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效

2018年12月7日至9日，由暨南大學哲學研究所主辦的“諸子學的當代開展與創新”高端論壇在廣州暨南大學成功舉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中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南大學、暨南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西北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等十多所高校的三十多名學者參加論壇。

大會期間，與會學者圍繞論壇主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熱烈的討論。其内容既有對傳統諸子學的詮釋，也有對諸子學在當代開展的思考，緊扣本次論壇融匯文史哲、貫通傳統與現代的宗旨。大會主要在先秦諸子學的人物與著作的考證、文本的研讀、諸子思想的梳理、近現代諸子學的發展等方面收穫了許多新的成果。

一、 諸子學考辨

這方面内容包括文本考證、人物考證和綜合考證等。西北師範大學趙逵夫教授經過對尉繚子其人其書進行考辨後認爲，“《尉繚子》一書的作者尉繚，爲六國之末至秦始皇前期的人物，他的生年不會早於魏襄王中期”，“今本《尉繚子》中的前九篇和第十二篇《戰權》，應是在安釐王繼位以後的三十來年中完成的”，“信陵君因竊符救趙居於趙國十年……這一時期尉繚應該有著作，也會對已成的文稿有所補充修改”，“安釐王三十年信陵君返魏合五國之軍攻秦，應該是尉繚在軍事、外事等方面的第一次實踐。今本《尉繚子》中八篇軍令中的後四篇，可以肯定，是這一時期著作的留存”，“景湣王六年，當秦王政解去吕不韋相國之職之時，尉繚到了秦國，爲秦王政上書，即《原官》一文……《原官》之外，《治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和今存八篇令文中的前四篇是這一時期的著作”。趙逵夫先生的發言和文章，詳細考證了《尉繚子》一書的作者以及各篇的成書時間問題，對我們理解、運用和把握《尉繚子》一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清華大學丁四新教授就《莊子·齊物論》歷來解讀中存在的三處疑問進行了深入探賾，他運用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互證的“二重證據法”，旁徵博引，多角度論證了“篇題‘齊物論’只能作‘齊物-論’讀，而其他諸種讀法都屬於誤讀”；“不亡以待盡”應爲“不化以待盡”；《齊物論》的“蛇蚹、蜩翼”應當根據《寓言篇》破讀爲“蛇蜕、蜩甲”等觀點。這對我們深刻理解和把握《齊物論》，乃至整個莊子的思想，都是實實在在和非常重要的推進。

暨南大學高華平教授對墨子生卒年作出重新考證，他認爲“墨子的生卒年可由對與之相關人物和事件的綜合考辨中確定。由於墨子與魯陽文君的年齡相當，魯陽文君又與楚平王的太子建之子白公勝的年齡相近，白公勝生於公元前525年至公元前520年之間，故可由此確定墨子的生年。墨子最後一次來到楚國，當在楚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47年)至四十四年(公元前445年)之間，時年七十二歲以上，故孫詒讓所謂墨子‘年壽必逾八十’之説是可以成立的。墨子八十歲時，約當楚惠王五十一年(公元前438年)。這個卒年，約與孔子弟子曾參(曾參卒於公元前436年)相近；和子思(子思約卒於公元前402年)則相距稍遠。”高華平教授的這一考證，解決了學術界長期存在争議的關於墨子生卒年的疑案，考證綿密，可以一錘定音，堪稱驚豔和卓絶，毫無疑問會對整個墨學的研究産生深遠的影響。

山西師範大學衛雲亮博士就孔子與葉公、白公的關係進行考論，他認爲：“孔子遊楚期間，先後與葉公、白公兩位楚國大夫有過交往。孔子向葉公提出‘近悦遠來’的爲政理念，其視野並非只局限在葉地，而是基於整個楚國的歷史傳統與現實國情而發。孔子適葉的真正目的是要通過葉公的推薦結識楚昭王，從而爲其仕楚奠定基礎。一如之前在齊國、衛國、陳國的出仕情形；孔子與白公確曾有過交往，《吕氏春秋》《淮南子》的記載是可信的。從孔子與這兩位楚國大夫的對談可以看出，無論是葉公孝從屬忠的正直觀念，還是白公孝大於忠的復仇哲學，都與孔子‘以禮制中’的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也在某個側面推進了孔子思想的研究。

