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科技信息研究所，海南 海口 571101)

当下的中国大地，城乡间正发生着频繁的社会流动，这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全新景象，多被看作城乡户籍制度壁垒消除的制度性结果抑或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撬动。但农民并不全然是制度牵动的布偶，也不全然是市场逐利的市侩，其自身漫长历史实践中所编织下的乡村传统文化网络中也孕育着社会流动的积极因素。传统时期，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离开农村、完成阶级跨越的方法就是读书做官。于是在漫长历史变迁中凝结成了“耕读传家”这一经典的民间传统，这一传统又在具有漫长迁徙历史的客家民系中体现得最明显。本文试图通过对广西的一个单姓客家村落“耕读传家”传统从新中国成立前到如今的延续、变迁的画像，分析和说明传统文化对迈向现代过程中的城乡流动之影响与意义所在。

一、“耕读”延续与社会流动

个案描述基于村庄老者与普通村民的口述访谈以及地方族谱等文献资料的查阅。本文的田野调查点G村位于广西东南部的玉林市兴业县高峰乡，此地是广西客家人的聚居地之一，G村聚居的龚氏家族历史上乃湖南一代的名门望族，宋明以降逐代南迁，南蛮之地的畲族血缘交融，成为客家民系之一支。清朝年间有两兄弟共同落户G村开荒立业，后人们将两兄弟的祖屋修缮，供奉为两座祖祠，因此在G村繁衍了统一宗族的两个房族。

(一)延续传统的“耕读”

在1949年以前，G村整体的文化水平受限于村庄的边远贫困与教育资源的有限，据小房族的房族长家的后代、今87岁的龚家榕(1)出于隐私保护，本文中具体姓名均进行了一定的技术性处理。讲述，以前的村内人都知道“耕读传家”的说法，家庭教育都重视读书。这种氛围的形成有赖于流传在村庄中的各文化事项。

1.字辈诗

根据族谱，从第十三世之后，宗族创作了饱含鼓励“耕读”之情的“字辈诗”，只要是成年的族人都会在年少时被要求知晓乃至背诵，同一代族人无论哪个房族都从字辈诗中依次取字命名，诗为：“道振瑞朝廷国家，声名冠世永安康；积德兴隆开甲第，英才锦绣智贤良；诗书仁义荣华显，泰运连科富贵昌；宗支茂彩光临兆，芝兰俊秀远传扬。”取字辈诗命名多数为姓名中的第二个字，如龚家榕为第二十世，属“家”字辈。

2.族史留名

宗族内的族老和各家长会保留族谱，一般而言，族谱只梳理血缘树，普通族人只登上名字，然而对本族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如迁徙开荒、读书考取功名者还会得到特别的评价。如迁入广西的十四世祖龚道刚，在系谱名字旁独获诗赞“过省是高祖，名扬千万古；住在里塘池，开基创业园”。十五世的龚振隆考取修职郎(2)清朝八品文官。，也在名字旁被特别注明，同时还详细记录他的下葬方位。族人认为，后代人要多祭拜这样成功的祖先，能够某种程度上沾染祖先的才气和福气，有助于自己考取功名。

3.民间装饰

每到过年，族内有文化的长老会为各个家庭写很多的对联与门联，各个家庭张贴在大门和各个房间，书房、祖堂的对联多数是劝勉读书的祈福与家训。如龚家榕回忆在家内祖堂祭拜祖先灵位时，两旁有一副小对联为“广积祖德，以诗书为家；奋行善政，以仁义处世。”

4.融合激励意志的地方俚语

为了激励族内的少年读书，当地流传“一人读好书，全家吃天禄”的地方俚语。“吃天禄”指全家人得到上天的青睐和眷顾而得到好运，农民认为读好书等于能当上官，就能吃上“公家的饭”，改善家庭条件。

在文化氛围的浸染下，只要有条件的家庭就一定会施行“以耕养读”，没有条件的也要创造条件，甚至为了“全家吃天禄”，要求个别家庭成员做出牺牲。龚家榕的父亲、原小房族的族长龚国卫育有三子，长子龚家红先于次子龚家全15年出生，龚家全又比龚家榕年长8岁。彼时龚国卫为村内大户人家，顺利供养长子念通私塾，因而才有资格接班房族长。20世纪30年代龚国卫意外过世，接任房族长与家长的龚家红沉迷赌博，几乎败光家业，但最后保住家内十余亩田，与寡母商量决定，要求龚家全为了弟弟和全家，这辈子随其余家人一起种田，而龚家榕则可被供养读书，后最终考上附近乡镇的大洋初中，后来陆续当过兴业县五个村的小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G村小房族内在二十一世还考出了三个“大学生”。后来户籍制度壁垒和文革开始后，农民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耕读文化”的文化氛围也受到很大破坏。

