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潞

由日本立教大学文学部、亚洲地域研究所上田信教授所著的《东欧亚海域史列传》中文本,于2018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入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主编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该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寇淑婷博士翻译自上田信教授的日文书稿。上田信教授先于2005年出版了《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日文版，讲谈社，2005年)[注]此处仅列日文版是为了显示该书最先发行的版本(后文亦如此)，中文版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该书以贸易为视角，以通史的形式论述了14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长达500年的中国历史，作者在这本书的附录中为涉及的主要人物撰写了略传，之后又有《中国海域蜃气楼王国的兴衰》(日文版，讲谈社，2013年)以人物列传的方式描绘了足利义满、郑和、王直、小西行长、郑成功等人物创建海洋王国的努力如何接替又最终失败的历史。

《东欧亚海域史列传》在《中国海域蜃气楼王国的兴衰》基础上继续从人物视角出发阐释海域世界的历史，以人物评传的体例，通过足利义满、郑和、王直、郑成功、陈宏谋、威廉·渣甸六位人物的出身、成长经历、性格特征来审视和构建海域历史。这三部专著从不同维度叙述贸易体系下的海洋历史，内容和论点多有关联，被作者称为“东欧亚史三部曲”。上田信在《东欧亚海域史列传》的绪论中提到了撰写《史记》的司马迁，深深对其“本纪”“列传”两大体系构成的纪传体写法产生共鸣，这大概是优秀史家在撰述过程中产生的共同的书写欲使然。人是创造和承载历史的主体，正是因为作者长期对活跃在东欧亚海域中的人物经历抱有深刻关切，该书颇具生动的画面感和可读性。不过，该书并非按照时间顺序面面俱到地叙述人物生平，而是围绕东欧亚海域的贸易体系这一主题展开，将在东欧亚海域活跃的六位人物事迹分别放置在朝贡体制(足利义满、郑和)、海洋王国(王直、郑成功)、互市体系(陈宏谋、威廉·渣甸)三个时代中娓娓道来，人物陆续登场，历史帷幕落下又揭开。因此，该书有利于了解六位人物在东欧亚海域世界中的影响力和独特性，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海域人物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近二十年，以海洋为视角的跨国界研究已成为叙述近五百年全球历史的重要方法，相较于广义上讲的海洋史，以“海域史”冠名的研究成果不仅力图超越国家国民叙事框架，在全球视野下审视海域世界，往往更为注重考察海域范围内的人员、物质、信息、文化的流动与交汇，探寻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关联。尤以日本对“东亚海域”的关注最为集中，学者们将单一的“国别史”和“中日”“中韩”“日韩”国家间的交流史推向海域范围，进行多视角、跨国界的整体探讨，希望能够在去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对自身历史做理性反思。这些研究以大型项目或海域史研讨会的形式推展，例如由日本文部省资助的项目“东亚海域交流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的跨学科研究”(2005-2009)对东亚海域与日本在区域中的位置进行了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前期参与学者来自60余所日本国立大学的134名中青年学者，后期也有中国高校和学术机构参与其中。作为项目的成果之一——《东亚海域丛书》由东京大学小岛毅主编(日文版，汲古书院，2010-2013年，20卷)，汇聚了学界东亚海域史的前沿成果。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如桃木至朗、羽田正、中岛乐章等，编著了诸如《海域亚洲史研究入门》(日文版，岩波书店，2008年)；《从海洋看历史》(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东印度公司与亚洲的海洋》(日文版，讲谈社，2007年)、《南蛮、红毛、唐人：16-17世纪的东亚海域》(日文版，思文阁，2013年)等著作。

上田信是东亚海域史研究的重要力量，该书将海洋作为研究基轴审视人物，由此展开的诸如国际秩序、贸易活动、人员往来、港口历史、情报流通等方面的讨论，体现了作者对东亚海域史已有成果的承接。如书中所言，他的海域史研究并非起始于海边，而是发端于2004年云南考察时偶遇台湾妈祖信众的经历，对内陆与海洋、中心与边缘的思考将他的视域推向更广阔的时空。该书继《海与帝国》之后仍将研究范围锁定在“东欧亚”，以蒙古帝国忽必烈向中国海域的远征为开端，一个个海洋人物由此登上贸易体系下的历史舞台。上田信的“东欧亚”包括了东北亚、中亚、东亚以及东南亚、印度的一部分。为了明晰海域人物活动的场域，该书将其进一步区分为“大陆的东欧亚”和“海洋的东欧亚”，大陆的东欧亚包括了青藏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都市群、蒙古高原、中国东北部、朝鲜半岛、日本九州、菲律宾、东南亚岛屿、印度亚大陆的东半部等广阔地域。而海洋的东欧亚是指“由日本海、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孟加拉湾以及与之接壤的陆地和岛屿构成的空间” (第27页) 。这一世界地理用语中的概念很好地凸显了近五百年历史中海洋亚洲与内陆亚洲的连接与互动。

