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刚

摘 要：洪武二十二年，兀良哈部归附明朝，朱元璋在大宁都指挥使司以北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加以安置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后，兀良哈部得以进入大宁并与明朝建立通贡互市关系。但双方间的通贡互市关系带有明朝明显的羁縻性质，并因兀良哈三卫犯边或与鞑靼、瓦剌潜结为乱边境，兀良哈三卫在永乐二十二年、宣德三年、正统九年三次遭到明军的正面打击，当然战后随着兀良哈的降附，双方的互市关系并未中断，双方互市关系的中断始于土木之变，并一直关闭到成化十三年，中断近三十年。成化十四年，陈钺巡抚辽东，双方的互市得以重开，并一直持续到万历年间，期间明臣虽有分歧，互市政策始终维系并逐步臻于完善，成为明朝与兀良哈部长期和平相处的重要保证。明人对兀良哈互市政策的开放、理智亦可视为明代前中期明人华夷观念相对理智、开明的一种外在表征。

关键词：兀良哈三卫 臣属 和战 互市 华夷观念

洪武后期，在明军的长期持续打击下，漠北故元军政力量日益衰落，其北方蒙古各部落逐步分化、整合为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其中尤以鞑靼、瓦剌势力雄强，兀良哈为三部中力量最弱者，同时也是与明朝关系最为密切者。洪武二十二年，当时“兀良哈之众数为鞑靼抄掠，不能安处，乃相率归附，誓守臣节”[1]，于是朱元璋在大宁都指挥使司以北的“兀良哈之地”设置了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2]，“以（故元辽王）阿札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帖木儿为指挥同知；海撒男答溪为福余卫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各领所部以安畜牧”[3]。此为明朝招抚、建置三卫属部之始。和田清认为，洪武末年朵颜卫设在屈裂儿河源，靠近朵颜山麓，泰宁卫设在今洮南附近，福余卫设在今齐齐哈尔东边瑚裕尔河附近，后来逐步南迁。[4]而明朝允其入据大宁全境及通贡、互市则当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后，“成祖靖难后，因赏兀良哈，乃改封宁王于江西，徙大宁都司于保定，散置营州等卫于顺天境内，而以大宁全地与之，令其每年朝贡者再。三卫每次使各百人，永为属番，往来互市”[5]。但这样的地理安置无形中却为后来兀良哈部介入、摇摆于明朝与鞑靼、瓦剌和战交往关系中埋下了伏笔，明朝与兀良哈部间的互市也深受影响，双方之间互市的起止、存续也成为明朝与兀良哈部关系变化的晴雨表。但学界以往对鞑靼、瓦剌二部关注较多，于兀良哈部关注较少，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依托《明实录》等典籍对明朝与兀良哈部之互市关系的演变脉络作一长时段的梳理、考述，还请方家指正。

一、明朝前期与兀良哈部的互市关系

总体而言，明代对于属部普遍实行册封、通贡、互市政策，双方于封、贡之外兼开互市，至万历中后期，明朝已在北部边境广行互市，“辽东有开原、永奠之市，宣大有新平、得胜、张家口之市，延宁有红山墩、清水、平虏之市，甘肃有扁都口、庄浪之市”[6]。当然，明朝于属部、属夷的朝贡、互市也有严格的管理，属部、属夷若寇乱犯边也将受到严厉惩治，甚或调整其贡、市政策。明朝与兀良哈朵颜、泰宁、扶余三卫蒙古的通贡、互市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后，“令其每年朝贡者再。三卫每次使各百人，……往来互市”，“其贡：驼、马。其入贡：凡每年圣节、正旦，其入每卫许百人”，“每年朝贡俱从东路喜峰口进”，互市地点则责成保定侯孟善选在广宁、开原水草便宜之处。朱棣允其朝贡、互市之初衷，是期望上述兀良哈三卫“永为属番”。[7]永乐四年，鉴于三卫蒙古以马鬻于明朝边地，来者渐多，朱棣遂于辽东设开原、广宁二处马市，“命千户答纳失里等主之”。[8]

