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哲文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3)*

徽州宗族已受学界研究有年，学人多以家谱、族规、宗祠、文书等为研究对象，涉及史学、社会学、伦理学、人口学等学科，从诸如族内文化、群体意识、宗法控制、人口变迁等角度展开探讨。众所周知，清代徽州各名门望族如程氏、朱氏、汪氏、江氏等都极为重视诗礼传家传统的构建，而宗族内部又常以诗明教化、存家史、传家风，尤其在清代为盛。这些具有深厚家族意蕴与地域文化特质的诗作文本，较为完整地保存在清代徽州世家所辑纂的本族家集中，从文体学角度看，家集本质上就是一种总集，辑纂本族诗歌总集甚至成为徽州家族的习惯，即使支脉迁徙外地也依然延续这一传统。然而，目前清代徽州家族诗歌总集并未受到研究者普遍重视。其实，在这些宗族诗歌总集中，可从另一个维度观察徽州宗族的创构流衍。试以迁浙休宁月潭朱氏与其宗族诗歌总集《新安先集》这一重要范本展开论述，对研究徽州宗族乃至拓展徽学研究视野应不无裨益。

一、徽州与嘉兴：月潭朱氏宗族迁徙浙西谱系与地域认同摇摆

徽州望族众多，朱氏为个中翘楚，徽州六县皆有朱氏宗脉。“徽郡朱姓最繁，而惟婺源茶院朱氏、休宁临溪朱氏、休宁月潭朱氏、歙县环溪朱氏‘四族为著’。”[1]休宁月潭朱氏约创于南宋中叶，奉朱熹为九世从祖 。月潭朱氏明清时期大量外迁，据前人统计，民国《新安月潭朱氏族谱》中族人外迁有二百七十余例，而向省外迁居者以江浙两省为多。其中又以镇海与平湖两支为著，许承尧在《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序文中称月潭朱氏外迁者“镇海以商著，平湖以官显”。[2]“镇海”指明万历时期，二十四世朱茂然以经营盐业而迁居浙江镇海，而“平湖”即指清代迁往浙江嘉兴府桐乡、平湖一支。据潘光旦统计，此支朱氏“七世约30人至少16人见《府志》”，[3]家声焜耀可见一斑。

之所以说总集可以作为研究徽州宗族的一个观照维度，是因为宗族诗文总集中既保存了家谱、家训、家法等家族文献包含的常规信息，又能够在族人文学创作中体现家族的文化传承实态。此支月潭朱氏所编诗歌总集为朱之榛辑选的《新安先集》二十卷，后附崇祀录一卷，现存为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录朱氏22人，“汇刻六世之诗”，[4]21收诗1 890首，以世次辈分为序。朱之榛(1840—1909)，字仲蕃，号竹石，官江南淮扬海河务兵备道，历署江苏按察使。同治本《新安先集》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有藏，亦收入徐雁平、张剑所编《清代家集丛刊》。

一方面，清代徽州朱氏在浙江的主要迁徙地已有杭州、余杭、临安、海宁、嘉兴、海盐、平湖、桐乡、盐官(今属海宁)、崇德(今属桐乡)、湖州、乌程(今属湖州)、归安(今属湖州)、长兴、孝丰(今属安吉)、安吉、建德、分水(今属桐庐)、遂安(今属淳安)、汤溪(今属金华)、宁海等地。朱之榛在序言阐明其宗族源流，类似家谱中的述本意概：“我新安朱氏即以国朝二百数十年来，能诗者不知凡几，搜辑编录亦非易事，又断自迁浙一支为限，以示渊源有所自耳。”[4]17具体来说，《新安先集》以朱昌周列卷首，自述朱昌周为朱瓌第二十六世孙。据《新安先集》所载，按世代顺序将朱氏诸人略列于下：

朱昌周，字肇姬，号东皋，休宁贡生，考选知县。

朱昌绪，朱昌周弟，字骏文，号缵庵，顺治十六年(1659)拔贡，官湖广武昌府知府。

朱明仪，朱昌周子，字羽采，号省斋，岁贡生，候选内阁中书，“始由安徽休宁迁浙江桐乡县。”[4]31

朱蔚，朱明仪长子，字西簃，号霞山，桐乡副贡。著有《春明吟稿》。

朱荃，朱明仪次子，字子年，号香南，乾隆四十二年(1777)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著有《香南诗钞》。

朱履端，朱明仪三子，字端叔，号浚谷，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入翰林院，选庶吉士，任兵部职方司主事。著有《朴山吟稿》。

朱英，朱明仪七子，字含叔，号药房，桐乡国学生。著有《史山樵唱》。

朱方蔼，朱明仪季子，字吉人，号春桥，桐乡贡生，授翰林院孔目。著有《春桥草堂诗钞》《小长庐渔唱》。

朱鸿猷，朱英子，朱履端继子，字仲嘉，号芗圃，桐乡附生。著有《云谷书堂诗集》。

朱鸿旭，朱蔚长子，字瞳庵，桐乡附生。著有《竹窗吟稿》

朱维诰，朱明仪孙，字康侯，号幔亭，桐乡廪生。

朱鸿恺，朱方蔼长子，字茂承，号吟陔，桐乡贡生，官丽水训导。

朱鸿盛，朱方蔼次子，字新甫，号苧村，桐乡廪生。

朱为弼，朱鸿猷长子，字右甫，号椒堂，平湖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漕运总督。著有《蕉声馆诗文集》。