作者将元明清五百余年的历史分为朝贡体制、海洋王国、互市体系三个时代，以海洋为媒介的贸易圈在作者笔下不断拓展，这也使得该书出现的主角均为海洋贸易视角下的人物，这当然是延续作者由贸易审视海域历史的方法。不过，急于建构体系让作者萌发出不少新的观点，也极易陷入被质疑的境地，相对于学界围绕“朝贡”与“互市”概念的内涵和实态展开的谨慎讨论与反思[注]冈本隆司认为，“互市”一词是在探讨明代“朝贡一元体制”时的一个反命题，不应该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下被用于清代的通商及体制。檀上宽认为，“互市数量的扩大，与互市的体制化，并非同义之事。”廖敏淑认为，互市是自宋至清东亚海域长期存在的贸易形式，她也并未将其用来概括整个清代的对外关系。见冈本隆司：《“朝贡”、“互市”与海关》，载《史林》第90卷第5号，2007年。檀上宽：《明朝对外政策与东亚国际秩序——朝贡体制结构的理解途径》，徐冲译，载《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 2009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廖敏淑：；《清代の通商秩序と互市—清初から両次アへン戦争へ》，载《中國近代外交の胎動》，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版等。，该书以“朝贡体制”(作者认为是1380-1560)、“海洋王国”(作者认为是1560-1680)、“互市体系”(作者认为是1680-1860)概括特定时代的贸易体系和国家关系未免过于笼统和宽泛。显然，该书对这些概念的具体内涵、史事依据、节点界定等问题仍需在学术层面做进一步论证和回应。

海洋是地域间交流往来的媒介，而活跃于海域间的人物无法脱离其生长环境和生活时代。上田信早期对于地域、宗族、环境的研究积累深深影响着其对海域史的书写方式[注]『森と緑の中国史——エコロジカル?ヒストリーの試み』，岩波書店, 1999年；『伝統中国――〈盆地〉〈宗族〉にみる明清時代』，講談社選書メチエ，1995年。，这在《海与帝国》中已有体现。在《东欧亚海域史列传》中，作者并未将人物作为实体来研究，或者说止步于人物的探讨，而是深入挖掘人物的行为、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所处的环境。作者注重地方“风土”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对于海域人物的出身地、寄航地、渡航地等进行田野考察，所用资料除了文献，还有图像、考古发现，解析影响海域人物人格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以及文化背景。由于该书讨论的海域人物的出生地、寄航地、渡航地非常的多样化，甚至具有多种隐性的标签，通过多语言资料的收集与分析，探讨每个人物的多重身份。在探讨海域人物个性如何形成的过程中，对其出生地和活动地的资料做整体分析，不断通过将人物放置于特定阶段所处的角色与位置，从而完整呈现和丰富其海域形象。因此，评传中不仅有宁波、月港、广州、大员、马尼拉、巴达维亚等港口历史，也有九州、云南、徽州、闽南、苏格兰等地方历史的勾勒。显然，作者对人物的研究拓深了我们对当时海域环境的认识。

上田信注重对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归纳，同时擅长将抽象的理论和体系运用具体的史事加以演绎，进而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史事和人物。作者将其叙述方法称作“历史系统论”，即从生态(物质)、语义(情报)、社会(人格)三个层面来阐释历史。在将这三种层面交叉应用到人物撰写时，作者特别强调了“人格”，通过对人物的民族、国籍、语言、阶层、生平、经历、与他者的关系等要素的详细研究，从史料中抽离出人物“自我”，进而分析人物行为的多样性和历史轨迹。为了时刻提醒读者注意他者给予人物的称谓、职务以及与他者的关系，作者以海域人物的本名撰写列传，如源义满用了他出生时的名字“足利义满”，郑成功用了 “郑森”，陈宏谋用了“陈弘谋”等等。