但永乐八年，三卫蒙古“为本雅失里所胁，掠我边卒，又遣苦烈儿等绐云市马，实（为）窥伺”，引起朱棣的震怒，永乐九年，朱棣遣指挥木答哈阿升哥赍敕严斥三卫蒙古头领，令其“即还所掠戍卒，仍纳马三千匹赎前罪”。[9]永乐二十年六月，朱棣亲征鞑靼部阿鲁台，阿鲁台远避漠北，明军还师至杀胡原，因此次阿鲁台之犯边地实由兀良哈三卫相助寇乱为之羽翼，“今阿鲁台狼狈远遁，而兀良哈之寇尚在，当还师翦之。”[10]朱棣遂简派步骑兵二万，分五道并进，朱棣谕诸将曰：“官军至彼，虏必西走，朕以兵从西要之，虏可获也。”至捕虏川，朱棣亲率精骑数万驰赴预定伏击作战区域，命武安侯郑亨、成安侯王通、阳武侯薛禄率大营诸军后行。[11]两天后，与兀良哈数万众遇于屈裂儿河，帝亲率兵击破之，斩杀甚多，《明太宗实录》卷250详细记载了这次明军大战兀良哈部的始末：

上率师至屈裂儿河，虏寇数万余驱牛马车辆西奔，陷山泽中，遇大寇仓猝以其众逆战。上麾骑兵为左右翼齐进，寇望官军势盛欲突而走。上率前锋冲之，斩首数百级，寇自蹂践，死者相枕籍，余众散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军依山而阵。上乘高望之，见寇稍复聚，乃麾兵绕出其右十余里，又急分兵渡河断其后。寇数百人突而右走，尽获之。又麾兵绕出其左十余里，先令甲士持神机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经此则发”又命严阵山下以待，已而，寇尽弃其辎重，驰突而左，上麾御前骑士与山下兵驰追之，寇惊走，而林间神机努竞发，寇大溃，死伤不可數计，余寇尚数百人驰马而走，上曰“必有首虏其中，须击之”，率骑兵追奔三十余里，扺其巢穴，斩首虏数十人，生擒其党伯儿克等，尽收其人口牛羊驼马，焚其辎重、兵器。[12]

次日，朱棣再次率兵“狥屈裂儿河之西，搜捕余寇，杀获甚众”[13]。兀良哈部余众溃散山谷，多来降者。六天后，朱棣从来降兀良哈人口中得知，在屈裂儿河东北面的深谷有兀良哈寇党千余人，即命宁阳陈懋率骑兵五千追击之，“时山谷余寇瞭望，宁阳侯陈懋兵至，皆轻骑遁走，获其男女千余及牛羊马数万，并得所掠边卒男女百余人送御营。”[14]八月，朱棣大军回师至威远川附近，针对兀良哈经常尾随抢夺辎重的惯常做法，朱棣又以精骑千人增兵陈懋，令陈懋与武安侯郑亨合作以辎重为诱饵设伏，武安侯收辎重先行，陈懋以兵伏于险要之处，兀良哈部众果至袭击郑亨所率辎重队伍，“方接战，伏兵跃出，前后夹击之，寇狼狈大溃，死者过半，余寇远遁。”[15]五天后，朱棣军回至威远川，前所分遣诸将亦得胜经大宁还至喜峰口候驾，奏称：“已入寇穴，寇悉众来敌，大败之，斩首数千级，余众溃而西走，尽收其人口孳畜。”[16]此后，再无战事，朱棣下诏班师。明军第三次北征未遇阿鲁台军，鞑靼实力犹在，却在回军途中重创附从阿鲁台为乱的兀良哈部。兀良哈随后不得不贡马谢罪。双方再次恢复通贡、互市关系。

