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生虎 白昊旭

内容提要 2012年10月方勇在《光明日報》發表《“新子學”構想》一文，正式提出“新子學”的概念和構想。此後，“新子學”在學界經歷了一個由提出到受關注再到引發熱烈討論的漸進性過程。衆多學者在當今新時代、新環境的大背景下，針對“新子學”之内涵，“新子學”與傳統經學、儒學、國學、西學及新儒、道、墨、法、雜家之關係，“新子學”之意義，“新子學”之精神，“新子學”之研究方法，“新子學”之當代發展路向、使命與傳播，“新子學”理念下的實踐等諸多問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逐漸建構起“新子學”的理論框架。當前“新子學”研究尚存在三個需要完善的問題： 一是構建問題；二是平衡傳統與當代、中國性與世界性問題；三是傳播問題。對此，“新子學”研究者需要： 一是擴充並深化對“新子學”基礎類議題的思考，以開放包容的心態面對質疑，尋求完善之道；二是把返歸自身與當下之勢相結合，堅守中國文化本位，同時將西方優秀研究方法本土化，重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三是打通學科壁壘，利用現代科技與傳播方式，使“新子學”走向大衆化、民間化。

關鍵詞 新子學 歷史 現狀 問題 建議

先秦子學誕生於禮崩樂壞、戰争頻仍的春秋戰國時期，先秦諸子深切關注當時的社會現實，對天下蒼生懷有濃厚的人文關懷，致力於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在精神層面構築起理想世界的模本，闡發一系列治世、修身學説。這些學説構築起先秦繁榮的文化盛景，對塑造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産生了深遠影響。基於子學的重要性，從古至今中國學界對子學的研究從未中斷。當今，我們處於全球化的新時代，因而反映當今時代新特點的“新子學”呼之欲出。2012年10月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在《光明日報》“國學版”發表《“新子學”構想》(1)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國學版。一文，明確提出“新子學”的概念和構想，隨即受到國内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響應。由此，有關“新子學”的研究在國内外學界迅速展開。有鑒於此，拙文試圖對“新子學”研究的發展歷程進行回顧，對“新子學”研究現狀及學術成果進行梳理，在此基礎上對“新子學”研究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並提出建議，唯願爲今後相關研究提供些許借鑒。

一、 研究歷史回顧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當代中國文化復興的基礎，“新子學”繼承傳統“子學精神”，承擔着激發新時代百家争鳴的使命。“新子學”自2012年被方勇提出後，其研究就獲得了國内外學術界廣泛的關注。短短數年，有關“新子學”的討論此起彼伏，“新子學”話題已經成爲當前學術界乃至社會的熱點且成果頗豐。

(一) 方勇有關“新子學”論述的發表情況

華東師範大學方勇作爲“新子學”理念的首倡者與奠基人，對“新子學”的誕生與階段性發展具有關鍵性作用。其有關“新子學”的文章每每發表，都引發了學術界對子學研究的熱烈討論與深刻思考。

2012年10月22日，方勇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新子學”構想》，初步確立了以“新子學”作爲子學未來發展方向的設想，探討了子學的産生發展與“新子學”的内在聯繫，明確了“新子學”對待西學應該秉承主次有别的態度，對待國學應該尋求創造性的轉化與發展等基本觀點。

2013年7月，方勇在《探索與争鳴》雜誌上發表了《“新子學”申論》，該文在2013年華東師範大學“‘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三方面内容： 一是“新子學”是中國現代學術之新視角，對重新界定經、子關係，對現代學科分科式研究的修正都具有重要影響；二是中國學術傳統的主流是複合多元，現代中國的文明秩序是百家共鳴，“新子學”應該打破儒學獨尊的學術氛圍與理解方式，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去看待中國學術資源，挖掘傳統學術中的獨特智慧；三是“新子學”的産生具有必然性，與當代中國學術轉型、多元世界與多元社會的現實有着重要聯繫，同時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新子學”也承擔着以返歸自身的方式發掘中國學術基本特性與重要價值的歷史使命。同年9月，方勇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再論“新子學”》，指明了“新子學”不僅是對“子學現象”的正視，而且是對“子學精神”的提煉，“新子學”開放、包容、平等的理念亦是“國學”發展的要義，“新子學”面對當前時代，要處理好中國學術轉型、多元與會通、世界性與中國性等問題。這些論述明確了“新子學”在當今時代中的學術定位。

2015年11月9日，方勇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契合子學全面復興——〈諸子現代版叢書〉總序(摘要)》，指明諸子文獻的整理乃是全面復興子學之根基，《諸子現代版叢書》以“新子學”開放包容的學術理念爲指導，兼顧經子，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和子學發展的規律，這套書的出版是對“新子學”理念的踐行，同時預示着當今子學發展已經步入“新子學”階段。同年12月10日，《名作欣賞》的編輯對方勇先生進行了專訪，在專訪中，方勇就“新子學”的意涵與推廣、諸子學的發展歷史、“新子學”對傳統思想資源的繼承及對其他思想資源的開發、“新子學”與中華文化之重構、“子學精神”的核心理念、“新子學”在國内與海外的傳播等問題進行了詳細地論述，這些論述構建出比較完整的“新子學”理論框架，爲“新子學”的後續發展明確了方向。

2016年3月28日，方勇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三論“新子學”》，認爲傳統文化研究與創新必須要回到中國思想的原點，先秦時代的諸子學傳統即是關鍵，“新子學”依托傳統思想，彙聚當代理念，是中國傳統學術發展、轉型與創新的必由之路。“新子學”對傳統文化的重構關鍵在於要把握住先秦時代思想的結構，處理好時代與傳統、中國性與世界性的問題。該文章將“新子學”與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相聯繫，從“新子學”的角度對中國學術進行了前瞻性的思考。同年8月2日，方勇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文章將《莊子·逍遥遊》中的名句“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與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夢、“兩個一百年”偉大目標相聯繫，探討了中國當今學術在國家民族層面應該承擔的歷史使命與責任，這種具有宏觀性、戰略性的思考對“新子學”學術定位、理念本質與發展方向的確立具有深遠的影響。

2017年3月，方勇在《名作欣賞》發表了《追溯原點，重構典範，全面復興諸子學》，就“新子學”多元性的特點進行闡述，旨在應對當今社會多元化發展格局，推動新時代百家争鳴的出現。

2018年4月7日，方勇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新子學”： 目標、問題與方法——兼答陸建華教授》，在“新子學”研究五年發展與陸建華《“新子學”斷想——與方勇先生商榷》(2)陸建華《“新子學”斷想——與方勇先生商榷》，《光明日報》2018年3月24日。質疑之聲的基礎上，對“新子學”基本問題，即“新子學”的確切内涵，“新子學”研究的中國性、世界性與綜合性，“新子學”文獻、學術史與思想創造的工作規劃等進行了一次系統的階段性梳理與總結，明確了借助“新子學”尋求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大方向的目標。同年4月15日，方達、方勇共同在《暨南學報》上發表了《“新子學”與“新子學主義”： 由學術體系到實踐方向》，旨在推動“新子學”的學術理論研究向“新子學主義”的實踐行爲轉换，使“新子學”研究進一步深化。

(二) 有關“新子學”研究的學術會議舉辦情況

2012年4月13日，由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辦的“先秦諸子暨《子藏》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召開，中國諸子學會、中國莊子學會宣布成立。《子藏》總編撰、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當選中國諸子學會、中國莊子學會首任會長。在本次會議上，方勇首次提出“全面復興諸子學”(3)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國學版。的口號，獲得與會學者的一致認可和高度贊賞，從而爲隨後“新子學”理念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此基礎上，同年10月22日，方勇在《光明日報》發表《“新子學”構想》一文，明確提出“新子學”的概念，力圖通過“新子學”這一概念闡釋諸子學復興的途徑及其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所應承擔的文化責任，對深入研究諸子學説具有重要的啓發性作用。

2012年10月27日，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首次主辦的“‘新子學’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蘇州大學王鍾陵、復旦大學徐志嘯、陳引馳、劉康德等、上海大學郝雨、香港浸會大學陳致等30多位專家應邀參加會議。此次會議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圍繞“新子學”的基本問題(内涵、地位)展開討論；二是針對“新子學”推陳出新的方式進行闡釋；三是對“新子學”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文化意義和現實意義進行探討。在會上，衆學者都肯定了“新子學”的提出對當今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價值，重點討論了“新子學”的學科屬性、學術體系及未來發展前景。雖然本次會議尚未理清“新子學”的具體内容，但與會學者均爲“新子學”的發展積極建言獻策，爲“新子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2012年12月1日，上海大學、寧夏銀川市文聯《黄河文學》雜誌社聯合主辦的“新媒體時代民族文化傳承——現代文化學者視野中的‘新子學’研討會”在上海召開，來自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上海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蘇州大學的數十位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從自己擅長的專業領域出發，闡明了自己對“新子學”的認識，豐富了學術界對“新子學”的認識。

2013年4月13日至14日，由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辦的首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華東師範大學隆重召開，來自中國大陸、港澳臺地區以及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國家130多位諸子學專家共同參與討論，會議共輯録100餘篇論文。圍繞“新子學”這一中心議題，就子學定位、“新子學”界定、“新子學”傳播與發展等問題展開深入研討。

2014年4月12日至4月13日，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舉辦“諸子學現代轉型高端研討會”。130多位來自中國大陸和港澳臺地區、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共同參與了本次會議。他們對“新子學”的發展歷程、“新子學”理念内涵的界定、“新子學”未來前景的展望及其社會價值展開了深入的研討。

2014年11月9日，由郝雨發起舉辦的“‘新子學’與現代文化： 融入與對接——新媒體時代‘子學精神’傳承與傳播”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大學樂乎樓舉行。本次會議彙聚了文史哲和新聞傳播領域的學者，呼籲不同學科背景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探討“新子學”未來發展前景。跨學科視野成爲本次會議最大亮點。在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互聯網時代的大背景下，新媒體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新媒體作爲宣傳“新子學”的陣地，充分利用新媒體的優勢，對“新子學”理論的普及、“新子學”精神的繼承及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015年4月17日至19日，由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中國諸子學會(籌)主辦的“第二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召開，來自世界各地120多位諸子學專家學者參與會議。這次會議重點闡述了四個内容： 一是“新子學”的哲學理路與未來建構；二是諸子學中治國理念與資源的現代轉型與創新；三是傳統諸子學的當代價值；四是以多元精神指導“新子學”研究。

2016年10月22日臺灣高東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在臺灣屏東舉辦“2016‘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大陸和港澳臺地區、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家40餘名學者應邀參加會議，對“新子學”各抒己見。本次會議是大陸以外地區首次舉辦關於“新子學”的專題討論會，其主要内容是關於“新子學”内涵與“新子學”地域差異性，增加了“新子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加深了海峽兩岸的思想交流和文化共鳴。

2016年11月28日，厦門大學、上海大學、河南省社科院在厦門篔簹書院聯合舉辦了“‘新子學’深化： 傳統文化價值重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内外70餘位專家學者針對“新子學”與傳統文化價值、“新子學”與當代核心價值觀、自媒體的碎片化與傳統經典閲讀的關係展開深入研討。