(二)改革激活的“耕读”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社会活动空间逐步宽松。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城乡间的巨大落差为农民外流提供了新的引力。尽管浓郁的传统“耕读”氛围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很难完全恢复，并不断受着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冲击，但是G村大多数长辈依然传承着对读书的重视，努力让子女通过读书走出农村。这种村庄内生的动力应综合家内和家外两个方面去考察。大房族龚家义一家1982年走出了村内第一个重点大学学生，其次孙龚卫庆1982年考入上海一所“985”大学，现为广西某国企的高管。

1.家内的努力：改“牺牲”为“互助”

龚家义是20世纪20年代生人，在其原生家庭中是五子中的次子，与龚家榕家类似，他被父亲要求留家耕田，供养他的大哥与弟弟们读书，但大哥和弟弟读书能力有限，初中都考不上。龚家义心有不甘，在独立成家后，育有龚声亥和龚声奇两子，尽管家境不算富裕，他仍努力供两子读书。龚家义还对孙辈要求异常严格，三五天就要为他们读书不够勤奋而进行“棍棒教育”。1978年长孙龚素庆考上广州的大学开始，龚家义家的孙子逐一考到外地读书，如次孙龚卫庆考上上海某“985”大学和五孙龚得庆考上甘肃某“985”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女性的地位已经有很大改观。龚声亥的女儿也参与了读书考大学，尽管三年未考上，家人们内仍支持补习，与新中国成立前不许女子读书、不许女子入祠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95年版的族谱中，凡可查晓的女儿、媳妇名字都可上谱，如是大学生、成功人士有特别贡献者与男子同样获得标明。

龚声奇婚后生育两子，他们要考大学的时候，龚声亥的儿子都已在城市工作，但对于堂弟们的读书工作都给了很大帮助，使他们最终都在城内找到很好的工作。

2.家外的引力：“竞争”与“回馈”

除了家内延续的意志，还有村庄和宗族在原有意志上适应社会变化而活跃着新的“耕读”文化事项。

其一，是具有“竞争”性质的祝学民俗。两房族虽在同一个村，但随着世代繁衍以及“同村不通婚”的惯例，两房族的团结意志慢慢淡化，但竞争意识和面子意识慢慢加强。由于小房族在文革前已经先出了三个大学生，大房族却一直没有人读书出去，觉得被压了一等。于是房族内聚餐聊天时一直给各家年轻人施压力。龚卫庆参加高考预考为全乡第一名，并随后正式考入同济大学，大房族为龚卫庆张罗办了“祝学酒”，请全村人和乡内名人来吃流水席庆贺，既有对本族人的激励意味，也是房族的“扬眉吐气”。改革开放后G村家内有考上大学者多半会量力办规模不一的祝学酒，这在当地也渐成新俗。后来，政府为预防“祝学酒”向变相攀比、铺张浪费、变相贪污的危险，规定除红白事酒席外不许大操大办。但村民树立读书榜样、读书竞争的心气总需要抒发渠道，于是近几年演变为在村头村尾挂庆贺横幅、张贴红榜等。

其二，是具有“回馈”性质的助学组织。早期一批外流农民已经成为社会精英，为回馈家乡的养育之恩，玉林地区各姓宗族的宗族理事会、教育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广泛成立，这些组织向各村的族人联系，捐集助学金。玉林龚氏理事会2018年在高峰镇举办的玉林龚氏第六届助学颁奖礼，现场颁奖本地2013—2018年考上专科及以上院校的80名宗族子女累计23万元，最低专科生有800元，最高的考上清华大学者奖励5万元[1]。为农村子女在外读书减轻了诸多负担，更对在村子女形成了很好的读书激励。