在该书尤为凸显的叙述逻辑是：首先，考察人物出生地及其所受的宗教、文化熏陶，包括语言、发髻、着装等细节。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各个地域、多种语言和宗教文化传统的人物经历、行为、言论的阐释，揭示海域人物有着怎样的“政治构想”。“政治构想”是作者在概念上的创新，也是该书的关键线索。这条线索将一幕幕历史景象串联起来，同时使得这些人物脱离了被历史裹挟的被动形象，而成为有着明确目标、创造历史的人物。由此一来，一个个海域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显现出的持续张力，共同对陆地国家产生了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这是作者最终想要表达的。

例如在“朝贡体系”篇章中，通过分析足利义满生活的时代和其背后的武士政权，作者认为，从中国流入的大量铜钱是维持其势力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确立中国与日本的海路安全(所谓“海内无虞”)是足利义满的政治构想。在明朝皇位争夺的机遇下，足利义满获得了与中国朝贡贸易的机会。作者追溯郑和少年生活的云南，分析其祖父、父亲的“哈只”(对完成麦加巡礼的穆斯林的尊称)身份可能对郑和产生的影响，结合郑和后来下西洋过程中在东南亚沿海岛国扶植云南穆斯林长官的行为，作者认为，“在南中国海域创立穆斯林帝国，这是和所向往的构想”(第85页)。“海洋王国”篇章中，王直在日本九州建立了贸易网络，他希望明朝政府承认互市，对这一想法的执行将其卷入政治斗争导致最终失败，徽州商人、儒生等身份对于其政治构想的实现路径影响颇深。作者认为，郑成功是在东欧亚海域真正建立了“海洋王国”的人物，对其个人的成长环境、所受教育、宗教背景(这是继任者所不具备的)的层层解析，让人对于“为何他能够建立广阔的贸易网络”这一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而内陆与海洋的贸易网络正是支撑郑氏海洋王国与清朝长期抗衡的物质基础。

该书以人物视角出发却又超越人物研究，一方面作者注重对人物观念和思想(包括对自身的认识)的挖掘，一方面努力呈现产生人物观念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语境，进而勾画出贸易体系下的海域世界。20世纪以来，在西方史学家的推崇下，人物历史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和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不论是年鉴学派史学家所称的“心态史”，或者文化史学家所称的“意识史”，哲学史家所称的“观念史”，积极引入社会史、环境史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人物的观念和思想成为一种趋势。该书在分析人物性格和观念上同样呈现出多学科的研究特点，通过考察人物行为(抑或说“实践”)和人脉网络，对历史作出综合评价，体现出人物研究的丰富层次和理论意义。

正如前面所言，以“朝贡体系”“海洋王国”“互市体系”来切分东欧亚海域近五百年历史的做法仍有待进一步商榷，而以“政治构想”为线索也是需要审慎的，如果说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本就模棱两可，那么陈宏谋为何能够成为“互市体系”篇章中的重要人物，是需要逻辑支撑的。作为清朝地方官，他并无海洋活动的事迹，却通过一封奏疏对华人归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的确有利于促进东欧亚海域交易的繁荣，但为人口压力下、针对大陆资源短缺采取的应对策略，而非针对海域世界的主动开拓。最后一位“互市体系”中的人物——威廉·渣甸，出生于苏格兰小农场主家庭，作为鸦片商人往来于中国和印度，通过给英国高层提供情报和建议影响了中英关系和中国的近代走向。他提出武力迫使清朝签订条约，让中国“谢罪赔款、开放港口、割让岛屿”，由此建立的中英贸易关系不仅超出东欧亚范围，也已然不是公平、自愿的互市贸易。尽管作者在时刻提醒自己对人物保持客观，特别是在人物评价上极力避免陷入民族与国家的畛域。然而，出身西方资本主义时期的威廉·渣甸，其所谓的“政治构想”与前面几位人物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是历史走向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原因，这是作者未能加以说明的。

作者希望通过讲述超越诸国史的“全球故事”，以期从海洋视角探寻传统国家迈向近代的契机。海洋对陆地国家的影响当然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其中的差别在哪里？关键要素有哪些？对这些问题的考察需要海域史与国别史更好的融通。而且，不论是在中国和日本都采取限制对外交往方针的传统时代，还是在西方国家鼓励殖民掠夺并依靠武力侵入东亚海域的时代，国际秩序、国家体制和政治区隔等因素对海域世界和海域人物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而这本就是海域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