二、 學術争鳴與學派演變

此次會議還就先秦諸子學派間的學術争鳴展開了熱烈討論。暨南大學高華平教授就墨家對先秦諸子的學術批評作了專題發言，他認爲“儘管墨子思想與儒家有密切的淵源關係，但墨子仍然對‘儒之道足喪天下者四政焉’提出了批評；而墨子後學甚至還有對孔子本人的攻擊。墨家的‘兼愛’‘尚賢’‘右鬼’‘非命’諸論，則主要是針對道家楊朱學派‘爲我’‘不尚賢’‘無鬼’及‘安於性命之情’之説的批評。在墨子時代，儘管陰陽、縱横、法、名、農、雜等其他諸子學派尚未正式形成，但它們的某些思想觀點卻已經存在，故《墨子》中也不乏對陰陽、縱横、法、名、農、雜及小説家等諸子學派觀點的學術批評”。高華平教授系統而又詳細地呈現了墨家對當時各家學説的態度，對我們理解先秦的學術争鳴無疑具有重要作用。暨南大學劉依平博士則從漢宋之争的角度，探索了經學的内部結構，他認爲“經學内部存在三個彼此關聯的主要部分，即： 經文學、經義學和經用學。經學内在結構的彼此關係，爲經學之發展提供了内生性動力，也推動了經學的歷史演變”。

另外，還有關於學派的發展演變方面的討論。首都師範大學白奚教授就陰陽家學派的一個重要理論來源進行探討，他認爲“馬王堆帛書《黄帝四經》將春秋以來的陰陽觀念運用於指導社會活動，提出了‘四時教令’‘陰陽刑德’‘陰陽災異’和‘陽尊陰卑’的重要思想，奠定了黄老道家陰陽思想的理論基礎，並在《管子》和《吕氏春秋》中逐步得到了細化和發展。黄老道家對陰陽思想作出了關鍵性的推進，對此後陰陽家學派的創立有重要的意義”。這對我們瞭解黄老道家的生成發展具有重要的啓示作用。南通大學許富宏教授從音韻角度來研究《漢書·藝文志》所載《尉繚子》的學派歸屬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褚麗娟博士從清末來華傳教士“發現兼愛”的角度來討論近代以來儒墨關係的演變，角度新穎，富有啓發性。

三、 思想的解讀與闡釋

此次會議的另一主要内容是諸子思想的解讀與闡釋，涉及儒、墨、道、法、雜等各家思想。在儒家思想解讀方面，深圳大學王順然博士從孔子所説的“三月不知肉味”這句話的時間意義和心理狀態入手，發掘了這句話隱含的豐富語境，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周秦樂教的特質與價值。中國社科院趙金剛博士從經史互動當中解讀孟子思想，他“采取經史互動的視角，嘗試補全《孟子》文本之外的‘歷史世界’，對孟子與當時諸侯的言論進行再分析，着力突出孟子思想‘切實’的一面。”華南師範大學雲龍博士則着重討論了孔子的歷史意識，他認爲“孔子發現了歷史中所内涵‘德義’本質，從而超越巫史，將歷史所本具的先天必然性予以點化提升，開顯出歷史的一貫之道”。

在道家思想解讀方面，中山大學劉湘蘭教授以《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爾注》爲中心，對東漢《老子》注對《老子》思想宗教化的文學策略進行了深入探討。劉湘蘭教授的這一研究將文學、哲學及宗教(道教)思想結合起來，是“老學”研究的一種創新。暨南大學黄燕强副教授則探討了章太炎《齊物論釋》的平等思想，他認爲“章太炎《齊物論釋》旨在發明‘一往平等之談’，他爲此建立了平等的形上學基礎，論述了‘無我證真’而通向平等的工夫論，且創立了平等的世間法，使‘不齊而齊’的平等理論轉化爲現實的社會秩序”。此外，中南大學胡棟材博士從莊子的“天籟”“三變”説入手，探討了莊子的音樂思想，他認爲“莊子雖然不是就音樂自身而言音樂，但他無疑開啓了音樂的最高境界與聆樂的工夫，無論是嵇康的‘聲無哀樂’之論，還是以古琴爲首的中國音樂所追求的自然平淡之境，可以説都始源於此”。貴州師範大學鹿博博士則對莊子哲學主體性思想進行了重新詮釋，她認爲“有關莊子哲學主體性思想的討論應該擺脱主、客對立的研究立場，充分理解莊子乃是在蘄求‘與物爲春’的前提下重建個體特殊性。”華南師範大學劉體勝副教授則以憨山和船山的《莊子·人間世》注解爲例對二者的三教匯通論進行了解析。