二、现代化断裂中仍被激活的传统助力

现代与传统的辩证分析中，谈及现代，必然关注断裂与变迁；论及传统，必然思索延续与恪守。G村的个案中，解放之前，支持封闭的乡土社会所遗留的“耕读”传统，促成社会流动的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哲学理念和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为现实目标的社会文教系统，与改革开放后支持社会流动的“从超越对人的依赖到超越对物的依赖，追求人之全面发展”为最高理念，以“从共同体到社会”为发展需求的市场化发展牵引可谓截然不同，何况之中还横梗着多年的社会固化和文化冲击运动。但是对G村而言，在大时代变迁下，代代相续构成家族的人的延续，就决定了代际互动中无疑将保有着延续性的传统因子。吉登斯曾指出，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终结时代”，“终结”的现代性虽然与传统相对立，但“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它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重建传统”[2]。当新的社会外部条件能够与传统因子相适应甚至相互需求时，传统就会被激活，为新时代下的社会实践提供助力，如此，新的实践又促成部分传统的延续。

一方面，传统助力在每个跨越时代的个体的精神意识中展现。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诚如马克思所指出那样，人们自己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如梦魇般纠缠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是面对和改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他们就会借用传统的“亡灵”为自己效劳[3]。以个案中的家长龚家义为例，在原生家庭中“耕读”的教育与“宦游”的失意促成其在新中国引导他的家庭信奉“读书改变命运”“靠读书走出农村”，并严格要求子女们贯彻，形塑了与传统“耕读”具有相似性的行为理性。

另一方面，传统助力在乡村文化场域的运作中延续。在改革开放之后，乡土社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社会活动都获得了更大的空间，由于外部资本下乡、文化下乡的阶段性受限，乡土社会率先自主恢复了一定的传统文化活动和象征建设来填补这一空间——在G村就表现为祖先祭祀、祠堂与族谱重修等等——这些恢复了的文化事项及其构成的传统象征系统，又将促成新生代农民的行动中一定的传统意识。借布尔迪厄“场域与惯习”理论框架来解析，恢复了的传统文化事项构成具有相对自主性逻辑的G村场域，而“受历史因素决定的场域运作时”会创造出布尔迪厄称为“幻象”的“被预设的特定利益”，这些特定利益区别于唯功利主义的经济利益，融合着历史与地域因素；场域中行动者的惯习实践，也区别于客观主义的机械反应和主观主义的理性计算，而是在特定场域具有潜在倾向系统的行动[4]。传统文化事项中围绕宗族的尊崇和竞争意识与新助学民俗生成密切相关，赋予“读书”特定的光环，作用于未经历传统时期的新一代农民子女，使他们在耳濡目染之中，也在新的社会流动背景下延续着“耕读”式的实践，如为超过比邻房族的努力、为“光宗耀祖”“房族壮大”而实行的社会互助等。

三、社会流动中传统助力的遮蔽与局限

(一)既有研究的遮蔽

G村个案不是个例，在整个桂东南地区乡村，延续“耕读”传统而对城乡社会流动形成助力的宗族不在少数，有学者对其他宗族的助学组织也开展了一些研究[5]，在全国其余地方农村也有相关社会事实的研究与报道。但总体上，关于当代乡村社会流动研究中并不足够重视传统文化助力的考察。笔者认为这种研究上的遮蔽主要来自三点。

1.文化研究对乡村传统的“静止性”判断

在现代化语境下，传统常常背负“封闭、保守”的污名。如黑格尔认为，中国文化从上到下统一于一种自然的家族状态，没有如西方文明那般内在的辩证运动的精神，于是与自由和想象等活力元素相距甚远[6]。萧公权认为，包括乡村耕读文化的一系列相关文化事项实际上从思想层面形塑和加强了帝国在基层的控制[7]，毕竟读的是圣贤书，求的是人臣位。这些观点问题在于将基层传统与上层制度和价值捆绑批判，而忽略了基层传统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在过去，“耕读”传统在不破坏既有秩序下俨然助推乡村的社会流动，改变了个体的阶级地位，是乡村内生的社会活力表现；建立新中国之后，“帝王”与“圣贤”被打倒，新知识取代旧知识，但耕读传统依然在后续历史实践中产生延续性影响。这种影响有的是制度性表现，如文化大革命之前曾在农村广泛兴办“耕读小学”制度，但更主要的还是如G村一样在基层社会塑造着“尊重读书、竞争读书、互助读书”的农民理性。

