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格局重构的大环境下，出版企业要以更大的努力，应对新情况、新要求，展现新面貌、新作为;要向做得好的出版企业学习，切合自身实际，统筹布局，进一步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际传播力，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  键  词】出版;版权“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力

【作者单位】汤家芳，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22.005

自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和文化软实力的增长，出版企业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下，积极探索实践，经过多年努力，版权“走出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为文化繁荣加大力度指明了方向，让版权企业更加自信，版权“走出去”工作更有成效。据统计，目前我国优质版权已经走入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成为我国国际出版合作的新热点。据近期出版的《“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发展报告（第一卷）》，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签订的版权贸易协议从2016年的3808项增至2018年的7000余项，增幅达到86.5%，对相关国家版权输出数量占版权输出总量的比例由41%提高到55%;2018年，我国有224个出版行业机构与83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200多个机构签署了版权输出协议，涉及语种50多个。同时有168个国内机构与53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130多个机构签署了版权引进协议，国内机构遍布全国29个省级行政地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版权“走出去”工作进入了新阶段、新时代。在全球格局重构的大环境下，出版企业要以更大的努力，应对新情况、新要求，展现新面貌、新作为;要向做得好的出版企业学习，切合自身实际，统筹布局，进一步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际传播力，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哪些版权“走出去”了？

先说几位众所周知的著名作家，2012年10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其作品在获奖之前已经授权英、法、德、俄、瑞等外文译本约120种;2015年8月获得雨果奖的刘慈欣，其作品《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的英文版先后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在美国出版发行;2016年4月荣获国际安徒生奖的曹文轩，其30余种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等文字并被外国出版社购买版权，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外文版本有40余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重要文件文献，以及“大中华文库”等反映当代中国情况、解读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作品，在同类出版物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较高水平，目前已经成功输出海外。此外，《中国震撼》《中国能源新战略——页岩气出版工程（第一辑）》《世界城市建筑文化读本系列》《中国医学文化史》《我的第一本汉字书》《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证据——上海172个慰安所揭秘》《中国文明史》《中医食疗》等优秀作品也成功出海，且不仅是英文版本，有些作品还输出了阿拉伯语版、法语版、捷克语版、韩文版、意大利语版、日文版、西班牙语和俄语版等。

童书一直是比较容易“走出去”的品类，除了前面提到的曹文轩，荣获国家“五个一”图书奖的童书《布罗镇的邮递员》已授权了西班牙语版、俄语版、马来西亚语版、越南语版、韩语版、阿拉伯语版、哈萨克语版。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童书展上，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输出了越南文版，《男生贾里全传》输出了韩文版、保加利亚文版和印尼文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阳光图书馆”系列原创图画书实现多语种输出，可以说是硕果累累。

在2019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泰国等东南亚6国举办的第三届东南亚中国图书巡回展上，中外出版社达成合作意向821项，实现了中国出版界走进东南亚、拓展版权贸易新渠道的目标。据前两次巡回展的反馈，除了童书，东南亚读者对科技、教育、学习中文类型的图书甚至字帖等都有旺盛的需求，同时，我国一些自编教材也输出到东南亚国家。不仅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自编教材感兴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套数学教材还授权给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全套课本36本，除了教材中的人民币符号会被改成英镑符号，其他内容将一字不落地由中文翻译成英语。这是我国中小学教材第一次系统、大规模地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在此之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数学教辅《一课一练》授权给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了英文版，被英国400多所学校采用，后来英文版在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亚洲销售，至2018年底累计售出5.7万册。据该社提供的信息，《一课一练》还将推出其他语种的版本。

二、版权为什么能成功“走出去”？

近年来，越来越多关于治理国家的著述、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图书、关于中国艺术和建筑的图书以及童书、教材教辅的版权“走”了出去，越来越多中国作家荣获国际大奖，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有影响力，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社会长期稳定，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显著提升。2018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6%，位列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增速之首，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引起世界瞩目，因此反映当代中国情况、解读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作品，以及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科技、医学等有关的图书，受到世界多国政要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和欢迎;还有东南亚国家因为地缘关系，离中国比较近，受中国发展和文化影响比较大，因此中国的童书以及教育、文化方面的图书在这些国家很受追捧。而莫言、刘慈欣、曹文轩之所以能够成功“走出去”，根本原因在于其作品中包含的中国元素、鲜明的中国姿态以及中国风格，可以说，这几位作家通过讲述典型的中国故事，传遞了独特的中国声音。

第二，我国党和政府将版权“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自2004年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给出版企业“搭台”，鼓励、推动版权“走出去”，包括出台多种扶持“走出去”的财税政策和人才培养计划等。2007年《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配套发布的还有国家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发布，提出要进一步强化扶优扶强政策，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配套做出政策设计;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发布，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2018年《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把对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的财政扶持又延长了5年;2018年国家首批认定了包括上海、江苏在内的13家国家文化出口基地;2019年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出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管理办法。