2017年10月27日至31日，方勇領銜大陸多所高校14位學者組成團隊奔赴臺灣，參加了一系列“新子學”學術對話活動： 一是由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主辦的“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和由臺灣淡江大學中文系主辦的“2017兩岸‘新子學’論壇”兩個正式學術會議；二是大陸“新子學”研究團隊先後與港臺“新儒家”名家及臺灣“中研院”經學研究名家舉行了兩場高規格的學術座談會。同年11月份，臺灣“新莊子學”研究團隊與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在上海聯合舉辦了“海峽兩岸‘新子學’座談會”，掀起兩岸“新子學”研究的新一輪高潮。

2018年6月26日至29日，由韓國國立江陵原州大學校、韓國道家道教學會、韓國道教文化學會、韓國中國學研究會聯合主辦，國立江陵原州大學校人文學研究所、神明文化研究院承辦的主題爲“21世紀全球視野下的新子學與中國學”的“第六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江陵原州大學召開。此次參會學者共有100多位，分别來自中國大陸及臺灣地區和韓國、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本次會議主要研討了三個問題：“新子學”、道家道教思想新解、21世紀中國學。本次會議有助於推動各國文化交流，使“新子學”的發展更加國際化。

2018年10月24日至26日，由華東師範大學、浙江省浦江縣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首届諸子學博士論壇——‘新子學’專題”在浙江省浦江縣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40多所高校的120餘名博士及青年學者參加，就諸子學的復興對於中華文化的傳承、諸子學術的革新、浦江諸子學的脉絡與成就等問題進行深入研討。這次會議標誌着“新子學”在青年學者群産生了重要影響，爲“新子學”的未來發展儲備了後續力量。

2018年11月9日至12日，由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舉辦的“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與會專家共120餘名，分别來自中國、美國、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本次會議就“新子學”發展、諸子學研究轉型、子學的當代價值等話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展現出當代諸子學的系統性、全面性與縱深感。

除上述以“新子學”爲主題的會議外，“新子學”還以相關議題的方式出現在其他會議之中，2014年10月上旬在韓國召開的“21世紀道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新子學”作爲研討會議題之一。2017年4月22日至23日，“第二届莊子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子藏》第三批成果新聞發佈會”在上海召開，來自中國大陸及港澳臺地區、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120餘位學者就“新子學”研究、莊學研究及《子藏》工程的成果進行研討。

(三) 學術期刊有關“新子學”的專欄及論文發表情況

自2012年方勇提出“新子學”始，海内外學術界都對這一學術概念産生巨大興趣，在此期間，有關於“新子學”的諸多學術論文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衆多學術期刊亦對“新子學”研究成果抱有極大的熱情，保持着持續、高度的關注。

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辦、方勇主編的《諸子學刊》自2008年創刊以來，一直是子學研究的重要陣地，每年度刊發一至二輯，至今已出刊十七輯之多。2012年出刊的《諸子學刊》第七輯刊登了方勇的《爲諸子學全面復興而努力——在“先秦諸子暨〈子藏〉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一文，成爲“新子學”的初音，此後該刊陸續以專欄形式刊發了大量與“新子學”相關的研究著述。2013年出刊的《諸子學刊》第八輯、第九輯，2014年出刊的《諸子學刊》第十輯，2016年出刊的《諸子學刊》第十三輯等均刊登了諸多有關“新子學”研究的論述，包括許抗生的《談談關於建立當代“新子學”的幾點想法》、陸永品的《〈“新子學”構想〉體現時代精神》、王鍾陵的《建立中國學術的核心價值》、郭丹的《關於“新子學”的幾點淺見》、譚家健的《對〈“新子學”構想〉的建議》、新加坡嚴壽澂的《新諸子學與中華文化復興》、韓國姜聲調的《“新子學”要走進跨學科研究》等100餘篇，從而對“新子學”的發展脉絡給予了相對完整的呈現。

《探索與争鳴》在2013年就已經關注到“新子學”研究的重要價值，於第7期上刊登了方勇的《“新子學”申論》、聶學慧與劉思禾的《“諸子問題”與帝國邏輯的演繹》等兩篇論文。

《江淮論壇》在2013年第5期刊登了玄華的《關於“新子學”幾個基本問題的再思考》，在同年第6期刊登了曾建華的《“新子學”視域下士人與子學的主體間性詮釋》，在2014年第1期刊登了劉韶軍的《論“新子學”的内涵、理念與構架》、高華平《“新子學”之我見》，在同年第2期刊登了湯漳平的《“新子學”與中華文化之重構》等5篇論文。

《名作欣賞》以從本民族最初的文化源頭尋求解決當代人文化困境，推動古典文化與當代人精神需求融合爲目的，開闢了“先秦典籍新讀：‘新子學’專題”專欄，在2015年第1期和第7期刊登了方勇的《“新子學”理念提出的前後脉絡》、逄增玉的《重建當代知識分子的“子學”精神》、郜元寶的《對“新子學”三個層面的思考》、景國勁的《“新子學”文化源流及其價值訴求》等4篇論文。

《河北學刊》在2015年第5期開設了“新子學研究”專欄，旨在探討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當代與未來的思想基石及文化創造如何平衡歷史與現代之間的關係等問題，刊登了孫少華的《“新子學”與學術“新傳統”建設》、孫以昭的《“新子學”與跨學科、多學科學術研究》、劉思禾的《探索前期中國的精神和觀念——“新子學”芻議》等3篇論文。

《人文雜誌》在2017年第5期上開設了“先秦文史新論：‘新子學’與中華文化”專欄，刊登了方勇的《“新子學”與中華文化重構》、李洪衛的《論經學、“新子學”與哲學的當代並立——從當代中國思想學術與文化建設相互關係的視角考察》、謝清果的《新子學之“新”： 重建傳統心性之學——以道家“見獨”觀念爲例》、方達與王寧寧的《論“新子學”何以成立——中西兩種視域的交融》等4篇論文。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在2018年第4期開設了“新子學研究專題”專欄，刊登了方達、方勇等的《“新子學”與“新子學主義”： 由學術體系到實踐方向》、張洪興的《中國文化“根性”與“新子學”》、歐明俊的《跨界會通——論“新子學”的創新途徑》等3篇論文。

《集美大學學報(哲社版)》一直對“新子學”研究成果密切關注，在2016年第3期開設了“‘新子學’研究”專欄，從思考如何提升新時代的中華文化軟實力出發的角度，在專欄刊登了揣松森的《論“新子學”的内涵及其意義——兼談子學與經學之别》、郝雨的《“新子學”與現代文化： 融入與對接》、孫廣與周斌的《從共同的問題意識探求子學的整體性——“新子學”芻議》、鄭作的《以諸子思想之源建構企業文化之魂——“新子學”精神與商道文化的對接與融合》等4篇論文。隨着“新子學”探討的進一步深入，《集美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再次開設“新子學研究”專欄，刊登了黄燕强的《“新子學”的思考與展望》、張永祥的《中西方視野下的“新子學”再思考》、張耀的《開放性：“新子學”理論構建進程中的基本取向》、吴劍修的《被遺忘的現實： 對於經學化思維的反思——以“新子學”的多元意識爲起點》等4篇論文。

《管子學刊》在2018年第4期開設了“‘新子學’論壇”專欄，刊登了美國劉紀璐的《從“新子學”至“新中國哲學”》、謝清果的《新子學的當代轉向——以儒家道心、人心的博弈與當代自我傳播智慧爲例》、刁生虎的《“新子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郝雨的《“新子學”與民族文化復興大方向——兼與陸建華先生商榷》、歐明俊的《“新子學”的跨國界對話——第六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等5篇文章。

此外，由華東師範大學葉蓓卿主編，學苑出版社出版的2014年《“新子學”論集》及2017年《“新子學”論集》(二輯)對“新子學”相關學術信息進行系統地彙編，包括學術論文、筆談、會議紀要、訪談記録、新聞報導等150餘篇。

(四) 各類報紙及網站有關“新子學”的專訪及文章發表情況

自“新子學”提出後，紙媒就以其專業性、準確性、即時性的特點成爲“新子學”宣傳的重要戰場，紙媒對“新子學”的傳播主要可以分爲三個層面： 一是對“新子學”相關專家進行專訪，如2015年4月《中國教育報》記者專訪方勇的《精進開拓 推陳出新——方勇教授訪談録》，2016年12月《福建日報》記者專訪方勇的《“新子學”將助力當代思想文化建設》等；二是“新子學”會議綜述、專著出版及專家發言輯録，如2012年11月15日《文學報》刊登了郝雨的《“新子學”研討會在滬舉行》。《光明日報》對“新子學”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關注，其於2013年5月13日刊登了崔志博的《“新子學”大觀——上海“‘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2014年5月13日刊登了《新子學： 幾種可能的路向——國内外學者暢談“新子學”發展》，同年6月17日刊登了玄華的《〈“新子學”論集〉出版》，2015年6月8日刊登了劉思禾的《發掘諸子治國理念——第二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2016年12月5日刊登了陳志平的《海峽兩岸學者研討“新子學”》。2013年4月17日《新疆經濟報》刊登了《發揚子學精神推動文化復興“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滬召開》。2014年5月9日《文匯讀書周報》刊登了方達、崔志博的《“新子學”穩步推進——“諸子學現代轉型高端研討會”紀實》。2015年5月4日《中國教育報》刊登了《第二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深入探討——讓諸子智慧真正走入當代生活》等；三是對“新子學”理論的闡述，如2012年11月2日《文匯讀書周報》刊登了卿希泰的《“新子學”筆談》，2012年12月17日《文匯報》刊登了郝雨的《“新子學”對現代文化的意義》，2013年6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登了歐明俊的《“新子學”概念的界定》，2013年7月23日《深圳特區報》刊登了郝雨的《尋找中國文化真正發源起點》等。方勇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在前文已有詳細闡述，兹不贅述。

與此同時，光明網、新華網、人民網、中國社會科學綫上、中國文學網、共識網、上海教育新聞網、四川綫上等諸多網站都對“新子學”研究的相關内容進行過詳細跟蹤報導。網絡平臺的介入，對“新子學”研究成果的傳播具有重要影響。

(五) 各級各類考試有關“新子學”的命題情況

“新子學”提出至今，其影響範圍已逐漸從學術界擴展到社會領域，暗示了“新子學”將逐漸從學術影響向社會影響的轉變，其中表現最爲明顯的是“新子學”成爲各級各類考試的命題内容，如2018年語文高考真題中出現了以“新子學”命題的現代文閲讀題，2018年陝西公務員行測考試中以“新子學”學術體系的構成進行命題等。

由此可見，“新子學”理念已經逐漸從學術層面向社會層面擴散、深入，成爲當下中國聲勢浩大的文化現象與思潮。“新子學”研究也已步入嶄新階段，弘揚光大“新子學”的任務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識有志之士的不懈努力。

二、 研究現狀綜述

當前學術界對“新子學”的研究現狀大致可劃分爲七個層面： 一是“新子學”之内涵；二是“新子學”與傳統經學、儒學、國學、西學及新儒、道、墨、法、雜家之關係；三是“新子學”之意義；四是“新子學”之精神；五是“新子學”之研究方法；六是“新子學”之當代發展路向、使命與傳播；七是“新子學”理念下的實踐。

