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顺生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1

沉默权制度的核心是“不必自我归罪”。十三世纪，英国宗教法庭采取纠问式审理程序，强制性地要求被告人通过宣誓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否则就会对被告人进行刑讯逼供，对其加以处罚。这一不人道的制度极大地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公民为了以弱小的身躯对抗强大的宗教法庭制度，对抗宗教法庭这一荒谬的审讯方法，其辩护理由通常都采用“不必自我归罪”的自然法权利。虽然不能够真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宗教式审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天赋人权。至十七世纪后时期，1641年英国议会废除王室特别法院和宗教法院，并明令严禁“职权宣誓”仪式，从而对普通法院的诉讼程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明确了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对于任何指控在任何法院自陷于罪。[1]

早在1789年，美国“权利法案”就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1868年，美国批准通过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进一步规定：“禁止执法人员未经法定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和财产”，因此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就属于违背“正当程序”的行为。于是，“自愿性”就成为了美国司法机关判断被告人供述能否采纳为证据的基本标准，而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询问时也就理所当然地享有了“沉默权”。[2]

从权利主体来看，沉默权的权利主体主要为受追诉一方，因此沉默权的意义主要是相对于受追诉方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