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第五次北征，回师途中崩于榆木川。仁宗继位，仁宗务休兵养民，“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并令武安侯郑亨镇大同，保定侯孟瑛镇交阯，襄城伯李隆镇山海，武进伯朱荣镇辽东。[17]宣宗朱瞻基继位后更是如此，宣宗不以小事轻易言战，但亦不惧战。后至宣德三年，兀良哈万余骑再次入寇，宣宗闻讯亲自率军巡边，在宽河一带以三千精锐与入犯的兀良哈部万余人对战，“虏望我军以为戍边之兵，即悉众来战，上命分铁骑为两翼夹击之。上亲射其前锋，三人殪之，两翼飞矢如雨，虏不能胜。继而神机铳叠发，虏人马死者大半，余悉溃走。上以数百骑直前，虏望见黄龙旗，知上亲在也，悉下马罗拜请降。皆缚之，斩其酋渠。驻跸宽河，分命诸将搜山谷捣虏穴。”此战中，朱棣此前收纳、信用之蒙古贵族金忠和吴允诚（故鞑靼平章把都帖木儿，永乐初来归，赐名吴允诚）皆表现出色。[18]但此战后，兀良哈旋即悔罪，与明朝互市如故。宣德七年、宣德九年明军又有两次巡边，主要与瓦剌势力渐增，特别是宣德九年瓦剌部脱欢攻杀阿鲁台有关，与兀良哈部无涉。总体而言，仁、宣时期明朝与兀良哈三卫蒙古部战事很少，战事规模也不大，双方之间以和平交往、互市贸易为主流，笔者遍检《明实录》，永乐、洪熙、宣德年间均有三卫马市的史料记载亦可为侧证。

二、明朝中后期与兀良哈部的互市关系

进入明朝中叶以后，兀良哈三卫继续南迁，王世贞在其《弇州四部稿》卷80《三卫志》中称，朵颜“自大宁前抵喜峰，近宣府”，泰宁“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福余“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三卫的势力已经逼近京畿防线的前沿。[19]正统九年，兀良哈三卫蒙古势力有所恢复，再次寇边，明朝发兵20万分四路征讨，将其击退。但仍允其通贡互市。正统十四年，也先入犯，三卫之人又往附也先。成化元年，孛来遣使入贡，三卫之人混杂于其间“来京窥视。朝廷待北使礼厚，（兀良哈）以为国家畏强者，由是常挟北虏为重以结昏” [20]，引起明朝的高度警惕，土木之变更是令明朝举朝震惊，广宁、开原马市在土木之变至成化十四年之前的这段时间亦不再见于史料记载，当被明朝所关闭无疑，显然明与兀良哈三卫互市的衰废与三卫蒙古往附也先、也先又使明朝遭受土木之变有直接关联。

兀良哈互市之转机始于陈钺。成化十二年七月，宪宗以陈钺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21]，成化十四年陈钺奏请重开广宁、开原马市，“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以互市之税充抚赏”[22]，“朵颜诸夷每月两市”，互市亦有严格的禁例管理，“每为市，令参将及布按司官一人监之，有侵刻者重罪之，庶无激变之患”，陈钺强调“立马市，非资外夷，马以为中国之用，盖以结朵颜之心，撤海西之党”[23]。正德八年，礼科给事中傅钥奏陈边备五款，其第五款即申严广宁、开原马市之禁：“广宁、开原旧设马市，所以羁縻诸夷，互市之日宜严为之禁，其各城索赏夷人俱出百里外使之驻牧，或近塞垣者即驱逐之，则在我无取衅之端，在彼知潜入之戒矣。”武宗下诏予以肯定，且谕令：“马市验放夷人入市，务依期出境，禁其夹带弓箭之类，非互市日不许辄近塞垣。管马市官并备御军士有诱取夷货纵令入境及私交通、漏泄者，罪不赦。”[24]广宁、开原马市与允其通贡相配合，对于稳定、加强明朝对兀良哈三卫的管控总体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正德至嘉靖年间，三卫蒙古中泰宁、福余受到察哈尔部东迁的挤压，近乎溃败，唯朵颜独盛，亦与北方鞑靼蒙古通好，“受其假道长驱”，或“阳顺阴逆，累肆侵噬” [25]。明臣因此也对广宁、开原马市之设多有非议者，只是明廷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万历二十六年，辽东巡抚张思忠奏，“土蛮之子扯臣憨纠合小反青，每年既得市赏，又要比照宣大赏，时肆抢掠”，明廷从其请，罢三衛马市。[26]“其后总兵李成梁力请复，而蓟辽总督万世德亦疏于朝” [27]，其理由为自成化十四年复开马市以来百余年来，“互市马货，利在中国，又以互市之税即卖市夷，且贡夷詷虏声息，即有大举我得收保预备，其利多矣。”蓟辽总督万世德更认为，“辽之马市视他镇不侔，他镇皆系贡虏，抢必不市，市必不抢，岁出数万，明以为饵，彼亦嗜汉财物不敢动也。若辽之二市，止可当他镇之民市，民以为利，故虏虽有顺有逆，终不为之绝市，且虏情不可知，即嘉隆之间何年不开市，何年不大抢，不过外示覊縻内修战具耳，……天下事未有全利而无害者，利多害少则为之”，重新开市于辽东疆场利害关系至重。在李成梁、尤继先、万世德等人的坚持下，万历二十九年明朝复开三卫马市，其后相沿以为常。[28]而揆诸史事，此次重开互市以后，三卫蒙古入寇较之他部蒙古之规模、频次亦明显稀少，边备负担有所减轻，甚至在某些时期被有些明臣视为“京师之肩背”、“陵寝之藩篱”，视为明朝抵御漠北蒙古南下犯边的战略缓冲力量。