(一) “新子學”之内涵

學界有關“新子學”内涵的探討可歸類爲兩個層面： 一是“新子學”之研究對象；二是“新子學”之“新”的體現。

1. “新子學”之研究對象。“新子學”研究對象的劃定一直是“新子學”研究者們争論不休的話題。主要涉及如下問題： (1) 子學是否包括方技類文獻。華東師範大學方勇《“新子學”構想》(4)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國學版。對“子學”範疇有比較明確的定義：“子學之‘子’並非傳統目録學‘經、史、子、集’之‘子’，而應是思想史‘諸子百家’之‘子’。具體内容上，則應嚴格區分諸子與方技，前者側重思想，後者重在技巧，故天文演算法、術數、藝術、譜録均不在子學之列。”方先生强調“新子學”研究對象是諸子思想類著作，而非技藝類著作。而北京大學張雙棣《諸子學的復興與“新子學”的建立》(5)張雙棣《諸子學的復興與“新子學”的建立》，《諸子學刊》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頁。針對方先生將方技類元典置於“新子學”外的觀點，在宏觀上給予肯定，但他認爲不應排斥方技類著作中藴含的思想性内容，張先生的觀點對“新子學”的研究對象提出了新的思考，對方技類書籍中所提到的哲學思想給予足够的重視。華東師範大學李似珍認爲方先生的觀點從論著收集的角度看是合理的，但從子學思考範圍看，不應該將思路限定得過於狹窄。她的《“新子學”的學術針對性、時代意義思考》(6)李似珍《“新子學”的學術針對性、時代意義思考》，《諸子學刊》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383頁。以戴震爲例，説明了子學原創的學術基礎方面的貢獻。安徽大學孫以昭《時代召唤“新子學”》(7)孫以昭《時代召唤“新子學”》，《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91頁。認爲思想史資料的確十分豐富，其存在的範圍也非常廣泛，方技、天文、歷數等書籍都涉及思想史的資料，作爲“新子學”研究者應對其加以甄别和處理。(2) “新子學”是“新之子學”還是“新子之學”。“新子學”研究者對這個話題的討論，共有四種觀點： 一是“新子學”是“新之子學”。復旦大學郜元寶《對“新子學”三個層面的思考》(8)郜元寶《對“新子學”三個層面的思考》，《名作欣賞》2015年第7期。認爲方勇提出的“新子學”是“新之子學”毋庸置疑，而是否可以稱“新子學”爲“新子之學”尚有存疑，即當今學術研究的氣象是否已經達到“軸心時代”，當今學者是否能够成一家之言。但是郜先生認爲“新子之學”無疑是對未來學術研究的美好期待，即使當今時代尚無“新子之學”，也應該有“新子之學”的期待。上海外國語大學陳福康《對“新子學”的一些思考》(9)陳福康《對“新子學”的一些思考》，《諸子學刊》第九輯，第79頁。認爲“新子學”一是面對舊子學，以新角度、新理論、新方法對其進行重新解讀；二是面對西學，建立獨立完整的概念和學術體系。福建師範大學歐明俊《“新子學”界説之我見》(10)歐明俊《“新子學”界説之我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12～13頁。認爲當今“新子學”，是從新觀念、新方法、新理論、新學科、新模式、新材料、新視角等層面去研究傳統諸子百家的學術理念、學術思想、學術精神，用當今的學術知識去擴充和延伸傳統子學的内容。二是“新子學”是“新子之學”。華中師範大學高華平《“新子學”之我見》(11)高華平《“新子學”之我見》，《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同意方先生所説的“子學之‘子’並非傳統目録學‘經、史、子、集’之‘子’，而應是思想史‘諸子百家’之‘子’”，但他認爲應該對“子”的範疇重新進行界定，如今“新子學”中的“子”不僅是指以往中國思想史上的“爲學”諸子，更應該指當代在自己擅長的學術領域有獨立思想和創新精神的知識個體。知識個體不必加以明確的學科歸類，無論是社會人文學科，還是自然學科，只要在學術上有獨立創新精神的人都可以稱作知識個體，“新子學”由此可以定義爲當代各個參與學術活動個體之“學術”。加州州立大學劉紀璐《從“新子學”至“新中國哲學”》(12)[美] 劉紀璐《從“新子學”至“新中國哲學”》，《管子學刊》2018年第4期。認爲“新子學”應該朝着“新中國哲學”的方向發展，以培養當代“諸子”作爲核心與重點。雖然“新子學”必須要建立於傳統子學關懷理念的基礎上，但這並不意味着今日諸子必須“照着講”或“接着講”，而應該努力做到在“古哲的思想文化中獨創新言”，面對當今世界學術領域新的挑戰與問題，提出與時俱進的理論成果與解決方案，成就一家之言。三是“新子學”包含“新之子學”和“新子之學”兩部分。方勇《“新子學”構想》(13)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國學版。提出“‘新子學’正是對諸子思想的重新解讀和揚棄，也是借重我們自身的智慧與認識對傳統思想的重新尋找和再創造。”這表明方先生認爲“新子學”包含“新之子學”和“新子之學”兩部分。華南師範大學曹礎基《“新子學”懸想》(14)曹礎基《“新子學”懸想》，《“新子學”論集》，學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頁。對方先生的觀點持贊同態度： 對子學經典進行詮釋，就屬於“新之子學”；對子學經典再創造，提出對當代社會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新思想，就是“新子之學”。福建師範大學郭丹《關於“新子學”的幾點淺見》(15)郭丹《關於“新子學”的幾點淺見》，《諸子學刊》第十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頁。認爲“新之子學”是詮釋之子學，“新子之學”是立説之學，應該都在“新子學”的範圍内。四是“新子學”既不是“新之子學”，也不是“新子之學”。三亞學院曾建華《“新子學”的本質與使命——圍繞子學與士之關係展開》(16)曾建華《“新子學”的本質與使命——圍繞子學與士之關係展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126頁。對“新子學”是否是“新之子學”還是“新子之學”這個争論持否定態度，他認爲“‘新子學’不是‘新之子學’，也非‘新子之學’，就學術層面看，‘新子學’是以士人爲主體的子學的集大成，是立足於當下，着眼於未來，以期融通古今、貫注中西的子學文化工程；就思想層面看，‘新子學’是新時期士人(學科士人與公共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多元重構與角色轉换。如果説子學是社會史限定學術史的時代，那‘新子學’便是學術史建構自我，刊定社會進程，並影響整個世界的時代”。

2. “新子學”之“新”的體現。“新子學”最重要的也是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新”，此“新”體現在三個層面： (1) “新子學”是新時代的子學。這是從“新子學”産生的時間和社會背景來給“新子學”下定義。方勇《“新子學”構想》(17)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國學版。闡發“新子學”是在當今我國綜合實力不斷增强，全球化趨勢不可阻擋的大背景下産生，而“新子學”産生的動機是傳統子學與當前社會現實的交融。中國傳媒大學刁生虎等的《“新子學”斷想——從意義和特質談起》(18)刁生虎、王喜英《“新子學”斷想——從意義和特質談起》，《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70頁。對“新子學”的時間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我們當今的時代特徵已經不同於傳統子學發生的時代特徵，傳統子學多發生於社會動盪的時期，社會的動盪使經學、政治的控制勢力減弱，子學得到很大的發展。而“新子學”是當今和平時代的産物，當代的文化發展不再依附於政治，同時伴隨着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强，文化多元的特徵日益顯著，“新子學”在開放包容的環境中更能得到長足的發展。孫以昭《時代召唤“新子學”》(19)孫以昭《時代召唤“新子學”》，《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91頁。對方先生的觀點表達了認同，他認爲“新子學”正是在當今經濟高速發展，文化交流更加密切、信息傳達方便快捷的時代中應運而生的。厦門大學謝清果《新子學之“新”： 重建傳統心性之學——以道家“見獨”觀念爲例》(20)謝清果《新子學之“新”： 重建傳統心性之學——以道家“見獨”觀念爲例》，《人文雜誌》2017年第5期。認爲“新子學”之“新”在於“以子學爲接引的思想資源，再造在當代的‘百家争鳴’”。(2) “新子學”是新内容的子學。方勇認爲：“子學之‘子’並非傳統目録學‘經、史、子、集’之‘子’，而應是思想史‘諸子百家’之‘子’”以及“對諸子思想的重新解讀和揚棄，也是借重我們自身的智慧與認識對傳統思想的重新尋找和再創造”。復旦大學徐志嘯《“新子學”的核心在於新》(21)徐志嘯《“新子學”的核心在於新》，《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79～380頁。認爲“新子學”與舊子學本質不同在於“新的含義或概念”。其有兩種表現，一是繼承傳統子學並對其進行新闡釋；二是吸收西方學者對我國子學研究的優秀成果，爲傳統子學賦予新含義。刁生虎等的《“新子學”斷想——從意義與特質談起》(22)刁生虎、王喜英《“新子學”斷想——從意義和特質談起》，《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71頁。認爲，相比舊子學，“新子學”不僅分類更加明確，而且研究對象更加廣泛，將《論語》《孟子》等原本被朱熹劃分到經部的著作，現在重新劃歸子學的範疇。華中師範大學劉韶軍《論“新子學”的内涵、理念與構架》(23)劉韶軍《論“新子學”的内涵、理念與構架》，《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認爲“新子學”之“新”，新在學者們是在新的學科體系中經過不同學科的系統學術訓練而掌握其知識、理念、方法等。雖然研究材料和“舊子學”相差無幾，但是我們關注、認識和解讀的内容已經和“舊子學”完全不同。曹礎基《“新子學”懸想》(24)曹礎基《“新子學”懸想》，《“新子學”論集》，第120～121頁。指出“新子學”“不是新標點，不是新解釋，不是新考證，不是新編、新續，主要是新思想”，没有新思想就没有“新子學”。上海社會科學院林其錟《“新子學”學科定位與雜家精神》(25)林其錟《“新子學”學科定位與雜家精神》，《中州學刊》2015年第12期。認爲“新子學”應該突破傳統子學研究的“九流”限制，所有爲中華民族文化作出突出貢獻的人，無論這些人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無論是否在“九流”之中，他們的著作都應該放在“新子學”的研究範圍内。這是“新子學”的學者首次關注到少數民族之“子”，尤其是藏族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貢獻。廣西民族師範學院李桂生《子學精神與“新子學”建構芻議》(26)李桂生《子學精神與“新子學”建構芻議》，《諸子學刊》第十三輯，第30頁。針對新内容在前人的基礎上，補充了“世界諸子”的概念。“世界諸子”指在思想領域作出卓越貢獻的外國諸子，諸如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伏爾泰、康德等。(3) “新子學”是新方法的子學。主要有兩種觀點： 第一，學科綜合研究法。林其錟《“新子學”學科定位與雜家精神》(27)林其錟《“新子學”學科定位與雜家精神》，《中州學刊》2015年第12期。對學科綜合研究法進行了介紹，“即打破文、史、哲、經隔閡，甚至也可以打通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界限(即所謂‘雜交’)，進行綜合的研究”。子學産生時期，並没有出現學科的精細劃分，在諸子的經典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諸多學科的混雜。如《墨子》有光學、力學、機械學的知識，《莊子》有地理學、養生學、生物學的知識。林先生認爲“綜合研究法”對研究子學是比較適合的方法，可以充分體現出子學的特點，這一觀點對“新子學”研究方法産生影響。刁生虎《“新子學”研究需做到四個統一》(28)刁生虎《“新子學”研究需做到四個統一》，《社會科學報》2012年12月13日。認爲研究“新子學”必須做到“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古今與中西的統一、理性與直覺的統一、宏觀與微觀的統一”。劉韶軍《論諸子學的範疇、智慧及現代條件下的轉化》(29)劉韶軍《論諸子學的範疇、智慧及現代條件下的轉化》，《諸子學刊》第十三輯，第99～100頁。認爲“要能根據和應用現代學術的各種學科的理論與方法等加以研究和詮釋……現代學者研究諸子學的時候，必須具有現代多學科意識，在此基礎上形成多學科交叉和融會貫通的研究平臺或群體”，同時他主張借用現代互聯網技術中提出的大資料概念，建立諸子學資料庫，充分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幫助研究者從海量的諸子學研究資料中迅速檢索與提取研究者需要的相關資料。孫以昭《時代召唤“新子學”》(30)孫以昭《時代召唤“新子學”》，《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91～392頁。“新子學”在研究傳統子學的時候，應該順應子學的特點，進行“多學科的綜合性大文化研究”。第二，采用西方方法論成果。臺北大學賴賢宗《“新子學”方法論之反思——基源問題研究法與創造的詮釋學的知識建構過程》(31)賴賢宗《“新子學”方法論之反思——基源問題研究法與創造的詮釋學的知識建構過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95～112頁。從勞思光的基源問題研究法與傅偉勳的創造的詮釋學入手，對“新子學”的研究方法提出新思路，强調文化的共同性與中西文化之間的互補性。劉韶軍《論“新子學”的内涵、理念與構架》(32)劉韶軍《論“新子學”的内涵、理念與構架》，《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引傅偉勳創造的闡釋學方法，指出“新子學”闡釋有五個層次，即“實謂層次”“意謂層次”“藴謂層次”“當謂層次”“必謂層次”。歐明俊《“新子學”界説之我見》(33)歐明俊《“新子學”界説之我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12頁。認爲當代專家學者在研究傳統經典的過程中，可以借鑒西方研究方法，“用西方闡釋學來重新解釋諸子思想，用傳播學來研究子學的傳播，用接受學來研究其接受”。