朱为霖，朱鸿猷四子，字雨甫，号萼楼，平湖附贡，官赣县知县。著有《似山堂集》。

朱为燮，朱鸿猷季子，字子调，号理堂，平湖附贡。著有《传石斋诗集》。

朱本晋，朱鸿盛子，号子裴，桐乡廪生。著有《殳史山樵吟稿》。

朱善旂，朱为弼长子，字大章，号建卿，平湖人，道光十一年(1831)顺天乡试举人，官国子监助教。著有《敬吾心室诗稿》。

朱善骥，朱为弼次子，字孔扬，号子良，平湖人，道光十五年(1835)顺天乡试举人，官福州海防同知。

朱善张，朱为霖长子，字子弓，号山泉，平湖附生，官江南淮徐扬海兵备道。著有《月潭书屋杂著》。

朱善凤，朱为霖六子，字子清，号芝卿，平湖附贡，官象山教谕。

朱善宝，朱为霖季子，字子玉，号楚卿，平湖国学生，官江宁督粮同知，咸丰十年(1860)守常州阵亡。

朱之榛，朱善张之子，字仲蕃，号竹石，以父荫授官，补苏州府总捕同知，晋秩江南淮扬海河务兵备道，官江苏凡四十年。

从以上材料可知朱氏家族迁徙脉络与科甲仕官情况。月潭朱氏一支在清初由安徽休宁迁至浙江桐乡是在朱明仪时；至朱明仪第七子朱英时，又分一支迁往浙江平湖(朱英—朱鸿猷—朱为弼、朱为霖、朱为燮—朱善旂、朱善骥，朱善张、朱善凤、朱善宝)。清代此支朱氏家族有诸生17人、举人2人、进士2人、博学鸿词1人，15人为官。所以，在《新安先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朱氏自朱昌周始，六世而下，由休宁分迁桐乡，又分迁平湖，在血缘与地理上呈现出一派月潭朱氏外迁浙西的宗族系谱。

另一方面，从总集的诗作中又能观照出家谱所不具备的意涵。名门世族极为重视血缘与地缘关系，尤其体现在对本源地域的认同意识上。在朱氏《新安先集》中，也不乏体现朱氏诸人故土历史记忆的诗作；然而在这支朱氏宗族中，外迁以后对故乡的认同却处于摇摆状态之中。朱明仪作为迁居浙江第一代，曾作诗《月潭八景》，略录二首：

春暮柳成阴，缗蛮弄好音。红筛千缕日，黄落一钩金。宛转调簧舌，迟回正苦吟。携柑思古昔，起我故园心。(《柳堤鸣莺》)

秋月白于练，澄潭倍觉明。蟾蜍惊失脚，星汉倒悬泓。何日方移棹，此时拟弄笙。故乡思浩浩，一苇倩谁迎。(《澄潭映月》)[4]32-33

思乡情结是此组诗一致的主题。朱明仪在诗前自序云：“余来浙江已二十余年，回忆故乡八景，时存心目间，各纪一律，不忘钓游之意也。”[4]32对徽郡桑梓的感情溢于诗外。《新安先集》收朱明仪诗九首，其中八首即为此《月潭八景》。但是，迁居浙江的后代终究不曾在徽州生长，对故乡的认知也仅停留在出生当地。朱履端为月潭朱氏迁居桐乡第三代，其在《桐村行》诗中即云：

仆本桐村士，请歌桐村行。桐村之中景幽绝，长梧穉柳闻啼莺。殳山一峰芳草绿，桐溪百折春波明。竹篱草舍映桑柘，日暮犬吠兼鸡鸣。居人生不出乡井，读书耕织相经营。门外催租吏不到，讼庭无事官常清。春日芳田犁白雨，秋风茅屋炊香秔。家家温饱亦已足，惟愿击壤歌太平。吾操土风制此曲，非为乡里徒夸盈。[4]100

至朱履端这里，已自视“仆本桐村士”，“操土风”而歌“乡里”，俨然桐乡土著居民。当然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既生长于桐乡，又如何会对远隔重山的徽州产生感情？这其实是家族在地化的认同心理变化。但是这种以出生地为故乡的表象之下，内蕴于认祖归宗传统的坚韧观念并不会随着迁徙时间的流逝而丧失。与朱履端又相隔两代，已迁往平湖的朱为弼也有关于故土风光的《自题月潭八景图册》诗。朱为弼(1770—1840)，字右甫，号椒堂，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至漕运总督，有政声。试举与上引朱明仪组诗中同题的两首：

一镜柳阴碧，蓬蓬太古春。深林黄鸟乐，小屋白鸥邻。烟锁易迷路，花飞不见人。何时携斗酒，来此谢红尘。(《柳堤鸣莺》)

