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思禾

“第六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近日在韓國國立江陵原州大學舉行。來自中國大陸及臺灣地區，以及韓國、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的100餘位學者，針對“新子學”的發展以及中國學研究諸問題，進行了討論。

東亞語境與“新子學”的國際意義成爲本次會議的一個亮點。韓國中國學研究會顧問池在運教授指出，韓國文化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特别是朱子學的影響。朱子學對於古代朝鮮具有深刻促進作用，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新子學”作爲一種新的學術思潮，對韓國學術界的中國學發展有重要意義。江陵原州大學金白鉉教授則以神明觀念來討論東亞的現代性建構問題。他認爲，神是具有内在性和超越性的自然而然的虚靈之道，明是外在性和超越性的目的理性，因此，具有超越性的内神與外明可以通而爲一，聖與王通過具有超越性的神明而可以妙合。質言之，内在性的聖與外在性的王通過具有超越性的神與超越理性主體的明才可以妙合，而成爲原於一的道術，這就可以爲東亞世界在面對西方時的文化發展提供一個方向。韓國成均館大學朴榮雨教授特别提到朝鮮歷史和朱子學的關係。他認爲，朱子學爲朝鮮半島提供了一個正統思想體系，在鞏固李氏朝鮮晚期的統治的同時，也造成了很大的負面效應。李氏王朝時代思想最重要的特點是朱子學的生活化，儒家的價值系統在兩班家族生活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李氏王朝後期，曾有韓國儒者尋找孔子原意的努力，但是都没有重要影響。當代韓國中國學也仍舊保留很多這樣的情況。韓國圓光大學姜聲調教授則討論了韓國的思想與“新子學”的關係。他認爲，對於現代韓國中國學的研究而言，諸子學的開放性是一個重要的通道。“新子學”理念對於打破韓國學界固有的儒學至上觀念很有意義。諸子學發展對於韓國思想而言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對原有的思想體系的衝擊和調整，另一種就是諸子學所倡導的多元學術精神成爲主流。日本熊本縣立大學山田俊教授對“新子學”的思路給予很高評價，他認爲日本的漢學界有必要關注“新子學”，並就相關問題展開深入討論。與會學者共同認爲，諸子學傳統以及“新子學”的探索都不僅僅是中國的，也是東亞文化圈所共用的，從東亞視角來看“新子學”的發展，對於其現代使命能够有更深的理解。

與會學者還深入討論了“新子學”與西方思想、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關係問題。針對華東師大方勇教授關於“新子學”的論述，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劉紀璐教授認爲，“新子學”基於對傳統經學心態的批判，但是其對於自身的發展目標則有不同構想。嚴格地説，方勇教授的思路不够革命化、創新化。劉教授認爲，“新子學”應該轉化爲“新中國哲學”，其重點不再區分經學、子學，不再强調提倡諸子以應對儒家獨尊，而是以所有中國傳統思想爲今日開創新思想的跳板，尋找思想者自己獨創一家之言的可能性。劉教授以意大利學者Roberto Esposito的《活生生的哲學： 意大利哲學的根源性與現實性》爲例，説明不同文化傳統與當代哲學發展的關係：“這種追根溯源，保存傳統關懷，而同時拓展新地，建立自成一家的活生生的哲學，才是今日我們應該提倡的‘新子學’。對中國哲學不要做狹義的理解，而要發展有中國特性的哲學，就必須把中國獨特的宇宙觀及世界觀講清楚。”因而，她認爲，“諸子”的英譯應該是philosophers，而“新子學”的英譯就是new philosophy。在這個意義下，“新子學”就是新中國哲學，是中國哲學在二十一世紀尋找新思潮。針對劉紀璐教授“新子學”的翻譯問題，與會學者提出不同意見，認爲要注重中國術語的自身脉絡，而不必一定以西方的術語來翻譯。還有學者概括了當前“新子學”的四種翻譯方法，即純粹的拼音翻譯(xinzixue)，以哲學來翻譯(philosophy)，以一般的術語來翻譯(Thought master)，以及使用半英文半拼音的方式翻譯(Neo-Zixue)。這裏的關鍵問題是如何使用中國固有的術語來表述中國的思想。針對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學術體系的提法，劉紀璐教授也提出疑問：“新子學”研究和中國哲學研究的差異究竟在哪裏？方勇教授認爲，如果把“新子學”和中國哲學當成是古代思想傳統的研究路徑，那麽的確没有必要强分二者，而是要合觀共進。“新子學”所以提出自己的看法，還在於對於中國哲學研究的既有模式抱一定的反省態度，而期待有一個新的變革。當然，“新子學”並不是也不可能包攬古典研究，而是在現有的學術格局之内做一個必要的學術分工，追求現代問題不妨礙深究古代智慧，立足西方資源也不妨礙有中國立場。不同學術格局之間的交流互動，才可能真正推動中國思想研究的發展；解決當代的實際問題，關鍵還在各司其職，共同努力。

在本次會議中，“新子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路徑也是與會學者討論的重點。韓國圓光大學李慶龍教授認爲，以社會科學方法研究諸子學，是對玄學化研究思路的一種改進，有助於在研究深度和成效上推動諸子學發展。他以中國的國野制度與孟子性善論的關係以及老子小國寡民思想與戰國早期城市發展爲例，説明對戰國時代諸子思想的研究要落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同時需要借助當代社會科學方法加以解釋。他也特别提到戰國時代重視經濟增長和重視國家分配這兩種不同的思想路綫。而與會的其他學者則討論了戰國時代國家規模擴大與莊、孟到荀、韓的思想演進之間的内在關係，認爲從莊、孟到荀、韓的思想演進可能不是順延的，而是一種思想格局的翻轉，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國家規模演進帶來的制度變革壓力。這些看法和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子學”研究要注重社會科學化與原理化的認識是一致的。華中師範大學劉固盛教授非常贊同“新子學”的學術理念，他提到各個時代的子學是不同的，古代有古代的子學，近代有近代的子學，當代則應該有當代的子學。他反對獨尊儒術的主張，同時認爲“新子學”之“新”可以開放討論，要重視哲學界和思想史界學者的意見，特别是不同的意見，讓學術界同人發表意見，在討論中達成共識。

此次第六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新子學”討論爲中樞，廣泛涉及中國思想研究，尤其突出當代世界語境，對於“新子學”發展以及韓國的中國學研究具有推動作用。與會學者認爲，“新子學”作爲一個當代學術討論的範例，不僅要面對當代中國的語境，也要注意到不同學術脉絡，要注意到當代問題意識以及文化間的交流與碰撞。本次學術會議對於瞭解東亞思想格局以及中國學術的跨國性，對於推動各國學者之間的“新子學”交流，對於當代韓國中國學研究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