第三，出版企业作为版权“走出去”的市场主体，积极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部署，用足国家扶持政策，主动“唱戏”，切实推动版权“走出去”。对于版权输出而言，最重要的是内容。审时度势，生产切合国家大局和国际出版市场需求的图书是最重要的一步。比如，十九大报告要求创造高质量的讲好中国故事、反映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图书;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鼓励多出精品，提高出版质量，并把国际影响力作为考核出版社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相应地，出版单位把相关选题策划和国际推广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此外，出版单位越来越重视版权和版权经营人才的培养，比如，通过派送版权人员参加版权贸易培训班以及重要的国际书展、提高版权人员的待遇、解决版权人员的职称体系等各种措施来提高版权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积极性，进而促进国际版权贸易的顺畅开展。

此外，多年来，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政府和社会有不同层级和不同纬度的支持，比如“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和“傅雷翻译出版奖”等。这些措施体现了相关机构对翻译工作和翻译人才的重视，使得有志之人更加热爱翻译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外优质图书可以出版高质量的中文版，我国更多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高质量的外文版，进而被西方文学评论者、读者和媒体广泛关注，为作品“走出去”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比如莫言获奖，译者是功不可没的，而获奖之后，其作品版权又成功地输出到更多的国家，形成良性循环。

互联网、电子书、有声书、视频的迅速发展，给文明传播的载体与渠道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版权“走出去”提供了便利。比如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可以在网站上展示，有兴趣的国外出版机构可以先申请审读电子文档，这比以往国外出版机构只有看到实体样书才能审阅决定便捷很多;参加书展进行面对面推介是非常好的机会，但毕竟展示的实体样书有限，而电子目录可以包括所有的书目，可以分门别类，还可以便捷地根据需要增加和调整，更有利于向不同的客户介绍和推广。此外，有些图书尽管暂时没有实现版权“走出去”，但可以电子书和有声书的形式通过一些平台在海外销售，到达目标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力求版权“走出去”有实效

如何立足实际，全局谋划，力求版权“走出去”有实效？笔者将以所在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下文简称译文社）为例，分析不足，分享计划，希望抛砖引玉，引发业界更多思考。

作为一家专业翻译出版海外优质图书的出版社，译文社在版权“走出去”方面显然是没有优势的，不过，译文社拥有不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词典工具书，而且版权“走出去”实践早在15年前就开始了。那时恰逢互联网快速发展的第一波浪潮，大批国内外电子词典或学习机生产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急需优质的内容，只有硬件是不行的，日本的卡西欧（Casio）就是这样一家公司。译文社与卡西欧公司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迄今一共有20多部词典工具书和语言学习类图书的数字化权利授权给了他们，包括在业界负有盛名的《英汉大词典》《汉英大词典》《新德汉词典》《新法汉词典》《法语动词变位手册》《日汉大辞典》等。这些出版物的数字化权利授权，一方面给译文社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因为卡西欧品牌的电子词典质量上乘，在日本和中国拥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译文社的品牌图书也因此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但遗憾的是，译文社的词典工具书和语言学习类图书的版权“走出去”，并不太符合国家战略意义上的文化或版权“走出去”。如前所述，国家鼓励和扶持的版权“走出去”主要包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国艺术、中国价值方面的图书，现在还包括讲好中国故事、讲述改革开放成就等方面的图书。显然，译文社是不具有这方面优势的，因为没有这方面的选题储备，甚至对于习惯挑选、引进好书的编辑来说，反过来策划“走出去”选题也是存在较大难度的。但是，在新时代新要求下，即便不具备“走出去”的优势，作为一家有社会担当的出版社，对于版权“走出去”也不能无动于衷。

近年来，译文社响应国家号召，研究国家有关政策，高度重视版权“走出去”，并立足实际，全局谋划，在策划选题和加大版权输出力度方面积极行动，采取或计划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争取及早开花结果。尤其在选题布局方面，译文社利用自身语言优势和国外作者资源，致力于策划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选题，实践“国际组稿、全球发行”的模式。以下将列举译文社的部分做法，与业界同人共同探讨。

1.策划“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系列”图书

译文社请《上海日报》原总编辑张慈赟先生用英语撰写“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系列”（Ancient Chinese Wisdom），图文并茂，文笔优美，难度适中，很好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智慧，方便外国读者深入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该系列目前已出版5种，包括《中国历史著述》（Gems of Chinese Classics）、《中国成语故事》（Chinese Idioms and Their Stories）、《中国历史人物》（Ancient Chinese Who Left Their Marks on  History）、《中国神话故事与三十六计》（Chinese My thology & Thirty-six Strategies）、《中国古建筑及其故事》（Stories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还有1种即将出版，即《中国历代著名绘画作品鉴赏》（Brush Away the Myste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此外，译文社还出版了《中华历史一百人》（A Hundred Personsin Chinese History）以及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漫画家丰子恺的作品《小故事》《丰子恺话人生》《護生画集》等。