潭仿月轮幽，潭秋月亦秋。沙浦平野阔，树接淡烟浮。对此双明镜，因之一泛舟。先人钓游处，对景思悠悠。(《澄潭映月》)[4]438-439

朱为弼已是迁至平湖的第三代，但他在诗序中极为动情：“弼生长吴越，故山风景，寤寐思之。因属王椒畦孝廉学浩写八景图，自题五律八首，因纪其略。”[4]438与朱明仪亲眼所见休宁月潭景色不同，相隔三代的朱为弼只能依靠自己的联想去追思桑梓的山水风物，但却丝毫不减其对故乡的情感——故乡的“月潭八景”已经成为朱氏家族乡土文化记忆中的一个符号。朱为弼也应读过祖辈朱明仪的《月潭八景》，“先人钓游处”正与朱明仪“不忘钓游之意”相合。朱为弼虽已被目为平湖人，但其依然不忘宗族祖先故源，他详述朱氏迁移的世系路线，凝聚持久的宗族向心力潜泳其中：

为弼先一世祖唐制置茶院使讳瓌，始居婺源。至十一世益茂公讳兴，迁休宁之月潭。三传至震贒公讳汝贒，为宋浙西常平提举，兄弟雍睦，五世同居。……暨先高祖迁于丹阳，先曾祖自丹阳迁桐乡，先祖父又自桐乡迁平湖，凡三迁历五世矣。[4]436-438

值得关注的是，在诗作中对徽州故地的认同摇摆表象之下反映出外迁家族的心理演变过程。先祖朱明仪为迁浙第一代，初迁异乡显然会保持对乡邦的思怀；至迁浙第三代朱履端时，一方面未曾出生在徽州，另一方面为了融入社会，表明自我地域归属，也不得不以桐乡人自居；而到了朱为弼之时，由于其既得科名，又仕宦高位，一方面要高彰自己徽州朱氏的渊源，另一方面又有光耀门楣的意指，此时已没有必要再次申明自己的平湖之籍，故而朱氏家族在历经多代后重新写作“月潭八景”所透露出的深层心理状态便一目了然。

其实，我们不妨将时间线向前延伸：朱氏于南宋从外地迁至徽州，经过数百年繁衍后以徽州为故乡的本源观念深入人心，而此支迁浙后又产生试图以浙江为故乡的地域认同心理。其间本源观念与地域认同的摇摆，可以说是千百年来绝大部分家族在地化的普遍心理状态。

二、外姓到名门：平湖朱氏文学世家的逐步创构历程

月潭朱氏对徽州故土本源认知的摇摆状态，一方面表现出迁浙之后徽州宗族自我认知的困境，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一个外来姓氏在嘉兴从立足到逐渐成为世家名门的心理状态。朱氏家族能够在迁浙百年时间中成为得到本土氏族认可的名门望族，其自身在构建家声、培养家学、维系家脉等多个层面均进行了长期的创构历程，其中的微妙变化在《新安先集》有集中体现。

首先，此支月潭朱氏为了在嘉兴落地生根，以文学创作形式直接或间接向秀水朱氏家族靠拢。秀水朱氏本居苏州盛泽，明景泰年间迁往嘉兴，中晚明时家声振起，清代朱彝尊更执文坛牛耳，使得秀水朱氏成为浙西名门。固然，清代两支朱氏同处嘉兴，然而并非同宗；但为了在嘉兴生存繁育，来自徽州的朱氏家族不得不向朱彝尊寻求联系。

吴棠《新安先集》叙云：“《春桥草堂集》绵密隽永，取法金风亭长，得风诗之遗。”[4]13《春桥草堂集》指朱方蔼所著诗词集，金风亭长即朱彝尊号。朱方蔼(1721—1786)，字吉人，号春桥。“桐乡朱春桥明经丈，诗才清妙……夙学工文。”[4]155-156叙文特地指出朱方蔼取法于朱彝尊，这种效法一则可以理解成对擅场大家的倾慕，二则未尝不可视为一种对秀水朱氏名人的攀援行为。事实上，朱方蔼在其《论词绝句二十首》诗下就自注曰：“家竹垞公尝云：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4]252更直接明言与朱彝尊所谓的亲缘关系，以致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误以为“朱春桥，竹垞太史族孙也”。[5]

这种行为并非偶发，至朱氏后辈同样保持了在文学创作方面以慕效朱彝尊作为亲近秀水朱氏的习惯行为，如朱为弼作《鸳鸯湖棹歌》组诗：

闲向滮湖荡小舟，荻花枫叶作清秋。鸳鸯飞入芦汀去，不为相思也白头。(其一)

绣江东去水云乡，一片西风总断肠。便好裁成文锦段，汉宫秦草自眠香。(其四)[4]387-388

一方面，《新安先集》评价朱为弼的诗歌云：“先生之于诗，兴会高远，不专工字句之末。”[4]376观此《鸳鸯湖棹歌》，言辞简澹，而余韵邈远，不专工字句，随景入诗，正与嘉道浙江诗坛的风气诗脉相承。另一方面，朱为弼此举又有别样意味。鸳鸯湖久负盛名，清初朱彝尊尝作《鸳鸯湖棹歌》百首，后世和者繁多，如陈枕、谭吉璁、张諴、金鹤清等数十人，跨越百年时间，对嘉兴地区文学发展以及“棹歌”诗体成熟影响颇大。无独有偶，朱彝尊本族侄孙朱麟应(初名振麟，字潜起，一字梁在，号梧巢)亦作《续鸳鸯湖棹歌》百首。纳兰常安在朱麟应《耘业斋续鸳鸯湖棹歌》序中称：

