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红联

摘要：在理学思想的观照下，朝鲜朝理学家李滉在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和看法上，十分注重德与文的关系。并且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始终强调的是“以德为文”、学文为正人心——这一人品与文品相统一的文学创作论观点。

关键词：李滉;以德为文;学文正心

李滉（1501--1570），字景浩，号退溪先生，又称退陶先生。他继承发展了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创立了朝鲜退溪学，称誉海内外。集思想家、教育家、诗人于一身的李滉，一生以儒家思想、理学思想为其正身学文之根本。

一

在李滉的文论思想中，其文论观点的确立与提出都与其哲学思想密不可分。在他的哲学思想中，首要的着重点即在其“理气观”。

在中国哲学史和伦理思想史范畴体系中，“理”可谓是最古老、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通常指的是法则与规律，起源于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孟子曾经说过：“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将理视作自然而然之准则，将其划归到伦理道德的范畴。在以《庄子》为代表的多本著作中，“理”字也经常性地被探讨，就含义层面看，有的将之理解成物之形式，有的将之理解成物之法则。然而先秦时期所说的理，通常指的是一物之理。王弼（三国时期，魏人）的观点是，理可被理解成宇宙万物的“所以”，具体而言，理是万物得以形成及客观存在的基础、根据。北宋张载的观点是，理可被理解成物质运动所遵循的规律，二程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理应当被当成是宇宙的本源所在。南宋朱熹比较认可二程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以理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述，认为理是“太极”，提出了生阴阳之气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气由理生。可见，二程和朱熹都认为，所谓的理指的是，事物法则及其规律，同时也包含伦理道德在内。

在古代朝鲜，完整的哲学意义上的“理”首见于朝鲜三国和统一新罗时期的义湘的华严宗哲学所提出的“理学说”中。义湘在《华严一乘法界图》中有针对性地分析和探讨了世界本原的一些問题。指出人类所处的这个世界可被理解成由普遍存在的、绝对的精神实体“理”按照某种法则和规律所构成的统一体。“理”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是万事万物的本质所在，是它们得以形成和存在的根据。还存在和“理”相应的现象世界以及一些并不普遍的存在的“事”。现象世界所包含的“事”可被理解成，本体世界内在之“理”的外在显现，相较现象世界而言，本体世界扮演着“依据”的角色。基于该理论观点，义湘又向世人提出并宣扬了他的“圆融说”，指出只要属于既然事物，那么毫无例外地均是本体“理”。所以，万事万物之间存在一种彼此包容的关系，不存在差别，自然也不存在对立。

至朝鲜高丽时期，朱子学传入之前，像李奎报等儒学家们对“理”的认识大都是作为事物的规律、运动的法则来理解的。等到朱子学传入朝鲜之后“理”被融入了哲学本体论的内涵。

在朝鲜朝初期，最系统地建立“理”世界观的是郑道传和权近。郑道传主要利用朱子学的现成理论解说“太极”、“理”、“理气”，指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於穆厥理在天地先，气由我（我者，理之自称也——权近注）生，心也稟焉。”（1）后来的士林派赵光祖等人的哲学也都把“理”看作是世界的主宰，万物的始源，在理和气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系的问题上，主张理一元论。

至朝鲜朝前半期，公元16世纪是朱子学在朝鲜传播的全盛期，而李彦迪是揭开这一全盛期理学之第一幕的人。李彦迪在理气关系上，明确提出理和气相依不离，但必是“有理而后有气”，理先气后，以理为本。自公元十四世纪传入朝鲜并在当地获得迅速发展的程朱理学，历经二百年时间流逝，至李彦迪确立起了系统的朱子哲学体系，即朝鲜的理学体系。

生活在朝鲜朝中期的李滉，作为中国理学之集大成者、朱子忠实的后继者，不仅全面继承了朱子理学，而且还进一步向性理学发展，迎来了中国程朱理学在朝鲜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李滉的哲学就是建立在“理”这一最基本的哲学范畴之上的。他与朱子观点类似，将“理”理解成逻辑的先天存在，亦或者是思辨的精神本体等。然而朱子所宣扬的“理”，就其本体观之，具有强烈的逻辑实在性，而李滉所认为的“理”，则有所差异，即具有实体存在性，指出“理”尽管无形，然至虚之中偏又蕴含至实之体。在李滉眼中，“理”被赋予了“活物”的气息;“无情意造作者，此理之本然之体也，其随寓发现而无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向也，但见于本体之无为，而不知妙用之显形，殆若认理为死物，其去道不亦远甚矣乎”。（2）