(二) “新子學”與傳統經學、儒學、國學、西學及新儒、道、墨、法、雜家之關係

“新子學”上承先秦子學，用新的視野重新關注傳統，將子學與傳統經學、儒學、國學、西學及新儒、道、墨、法、雜家合理區分，重新定位子學爲當今學術主流。主要涉及如下問題：

1. “新子學”與傳統經學之關係。主要有兩種觀點： (1) 退經還子。方勇《“新子學”申論》(34)方勇《“新子學”申論》，《探索與争鳴》2013年第7期。認爲經學在歷史上備受推崇，並非經學自身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是封建政治强權將其作爲維護統治的工具，因此單純從學術角度來看，子學無疑比經學更有價值。“新子學”的任務就是要突破傳統四部分類法，對納入經學的孔子、孟子等思想著作做離經還子的處理。華僑大學楊少涵《走出經學時代——儒家哲學現代化的範式轉换》(35)楊少涵《走出經學時代——儒家哲學現代化的範式轉换》，《探索與争鳴》2013年第7期。認爲儒學是子學的一部分，儒學研究者必須從“經”的態度與位置轉换至“子”，去政治化、去神學化、去章句化，實現儒家哲學的現代化。李桂生《諸子形態的流變及諸子範圍的界定》(36)李桂生《諸子形態的流變及諸子範圍的界定》，《“新子學”論集》，第429頁。認爲“儒家經學之部分典籍實際上亦應歸於子的範疇”，諸如《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應恢復其子學本來之面目。(2) 經子融合，要肯定經學的價值。中國人民大學韓星《新國學的内在結構探析——以新經學、“新子學”爲主》(37)韓星《新國學的内在結構探析——以新經學、“新子學”爲主》，《諸子學刊》第九輯，第239頁。認爲經學對中華民族精神品質的塑造影響極深，今天各種社會亂象，並非是經學占據了統治地位而導致，恰恰是因爲經學地位衰退而造成的。因此我們“不但不能否定經學，反而應當重建經學的‘權威’”，應該抱着陳寅恪所説的“瞭解之同情”的態度對傳統的經學研究進行深刻的反思，正確客觀地看待經學發展繁榮的歷史，正確評估經學對當代社會發展的價值和意義，給經學與子學之關係客觀合理的定位。復旦大學李若暉《熔經鑄子：“新子學”的根與魂》(38)李若暉《熔經鑄子：“新子學”的根與魂》，《諸子學刊》第十三輯，第291頁。認爲“新子學”的建立和發展必須與經學相結合，從中華民族的本源文化出發，重鑄中華文化之魂魄。華東師範大學揣松森《論“新子學”的内涵及其意義——兼談子學與經學之别》(39)揣松森《論“新子學”的内涵及其意義——兼談子學與經學之别》，《集美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認爲反對經學絶對化，“並非反對它原初作爲社會實踐經驗結晶這個層面的内容”。但他對方先生的觀點也給予了支援，同意“新子學”是可以破除經學絶對化的一面。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徐儒宗《諸子學的揚棄與開新》(40)徐儒宗《諸子學的揚棄與開新》，《諸子學刊》第十三輯，第81頁。認爲：“六經和諸子都是中華傳統文化取之不盡的寶庫，其間並非對立關係，而是相濟相成的互補關係，大可不必揚此而抑彼……六經和諸子之間乃至子與子之間，都應將其置於平等的地位進行研究，就像人格平等那樣。”

2. “新子學”與傳統儒學之關係。主要涉及兩個方面： (1) “新子學”要打破儒學的束縛。北京大學許抗生在“‘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41)崔志博《“新子學”大觀——上海“‘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光明日報》2013年5月13日。上談道：“中華民族文化是極其豐富多彩的，絶不是儒家一枝獨秀。要全面復興以諸子百家爲代表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厦門大學王昀、謝清果等《還原、重構與超越——“新子學”視域下傳統文化傳播策略》(42)王昀、謝清果《還原、重構與超越》，《諸子學刊》第九輯，第402～403頁。認爲“新子學”概念的提出，對我們當今學術界打破固有的以“儒學”作爲主導的傳統文化傳播框架提供了可能性。上海大學郝雨《“新子學”與“新儒學”之辨》(43)郝雨《“新子學”與“新儒學”之辨》，《諸子學刊》第十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9～440頁。認爲“新子學”的提出，是將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歷來都局限於儒學的現狀，轉變成對諸子百家思想的研究。(2) “新子學”和儒學交融。方勇《“新子學”與中華文化重構》(44)方勇《“新子學”與中華文化重構》，《人文雜誌》2017年第5期。提出：“當今時代，儒學必須要返回到原始儒學上去，將經學的成分儘量排去，之後，儒學中的子學精神將更鮮明地呈現出來，它將表現出平等、多元、善於應變、面對全球等新特質，由此，儒學又將會獲得鮮活的生命力。繼而，它將作爲子學中的一種在當代依舊發揮其重要作用，這種狀態下的儒學與‘新子學’並不是針鋒相對，而是相輔相成，共同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這正體現出“新子學”對諸家學派相容並包的特質。河北保定學院何美忠《借力諸子 開拓中國學術新途徑》(45)何美忠《借力諸子 開拓中國學術新途徑》，《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96頁。認爲對“新子學”的提倡，不應該成爲當前“儒學熱”的對立面，甚至和儒學産生衝突，而應該彼此融合，在争鳴中共同推動中國學術事業和中國文化的向前發展。

3. “新子學”與傳統國學之關係。有如下三種觀點： (1) “新子學”將主導國學。方勇《“新子學”構想》(46)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國學版。認爲子學自近代以來已經逐漸成爲“國學”主導力量。“如今‘新子學’對其進行全面繼承與發展，亦將應勢成爲‘國學’的新主體”。傳統國學以經學爲主導，但經學長期受政治控制，導致傳統國學存在思想内容僵化保守、創新意識不足、表達形式單一的缺陷，但“新子學”主導下的“國學”將是一個思想多元碰撞和時代同步和諧的狀態。方先生目的在於打破經學在國學中的壟斷地位，而讓國學的發展更加多元化、開放化。張雙棣《諸子學的復興與“新子學”的建立》(47)張雙棣《諸子學的復興與“新子學”的建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45～46頁。對方先生的看法持肯定的態度，認爲相容並包的諸子學成爲國學的主幹，是順應時代和學術發展的事情。(2) “新子學”不能成爲國學的主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譚家健《對〈“新子學”構想〉的建議》(48)譚家健《對〈“新子學”構想〉的建議》，《諸子學刊》第八輯，第404頁。認爲方先生提出的“新子學”只包括諸子百家思想史著作，並不包括中國古代的經學、史學、古代文學和古代自然科學史，但是“在傳統目録學中，‘新子學’之書只是傳統子部中的一小部分”，“新子學”是否可以成爲國學新主導或者國學新主體還需要謹慎考量。韓星《新國學的内在結構探析——以新經學、“新子學”爲主》(49)韓星《新國學的内在結構探析——以新經學、“新子學”爲主》，《諸子學刊》第九輯，第239頁。認爲“新子學”確實具有大力弘揚的必要性，但是我們也應該從史學角度客觀看待經學支配中國思想界兩千年的事實，對“新子學”給予正確的學術定位。林其錟對“新子學”成爲國學持有保留意見，其《略論先秦諸子傳統與“新子學”學科建設》(50)林其錟《略論先秦諸子傳統與“新子學”學科建設》，《諸子學刊》第九輯，第53頁。有言，“從歷史考察，‘國學’的概念出現於清末，是針對‘西學’提出的”。隨着我國愈發重視軟實力發展，國際上對於“中國學”的關注與日俱增，“中國學”的研究成爲國内外的熱門。“中國學”也可以稱爲“國學”，但是這種“國學”的内容寬泛，觀點雜亂，很容易流於空泛。因此，我們當今提倡的“新子學”不一定要去争做“國學”。(3) “新子學”主導的應該是“新國學”。高華平《“新子學”之我見》(51)高華平《“新子學”之我見》，《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認爲具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知識分子的學術成果稱爲“新子學”。因此“新子學”必須主導有别於王官之學的“新國學”。