朱竹垞先生……有《鸳鸯湖棹歌》百首……余闻其族孙梁在名噪黉宫，延之幕中，以试其才。出《续鸳鸯湖棹歌》相质，余不能作吴咏，如常读之，其音谐，其调协，其声凄以婉，盖家学渊源，其流不竭，有足多者。[6]

诚然，竹垞《鸳鸯湖棹歌》声名远扬，清代不少诗家进行仿作、续作是情理之中的文学传播与交流活动；然而，秀水朱氏子嗣续作《鸳鸯湖棹歌》则与常人用意不同，乃是标明家学、宣示家脉的重要手段与明确标志，所以才有此处“盖家学渊源，其流不竭，有足多者”的评价。而身为徽州月潭朱氏后代的朱为弼和作《鸳鸯湖棹歌》的行为也与其先辈朱方蔼之举相近，似在有意无意向他人传达自己与秀水朱氏的微妙关系——即使从家族根源来看，两支朱氏宗族并无渊源。

必须指出，徽州宗族祖源意识强烈，极为重视以血缘为核心的彝伦家脉，对宗族边界有严格限定，即使同姓也要极力辨认源流。如徽州毕氏在宗谱中告诫族人：“篁墩毕姓，以近师远公墓，故冒姓者多，真伪不可辨。如徽城上北街亲支毕姓，毕姓者一，乃祥卿公子孙世居此地。其余冒其姓者二：一匠一军，系异姓充役，界限明甚，后人毋忽。”[7]明清徽州宗族将血缘纯正性作为自身家族的正统依据与名望象征可见一斑。但是，此支迁徙浙江的月潭朱氏家族却一再试图通过文学创作与秀水朱氏建立某种亲缘联系，显然在宗法严明的徽州宗族中，尤其是在号为徽州望族的朱氏家族中实属极其严重的行为。

不过可以理解的是，这种近乎“数典忘宗”的举动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不得不采取的无奈之举。竹垞为骚坛巨匠，秀水朱氏实际上已成为清代嘉兴当地的文化符号。月潭朱氏族人为了立足嘉兴，向秀水朱氏主观接近，努力展现出清丽雅正为旨归的家族诗学风貌，时人评价朱氏族人“诗亦清丽，克承家学”。[4]368包括对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的有意效法，这显然是为了给外人造成他们同为一族的错觉，从而试图树立起家学底蕴深厚的声望。

其次，此支朱氏家族与当地世家望族建立起了姻亲网络。一是与江南本土家族大量通婚，以融入当地社会。据《嘉兴历代进士研究》统计，朱氏家族自徽州徙浙，与浙西当地世族通婚有十七人，[8]姻亲家族属地以嘉兴府为核心区域，兼及钱塘、仁和、吴县等周边地域。其中如朱明仪娶桐乡汪氏；朱明仪女嫁金惟诗，为桐乡金氏家族；朱方蔼孙女嫁胡元熙，为石门胡氏家族；朱之樾娶仁和许氏；朱英娶平湖高氏，为高士奇曾孙女；朱为弼两女嫁沈继祖、徐元锡，平湖沈氏、徐氏皆为当地名门；朱之榛与钱塘许氏联姻，许乃钊《新安先集序》云：“两家累世交契，近复申以姻好。”[4]11

二是与江南地区以外的显贵名门婚配，以建立向外辐射的姻娅关系。如朱为弼女嫁孔子七十二代孙孔宪彝。孔宪彝(1808—1863)，字叙仲，号绣山，一号秀珊，山东曲阜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官内阁中书。而朱荃与桐城张氏之间的联姻行为是最为明显的例证。朱荃(？—1750)，字子年，号香南，试博学鸿词，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官至四川学政，为月潭朱氏迁浙第二代，朱明仪次子，其女嫁张廷玉次子张若澄。张若澄(？—1770)，字镜壑，一字链雪，乾隆十年(1745)进士，官至内阁侍读学士。张廷玉历康、雍、乾三朝，位极人臣，世家声望也到达顶点，有“讲筵四世”之誉，无数家族莫不欲与之结亲，而此时的朱氏家族与张氏家族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张朱二家的联姻行为显然是朱氏家族为提高家族地位、创构名门望族而实施的重要举措。

