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美娟?米热·吐尔汗巴依?黄靖

【摘要】  文章立足于“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有关图书出版的研究现状，基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环境、传播路径以及传播效果这五个维度构建了图书出版文化传播力研究框架，对既有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资料收集、数据分析与理论研究。研究显示，近年来，相关主题的研究规模不断扩大，研究热点纷呈，但是在传播效果方面的研究比较匮乏，事实层面及建议对策方面较多，而相关理论应用与体系研究亟待加强。

【关  键  词】图书出版;“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力;研究综述

【作者单位】张美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米热·吐尔汗巴依，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黄靖，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22.002

图书出版是“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途径。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构想，强调积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打造文化包容的共同体。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再次指出，共建“一带一路”，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六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全面展开，文明互学互鉴不断加深。

图书出版助力“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一批出版机构肩负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使命。作为连接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圈的纽带之一，中国图书出版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了多种形式、广泛、高质量的合作，通过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科技与生活等方面图书的“走出去”，进一步增强了对外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近年来，图书出版与“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力的研究成为研究热点，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繁荣与发展。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1.研究对象

文章的研究对象主要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期刊及学位论文、读秀中的图书专著信息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公示的社科年度基金项目三大板块。

具体而言，笔者在中国知网以“一带一路”和“图书出版”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得出146篇相关文献。笔者通过手动筛选，去除检索结果中新闻报道、会议通知等信息后，最终得到110篇有效文献，其中，包括期刊论文98篇、学位论文12篇;通过在读秀官网搜索在2016—2019年期间与“一带一路”及“文化传播与交流”等相关联的图书信息，筛选出18本已出版图书著作;通过中国社会科学网搜集整理出近五年（2015—2019年）“图书出版”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相关联的社科基金课题74项。这三大类的研究成果信息与数据，便是本研究综述的事实基础与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文章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该方法是一种以各种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早期的内容分析法源于社会科学借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来进行历史文献的量化分析，现已成为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进行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二、研究概况

文章基于相关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图书著作、国家课题以及研究机构分布这些方面的研究状况，从宏观角度揭示相关研究概况。

1.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

对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相关主题的有效文献为110篇。从资源类型看，期刊论文有98篇，學位论文有12篇。从发表时间及研究主题上看，自“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研究便兴起，并方兴未艾。而具体将图书出版与“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力相结合并进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始于2015年，学者开始着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图书出版所面临的新机遇及路径选择、图书翻译出版现状与应对等内容。研究高峰期为2017年（27篇）与2018年（29篇），多为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图书出版发展的现状与特征、国际合作项目等内容的探讨，反映出相关结合研究正在成为“一带一路”文化传播领域与出版领域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从研究机构与作者信息来看，4篇文献来自五洲传播出版社，占比3.6%;4篇文献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占比3.6%;4篇文献来自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占比3.6%;6篇文献来自北京印刷学院，占比5.4%，其他类机构产生文献79篇，占比70.5%。从该项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图书出版进行相关研究的机构数量虽然较多，但分布较为分散，尚未出现专门机构进行专项研究。这一研究课题是一个跨领域、综合性很强的研究领域，涉及的领域与机构相当广，新闻出版领域的研究贡献亟须加强。

2.图书著作

相关主题的已出版图书著作有18本。从时间序列上看，2016—2018年三年间，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在五本左右，截止到2019年10月，三本相关图书已出版。

图书著作是一个领域系统性研究的成果，反映出相关研究的相对成熟与发展。基于相关图书信息与内容分析，笔者发现，其一，图书主题相对集中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文化在某些区域的传播研究、文化传播与软实力的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文化产业研究以及传播战略研究，如张莉的《“一带一路”背景下内蒙古文化对外传播与文化软实力建设》、董召锋等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原文化建设与对外传播研究》等，其中，对“一带一路”欧洲国家区域的中华文化传播研究很少;其二，除了图书翻译研究，其他与图书出版相关的研究比较缺乏;其三，相关图书的出版社主要集中于北京，还有昆明、云南、兰州和成都这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地域;其四，相关图书专著的出版单位以大学出版社居多，研究者主要来自高校。

3.社科基金项目

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网公示的相关社科基金项目信息整理可得，我国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发展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相关主题的社科基金项目有74项。课题所依托的学科日趋丰富，我国学者对“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研究视野更加广阔、维度更加多样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代表着一个领域的国家战略研究导向与高水平的研究。从时间序列及课题数量上看，“一带一路”与图书出版、文化传播相关的研究课题主要出现于2015年（1项）。此后，相关的研究课题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至 2019年（截止到2019年10月）达到一个高峰，相关课题总数达28项。从关键词变迁来看，研究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提升。研究对象主要分布于东盟、俄罗斯及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但是，对“一带一路”上的主要欧洲国家的相关研究较少，未来还有待加强。