4. “新子學”與西學之關係。對此有兩種觀點： (1) 研究“新子學”要慎重對待西學，正確處理好子學與西方文化學術的主次關係。作爲“新子學”的奠基者，方勇《“新子學”構想》(52)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國學版。認爲“新子學”的主要構想是以返還傳統諸子思想爲方向，要平心静氣、平等客觀地對待諸子百家，把目光重新收回到對元典的精細深入地研究上，挖掘中國學術的基本特質。方先生認爲“新子學”的研究一定要對中西結合保持客觀冷静的態度。中西結合雖是中國學術界一直以來的美好願望，但是最後中學往往變成不中不西之學術。“新子學”提出的背景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和大國背景，因此，在面對强大的西方文化時，不能喪失自信心，坦然面對西方，真正建構起富有生命力的“新子學”體系。林其錟《略論先秦諸子傳統與“新子學”學科建設》(53)林其錟《略論先秦諸子傳統與“新子學”學科建設》，《諸子學刊》第九輯，第54頁。認爲：“‘新子學’理論建構最爲核心的就是要從子學的實際出發，把握民族的思維模式、認知途徑和表達方式，擺脱對西方知識體系的依傍，建立具有民族特點的概念、範疇，形成理論體系，絶不能套用西學知識體系簡單尋找所謂的‘對應點’概念、範疇加以移植、附會。那樣不僅無益，而且還會謬誤横生。”何美忠《借力諸子 開拓中國學術新途徑》(54)何美忠《借力諸子 開拓中國學術新途徑》，《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97頁。以胡適爲例，對胡適借諸子學説移植西學觀念的做法進行駁斥，認爲這是一種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現。何先生認爲中國學者須具備主體意識，以中爲主，以西爲輔，不能有文化移植思想。南陽師範學院張永祥《中西方視野下的“新子學”再思考》(55)張永祥《中西方視野下的“新子學”再思考》，《集美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認爲“新子學”應該植根於我們傳統思想文化與歷史文獻資料，在東西方文明、傳統與現代的糾葛中獲得自我價值。華東師範大學王寧寧《“新子學”對中國哲學反思的再深化——以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在知識論方面的結合爲例》(56)王寧寧《“新子學”對中國哲學反思的再深化——以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在知識論方面的結合爲例》，“首届諸子學博士論壇——‘新子學’專題”會議論文。以當代知識論發展新方向，即理論知識與實踐知識的結合爲例，説明“新子學”發展應該正確處理中西文化，但是作者强調“用中國自己的方式解釋中國典籍和學術勢在必行”。(2) 融合中西文化於“新子學”研究。南京大學李承貴《一種充滿生命力的新學説》(57)劉思禾《新子學： 幾種可能的路向——國内外學者暢談“新子學”發展》，《光明日報》2014年5月13日。認爲“新子學”面對西學時要有客觀科學的站位，學術思想要開放，不要本位主義。高華平《“新子學”之我見》(58)高華平《“新子學”之我見》，《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針對方先生的觀點提出異議，認爲在當下全球化的時代，“新子學”面對“西學”時思考的似不應該是“擺脱二元對立思考的局限”，而應該是我們如何進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和不斷創新的問題。“在某個‘新諸子’只一‘子’的學術思想中，‘西學’可以與他堅守的‘中學’觀點相對應、甚至相對立；但在作爲整體的‘新子學’中，‘西學’應該已經融匯於其中、並已成爲它的一部分或它的血肉。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子學’之‘新’，就在於它乃是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學術。”賴賢宗《“新子學”方法論之反思——基源問題研究法與創造的詮釋學的知識建構過程》(59)賴賢宗《“新子學”方法論之反思——基源問題研究法與創造的闡釋學的知識建構過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95～112頁。認爲“新子學”的提出正是中西文化融合的體現，對擴大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影響力有所助益。

5. “新子學”與新儒、道、墨、法、雜家之關係。郝雨《“新子學”與“新儒學”之辨》(60)郝雨《“新子學”與“新儒學”之辨》，《諸子學刊》第十輯，第439頁。認爲“新子學”概念的提出並非針對“舊子學”，如果一定要給“新子學”找個挑戰對象，應該就是“新儒學”了。“新子學”和“新儒學”的根本區别就是：“新子學”不認爲儒家和儒學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和根基，而認爲諸子百家的思想才是中華文化真正的源頭。文化多元化是當今時代發展的必然，因此，“新子學”的提出符合文化發展的潮流和趨勢。華北電力大學王威威《“新子學”概念系統的建構》(61)王威威《“新子學”概念系統的建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20頁。認爲，新儒家、新墨家、新法家等都是爲了使諸子百家中的某一家思想在當代得到獨特的展示與弘揚，“新子學”並不是諸子學派各自獨立發展後的簡單相加，而是在排除門户之見後，促進各家思想在争鳴中走向融合，從子學共通性的角度建構思想體系和邏輯框架，詮釋“新子學”的現代意義。林其錟《“新子學”學科定位與雜家精神》(62)林其錟《“新子學”學科定位與雜家精神》，《中州學刊》2015年第12期。認爲“新子學”發展應該學習雜家精神，取諸家之長，舍諸家之短。張雙棣《“新子學”與雜家》(63)張雙棣《“新子學”與雜家》，《“新子學”論集》(二輯)，學苑出版社2017年版，第543頁。贊同林先生的觀點，認爲“新子學”不要因襲雜家，而是借鑒雜家相容並蓄的做法，在諸子多元的基礎上，實現統合，成爲“新雜家”。浙江科技學院張涅《重審先秦諸子思想的當代價值——從新雜家的視角》(64)張涅《重審先秦諸子思想的當代價值——從新雜家的視角》，《學術月刊》2013年第45期。指出，在“新子學”的研究工作中，我們應當重視秦漢間雜家雜合諸説的觀念和方法，倡導新雜家。新雜家遵循陰陽發展變化的規律，又基於多元價值的認識，基於個體權益、責任、義務等的思考；吸納現代各家的學説，並融通西方文化精神和諸子思想，如此，新子學方能完成其歷史使命。

(三) “新子學”之意義

學界關於“新子學”的相關意義研究，可以概括爲四個方面：

1. “新子學”在子學發展過程中起到承上啓下的作用。李似珍《“新子學”的學術針對性、時代意義思考》(65)李似珍《“新子學”的學術針對性、時代意義思考》，《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81頁。認爲“新子學”的提出體現了馮友蘭“接着講”的觀點，旨在做好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思想之間的銜接。刁生虎等的《“新子學”斷想——從意義和特質談起》(66)刁生虎、王喜英《“新子學”斷想——從意義和特質談起》，《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69～370頁。認爲“新子學”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第一，“新子學”是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必然産物，是新時代文化的必然選擇；第二，“新子學”爲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走向。

2. “新子學”爲當今學術思想和精神提供支撑。揣松森《論“新子學”的内涵及其意義——兼談子學與經學之别》(67)揣松森《論“新子學”的内涵及其意義——兼談子學與經學之别》，《集美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認爲“新子學”研究不僅有助於當代中國人找到心靈寄托，爲我國學術發展提供更廣闊、更有深度的思想材料，而且其争鳴多元的精神價值也符合當代多元化國際環境的要求，具有現實意義和價值。

3. “新子學”可豐富現代文化内涵，提供多元文化氛圍。郝雨《“新子學”對現代文化的意義》(68)郝雨《“新子學”對現代文化的意義》，《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99～401頁。認爲“新子學”將傳統文化研究以儒學爲主回歸到諸子百家的研究，爲在現代文化環境中實現民族文化繁榮提供契機，同時有利於我們從諸子百家中找到獨特的中國智慧。

4. “新子學”對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具有積極推動作用，中共浙江省嵊州市委宣傳部楊林水《“新子學”理論支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芻議》(69)楊林水《“新子學”理論支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芻議》，《諸子學刊》第十三輯，第208頁。談到“新子學”的當代價值時表示“‘新子學’是對兩千年來人文科學研究領域優秀成果的創造性提煉與高度概括，與當今倡導的新思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思想淵源上一脉相承，兩者都以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思想文化爲目的。‘新子學’既是系統學術理論，也是國民教育新理論，可以爲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强大的理論支援”。

(四) “新子學”之精神

在“新子學”提出之時，研究者們首先對先秦時期的“子學精神”進行了深入地挖掘與闡釋，歷經了一個不斷完善、全面的過程，逐漸催生了“新子學”精神。“新子學”精神以傳統“子學精神”作爲思想資源加以繼承，同時以新時代精神需要作爲轉型關鍵，其根本目的在於解決當今時代的精神困境，孕育新時代的百家争鳴。

方勇《再論“新子學”》(70)方勇《再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指出“‘新子學’是對‘子學現象’的正視，更是對‘子學精神’的提煉……這種現象的生命力，主要表現爲學者崇尚人格獨立、精神自由、學派之間平等對話、相互競争。各家論説雖然不同，但都能直面現實以深究學理，不尚一統而貴多元共生，是謂‘子學精神’”。方先生對“子學精神”的概括重在“多元”一詞，這也是衆多專家學者所公認的，但是除此之外，其他學者又對“子學精神”進行了新的概括和補充。東北師範大學張洪興《“新子學”芻議——以中國文化爲本位》(71)張洪興《“新子學”芻議——以中國文化爲本位》，《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74頁。認爲子學精神的基本精神是實踐理性，一是子學理論是對現實的折射和反思，二是子學理論對人們的生活具有指導性，是詩化生活的體現。歐明俊《論“子學思維”與“子學精神”》(72)歐明俊《論“子學思維”與“子學精神”》，《諸子學刊》第十三輯，第12～21頁。將“子學精神”和“史學精神”相比較，指出“子學精神”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創新精神，並將“子學精神”進一步細化爲“大丈夫精神、執着精神、犧牲奉獻精神、尚氣節精神、仁愛精神、謙虚好學精神、科學精神、自由精神、獨創精神、争鳴精神、叛逆精神、懷疑精神、批判精神、擔當精神、會通精神、開放精神、和諧精神、自省精神、自律精神”一系列寶貴的精神品格。張永祥《反者道之動——從子學走向“新子學”》(73)張永祥《反者道之動——從子學走向“新子學”》，《諸子學刊》第九輯，第39頁。認爲“子學精神”關鍵字是“自由”。他在文中引用了郭齊勇談子學精神自由性時所説的話，認爲郭氏之語“並非專爲子學精神而發，對子學精神的總結也顯得單一，但他對子學精神中最重要的自由精神的把握卻頗爲精當。事實上，先秦子學正是以天馬行空的自由思考、厚重不遷的獨特創造、天人合一的内向超越、憂時傷世的人文情懷以及和光同塵的和諧精神……形成了中國文明發展史上第一次‘哲學的突破’”。曾建華《“新子學”的本質與使命——圍繞子學與士之關係展開》(74)曾建華《“新子學”的本質與使命——圍繞子學與士之關係展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125頁。主張“新子學”應該傳承子學的“反叛”精神，將傳統“經學”思維帶來的僵化落後消解掉。李桂生《子學精神與“新子學”建構芻議》(75)李桂生《子學精神與“新子學”建構芻議》，《諸子學刊》第十三輯，第28頁。在前人基礎上又補充了一個實踐理性精神，這也是符合傳統“子學精神”的。謝清果《説説“新子學精神”》(76)謝清果《説説“新子學精神”》，《名作欣賞》2017年第3期。認爲“新子學精神”主要有四個層面： 一是“新子學精神”在於能够回應“新時代”命題；二是“新子學精神”在於能够蓄養“新民”；三是“新子學精神”在於能够締造“新境界”；四是“新子學精神”在於能够呼應“互聯網精神”。