2.实证研究过于关注外部的制度变迁分析和城市中心主义

这些研究往往带着“问题”视野但缺乏“理解”。将城乡流动与农村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制度变迁，抑或是城乡巨大落差之下的经济理性或生存理性的驱动，视为农民流动浪潮的本因和要因，这样的观点并非有误，但一定程度上存在布迪厄说说的客观主义唯物论和主观主义唯智论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基层民众的历史文化主体性，忽略其自身的创造和选择[8]，以城市眼光片面看视流动着的农村农民。应在相关研究中加强“外牵”与“内生”相结合的视角。

3.应用研究对乡村传统的当代价值重塑缺少与社会变迁的结合思考

以本文论述的“耕读传家”传统为例，不少学者亦重视这一传统的当代价值发掘，如徐雁的研究关注“耕读传家”传统对当代中国人文精神重构的作用[9]，邓子纲关注其道德规劝与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10]。这些研究主要只是从精神建设的角度谈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其实更需要发现的是乡村传统在具体社会变迁情景中通过影响个体的社会互动行为决策而表现出的延续性，以及其如何能得到更好的制度或意识形态上的引导。

(二)传统助力的局限

透过个案，可以看出“耕读”这一经典的文化传统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可以对拥有它的农村基层社会流动具有积极的作用。界定其影响为“积极”，是指其在乡村既有资源有限的情形下引导每个参与社会流动的农民尽可能地在头脑上“武装”起来，从而更有序、从容地参与社会竞争。这一城乡流动路径，对于农民而言俨然是比从事简单苦力工作更优的选项，有助于实现个体阶层跨越；同时，对乡村而言也培养了社会重建的优质“乡贤”资源。

但是，尽管“耕读”传统的延续可能成为促进某种形式的良性城乡流动，其整体效力目前仍有很大局限。一是乡村资源局限，尽管长期以来践行“耕读”理念的家庭在有厚重传统的乡村不占少数，但无论古今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乡村本土人才总是有限的，归根结底是乡村有限资源竞争和利用的结果，大规模城乡流动主力军仍是体力劳动者(农民工)；二是农民认知局限，市场竞争带来的功利观念正在对从“耕读”式的社会流动形成消解之势。据中青报的一篇调查报道，湖南某具有浓厚“耕读”传统、重视教育的村子，有800多孩子考出农村， 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硕士，村内立着孔子像，刷了一面“博士墙”。即便如此，村民也开始慢慢放弃供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原因在于农民认为“读书要变现，要么当官，要么赚钱，要么白读了”[11]。其实在过去的传统社会，“耕读”很大程度上的动力也在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下只有“当官”能“发财”，改变个体与家族的命运；但换作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多元化发展路径的条件下，读书不再只意味着做官，做官亦未必发财，乡村便面临着为“变现”而放弃对知识的尊重的失范危机。从长期看，事实往往与农民所想的相反。一项关于我国城镇劳动者工资不平等演化的经济学研究表明，1995—2013年，高等教育的回报不断上升，技能工资差距持续扩大，正规就业人员与非正规就业人员之间工资差距持续扩大[12]，而是否正规就业已经越发强调教育的门槛。对农民而言，知识仍旧能改变命运，更可怕是没有知识可能将无法改变命运，随着知识资源不平等分配带来的阶层分野和固化影响逐步加强，如何重建乡土的教育文明将是乡村振兴的重大课题。

四、乡村振兴需要“读耕传家”

当代作家陈忠实小说《蓝袍先生》有个著名段落，主人公爷爷徐敬儒将自家牌匾上的“耕读传家”调换字序为“读耕传家”，寓意对乡村教师世家而言“读”更为重要[13]。这则原本献给一代基层知识分子的赞歌对于当下中国正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激活和运用“耕读”传统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转型启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振兴，而要为农村输送人才，指望外来者落地生根，不如盼自家人衣锦还乡。但要自家人成为人才，在当今“知识驱动”时代就必须要一个走出去学习的过程，如“耕读传家”这样的本土传统就能发挥内生性的助力。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读”也绝不应局限于“唯有读书高”的道路和“升官发财”的目的，内涵与形式都需要进化，政府与农民应要找到合作路径，巧用传统，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如融入乡村基础教育或转变观念促进职业教育等。不过，其发挥的作用本质是不变的：从对知识和教育的重视出发，集中本土亲缘、地缘有限的教育资源，尽可能提高农民作为城市挑战者的素质与能力，让他们以积极姿态面对挑战。如此，让他们未来走得更远的同时，也在次次乡情互助中凝聚养育之情，产生故土的牵引力，这对于建立一个有机的城乡循环必不可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