2.发掘外籍作者资源

译文社请长期生活或工作在中国、熟悉中国的外国人，以他们的视角描写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等。外国人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对外国读者或研究者来说更具有说服力。比如译文社出版了法国知名学者、全球事务和国际问题专家、汉学家戴维·戈塞（中文名：高大伟）所著的Limited Viewson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华复兴管窥》），还出版了熟悉中国文化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包括History Flashback（《趣简中国史》）和Language Empowerment（《趣简中国话》）。目前，译文社正在策划一些类似选题，目标是形成一定的系列和达到一定的规模，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3.加大原创童书出版力度

译文社原有出书板块中包含针对青少年读者的文学图书，比如位居中国童书市场销售榜首的《夏洛的网》等。这几年童书市场火爆，加上青少年图书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因此译文社决定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增加优质原创童书的出版比重，并于2017年11月在上海童书展上宣布成立“童书中心”。两年来，译文社陆续出版了著名儿童作家秦文君的“开心男孩/开心女孩系列”，包括《开心男孩：小狗宝贝蛋》《开心男孩：读书并不难》《开心女孩：天才点心师》《开心女孩：外婆的武术》，以及知名作家周晴的“了不起的许多多系列”，包括《皇冠小子》《竞选风波》《胜利小队》《温暖引力》，这些图书取得了骄人的销售成绩，最近又入选了教育部“2019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

4.出版中文学习类图书

译文社出版了一些中文学习类图书，如《我的汉语教室》《一见钟情学汉语》等，很受教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培训机构欢迎。目前计划继续拓展这方面的选题。

随着可将版权卖出去的图书品种的增多，译文社在版权输出方面优化了分工，加大了力度，力求版权“走出去”取得实效。具体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优化分工。译文社在版权部门内部进行分工调整，在人员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由原先的一人兼职负责，调整为两人共同分担，各自承担一部分工作。这样可以把输出工作做得更扎实，一方面可以继续做好原有的数字化授权业务，另一方面可以为新的内容开拓新的客户、寻找新的买家。目前，译文社计划增加一名版权人员，调配出一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版权输出上。

第二，人先“走出去”。版权“走出去”，需要做版权的人和相关编辑先“走出去”。译文社主营业务是引进版权，非常熟悉版权引进的流程和技巧，但这种情况有利有弊。“利”在于可以把成熟的版权贸易方式方法反过来用在版权输出上，比如制作目录、推荐图书、洽谈条件、拟定合同等。“弊”主要在于，一方面，可以“走出去”的内容缺乏，另一方面，版权人员对没有合作过的、潜在的买家不了解，对他们的市场需求不熟悉，尤其对“一带一路”国家出版社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译文社对版权人员和相关编辑提出了新要求：要花时间研究目标国家潜在的买家出版商的相关信息，和他们建立联系，推荐已有内容，同时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进而有针对性地策划相关选题;除了几大国际书展，还要参加“一带一路”国家举办的书展，充分利用政府搭建的版权交易联盟平臺或出版界交流互访的机会，做到知己知彼;要在日常工作中通过电子邮件等便捷方式向国外出版机构进行经常性推介，多管齐下，力求版权“走出去”有实效;版权人员要秉持一贯的版权意识，熟悉自己社的版权资源，并且有非常强的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等。

第三，利用数字平台“走出去”。提升我国在国际舞台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除了纸质图书出口、授权出版外文版，还可以利用数字平台便捷地将高质量图书送到海外读者手中。译文社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易阅通”平台、掌阅iReader海外版、亚马逊等电子书平台，第一时间将内容发布到世界各地，让海外读者能够及时领略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儿童图书的魅力，切实感受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比如张慈赟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系列”在纸书出版的同时，配套的电子书第一时间在iBooks上线，同步实现了全球160多个国家的读者都可以购买。又如高大伟的《中华复兴管窥》在纸书出版的同时，实现了“纸电声一体”，即纸书、电子书和有声书都有，电子书和有声书先于纸书被读者尤其是海外读者看到或听到。

第四，立足长远，全盘布局。译文社通过对版权人员和相关编辑提出新要求，一方面继续用心开拓已有的选题品种，力求达到一定规模和更好的效果，而不是一本一本零散地出版和推广，另一方面深入挖掘和研究目标市场需求，大力推介已有图书，同时根据目标市场需求有的放矢地策划选题。笔者认为，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不能只盯着眼下能不能赚钱，要将眼光放长远，毕竟对于出版工作来说，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再则，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壮大，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大，世界对中国会越来越感兴趣，关于中国发展和文化、学习中国经验、学习中文的图书会更加受到关注;只要图书内容好，可读性强，有研究和学习或欣赏价值，就一定会有市场，出版企业的经济效益自然而然地就好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