(五) “新子學”之研究方法

關於“新子學”之研究方法，現有學界的思考如下：

方勇提倡“新子學”的研究要用中國方法解決中國問題，以返歸自身的方式，借助古人智慧化解學術研究中的内在衝突。(77)這一觀點貫穿方勇先生對“新子學”研究的認識過程之中，方勇先生的《再論“新子學”》將其表述爲“返歸自身”，《三論“新子學”》將其表述爲“回歸原點”，《“新子學”： 目標、問題與方法》將其表述爲“理解‘中國性’”等。張雙棣《諸子學的復興與“新子學”的建立》(78)張雙棣《諸子學的復興與“新子學”的建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45頁。認爲“新子學”的建立必須在全面復興諸子學的基礎上才能得以實現。林其錟《略論先秦諸子傳統與“新子學”學科建設》(79)林其錟《略論先秦諸子傳統與“新子學”學科建設》，《諸子學刊》第九輯，第54頁。認爲，建構“新子學”最核心的就是從子學實際出發，重視民族的思維模式、認知途徑和表達方式，擺脱對西學知識體系的依傍，建立具有民族特點的概念、範疇，形成理論體系。劉韶軍《論“新子學”的内涵、理念與構架》(80)劉韶軍《論“新子學”的内涵、理念與構架》，《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認爲“新子學”有四個理念： 一是以新的價值觀、方法等對舊子學進行全新的解讀、闡釋；二是在“新子學”的研究中，要把不同學科整合、貫通起來，儘量消除各個學科的相對局限性；三是在忠實於“舊子學”留存文本的基礎上對其中的豐富内容做出科學的闡釋；四是保持學術的獨立性和自由性，即不受任何學術之外的因素影響的子學研究。張洪興《“新子學”芻議——以中國文化爲本位》(81)張洪興《“新子學”芻議——以中國文化爲本位》，《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75頁。認爲發展“新子學”要以中國文化爲本位，循中國文化之本。孫以昭《時代召唤“新子學”》(82)孫以昭《時代召唤“新子學”》，《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91～392頁。認爲“新子學”研究不能離開傳統的訓詁和義理兩個層面，但是也要和西學比照，同時重視多學科綜合性研究。王威威《“新子學”概念系統的建構》(83)王威威《“新子學”概念系統的建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19頁。認爲建構“新子學”不僅要重視子學的多元性，而且要重視其作爲一個整體的融合性和統一性。歐明俊《跨界會通——論“新子學”的創新途徑》(84)歐明俊《跨界會通——論“新子學”的創新途徑》，《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認爲“新子學”研究應該跨越學科、時代、不同學術路徑的疆界，會通學科、古今，彌合學術分裂，從整體之學的角度觀照“新子學”。臺灣淡江大學曾昭旭《爲新子學再進一解： 藉造論開發經中義藴——以〈孟子〉“聖之時者”章爲例》(85)曾昭旭《爲新子學再進一解： 藉造論開發經中義藴——以〈孟子〉“聖之時者”章爲例》，“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一文在前文《爲新子學定性定位》的基礎上，就如何構成和促進新一代子學恰如其分的成績進行深入探討，曾先生認爲當代“新子學”研究者既要借經中之道觸發自我生命與心靈，開啓智慧，又要在即子即經的前提下重視分析、概念、總結與系統建構，“以我之體道之經驗去印證經中義理也”，通過《孟子》“聖之時者”章的具體實踐，闡明“新子學”所以爲“新”爲“子”，正需要現代學者將概念分析、理論建構之能力與修身養性、道德實踐之工夫相結合。張永祥《反者道之動——從子學走向“新子學”》(86)張永祥《反者道之動——從子學走向“新子學”》，《諸子學刊》第九輯，第40～41頁。提出： 一是要有大子學的歷史眼光，要將歷史性與多樣性統一；二是要有大學術的現代意識，既要繼承傳統學術研究思想的精華，又要汲取西方學術研究方法的優長；三是要有大文化的宏觀視野，在探索中確立文化發展新方向。玄華《“新子學”——子學思維覺醒下的新哲學與系統性學術文化工程》(87)玄華《“新子學”——子學思維覺醒下的新哲學與系統性學術文化工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89頁。認爲“新子學”的研究方法應該“以子學思維與精神爲核心，對萬物的思考已進入後現代主義階段。它摒棄人爲對本質的先驗設定，强調對現象本身的還原與分析，對事物采用内在性、發生性的探索。一切本身都是多元的，事物間是一個互涉文本的關係，没有已死的過去本源，也没有僵化固定的未來終點。一切都是在不斷的解構與建構、又重新解構與建構中發生。宇宙没有先驗的唯一本源，人也没有抽象固定的本質，都是在永不停休的進化發展中不斷實現與呈現”。

(六) “新子學”之當代發展路向、使命與傳播

“軸心時代”孕育而生的子學的本質是當下之學，子學傳統不僅是我國精神文明的財富，也是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産。“新子學”與子學一脉相承，其本質是借古人智慧積極應對當前社會的新問題、新挑戰。重視“新子學”在全社會的傳播，獲得國際認可，對我國增强文化軟實力和影響力具有重要作用。

1. “新子學”之當代發展路向。從“新子學”成立至今，衆多學者都對“新子學”發展路向問題作出諸多探討，主要包含三個層面的理解： 一是把“新子學”文獻典籍整理工作作爲“新子學”研究的基礎性工程；二是“新子學”研究要與當前社會時代的發展緊密結合；三是“新子學”要走向世界，争取自己的話語權。下面進行詳舉：

方勇自提出“新子學”，就對其發展路向和研究方法進行過闡述，其《再論“新子學”》(88)方勇《再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就此歸納爲三個方面： 一是要結合歷史經驗與當下學術觀念，正確界定“子學”範疇，對諸子學資料進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將散落於各類文獻中的有關資料，進行彙集整合；二是依據現代學術規範，對原有的諸子文本進行更爲深入的輯佚、鈎沉、輯評、校勘、整合、注釋和研究；三是闡發諸子各家各派的精義，梳理諸子學發展脉絡，從而更好推動“百家争鳴”學術局面的出現。方先生最新著述《四論“新子學”》(89)方勇《四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8年10月13日。則通過梳理、辨析《漢志》諸説，以諸子時代的文明重建作爲參考，認爲“新子學”應該以多元視角觀照諸子學，在理解好中國文明的基礎上，更要處理好文明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許抗生《談談關於建立當代“新子學”的幾點想法》(90)許抗生《談談關於建立當代“新子學”的幾點想法》，《諸子學刊》第九輯，第67～68頁。認爲建立當代“新子學”應分爲三階段： 一是做好先秦子書古籍的整理工作；二是讀懂子書，深入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提出創新性見解；三是從當代社會的需要出發，建立符合當代社會的“新子學”思想體系。清華大學傅璇琮《繼往開來 創新學術》(91)傅璇琮《繼往開來 創新學術》，《諸子學刊》第九輯，第159～162頁。從傳統元典、學術創新、國際視野三個層面闡釋了“新子學”的發展路向和方法： 一是在傳統元典上，加快整理子學文獻，從綜合研究視角梳理“新子學”的發展演變軌跡；二是在學術創新上，對現有的、符合歷史實際的理論進行綜合、概括和總結，使研究者及時借鑒，在此基礎上推陳出新；三是在國際視野上，要尊重和熱愛“新子學”中所包含的民族文化價值，同時也要將“新子學”放在世界學術的背景下進行比較研究。在世界學術的大背景中要充分認識到“新子學”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張洪興《“新子學”芻議——以中國文化爲本位》(92)張洪興《“新子學”芻議——以中國文化爲本位》，《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75頁。認爲“新子學”發展主旨是尋找子學文化與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契合點，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社會中，充分發揮子學的文化價值，積極踐行子學精神。上海政法學院李有亮《重返中國傳統文化最佳生態現場——對“新子學”的一點理解》(93)李有亮《重返中國傳統文化最佳生態現場——對“新子學”的一點理解》，《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85頁。認爲“新子學”就是帶領我們重新回歸先秦諸子的文化現場，繼承民族文化精神，以當今新媒體文化作爲語境，塑造新的中國現代文化生態環境。張永祥《中西方視野下的“新子學”再思考》(94)張永祥《中西方視野下的“新子學”再思考》，《集美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將“新子學”未來發展路向歸納爲四方面： 一是全面整理子學相關文獻；二是對全部子學文獻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史的梳理；三是“新子學”研究者應當擺脱對文獻材料的依賴，言以明道，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新的思想資源；四是超越東西方文化之争，對人類未來進行深沉思考是“新子學”的最終設想。東北師範大學郭强《重審·重構·轉换： 新子學視域下諸子研究的三條路徑》(95)郭强《重審·重構·轉换： 新子學視域下諸子研究的三條路徑》，“首届諸子學博士論壇——‘新子學’專題”會議論文。以《荀子》爲例，從《荀子》地位的再審視、《荀子》價值的再評議、《荀子》作用的再探討三個方面説明“新子學”研究者首先必須要平心静氣地深入諸子元典，重新構建元典價值，才能使中華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的轉化與發展。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萬佳俊《“新子學”的發展要注重出土文獻的整理和研究》(96)萬佳俊《“新子學”的發展要注重出土文獻的整理和研究》，“首届諸子學博士論壇——‘新子學’專題”會議論文。從“整理資料夯實研究基礎”“正本清源‘還諸子以原貌’”“‘跨界會通’再解諸子古籍”“借助東風發揚中華文化‘根性’”四個方面呼籲專家學者們重視出土文獻對“新子學”研究的意義。

2. “新子學”之當代使命。方勇《“新子學”構想》(97)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國學版。認爲“我們倡導‘新子學’，正是對諸子思想的重新解讀和揚棄，也是借重我們自身的智慧與認識對傳統思想的重新尋找和再創造……中華文化的未來，必將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地創新發展。諸子學作爲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主體，必然是未來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中國重新崛起爲世界中堅的有生力量之一”。郝雨《“新子學”與民族文化復興大方向——兼與陸建華先生商榷》(98)郝雨《“新子學”與民族文化復興大方向——兼與陸建華先生商榷》，《管子學刊》2018年第4期。認爲“新子學”不是一個簡單確指的研究對象，而是一個學術文化研究範疇，是復興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大方向，這一課題並不僅僅屬於古代文化文學、古代哲學與古代思想史領域，而應該更加宏大，是現代文化研究者努力的方向。因此當代學者應該在“新子學”的感召下，打破學科之間、古今之間的壁壘，尋找中國文化真正的源頭，重啓中國百家争鳴的文化局面。安徽大學陳廣忠《“新子學”的歷史使命》(99)陳廣忠《“新子學”的歷史使命》，《“新子學”論集》，第240頁。概括了“新子學”當前的使命： 繼承和創新。諸子學説是中國古代學者學術集大成之體現，與同期西方哲學家相比，亦是平分秋色，因此我們當代“新子學”應該繼承優秀的子學傳統；在深厚子學思想的基礎上，“新子學”應該廣泛吸納西學、佛學、中華各民族在各個歷史階段創造的文化優秀成果，推陳出新，建立有利於天下及中國發展的完整理論體系。上海大學葛紅兵《“新子學”： 如何與當代生活對接》(100)葛紅兵《“新子學”： 如何與當代生活對接》，《名作欣賞》2015年第1期。認爲“新子學”應與社會現實生活相對接，如何讓“新子學”更好地融入現代生活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曾建華《“新子學”的本質與使命——圍繞子學與士之關係展開》(101)曾建華《“新子學”的本質與使命——圍繞子學與士之關係展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125頁。認爲“新子學”的使命有兩個層次： 一是從精神層面看，“將繼續秉承子學的‘反叛’精神，全面而自覺地消解‘經學’思維所帶來的思想專制與思維局限”；二是從人才的角度看，“‘新子學’是子學的自我突破，是傳統士人與近代公知逐漸轉化爲媒介知識分子的内在動力”。

