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安琪，李德波，秦 莹

(云南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对世界减贫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云南省贫困类型复杂，尤以多民族聚居区突出，加之自然灾害频发，更加深了贫困程度。距离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要求，深度贫困地区要按时脱贫时间紧任务重。A寨是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墨江县”)的一个多民族聚居村寨，受山地高原地形的限制，交通极度不便，与外界联系较少；该村自然灾害频发，加剧了当地的贫困程度，属于深度贫困地区；村里的哈尼族、汉族、彝族居民受自身风俗习惯、自然崇拜、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自主脱贫意识不高、自主脱贫能力不强。2018年9月8日，突如其来的墨江“9.08”地震严重影响了A寨脱贫攻坚的进程，使A寨成了精准扶贫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急需各方力量共同施策，共同推进脱贫工作。

一、坚持精准方略，通过社区调查分析准确识别“9.08”地震致贫群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社会保障兜底扶贫作为基本防线，加大重点人群救助力度，用社会保障兜住失去劳动能力人口的基本生活。”[1]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的重要力量，对重点人群的救助具有其独特作用。

以北回归线转身的地方而闻名四方的云南省墨江县不幸遭受“9.08”地震，民房、交通、水利、市政、电力、通讯、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虽得到各方快速援助，但对精准扶贫正处于攻坚克难关键时期的A寨来说，恰巧位于地震的震中——墨江县通关镇A寨(东经101.53°、北纬23.28°)，震源深度仅11 km的强烈震感给村民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影响，延迟效应直到2019年1月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们一起进驻村寨时还余波未平。云南的大学生支教团扎根A寨，通过深入社区开展调查，着力于把脉灾后多民族村庄社区问题，精准识别村庄问题及村民需求，精准定位扶贫对象，与村民建立专业关系，为下一步在灾区开展社会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一)准确认知村庄情况，有效收集村民需求

A寨属于多民族聚居村庄，村庄问题以及村民需求的复杂性不言而喻。按照社区工作的要求，社会工作者长期扎根村庄，通过参与式观察、入户走访等形式，对村庄整体情况进行调研，深入了解村庄现状及村民需求，准确把握村庄问题所在，为精准扶贫政策在村庄的推行提供准确的数据参考。A寨位于云南省墨江县西部，距镇政府所在地30 km，下辖区10个自然村，16个村民小组，有农户242户892人，世居民族主要以哈尼族、汉族、彝族为主。全村国土面积 23.7 km2，林地 2 103.6 hm2，耕地面积181.93 hm2，人均耕地0.132 hm2。粮食主要种植玉米、水稻等。经济作物主要有烤烟、辣椒、咖啡等。A寨共有1个党支部，党员54人，其中预备党员 1人，女党员 15 名，党员最大年龄 81 岁，最小年龄 25 岁，平均年龄 50 岁。2014年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3 户 280人;2017年脱贫21户76 人，未脱贫78户290人;2018年年初有建档立卡户108户393人，未脱贫83户302人;2019年度预计脱贫户69户129 人，未脱贫39户263人，贫困发生率 29.48 %。所有建档立卡人员中，主要致贫原因包括因病致贫 65人，占16.5 %；因学致贫26人，占 0.06 %；缺技术占 250人，占 63.7 %。全村共有五保户1人，残疾人26人，享受低保 82 人。在校生42人，其中建档立卡户在读初中和小学的有19人，入学率达到100%。通过实地调研，笔者了解到村民的主要需求集中体现在心理需求及物质需求两个方面：就心理需求而言，地震对村民带来的伤害无疑是极具破坏性的，满目疮痍的惨状对于村民而言难以接受，村民脱贫攻坚的信心大大受损，需要得到外界的支持与关注；在物质上，村民主要面临房屋不能居住、农作物减产、家里面没有粮食可以食用等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交通、水利、电力、通讯、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需要也成为摆在村民面前的若干难题。

(二)准确定位贫困家庭，保证贫困家庭选择的精确性

受村庄问题多样性的影响，在推选扶贫对象过程中难免出现“漏选”等情况，在长期的扎根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对于村庄的基本情况了解相对而言就比较深入，在精准扶贫对象的选择方面，也可以通过前期的一些调研资料为精准扶贫对象的选择提供参考，相对减少对象选择不精准的问题频繁发生。地震发生后，村干部迅速行动，由村干部、村民小组组长(会计)、党员等组成工作组分赴16个村民小组进行核灾救灾，通过初步核实，全村16个村民小组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全村受灾262户，954人，其中Y组、Z组受灾比较严重。全村房屋倒塌71栋，拉裂191栋，受灾房屋261栋，994件；厨房倒塌69间，拉裂157间；猪圈倒塌49间，拉裂159间；牛圈倒塌72间，拉裂109间；烤烟房倒塌17间，拉裂53间，卫生间损坏9间，摩托车损坏20辆，家电损坏57件，铁锅损坏9口，太阳能损坏30台。期间16个村民小组断电经过抢修恢复了通电，共有7人轻伤。此次地震为村庄精准扶贫的推进带来严重的阻碍作用，迫使很多家庭不能及时脱贫，部分状况刚刚好转的家庭甚至返贫。