然而至乾隆朝，高宗自诩千古一帝，有意削弱张廷玉势力，朱荃恰在此时被劾。朱荃于乾隆十五年(1750)因担任四川学政期间失礼舞弊，被御史储麟趾上疏弹劾案发，牵连四川、湖广、浙江多省，高宗借机大加贬责：“伊乃大学士张廷玉儿女亲家，其敢于如此狼藉婪赃，明系倚恃张廷玉为之庇护。且查朱荃为大逆吕留良严鸿逵案内之人，幸邀宽典，后复夤缘荐举，冒玷清华，本属衣冠败类。大学士张廷玉以两朝元老，严鸿逵之案缮写谕旨皆出其手，岂不知其人？乃公然与为姻亲，是诚何心。……其藐视朕躬为何如？……张廷玉深负三朝眷注之恩，即其不得行私而欲归之一念，即已得罪天地鬼神，朕尚欲全其晚节。今乃种种败露，岂容冒叨宠赉，所有历来承受恩赐御笔书籍，及寻常赏赉物件，俱著追缴。”[9]此案当时影响颇大，《十朝诗乘》载：“科举立法之严，并及童试，尝有李为栋、王瑞霖以贿属学政朱荃，为其子营求入泮，俱罹大辟。二人皆蜀籍，堇浦《哀蜀二友》诗所谓‘左计人谁惜，遗文世或存。圣朝无屈法，秋肃即春温’者也。”[10]杭世骏从侧面记录此事，诗歌总集以诗存史的价值在此即有体现。

朱荃案为朱氏家族大事，在《新安先集》内，朱之榛虽不讳言，但毕竟先人确有过失，只得借他人之语遮掩一过：“胡昌基《石濑山房诗话》：……(朱荃)视学蜀中，以丁内艰归，舟过瞿塘、滟滪间，掀篷眺月，悲歌呜咽，醉后失足坠水，卒。李富孙《鹤征后录》：香南奉使学四川，为人所劾，遂弃官走，逮系家属，其弟拘囹圄累年，莫可踪迹，后竟不知所终矣。”[4]44案发以后，朱荃投水身亡不知所踪，应由六兄朱华代其入狱，但当时朱华未有子嗣，遂由七弟朱英代其赴蜀为囚。《新安先集》载：

乾隆己巳，桐乡朱君药房以兄故，胥靡蜀中，兄达官畏罪自投于水，然无以明也，系蜀三十七年。家贫，妇高以纺绩所入，供两地食用，课子读书，为诸生，子名鸿猷，字芗圃，有至性同于父。尝奉母命省父入蜀，往返万里，倍极劳瘁，既归病殁。药房归，夫妇重见，而子不复在矣。[4]101

朱氏家族经过朱荃一案，家道中落，朱英举家从桐乡迁往平湖。朱为弼回忆当年困苦情形曰：“长困此一衿，家贫少储蓄。饥驱走四方，辛苦营粥。”[4]30据《朱氏重修迁浙支谱》，朱英妻子高氏本为平湖人，朱英入蜀后家贫无计，故而高氏返归故乡，朱英获赦后也归于平湖，“因徙吾邑”，[11]从此朱英后裔入平湖籍，朱氏家族被迫第二次迁徙。所以，与高门贵胄的联姻固然为人羡慕，但其背后暗藏的风险有时反会导致一个家族的发展轨迹与初衷相乖违。

最后，朱氏家族努力建立业缘网络，一是此支月潭朱氏家族始终坚持以科举选拔与诗文家学建立望族家声。据前所述，朱氏家族22人世传科甲，诗人代出。因之于中国古代以科举为正途的社会传统价值取向，取得功名是宗族在迁居地得以立身的重要条件。如徽商江春、江昉兄弟难以彻底融入扬州的社会体系，即使备受乾隆帝恩宠，也始终自视客居外乡；即使富甲一方，也屡次返归桑梓。江春、江昉去世后，家业倾颓，而至江氏盐商后代，如江廷祥其二子皆“连掇高科，莅任开府”，[12]方才又重振江氏家声。家族试图与儒林群体建立业缘关系，自身能力与地位的培养提升是首要关键。至朱为弼担任漕运总督时，朱氏家族已成为业缘网络的核心，其中道理显而易见。

二是与当地文化世家建立紧密的业缘关系，以结文字缘为手段扩展巩固自身的在地业缘关系网络。参与业缘网络的群体相对于姻娅网络具有行为更为类似、习尚更为相近以及公共关系更为协调的特点。许乃钊在《新安先集》序文中说：

余家与当湖朱氏结文字缘百数十年于兹矣，乾隆戊午，先大父理猺公与浚谷先生同举于乡，是为年谊之始。其后嘉庆庚申迄道光辛卯，两家科名继起。……朱氏清芬世德，不仅以科名相焜耀也。[4]11

许乃钊(1799—1878)，字恂甫，号信臣、贞恒、遂庵，晚号遂庵老人，浙江钱塘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庶吉士，官至江苏巡抚。钱塘许氏始于明代，至清代家族鼎盛，尤其至许学范之时，本人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家中七子，乃济、乃普、乃钊三子为进士，另四子为举人，一门清华，朱氏与许氏家族之间百数十年的“文字缘”交集正是业缘网络的重要证据。