“新子學”當代使命得到關注的同時，“新子學”研究者之素質和使命也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該研究者是傳統子學思想的繼承者與創新者、“新子學”思想的踐行者與傳播者，因此其素質和使命感對“新子學”未來的良性發展至關重要。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耿振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子學”之“關注現實”的思考》(102)耿振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子學”之“關注現實”的思考》，《諸子學刊》第十三輯，第174～175頁。對“新子學”的研究者提出期望： 一是希望研究者們不僅在各自擅長的專業領域發展“新子學”，讓“新子學”更加科學化和理論化，同時他們應該承擔起傳播“新子學”的重任，將“新子學”在當代社會中進行普及，使普通民衆都可以接受“新子學”；二是研究者要整理代表人類文明發展趨勢的古典著作，增强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讓現代文化建立在傳統民族文化的基礎之上。孫以昭《“新子學”與儒學、經學的關係及其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103)孫以昭《“新子學”與儒學、經學的關係及其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諸子學刊》第九輯，第220～221頁。認爲當代“新子學”學者的神聖歷史使命就是推動“新子學”研究體系的最終確立，形成“東學西進”的局面。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江淮論壇》雜誌社吴勇《以諸子的精神面對現實——“新子學”的任務淺議》(104)吴勇《以諸子的精神面對現實——“新子學”的任務淺議》，《諸子學刊》第九輯，第166頁。闡述了“新子學”研究者的任務： 一是整理諸子學典籍和諸子精神面貌相結合；二是摒棄近代以來形成的民族文化虚無感和自負感，理性審視西學和中學的差異和共性，勇敢承認西學的長處與不足；三是認真研究中西方思維方式，吸收西方文化中與中國傳統文化共通之，發展出自身的新形態；四是思想既要高屋建瓴，也要腳踏實地，學者們在進行“新子學”研究時，要重視“新子學”與日常生活的聯繫，實現“新子學”理論到實踐的飛躍。寧波廣播電視大學蔣門馬《關於弘揚“新子學”的建議》(105)蔣門馬《關於弘揚“新子學”的建議》，《諸子學刊》第九輯，第153頁。認爲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治内的精神修養，重在涵養智慧、身心體悟，不在於理論的建構。學習傳統文化的人，尤其是“新子學”的研究者，都應該對傳統文化經典懷揣敬畏之心，以傳統文化滋養身心，指導人生，切實體會人生的幸福感。

3. “新子學”之傳播。在此方面主要涉及兩個層面的内容： (1) “新子學”之傳播方式。蘇州大學徐國源《關於“新子學”的幾點思考》(106)徐國源《關於“新子學”的幾點思考》，《諸子學刊》第八輯，第378頁。認爲“新子學”應該充分利用當今新媒體傳播媒介和技術手段，將“子學”豐富的思想義理以生動通俗的方式表達出來。韓國中央大學金把路《人工智能時代的新子學試探》(107)金把路《人工智能時代的新子學試探》，“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以數字人文的觀念作爲基礎，提出了“數字《子藏》”“數字新子學”“新子學人工智慧倫理模型”的設計構想，介紹了分析與解釋領域的文本挖掘、社會網絡分析、空間分析等數字分析方法及其在人文學的應用。蔣門馬《關於弘揚“新子學”的建議》(108)蔣門馬《關於弘揚“新子學”的建議》，《諸子學刊》第九輯，第152～158頁。就傳播“新子學”提出了五點建議： 一是基於翻譯者對子學元典的精深研究和對某一門外語的熟練掌握，重新將“新子學”元典翻譯成外文，推動“新子學”的海外傳播；二是創建“新子學”網上論壇，擴大“新子學”的影響力；三是在九年義務教育中納入傳統文化的學習和訓練，要求學生熟讀背誦傳統文化元典，訓練學生以毛筆字進行書寫；四是在圖書作爲載體的基礎上，大力開發各種音像製品，尤其要運用好當今的新媒體，以電影、電視形象生動弘揚“新子學”，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五是將無形的“新子學”思想精神轉化爲有形的物質商品，開發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産品。楊林水《“新子學”應如何進一步走向全球——淺談“新子學”的跨國傳播》(109)楊林水《“新子學”應如何進一步走向全球——淺談“新子學”的跨國傳播》，《“新子學”論集》，第771～775頁。從傳播内容、傳播媒介、傳播主體和傳播模式四個方面對“新子學”傳播與推廣問題進行闡述： 一是“新子學”要爲國學發聲，循序漸進；二是“新子學”應該展開媒介立體式傳播，既要繼續通過國際學術期刊、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傳統媒介傳播“新子學”，又要利用好互聯網等新媒體；三是華東師範大學應該將“新子學”作爲人文社科領域的重點項目，積極向國家申請立項，成立“國學國際傳播中心”等專門機構，注重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兄弟院校合作；四是“新子學”傳播應該形成整體互動傳播模式，即人際傳播系統、大衆傳播系統和網絡傳播系統，這三個系統應該共同作用於“新子學”的傳播。上海大學李娟《文化自信與“新子學”大衆傳播——兼談新媒體格局下的經典文化傳播路徑》(110)李娟《文化自信與“新子學”大衆傳播——兼談新媒體格局下的經典文化傳播路徑》，“首届諸子學博士論壇——‘新子學’專題”會議論文。認爲“新子學”的發展可以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與普及，以2018年《中國詩詞大會》爲例，其成功要素主要是把握到了時代的脉搏、充分發揮了媒體導向作用、充分遵循了傳播規律、節目形式的創新與大衆化通俗化的走向、國家“文化自信”的强力推動等，“新子學”的傳播應該以此爲借鑒，大力推動“新子學”走向民間： 一是把“新子學”上升到國家戰略，通過國家一定計劃、資金、政策引導等有效保證；二是充分發揮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的作用；三是將新型主流媒體作爲“新子學”傳播的主要管道。上海財經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祥龍《試論“新子學”教育中教材修編的相關問題——以儒家經典教材的演變切入》(111)陳祥龍《試論“新子學”教育中教材修編的相關問題——以儒家經典教材的演變切入》，“首届諸子學博士論壇——‘新子學’專題”會議論文。詳細梳理了中國教材教本的發展史，明確了傳統教本與現代教材之間的差異之處。在“新子學”視域下，作者認爲現代教材編訂應該超越西方學科規範重新思考經典教材的價值，重新認識經典教材的地位。(2) “新子學”之傳播接受。“新子學”提出後，其理論研究在中國大陸及臺灣地區、日本、韓國、美國、新加坡等國家都産生重要影響，韓國圓光大學姜聲調《在韓“諸子學”發展的反省與重建》(112)姜聲調《在韓“諸子學”發展的反省與重建》，“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通過詳細梳理韓國“諸子學”的發展概況，檢討目前韓國“諸子學”存在的“客佔主位”“獨尊不容”“重方法論”三方面問題，認爲重建之道在於“回歸文本”，“搜集文獻”，“正解原義”。作者在文中强調韓國“諸子學”的重建應該借鑒“新子學”研究活動，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動韓國“諸子學”的轉型與發展。

(七) “新子學”理念下的實踐

在“新子學”理念的指引下，現代學者開展了具體實踐： 一方面以“新子學”理念對闡釋子學經典之前人著述加以評點，另一方面在“新子學”視域下對經典進行再闡釋，以期突破傳統與西方的桎梏，實現對經典本位的回歸。

1. 以“新子學”理念對闡釋子學經典之前人著述加以評點。山東大學鄧聯合《心志、文本及方法——王船山的老莊詮釋之學概觀》(113)鄧聯合《心志、文本及方法——王船山的老莊詮釋之學概觀》，“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認爲王船山一生的學術事業有二： 一是闡釋儒家經典，重建儒學“正學”；二是討伐各種“異端”之學。王船山老莊文本詮釋之學的文本形態可分爲狹義的内部性詮釋文本與廣義的外部性詮釋文本，在這兩種文本形態中，王船山對老莊之學的觀點常常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産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爲王船山作爲儒者和遺民所具有的複雜心理，另一方面是因爲王船山的著述往往采用經典詮釋的方式，又重視“依循對象文本的固有理路以出己意”。王船山雖依據同一種詮釋方法，但是對《老子》的詮釋是摧破式，對《莊子》的詮釋是建構式，在中國哲學經典詮釋史上具有獨特性。暨南大學黄燕强《陳柱墨學思想探析》(114)黄燕强《陳柱墨學思想探析》，“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認爲陳柱的墨學研究將傳統乾嘉“由字以通詞通道”的方法與民國學界應用西方現代學科體系的時代趨向融會貫通，其不僅“謹守乾嘉‘由字通詞通道’的實證方法”，而且吸取西方現代學科體系與哲學思想，將墨學思想内藴轉化爲具體的教育學、政治學、文學等學科思想，在《墨子之經學》和《墨子與諸子之異同》中，從歷史角度討論墨學與六經、王官學及其他諸子學的關係問題。陳柱的墨學研究是近代墨學史上之代表。澳門大學鄧國光《超越學術話語霸權壟斷： 唐文治先生“性理學”重建儒家話語典範意義初識》(115)鄧國光《超越學術話語霸權壟斷： 唐文治先生“性理學”重建儒家話語典範意義初識》，“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從唐文治“性理學”發軔、《性理學大義》之編撰與意義、《紫陽學術發微》之編撰與價值、《陽明學術發微》之編撰與意義、《性理救世書》之編撰與意義五個方面闡釋了唐文治一生精研、實踐“性理學”，化解學術專業或門户秉具之排他性，對學術話語之重建具有重要的意義，是值得尊重與弘揚的學術典範。國立江陵原州大學金白鉉《從老子栗谷注〈醇言〉談儒、道妙合》(116)金白鉉《從老子栗谷注〈醇言〉談儒、道妙合》，“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通過栗谷摘抄《老子》中有關於性理學的2098言編爲《醇言》，探討性理學視域下儒道之間的妙合。華中師範大學肖海燕《聞一多的莊子研究》(117)肖海燕《聞一多的莊子研究》，“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闡明了聞一多莊子研究本着對莊子的同情理解，在秉承傳統訓詁考據方法的同時，吸取西方哲學本位的理論與學術分科的方法，在校釋考證、文學成就、哲學思想、宗教精神四個層面取得了豐碩成果，在近代莊學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王俊彥《唐代道教的氣論——以吴筠爲例》(118)王俊彦《唐代道教的氣論——以吴筠爲例》，“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以《玄綱論》爲主探討了吴筠對道、元氣、陰陽、神精等概念的理解與闡釋。吉林大學焦炯炯《初論譚嗣同〈仁學〉作爲新子學的先聲和經典文本》(119)焦炯炯《初論譚嗣同〈仁學〉作爲新子學的先聲和經典文本》，“首届諸子學博士論壇——‘新子學’專題”會議論文。從文化轉型、多元會通、返歸自身處理世界性與中國性三個方面論述了譚嗣同《仁學》與“新子學”在處理文化轉型、學術融合與中國性等問題上的相似性，肯定了譚嗣同《仁學》作爲“新子學”先聲和經典文本的價值。