三、研究框架

对出版产业而言，周永平提出了“出版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表现为深远的文化传播力”[1]的观点。因此，为了更好地检视图书出版在“一带一路”中扮演的角色及影响力，文章拟从文化传播力的学理角度出发，构建适应于图书出版与“一带一路”现实发展的研究框架，对既有研究进行归类综合，并结合文化传播力的相关理论进行论述。

1.文化传播力的概念

文化传播力的研究可追溯到传播力概念的研究上。张春华认为，传播力主要存在两大分支，“对大众传媒而言，传播力是一种到达受众、影响社会、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能力，而对社会组织，传播力更强调的是传播效果”[2]。文章所论述的文化传播力的核心主体主要是以图书为主的大众传媒。因此，文章对文化传播的研究主要延续第一种研究脉络。作为传播力概念的深化与具化，既有研究一般认为，文化传播力主要指一种文化在传播全过程中的综合影响力，具体包括内容的价值高低程度、过程的辐射影响程度以及受众的认可接受程度。

2.文化传播力的影响因素及构建研究

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因素，既有研究主要从文化本身和技术两个角度进行论述。在文化层面，韩源认为，文化传播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势能和文化创新力[3]。在技术层面，孙宜君等基于媒介技术决定论，从新媒体功能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新媒体自身的文化性以及其在文化传播中与文化传播间的互动机制，并认为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推动力[4]。

对文化传播力的构建，李智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化传播力要基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软权力化进而实现，强调了传播广度及受众接受度，“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 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 从而被软权力化”[5]。余斌等聚焦于數字出版的文化传播，认为构建数字出版文化传播力的具体策略主要包括传播环境、传播渠道以及传播运作力（文化内容资源开发及文化传播策略）的建构[6]。盖翠杰等基于罗德·拉斯韦尔的5W模式，即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以及传播效果，提出了提高中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对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传播队伍、提炼传播内容及内涵、丰富传播媒介及渠道、把握传播受众的异同以及量化分析传播效果[7]。

综合上述，基于相关传播学与出版学理论，笔者认为，图书出版文化传播力的研究体系与框架，可以由以下五个维度构成：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环境、传播路径以及传播效果。

四、主要研究内容

依据上述研究框架，笔者将图书出版与“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力相关研究主要内容进行梳理与述评，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环境、传播路径以及传播效果这五个方面进行展开。

1.传播主体研究

此处的传播主体，是指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进行图书出版活动的相关主体，主要有政府与出版社这两个主体。

中国出版“走出去”，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出版业的重要使命与任务。在对传播主体的研究中，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其相关政策方面。曾晓武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其认为目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政策扶持主要有制定相关文化政策、实施重大项目丝路书香工程和以开办论坛、国际书展等形式搭建平台三个方面[8]。王大可以书展、博览会、出版论坛为角度，梳理了政府的宏观指导和政策支持概况[9]。姚宝权则指出，政府以 “计划”“工程”等形式制定的相关政策具有临时性，且忽视了沿线国家文化及国情的差异性。因此，他提出，在“一带一路”视域下，政府应通过长远规划与短期盈利相结合的方式，助推我国图书出版真正“走出去”[10]。

在出版社方面，徐东华专门研究高校出版社如何借助自身优势推动“一带一路”主题出版。全国总书目中统计得出，2017年共有外文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参与了“一带一路”主题图书的策划出版[11]。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张岩等指出翻译质量直接影响海外读者对图书内容的理解程度，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应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加强小语种学科建设，着力培养高级翻译人才[12]。

笔者认为，国内学者对传播主体的研究基本趋同，主要是定性而宏观地分析政府与出版社在“一带一路”主题图书出版上的政策制定、书展等活动推广及相关图书出版的输出等基本现状。在研究过程中，图书内容的文化传播不仅需要中国政府与出版社积极参与，而且离不开对接国家与地区的政府与出版机构的合作。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充实。

2.传播内容研究

此处的传播内容是指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图书出版的图书内容。

桂子通过对2009—2015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数据进行分析， 总结我国在“一带一路”影响下图书版权输出的成果与不足，并对此进行分析与反思[13]。徐来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馆藏文献数据库数据，从引进图书量、引进图书的地区与国家分布、引进量排名前列的各出版社的选题、内容等方面总结出“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传统沿线国家出版交流的引进情况，以期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有关工作提供数据支撑与参考[14]。

从上述文献分析来看，“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背景下的图书出版内容主要聚焦于对外汉语、文轩经典和中医药等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尤其是对新时代我国崛起发展方面的内容还有待加强。在内容研究上，“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背景下的图书出版内容也是比较宏观与宽泛的，对具体深入的相关主题内容的分析、年度变化及其影响研究，应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