并且，这种“文字缘”现象绝非朱许二家所独有，而是整个古代文人群体间的普遍情形。罗时进先生也注意到：“这种文字缘现象……对‘文字——文学’的偏好演化为一种文化惯习，在清代江南士林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成为江南文学、文化发展的活力因相。”[13]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以“文字缘”为核心的业缘联系，表明了从文字到文学的演化内涵，正是朱氏文学世家创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是故，从《新安先集》所反映的月潭朱氏迁浙历程与脉络来看，一个家族的文化生成与构建过程，除却与本地及外地家族联姻之外，对当地望族的文化亲近以及与当地世家的业缘联系亦是不能忽视的主要因素。月潭朱氏家族成为嘉兴望族并非一帆风顺，正是依靠创立、积累、传承本族文化内蕴，一个外来家族终于在名族林立的浙西立足生根并得到广泛认可。

三、家学和诗脉：朱氏文学世家与清代浙诗演进

一个家族得以成为文学世家，效仿名宿、交往学人、科甲传家当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明证是家族成员能够参与文学史的演进过程。《新安先集》录诗夥者，有朱为弼六卷482首，朱方蔼四卷370首，朱为霖两卷264首，朱为燮181首，朱英137首，朱鸿猷123首，恰反映出朱氏家族的诗歌创作成就以及文学世家的传承实态，标示了朱氏家族诗学的承继关系，而朱氏家族成员也确在清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从这个角度而言，家族诗歌总集相比家谱、宗法、契约等文献，确有特殊意概。

首先，朱氏家族与浙派诸名家交游频繁，深受浙诗风气沾溉。如朱荃有《送杭堇浦同年归里》七律二首，显示出朱氏家族与浙派的密切关系。《新安先集》称：“春桥、椒堂两先生尤为时推重……春桥名家，椒堂则大家也。”[4]13春桥即朱方蔼，椒堂即朱为弼。朱方蔼与浙派渊源颇深，《新安先集》内引杭世骏语：“春桥睥睨流俗，沉酣坟典，僻书秘笈，无不搜讨。吾乡厉樊榭，陈竹町、对鸥兄弟，嘉定赵饮谷、赵璞庵……春桥与之订侨札之分，推襟送抱，联珠唱玉。”[4]155所以王昶在《蒲褐山房诗话》中称：“春桥生长燕支之汇，居依殳史之山，门第清华，风神雅令，诗赋之余，兼通画理。”[14]即是道出朱方蔼诗歌才学并举的一个侧面。

朱方蔼善作长诗组诗，长诗一首数十韵，如《咏沙罗树十二韵》《谒泰山神庙三十四韵》《人参歌三十二韵》；工于联句，如《集潢川书屋观伏波铜鼓联句一百二十韵》《余将归浙中与竹屿策时话别联句四十二韵》；又擅长组诗，常作数十首乃至百首，如《水木明瑟园杂咏二十首》《吴门杂咏一百首》《论词绝句二十首》《论曲绝句二十首》《研云堂十四咏为蘅圃主人赋》。这种长于重章叠唱的创作背后，一是丰厚的才学积累沉潜使然，二是受到清代两浙诗学沾溉的结果。朱彝尊在《斋中读书十二首》中即称：“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15]胸中之学蕴积深厚，方能一气贯注，连绵不绝，包括前文所述朱方蔼借推崇竹垞诗学以培植家声，正是客观上参与浙江诗坛的表现。

其次，朱氏家族不仅是浙江诗坛的参与者，还能领浙派一时风骚。清代浙江诗坛自杭堇浦、厉樊榭之后，至以诂经精舍为中心的诗人群体时风格又为之一变，同时也与嘉道时期宗宋风潮渐起有一定关系。具体表现在浙江诗坛大量出现学人之诗，朱氏文学世家的代表人物朱为弼，又以金石诗促进了浙江诗坛的演进。

一方面，伴随朴学兴起，清代金石学和书画业迅速发展，文人学士多有赏玩。徽州人精于古玩，其中休宁朱氏领一时风尚。清人吴其贞说：“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愉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16]金石书画不仅在徽商间流行，更辐射到整个清代文化圈，朱为弼作为休宁朱氏后裔也受此濡染。

另一方面，朱为弼为嘉庆十年(1805)进士，中试前数年都在诂经精舍度过，这段经历直接影响其诗风，与阮元主政浙江有关：“阮元对两浙诗坛有带动作用，具体而言，因为他的缘故，相关雅集唱和增多；又因为他的选拔与礼聘，许多文人学士集结在他的周围，其中有许多人成为他的幕友。”[17]钱泳《履园丛话》载：

嘉庆初年，扬州阮芸台先生一为浙江学政，两为浙江巡抚，于西湖圣固寺旁设诂经精舍，选诸生中经学修明通于一艺者，习业其中，有东京马融氏之遗风。……其精舍中肄业诸生，则有洪颐煊、洪震煊、徐养源、徐养浩、陈鸿寿、陈文杰、胡敬、徐熊飞……朱为弼、何起瀛、钱林、张立本辈凡三十余人，为一时之盛。[18]

《墨林今话》云：“(朱为弼)少耽坟籍，通六书，尤嗜吉金文字，阮芸台相国最重之。”[19]朱为弼在诂经精舍时期曾与朱彭、汤礼祥、陈文述等浙派后劲切磋诗法，并得到时人尊崇。嘉庆二年(1797)，朱为弼受阮元之邀协纂《经籍纂诂》，又代为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释审，诂经精舍的经历在其本就精通考诂的知识积累上更进一步。