三、结语

有明一代，明军与北方蒙古和战二百余年，时战时和，至万历初俺答封贡双方才真正出现了一段为期50余年的长期和平时段。在此期间，明朝统治者对漠北故元军事力量的态度也是以驱逐、惩戒为主，明军虽曾大规模与战，但却无意趁蒙古各部分裂相互攻伐之际将其各部一举击破，犯则逐之、击之，降附投顺则为之封官加赏、许其通贡互市以羁縻之。兀良哈部在漠北三部中最弱，明廷对其处置交往之道亦不外于和战招抚、通贡互市两策。兀良哈间有不臣之举，明朝亦以互市之开闭加以奖惩因应。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是明朝前中期明人的华夷观念理智、开明的外化表征。

参考文献

[1] 《明太宗实录》卷122，永乐九年十二月壬辰。

[2] 《明太祖实录》卷196，洪武二十二年夏四月辛卯。

[3] 《明太祖实录》卷196，洪武二十二年夏四月癸巳。

[4]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潘世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4—455页。

[5]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北狄· 兀良哈》，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30—732页。

[6] 《明神宗实录》卷495，万历四十年五月壬寅。

[7]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北狄· 兀良哈》，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30—732页。

[8] 《明太宗实录》卷52，永乐四年三月甲午。

[9] 《明太宗实录》卷122，永乐九年十二月壬辰。

[10] 《明太宗实录》卷250，永乐二十年六月己未，第2332—2333页。

[11] 《明太宗实录》卷250，永乐二十年六月戊辰，第2334页。

[12] 《明太宗实录》卷250，永乐二十年六月庚午，第2334—2335页。

[13] 《明太宗实录》卷250，永乐二十年六月辛未，第2335—2336页。

[14] 《明太宗实录》卷250，永乐二十年六月丁丑、壬午，第2337页。

[15] 《明太宗实录》卷250，永乐二十年八月壬辰，第2338—2339页。

[16] 《明太宗实录》卷250，永乐二十年八月戊午，第2340页。

[17] 张廷玉等：《明史》卷8《仁宗本纪》，第108—109页。

[18]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北狄·兀良哈》，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22—723页。

[19]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80《三卫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9b页。

[20]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北狄· 兀良哈》，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22—724页。

[21] 《明宪宗实录》卷155，成化十二年秋七月壬戌。

[22] 张廷玉等：《明史》卷81《食货五·马市》，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2页。

[23] 《明宪宗实录》卷220，成化十七年冬十月己酉。

[24] 《明武宗实录》卷103，正德八年八月乙丑。

[25]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北狄· 兀良哈》，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30—731页。

[26] 《明神宗实录》卷366，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辛未。

[27] 张廷玉等：《明史》卷81《食货五·马市》，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3页。

[28] 《明神宗实录》卷366，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辛未。

作者简介：陈志剛，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