藏则伪，不惟不当索千六数，亦不宜给五六数。前许数目，廉生并未告前途也。书则俟世叔鉴定后再议。要则仅能与百余金，再加，不能逾三数。延陵处则须开心见胆，与之破疑，亦不准妄冀巨资，廉生亦以为然。此事须照此办理，方为允协。今日廉生已往设法取书，并查钞配卷数矣。先此奉闻。之谦顿首。[6](P249)

王懿荣“设法取书”后，将《史记》交与赵之谦，赵之谦细加鉴定后，再为潘祖荫书信札一通：

《史记》第一函看过，内有抄配，抄甚劣。所抄之本亦寻常本。板本则有北宋，(印颇精。)有元刻，钱遵王跋及印皆不确，朱竹君物则确。朱少河跋，珍重之至，其中论钱本亦有微词，则少河亦不执定钱本，惟宋本可信耳。装潢亦朱氏装潢，非钱氏旧式也。此书须请鉴定，方可定去取。廉生已与前途力言之，必得见也。顷二次趋谒不值，特飞报，庶下车即知消息矣。之谦顿首上。

书中有顾仁效印，有毛子晋(伪)。毛褒(伪)诸印。遵王跋则乾隆间人所书，印尤恶状。[6](P248-249)

从以上两通信札可知，赵之谦精深的古籍版本学知识，通过藏书印、跋文、装潢对书籍版本进行了鉴定。现存赵之谦致潘祖荫114通书信中，大多与藏书事类有关，其中一封信札记录赵氏根据避讳鉴定古籍，在鉴定20行小字本《九经》时，通过“宋讳仅避‘贞’、‘恒’二字”，从而鉴定此书为“宋刻明翻本”[6](P250-251)。据程仲霖先生研究，在同光之际金石交游圈中，潘祖荫接触最多的是王懿荣，潘氏致多人函札也托王懿荣代办，出力最多，受责问亦最多，但潘祖荫访书多赖赵之谦及其友人胡澍[5(P20-21)]，根据上面几通信札可知，确非虚言。

(三)文人雅集

同治十年(1871)五月，张之洞发起龙树寺大会，由当时文坛首领潘祖荫主萌。“是日会者，有无锡秦炳文、南海桂文灿、元和陈倬、绩溪胡澍、会稽赵之谦、李慈铭、吴赓飏、湘潭王闿运、遂溪陈乔森、黄岩王咏霓、钱唐张预、朝邑阎乃兟、南海潭宗浚、福山王懿荣……。”[16]

“吟诗消夏”成为此次雅集的主题，由潘祖荫所倡《消夏六咏》为最盛，王懿荣在此次集会中，作《消夏六咏和潘郑庵侍郎师》六首，笔者录原诗于下：

《拓铭》

彝鼎何所得？名山与大川。椎来文不识，姬孔未生前。

《读碑》

裴岑以后碑，止此沙南石。重订侯获名，先生今六一。

《论印》

刀币与彝鼎，斯文并可观。我今见周印，据以补周官。

《品泉》

古文泉最寿，傅会到羲皇。若说汉新莽，钱中合作王。

《还砚》

墨妙断笔砚，一朝去复来。何当收费凤，重续小蓬莱。

《检书》

宋元慎雕刻，文字惟求旧。散尽千黄金，犹难一时购。[4](P104-105)

由于此六咏唱和者众，潘祖荫将诗作刊发印行。在这此集会中，因为李慈铭(2)李慈铭(1829—1894)，字爱伯，晚号越缦老人，会稽人，擅诗词古文，与赵之谦为中表，在《越缦堂日记》中对赵之谦屡有诋毁。与赵之谦从青年时期就不协，两人虽参加了此次雅集，却并未和诗。

三、赵之谦宦游江西期间二人交游

赵之谦在同治十年(1871)二月，会试不第后，呈请分发江西试用知县，直到第二年3月出都准备赴任。相比较而言，王懿荣仕途较顺，王氏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便以贡监身份签分户部，直到光绪六年(1880)，应会试连捷，最终以朝考一等第三名授翰林院庶吉士，他们二人虽然天各一方，但仍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