所以，就本身观之，理蕴含体用和动静的特征，“太极之有动静，太极自动静也。天命之流行，天命自流行也。岂复有使之者欤？”（3）“理自有用，故自然而生阳生阴也”（4），所以“此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故也”（5）。这样，他在理气关系上主张理在事先，指出：“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治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未有事物之时，此理已具。”（6）并且基于“理上看”的层面，换而言之，基于万物本原的视角观之，唯有理才称得上具有最崇高、最永恒以及最唯一等特征的绝对存在;然而基于“物上看”的层面，换而言之，基于具体事物形成的视角观之，理气之间的联系异常紧密，同时存在，缺一不可。

李滉充分继承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强调理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由于理是世间万物形成和存在的根本所在。他曾经提到过：“理本其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非气所当胜也。但气以（已）成形之后，却是气为之田地材具。故凡发用应接，率多气为用事。气能顺理时，理自显，非气之弱，乃顺也;气若反理时，理反隐，非理之弱，乃势也。”（7）他一方面继承了朱熹理气不离不杂的观点，但也在肯定理气互为体用的同时，发现并更重视理气之分，强调理气会因形之上下、道器之分等而不杂。对理、气的主从、贵贱关系做了严格地区分，传达出一种主理抑气的理念。

李滉的文学思想文论观点主要就是依托在他的哲学思想——“主理论”的理气观基础上。“主理论”的研究着眼点在于“理气不相杂”、“同中见异”上，而李滉的世界观是首先建立在基于道德信念的伦理世界观上。从这一哲学观点出发，在对文学创作的论述中，李滉特别强调“以德为文”，“德”无疑是“理”在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外化，而“文”就成为“德”在具体文学创作中的表现。

二

在理学思想的观照下，李滉倡导“以德为文”，“学文以正心”，这是他一以贯之所强调的人品与文品相统一的文学创作追求。

“以德为文”实际是朝鲜古代文论“载道论”一种具体表现。纵观朝鲜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及文学思想对古代朝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结合古代朝鲜的政治文化背景来看，发源于中国的“文”“道”也在古代朝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古代朝鲜从高丽朝至朝鲜朝，“载道论”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朝鲜古典文学。郑道传说“文者，载道之器。”（8），李珥也曾经说过“文者，贯道之器也。”（9）。可见载道论是自高丽至朝鲜时期贯穿始终的诗论，几乎所有的文论家都持着“道本文末”的观点。金宗直在《佔毕斋文集卷之一·尹先生详诗集序》中提及：“文章者，出于经术，经术乃文章之根也。”（10）“诗书六艺皆经术也，诗书六艺之文即其文章也。”成伣也在其编写的《慵斋丛话》中强调：“经术文章非二致。”（11）李齐贤也坚持“道本文末”的主张和文学“载道说”。成伣说：“为文而不法乎古，则犹风而无翼也;为文而不本乎经，则犹凌波而无楫也。”（12）为文时必须要“法乎古”、“本乎经”，即以圣人和六经为根本。徐居正也认为：“古之诗人立意措词虽不同，要皆各臻其极，归之于正而已。”同时强调“诚能心于道，不文于文，本乎经，不归于诸子，崇雅黜浮，高明正大，则其所以羽翼圣经者必有其道矣”（13），这一方面是徐居正针对当时文人制定出的为文之原则，另一方面也是代表了当时载道论的普遍性和地位。