朱为弼受阮元倚重，不仅是其金石书法受芸台赏识，其为诗亦与阮元相似。《晚晴簃诗汇》云：“椒堂为阮文达入室弟子，《积古斋钟鼎款识》多出其手审定而编次之。论者谓如刘原父之于欧阳公，诗亦似之。曾宾谷尝评云：‘空所倚傍，独抒胸臆。’潘文恭则谓：‘天倪流露，诗如其人。’张温和赠句云：‘纂诂有笔与诗左，诗本天真无不可。经人能为诗人诗，注经斋中酒一鸱。’”[20]“经人能为诗人诗”一句，道出了朱为弼不惟以学为著，同时诗才高旷，达到才学并举的诗歌气象，《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称其“通经学兼长词翰”，[21]向上回溯至朱方蔼那里，无形中又能窥见朱氏家学的一线赓续。

同时，以学人之诗著称的翁方纲也沾溉朱氏。吴棠评价朱为弼：“如金钟大吕，洪响一振，万籁俱寂，至其咏古铜器诸作，大类翁氏复初斋。”[4]13朱为弼积极参与清中期的诗学潮流，朱为弼入京为官后又与陶澍、钱仪吉、屠倬、贺长龄等嘉道名家于宣南诗社结交唱和。宣南诗社服膺翁方纲肌理说，而翁氏正力图在诗学上将考据融入创作。宣南诗社成员张祥河诗曰：“苏斋年年具袍笏，旧社宣南传佳话”，自注云：“自覃溪老人倡举徒，觉生、椒堂、兰卿诸公数举是会，余在都十数年皆与焉。”[22]椒堂即朱为弼，说明朱为弼诗风形成与翁氏诗学不无关涉。

是故，在地域、师承、家学的多重濡染下，朱为弼形成了专精吟咏金石礼器的诗学风尚，如《明天启小铁斧歌》《阮中丞诗得西汉陶陵鼎送至焦山陪周鼎也首倡七言古诗以媵之命和作》《题吴云海所藏上元镜》《周齐侯罍铭歌》《咏汉虎錞为刘燕庭孝廉作》《咏汉虎铜尊》《宋童贯鉶鼎铭歌》《后铜爵歌》等，尤其表现在阮元所创“八砖吟馆”中作《青陵台砖歌》《八砖吟馆分咏秦汉六朝十印分得秦海上嘉月鉥》《八砖吟馆分咏汉晋八砖分得吴天册砖》《八砖吟馆分咏十三酒器分得周父癸斝》《八砖吟馆重咏十三酒器分得商善父戊觯》等一系列诗作。试举其《明天启小铁斧歌》一观：

有明末造颓朝纲，太阿魁炳归貂珰。天子绝技善雕镂，般输利器堆御床。此斧刃寸柲尺弱，铭识天启填金黄。龙形摩泐土锈蚀，巧制知出中尚方。自古哲王虔秉钺，削平大难挥斧斨。楚围剥圭为戚柲，左史特记惩淫荒。幼衣仅可付宿卫，梓人安得临朝堂。熹宗昏弱古无有，茄花委鬼腾妖芒。目能审曲手能斫，但不披览臣疏章。内操戈戟应钲鼓，祲动太白连天长。殿前走马莫顾忌，九重自诩挽弓强。留传顽铁尚犀利，代斫曾不愁手伤。指挥生祠刻榱桷，剥削国步沦沧桑。诛夷忠直似薙草，无形碧血膏左杨。崔田狐鼠被绣黼，竞以淫巧荧君王。当时何物同鼓铸，锦衣缇骑提银铛。金瓯斫破铁成错，铜驰推堕冶不祥。从来玩好皆丧志，微物藏庋知兴亡。吾师得此命歌咏，参证青史相较量。傥编欧公集古录，鳏愚尚堪补遗忘。[4]468-469

该诗的描写对象天启小铁斧，在清人金石诗中亦为多见——如翁方纲《明天启小铁斧》、张问陶《明熹宗御用戗金双龙小铁斧歌》、刘大观《明熹宗小铁斧为英少司农题》、秦瀛《天启小斧歌》、梅曾亮《天启小斧歌》等等——堪称清代金石诗中的名器。时人即称道朱为弼的金石诗作：“余尤服其咏古器诸作，波谲云诡，宝光烛天，如祥金吉石之罗陈于前。夔抱雷回，离离奇奇，炫耀心目，非夫贯串坟典而得其清华者，岂能有此耶？”[4]377朱为弼此诗由小铁斧外形入手，而刺明末政坛乱相，其中气脉流转，层见叠出，在咏史讽咏中尤见深意。以歌行咏物自唐代已有，而清代大量学人如毕沅、翁方纲、阮元、王昶等热衷考据金石，并以歌行体集中吟咏金石，则又将咏物诗的创作内容拓宽出新的路向。固然性灵巨子袁枚认为“考据家不可与论诗”，[23]斥责学人把经史诂考与金石勘定写入诗中是败坏诗风；但朱为弼的金石诗尤能在金石诂考中见咏史慨叹，并非学人一味引经据典、了无生趣，而是具有独特的趣味内涵。