目前现存三通赵之谦致王懿荣信札，全部影印收入《日本藏赵之谦金石书画精选》中，其中可考明确记年的为赵之谦于光绪五年(1879)在鄱阳任上写给王懿荣的信札，原札文长达千馀字，笔者摘录重要内容于下：

莲生仁兄足下：前闻入蜀，故未奉书。今夏见邸钞，知尊公调成都。方为喜跃，且徧告同人，言强项者亦有见赏时。……大着记文，已为略易数处，题端亦书之，请詧入。弟自去夏，权篆鄱阳，著名巨区，而有名无实。兼值洪水为灾，小民几为鱼鳖。本年正月已求退，而上台不许。遂办阅兵、院试两差，亏至三千金。幸留半年，年谷顺成，得以补苴。冬漕开征，奉檄解任。综计此次，无盈无绌，若再留三月，则可以引疾。……旧如枯僧，今还俗矣。独不得为田舍翁耳。足下视我境界顿易，此弟所为惆怅。然足下方刻书成，而弟在此八年，竟不能一日摊书坐案头。……然举步看虫蚁，远不如足下以悠游郎署毕所著书，则所为慰藉者也。拉杂书此，以当一谭，余俟后寄。此承起居。弟期之谦顿首。……[8](P90-98)

信札述及王懿荣入蜀之事，参考《王懿荣年谱》可知，王氏确在赵书写此封书信的前一年，即光绪四年(1878)三月“乞假赴蜀省亲”[4](P469)。信札所述“大着记文”应为王懿荣著作《天壤阁杂记》，从中可以了解到，王懿荣将著作寄与赵之谦，赵氏略事修改，并题写书名，可见赵之谦的金石学修养对王懿荣著作的深刻影响。信札中段，赵之谦细细交待了他在翻阳为官的现状及生活境况，是研究赵之谦晚年生平的重要史料，进而可以进一步认定二人关系确非泛泛之交。

光绪五年(1879)十月八日，赵之谦卸鄱阳县任，光绪六年(1880)，已经52岁的赵之谦客居南昌，等待轮委，而远在京师的王懿荣在此年(35岁)会试联捷，仕途通达。对于此年的会试，赵之谦还是很关注，在写给好友潘伯循的书信中谈到：“本年会试中式诸人，颇有一二贤者，(一于姓人，学问最好。汪宗沂亦好。)王莲生可谓得意，亦穷极而通也。兄无志上进，又无财干进，老境将来，兼以多病，现将平昔撰着稍稍料理，将来刻完，便算了帐……。”[1](P475)书信中透露出对老友王懿荣会试联捷的羡慕之情，而感伤自己仕途偃蹇、老境将来。

四、结语

综上所知，王赵二人的交游始于同治八年(1869)，终于赵之谦殁年即光绪十年(1884)以前，前后长达10余年，在他们二人的交游过程中，互相学习，资源共享，为金石学、古籍版本等方面的研究做出来了一定贡献。

赵之谦为书画大家，而王懿荣侧重点在金石、学术，王氏虽不以书画名世，但在赵之谦的影响下，也渐渐“亦有书画之迷”，并感叹“好画真是引人入胜也。”[4](P232)他曾为董其昌《松雪鹊华秋色图》、朱野云《祭砚图》等画题诗。王氏擅长碑帖鉴定，曾鉴定《快雪》初拓三种和《快雪》残本为“初拓云峰”[4](P256)。可以说王懿荣艺术方面的修养，深受赵之谦的熏染。

王赵人皆为晚清杰出金石学家，王懿荣注重金石考证，而赵之谦更注重以金石入书画，虽各有所侧重，但二人通过金石、书籍等方面的交游，使彼此的学问更加丰实。二人才学相当、相互钦羡，王懿荣早负博名，京都名流和入京士子都以见他一面为荣，“王懿荣在答拜友人时有三种名片。对只能工制八股文者，有楷书名片；对稍通古今学却无专长者，用隶书名片；而对专精汉学，又旁通金石者，用小篆书体的名片。”[17]赵之谦早年便以书画篆刻成名，入京之后，虽科举无果，但“四方贤俊会集辇下，争来识府君……。一纸之出，珍逾球琳。论者谓国朝二百年来多媾也”[18]。可以说赵王二人的相交为晚清一道亮丽的文化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