2. 在“新子學”視域下對子學經典進行再闡釋。上海大學郝雨、路陽的《“新子學”視野下微觀解讀一例》(120)郝雨、路陽《“新子學”視野下微觀解讀一例——重讀〈論語·八佾〉》，《“新子學”論集》，第500～510頁。一文，對《論語·八佾》中孔子與子夏的一段對話進行了全新的解讀。作者認爲，“新子學”的提出，不僅爲傳統文化的傳承在大方向上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在微觀上爲那些容易産生混淆的文本解讀帶來了轉機。這應當成爲我們今後可以借鑒的研究方向。蘇州大學王鍾陵《〈天地〉篇“夫子問於老聃”寓言解》(121)王鍾陵《〈天地〉篇“夫子問於老聃”寓言解》，“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采用逐字逐句精讀的方式，將該寓言中的字音、字義、文意進行梳理，辨析前家釋義與曲説，最終指明《天地》篇“夫子問於老聃”這一寓言“批駁‘治道若相放’的有爲者，説明只有不去管理萬物，不去干預自然的運行，才能融入於自然的運轉之中”。賴賢宗《論老莊哲學的“人法”與“道生”》(122)賴賢宗《論老莊哲學的“人法”與“道生”》，“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主要闡述了“人法”與“道生”的向上之道與向下之道的詮解之檢討、論方東美等人關於“向上之道”與“向下之道”的詮釋、老子哲學的本體進路的詮釋、《莊子》對於老子哲學的本體詮釋之繼續發揮等四個方面，建構起“‘道生’與‘人法’的相互回環，也就是由‘向下之道’‘道向萬物開展的途徑’與‘向上之道’‘萬物向道回返的歷程的雙向循環’”，言明“‘道生’與‘人法’所開展的境域是老子對於生態、生活、生命的高度智慧的生命整體觀”。中國傳媒大學刁生虎《比較視域中的儒道生死學及其現代意義》(123)刁生虎《比較視域中的儒道生死學及其現代意義》，“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對儒道生死哲學進行了詳細地梳理，認爲儒、道生死哲學共同點有四： 一是重生貴生，二是生死必然，三是生死自然，四是生死氣化。但在生死態度上，儒家重在樂生哀死，道家重在苦生樂死；在生死價值上，儒家重在倫理，道家重在自然；在生死超越上，儒家重在創造三不朽，道家重在體悟玄虚之道。處於互補狀態的儒道傳統生死學可以爲現代人建立系統的生死哲學和科學的生死觀念提供原則與思路，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華東師範大學陳贇《天道與自由——〈莊子·逍遥遊〉對人類自由本質的探究》(124)陳贇《天道與自由——〈莊子·逍遥遊〉對人類自由本質的探究》，“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從《莊子》文本出發，探討了自由的兩種内涵，在人的權能範圍之内，人必定是自由的，没有什麽可以阻礙人之自由體驗，在人的權能範圍之外，雖不能改變現實之境遇，但是可以通過改變主觀之認識，維持自由之狀態。由此可以看出《莊子》並不是追求一己之個人自由，而是追求“天地之正”，《莊子》中的“聖人”並不僅是普通的個體人格，同時是政治秩序的代表，即“聖人是政治性的人格，他在自正性命的同時，給出常人自正性命的條件”。揚州大學賈學鴻《新子學的當代性與研究方法芻議——以〈莊子〉“逍遥”釋義爲例》(125)賈學鴻《新子學的當代性與研究方法芻議——以〈莊子〉“逍遥”釋義爲例》，“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認爲“新子學”是以科學的研究方法，對傳統子學文獻進行符合時代需求的解讀。在“新子學”理念的指引下，賈女士從“逍遥”的語言屬性、意象内涵及“鯤鵬”的“逍遥”隱喻三個方面對文字溯源、細讀文本的研究方法加以闡釋與説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張斌峰《墨子法治觀的現代闡釋》(126)張斌峰《墨子法治觀的現代闡釋》，“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闡明墨子的法治觀是“治法”，“治法”即以法之治，“治法”之法是爲“仁”“兼愛”“義正”“尚同”“天志”“法天”“中效”“談辯”之法，在此基礎上，作者將墨子法治觀與現代法治觀相結合，認爲二者具有高度契合性，墨子的法治主張爲中國現代法治與和諧社會的建設提供了“本土資源”。厦門大學杜愷健《從“爲政在人”到“反身以誠”——“新子學”視角下〈中庸〉的政治傳播觀》(127)杜愷健《從“爲政在人”到“反身以誠”——“新子學”視角下〈中庸〉的政治傳播觀》，“首届諸子學博士論壇——‘新子學’專題”會議論文。認爲“新子學”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繼承傳統子學“皆務爲治”，面對新的社會問題與挑戰，能够提出與時俱進的解決方案，基於這一視角，重點探討了《中庸》的政治傳播觀。福建師範大學林楨《“新子學”語境呼唤建構時代理想人格——以墨子的聖人觀爲觀照》(128)林楨《“新子學”語境呼唤建構時代理想人格——以墨子的聖人觀爲觀照》，“首届諸子學博士論壇—— ‘新子學’專題”會議論文。認爲墨子理想人格分爲代表個人與政治統一的終極理想人格與代表美善品格的一般理想人格，墨子本身在言行上與聖人保持高度的統一，墨子的聖人成分意識、等級意識對後代聖人觀具有巨大的啓發作用，墨子理想人格的觀念對當今建構主人翁意識的理想人格具有重要意義。

三、 問題與建議

任何學術思想和理念都有一個逐漸完善、成熟的過程，“新子學”理念和研究也不例外，其自2012年提出至今，尚處於一個不斷前進、深化的過程。當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有待學界對此進行反思並提出完善之道。拙文嘗試談點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議，權做抛磚引玉之用。

其一，從前文綜述可見，“新子學”框架已經初步建立，並且部分學者已經開始嘗試在“新子學”視域下觀照子學經典以及相關研究著述，這無疑是“新子學”發展中取得的階段性突破與進步。但是我們亦發現“新子學”基礎類研究論文重複率較高，主要集中於“新子學”之意義、“新子學”之研究對象、“新子學”之精神等問題，後期學者對“新子學”基礎類問題的認識多是對早期“新子學”研究觀點的支持、反對或質疑，少有新的發現與獨特見解。諸如“新子學”之組成要素、“新子學”之理論框架、“新子學”之地域差異性等方面的文章尚不多見。這些問題涉及“新子學”理論的本質，同樣是“新子學”理論需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也是初學者接觸“新子學”理論的必備知識。其次“新子學”諸多意涵還尚無定論，仍有待於學界達成共識。方勇本着謹慎、包容、開放的態度，並未對“新子學”下一個指示明確的定義，所以引發部分學者對“新子學”這一命題的質疑，如陸建華《“新子學”斷想——與方勇先生商榷》(129)陸建華《“新子學”斷想——與方勇先生商榷》，《光明日報》2018年3月24日。一文對“新子學”進行了否定與質疑。面對質疑，方勇和郝雨均發表文章予以商榷，我們認爲這正是“新子學”相容並包的魅力所在，一個理論的誕生與發展必然是艱難而曲折的過程，“新子學”亦如是，我們應該正視質疑，從質疑聲中找到“新子學”建構的完善之道。

其二，雖然當今對“新子學”研究方法的討論很多，但是在具體研究中，尚需作進一步思考。當前“新子學”主要面臨的兩大研究難題分别是傳統與當代的平衡問題、中國性與世界性的平衡問題。“新子學”一方面不能局限於前人子學研究的傳統，只關注對子學元典整理校對、鑽研字義、疏通語義，而忽視子學對當今社會産生的實際影響和實踐效果。另一方面“新子學”不是西學，不能將西方的學術思想和方法照搬照抄，不遵從中國學術實際情況，在西學思想的框架下闡釋“新子學”。中國近代學術研究受到西學的影響過甚，因而導致中國近代學術界形成“不西學，無研究”的不良風氣。我們不能一味迷失在西學中，而失去本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將“新子學”變成“不中不西的囫圇之學”。針對傳統與當代的平衡問題，我們可以借鑒陳寅恪“瞭解之同情”的觀點，即“蓋古人著書立説，皆有所爲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説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爲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説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説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説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130)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252頁。。“新子學”研究首先要對子學元典有一個準確的認識和把握，這種精凖認識並不只局限於疏通字句，而是回歸古人的語境，與古人無隔，從古人角度對子學元典進行深微解讀。其次要把握好當今時代的大勢，跳出子學原有思想理論的時代局限性，去粗取精，將子學思想内核同當今學術轉型、時代精神需要相結合，認識到“新子學”是當下之學、社會之學的本質，注重發掘“新子學”對當今社會發展的價值和意義，重視“新子學”應對當代社會問題與挑戰的重要價值。針對中國性與世界性的平衡問題，“新子學”研究者應該堅持中國學術文化本位，使“新子學”生長於中國學術文化傳統的沃土中，對西方優秀的研究方法，不能直接照搬照抄，而應該加以改造、創新，使之中國化、本土化，真正實現重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

其三，“新子學”近幾年在國内外學術界的影響力呈明顯上升趨勢，甚至已經逐漸突破學術範疇，向社會範圍擴展，這是現階段“新子學”取得的重要成績與突破，但是我們認爲“新子學”作爲中華傳統文化與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重要推助力之一，其影響力還遠遠不够。從傳播地區與受衆看，“新子學”研究熱度主要集中於沿海發達城市或者文化底藴較深厚的内陸地區，比如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從全國範圍看，參與討論的較少。對“新子學”抱有較高熱情的主要是高校的專家學者，而在媒體行業如此發達、便捷的今天，媒體、記者、微博紅人等這些宣傳能力更强，影響面積更大，有更多受衆、粉絲的群體，則很少參與其中。想要尋求這一問題的解決之道，我們首先應該追溯子學發展的歷史，子學産生於尚没有精細學科劃分的先秦時期，所以子學涵蓋的内容非常豐富，不僅包括思想性、哲學性和文學性的内容，同時還包括其他學科的知識，如《莊子》《墨子》等經典子學著作除修身、治世之學外，《莊子》中還包含地理、養生、生物等知識，《墨子》中還包含物理、機械等知識。因此，我們一方面可以呼籲目前參與研究的專業人員要拓寬自己的學科知識面，打通文史哲，增加自己的知識儲備，不要對自己擅長領域以外的知識抱有抵觸情緒和研究偏見；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賦予“新子學”跨界的能力，增强“新子學”對其他領域專家學者的吸引力。從傳播方式看，“新子學”目前有兩種傳播方式，一是以紙質作爲傳播載體，著書立説，但是弊端在於形式比較死板，缺乏趣味性；二是開辦講座、論壇和研討會等。這種方式的弊端主要是場地有限，與會人數也有所限制，導致“新子學”向普通人群的傳播力度減弱。這兩種方式與傳統的文化傳播方式一脉相承，儘管面對當今時代存在傳播弊端，但是這兩種方式的存在對把握“新子學”的準確性與專業性具有必要性，亦不可忽視。目前針對這一問題，我們應該在繼承傳統的傳播方式的基礎上，尋求突破之道，面對當今網絡化的新時代，“新子學”的宣傳應該充分利用互聯網、手機、Ipad等熱門的大衆傳媒先進技術與科技産品，增加“新子學”的宣傳方式，將“新子學”從象牙塔中釋放出來，打破其隔閡感與神秘感，使其大衆化、民間化。“新子學”從本質上看，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借鑒當前熱門、受衆較多的文化類節目的推廣宣傳方式，如“國家寶藏”“上新了·故宫”等。將“新子學”研究成果與動漫、影視劇、綜藝節目等傳播方式相結合，以藝術化的形式展示給廣大受衆，但是也要避免一味迎合大衆口味從而造成對“新子學”的過度消費與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