在墨家思想讀解方面，中山大學張豐乾副教授從墨子思想對制定哲學規程的意義討論墨學的價值，他認爲墨子“是儒家的第一個反對者，並開始了哲學的反思。因此他制定了哲學的論題和辯論的條件。道家哲學大部分的核心概念都是來自墨子與儒家的争論”。法家思想方面，中國政法大學解啓揚教授、華南師範大學陳志揚教授專門就法家韓非思想的現代性和幾種意藴進行闡述。解啓揚教授認爲，“從現代性視域審視韓非子法思想，發掘其中的現代性基因，運用哈貝馬斯的現代性思想，昌明傳統，融化新知，使韓非子法思想現代化，既是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綿延，又是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生”。陳志揚教授認爲：“韓非獨特的學説與苦難憂患的一生，是後世古人不願回避的話題，生發出愛國抑或叛國、孤憤著書、險薄刻核、國之治道四個向度的解讀影像。前二相論韓非，後二相論韓學。四相的構建，折射出古人家國情懷、君臣遇合、仕與隱、治國理念等文行出處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述四相的讀解暴露出士大夫獨立人格的缺乏，以及將學説與人品混爲一談的邏輯錯誤。此外，韓非之文澤被後世，但文士形象在價值上遠遜上述四相。”雜家思想方面，深圳大學陳晨博士就《淮南子》一書的主旨進行了探討，她認爲《淮南子》“最終構造出了一個以‘道’爲核心，能够涵容天地人乃至萬事萬物的宇宙圖式”。他們的文章都是從思想的解讀與闡釋方面，推動我們對先秦諸子的深入理解。

四、 諸子學的現代轉型與創新

諸子學研究的目的乃在於實現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與創新。此次會議上有從近代視角，有從現代視角，有從西方視角，有從不同學科之間進行思考與創新。近代視角的，如華中師範大學劉韶軍教授在近代的新舊時代轉變中考論諸子學的轉型，認爲“學術研究中的諸子學領域，同樣也受到時代轉變的深刻影響，而形成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轉型樣態。這一轉型，使中國歷史上傳統的諸子研究從形式到内容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並且一直延續到今天，仍未有根本性的變化出現”。取類似視角的還有貴州大學陳中副教授，他從清末民國時期的蜀中天才學者劉咸炘對諸子學的研究入手，認爲“劉氏眼中的諸子學是道體與學術及信仰與思想之間的甄别和交涉，其價值可能在於催發現代諸子學及中國哲學以至於世界哲學在此種交涉中之思”。華北電力大學王威威教授從中國哲學的合法性、中國自身的學術傳統、中國古代哲人的致思對象、中國哲學的固有問題與先秦諸子關注的核心問題等角度，探討了“彌合各學科界限、重現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整體性”的可能。取類似視角的還有華僑大學薛子燕博士，她以“整理國故”運動爲綫索，以歷史學的現代學科轉型和史學的方法論自覺爲内容，對近代科學方法對人文學術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從西方哲學的視角觀照中國諸子學的則如寧波大學彭傳華教授和中山大學劉偉博士的探討，彭教授從語言哲學的角度對孔子思想進行探微，劉博士則認爲諸子學可以看作是一門言説道理的知識類型等等。他們的討論從各個方面對諸子學的研究進行了反思、回顧或拓展，因此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總之，本次論壇從不同的角度對諸子學研究的重要問題進行了探討，推進了我國諸子學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前諸子學研究的最新動態和高度。大會最後由中國社科院的羅傳芳教授做總結報告，她從中西哲學的特點出發，系統地回顧了諸子學在中西哲學互動中的發展歷程，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未來諸子學研究應注意的問題和努力的方向，對學術界未來諸子學的研究具有重要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