将对文学本质认识的“载道论”外化到具体的文学创作，即“诗言志”。众所周知，“诗言志”是传统东方古典文论中，对诗的本质的一个自觉的理论认识。我国著名学者朱自清十分推崇“诗言志”的理念，认为对于中国诗论而言，这无疑是“开山的纲领”。然而在儒家思想的大力倡导下，不止中国，古代朝鲜的相当部分的文论家也认可了“诗言志”的理念，并将之上升到了标准的高度，将文学创作理解成，作者为抒发胸臆的一种手段、表现。因此，李滉也认为文学创作要表达内心所思所想。在他人记录的《退溪先生言行录》中，李滉关于文字自胸中流出这一观点进行了专门的阐释：“晦斋之学甚正，观其所著文字，皆自胸中流出，理明义正，浑然天成，非所造之深，能如是乎？”（14）簡而言之就是，晦斋的学问特别好，看他所著文章，都是发自肺腑，理名义正，一切恰到好处，如果不是他对此有深厚的积累，能达到这种情况吗？可见李滉非常注重文章必须发自肺腑、源自内心。在此段引文中，能够领略到李滉对文章内容与作者人品的内在联系有自己的深入思考，同时，也对人品、文品的二者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李滉看来，人品与文品不但应该统一，而且，文品体现着人品。比如李滉评价权章仲的诗：“此诗好语甚多，非论比，但被间间蔓辞、赘句坏累他，所以并好处亦不好，是为可惜！以尔之气质恬静、学问笃切，宜无此弊，不知何故。”（15）由上述论述能够体会到李滉的观点，即为人若可以做到“气质恬静、学问笃切”，那么他更容易创作出佳作来;然而一旦“胸中杂草丛生”，即心中思绪不明朗有很多其它想法干扰的话，文章便会陷入语言累赘杂乱等等的弊病，如果内在的气质不能改变，不但在儒学思想的治学上无法得到真意，甚至连文章家咬文嚼字的本事都比不上了。在这里，李滉充分表明了他在文学创作中对内在人品的要求。他还提到过：“某人甚有文才，而为人甚虚疏可恨，是知务文学矣！治心最紧，不可忽也。……文学岂可忽哉！学文以正心也。”（16）一方面，从理学思想的角度，李滉赞同朱熹的观点，认为诗为末技;但只有文采而为人不实，也是李滉所不认可，乃至激烈反对的。因此，他曾经说过“曾闻其太尚词华，欲抑之，不令作诗”（17）。充分说明只有文章写作技巧并且过度注重文辞华丽，都是他所反对的。李滉说“文学岂可忽哉！学文以正心也。”通过学文的途径达到正心，这是李滉反复强调的重点。李滉把人心与文心相连，这是人品、文品的统一，也是理气的结合。学文正心，主要是强调文学对人心的修养的作用，讲的是文学创作对实现人心与文心相通，实现人品、文品相统一的重要作用，同样也是达到理气合一的一种途径。在“学文正心”的观点中，实际体现的就是一种对人品的要求。

看李滉对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的评论，明显人品是体，文品为用。认为作者的人品之高下在其文学作品中都可以反映出，所以，比较在意作者的道德修养水平，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对人品的修正和道德情操的培养都起着不可替代的影响。

综上观之，李滉的文论思想有其独到之处，在借鉴了中国儒家思想体系中诸多文学家与理学家所倡导的各种文艺美学思想的前提下，取长补短，得以最终成型。在朝鲜古代文论史上，李滉能在文学创作中提出“以德为文”也是从多方面考察的，是基于整体视角来审视和理解这一创作论的，既充分强调了文品与人品在整体性上的统一，也突出了“以德为文”、“学文正心”的文学创作观。

注释：

《理谕心气》，《韩国文集丛刊5辑·三峯集卷之十·心气理篇》，467页。

《答奇明彦别纸》，《退溪集Ⅰ·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八》，467页。

《答李达李天机》，《退溪集Ⅰ·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356页。

《答李公浩问目》，《退溪集Ⅱ·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383页。

《答李达李天机》，《退溪集Ⅰ·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356页。

《郑子中与齐明彦论学有不合以书来问考订前言以答如左（庚申）》，《退溪集Ⅱ·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87页。

《答李达李天机》，《退溪集Ⅰ·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356页。

《陶隐文集序 戊辰 十月》，《韩国文集丛刊5辑·三峰集·卷之三》，342页。

《文物策》，《韩国文集丛刊45辑·栗谷先生全书拾遗卷之四·杂著一》，539页。

《尹先生详诗集序》，《韩国文集丛刊·佔毕斋文集卷之一》，413页。

《国学原典·慵斋丛话卷之一》韩国古典翻译院网站http：//db.itkc.or.kr/index.jsp？bizName=KO&url=/itkcdb/text/bookListIframe.jsp？bizName=KO&seojiId=kc_ko_h023&gunchaId=av001&NodeId=&setid=252402

《与楙功书》，《韩国文集丛刊14辑·虚台堂文集卷十二·书》，510页。

《东文选序》，《韩国文集丛刊11辑·四佳文集卷之四序》，248页。

《退溪先生言行录》，《韩国文集丛刊48·鹤峰先生文集续集卷五·杂著》，第260页。

《与权章仲》，《退溪集Ⅲ·退溪先生续集卷之六》，第179页。

《退陶先生言行通录》卷二，《增补退溪全书》四，第34页。

《答赵士敬戊午》，《退溪集Ⅱ·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