此外，朱荃、朱履端等人也得到了彼时诗家的推崇：“香南、浚谷两先生，紬书中秘，雍容鸣盛，谈艺者宗之。”[4]13朱蔚更直接与浙派巨擘杭世骏、厉鹗并相颉颃，《新安先集》引《两浙輶轩录》鲍廷博语盛赞朱蔚诗名：“西簃工诗文，与杭堇浦、厉樊榭诸君齐名。”[4]35朱蔚尤其与杭世骏交往颇深，如《送杭二大宗南归》二首云：

意气旋从难后平，送君此日倍关情。井梧飘落随人意，记取新凉第一声。

但是朱蔚卒时年仅四十，存诗多散佚，仅存《春明吟稿》一卷，为康熙十四年(1675)赴都北闱时所作，《新安先集》收朱蔚诗亦为在京师作品，故而声名不彰。综上，在清代浙江乃至全国诗坛，朱氏世家亦占有重要地位。

最后，从宗族总集与地域总集的关联性来看，也能观照朱氏家族与浙江诗坛的密切联系。一方面，地域总集收录世家成员诗作，《两浙輶轩录》收录月潭朱氏家族成员达十数人。阮元主持编纂的《两浙輶轩录》，为清代浙江诗歌总集，反响颇巨，不仅如实反映了清代浙江诗歌的创作面貌与总体脉络，更从体例编排与选人选诗等方面引领了清人在其之后辑纂诗文总集的潮流，标志着清代浙江诗坛的总体成就。同时，朱为弼直接参与了《两浙輶轩录》的编纂撰写工作，在其嘉兴府卷中大量出现“朱为弼曰”[24]文字。《两浙輶轩录》囊括清代浙江诗歌发展全貌，朱氏族人辑录其中，表明朱氏家族在浙诗诸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家族总集在辑纂层面又效法地域总集，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朱氏家族与浙江诗坛关涉紧密。《新安先集》凡例中说：“是集体例较前刻微有不同，兼附小传，本之《两浙輶轩录》，其未为《輶轩录》所辑者，则取诸家诗话、序记、题跋，暨志乘、家传、墓志等类，其或事远而无可纂录者，阙之，不敢一字出于杜撰也。”[4]17朱之榛从诗作选源、诗人小传、编纂体例等多个方面明确以《两浙輶轩录》作为采诗蓝本，《新安先集》受其影响也从侧面说明了朱氏家族与浙江诗坛的关联性。

所以，在两浙地域诗坛与徽州家族诗学的共同浸染下，朱氏文学世家展现出了独特的诗貌；而反过来，朱氏家族又参与并影响了清代浙诗历程。《新安先集》序云：“诗顾小道乎哉？新安一编，作者彬彬。……盖其得于天性者厚，而家教之美，闇修之勤，悉于是流露也。朱氏世家，固不仅以风雅显……盖非独朱氏一家之光也。”[4]13-14其潜在意指在于朱氏文学世家的家声、家学、家脉已超越本族界限，从而事实上使得迁浙月潭朱氏家族成为浙诗演进的必要组成部分。

结 语

要之，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记载：“康熙中明仪始迁桐乡，明仪子英又迁平湖。”[4]284清代徽州月潭朱氏家族从康熙中叶初入浙西到立足桐乡，再到乾隆前期因祸复迁平湖，直至嘉道时建立名门，在百余年时间内建立起文学世家的显赫声名，涵括家族盛衰历程的丰富内容正存留于朱氏《新安先集》之内。徽浙毗连，瓜瓞绵延，月潭朱氏诸人在本源地域认同上发生心理摇摆，在世家创构过程中采取了以文学创作附丽本土名门、与远近家族联姻、建立学缘、业缘关系等文化建构措施。在诸主观或客观因素陶染之下，使得朱氏家族不仅是簪缨不绝的科举门第，逐步被浙西望族认可，更参与并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清代浙江诗歌的发展，成为影响江南地区乃至清代文学演进的文学世家。

不惟朱氏《新安先集》，清代徽州宗族辑纂本族诗歌总集的现象也数见不鲜。如程氏《程氏所见诗钞》、江氏《新安二江先生集》、朱氏《屏山诗乘》《屏山诗乘二集》等，不仅庋藏一家一族的文学作品，也反映了徽州地域的精深人文蕴蓄。正如陆明恒所说：“一家一族之文献，即一国之文献所由本。文章学术，私之则为吾祖吾宗精神之所萃，而公之则为一国儒先学说之所关。”[25]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徽州宗族诗歌总集既能反映其家族的自有个性，也能代表众多宗族的共性特征。这些以宗族为单位辑纂的诗歌总集，一方面以诗传家，进而映射国史，继承了宏大的中国诗歌叙事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家族诗学审美结构中，将一家之文学与一代之文学密切联系，是研究徽州宗族以及徽学不可忽视的观照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