(三)建立专业关系，赢得村民的信任与合作

专业关系是社会工作者工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时与服务对象建立的必要联系。社会工作者通过走访A寨村民，了解村民疾苦，主动帮助村民排忧解难，积极参与村庄活动，让村民认识社会工作者，深入了解目前所要开展的项目。同时，通过彼此互动，村民和社会工作者建立了必要的信任关系，村民愿意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项目，为下一步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打下坚实基础。受村庄自身条件的影响，村庄消息较为闭塞，村民对外界知识了解的渠道较少。村民对社会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内容也了解较少，并不了解社会工作者能够为村庄、为个人带来什么益处，对社会工作者开展的工作也表现出极大的不认同、不支持。专业关系是指工作员与案主为达成特定目标而结成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工作员与案主之间的一种态度与情绪交互反应的动态过程，即以有效协助案主解决问题，使其对所在环境有最好的适应为目的[2]。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工作的过程中与案主专业关系的建立就显得尤为必要。只有赢得村民的信任与合作，才能保证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得到有效的开展。

二、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助推村庄由他助走向自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3]，在精准扶贫的过程当中，群众的主体地位不容忽视。增能理论认为，每个人、群体、组织和社区都有其内在的能力，包括天赋、知识、社会支持和资源，只要存在适当的条件，就可以建设性的发挥自身功能。根据罗斯(Rose)提出的有关赋权的三个原则，即情景脉络化、权能增强和集体性[4]。社会工作者参与A寨的脱贫攻坚进程中，从脱贫信心、群体互动和脱贫能力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专业社会工作，通过发挥群众主体力量，有效激发其内生动力，助推村庄由他助走向自助。

(一)通过心理赋权，帮助村民增强脱贫的信心

“弱势群体之所以面临严重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足够的能量和信心。所谓增权，主要是从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找回自信并提高自我意识和能量的角度出发的。”[4]在Zimmerman最初的观点当中，他认为心理赋权是指个人有能力的发展，是指个人具有可觉察到的控制感以及能力，可以是一个人充满活力，以此来促成个人的成长。但此后，他又提出：心理赋权是一种建构过程，连接了个体的优点和能力、自然形成的助人体系，以及参与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的主动性[5]。在Zimmerman的观点当中，心理赋权包括对认识个人的能力，有效实施控制力、了解社会政策环境等。并且他认为心理赋权的基本方面包括参与、控制与批评意识[6]。因此，要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首先必须解决其信心缺失问题。

1.通过心理疏导，改变村民悲观情绪

地震发生后，村庄的破坏程度非常大。许多村民面对眼前的场景都表示无法接受，并且很难相信自己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家园变成眼前这幅破败不堪的模样。村民们的悲伤情绪没有人引导；村庄的灾后重建任务，村民不愿参与；救援队伍的撤出，村民心理落差大，以为再也没有人再来理会他们的需求。“我们的家变成这样，而我们却什么也做不了！”突如其来的地震对于村庄而言，成为了村庄无法承受之痛。村民间在比较后出现自我受伤的情况，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族关系。地震使村民的脱贫信心倍受打击，有的村民甚至听天由命，觉得再辛苦一场大灾就能让家庭财产消失，还不如坐享其成。

在了解村民目前存在的心理症结后，社会工作者通过入户走访以及协助村委组织村民开展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帮助村民缓解消极的心态，改变悲观的情绪。主要通过陪伴、安抚情绪，向村民传达外界一直都在关注着村庄的发展的信息。村民大会上，社会工作者也会向村民询问现在还存在哪些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村庄最近又发生了哪些问题等等，让村民感受到所有人都在一起共进退，并不是仅仅只有自身在努力。也希望能够通过心理疏导的方式，了解村民内心的想法，改变村民悲观的情绪。有了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与支持，此时的村民逐渐改变之前的戒备、不信任心理，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开始逐渐在村民大会上表达自己目前的困难，以及希望村庄给予的帮助等。村民态度的转变是对社会工作者工作内容的认可，也是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成效的肯定。

2.通过深入交流，引导村民发现自身优势

优势视角认为，个人具备这样的能力并且他所拥有的内部资源允许他有效地应对来自生活的挑战[2]。这就意味着社会工作助人过程的焦点应该放在个人及其所生存的环境的优势上，并不是他所面临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方面。村民普遍比较自卑，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和优势所在。在村民的意识里，“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都说能变好，我现在两手空空要几时才能变好？”“我现在家都没了，我还能做什么？”等等，一系列悲观的情绪充斥在村民的脑海里。

在此基础上，社会工作者通过挨家走访，与村民进行深入交流，了解村民的诉求及担忧，安抚村民的情绪，正视灾害带来的问题；帮助村民发现自身的优势，引导村民认识到自身的可利用资源。比如“家中田地尚可再次耕种”“自身存在极大的潜力来应对现在遇到的困难”“政府部门为灾区群众给予了极大的政策倾斜”“外界对村庄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驻村工作队也会一直陪伴着大家”等等优势，既包括自身存在的优势，也包括外界为村庄所创造的优势资源，合理的运用能够有效助力村庄及村民自身脱贫攻坚的实现。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引导村民发现自身的优势资源，协助村民意识到自身的优势，合理应用现有的资源，助力村庄脱贫攻坚。

3.发挥返乡大学生“本土社工”作用，增强村民民族文化自信

社会工作组织积极引导村庄的返乡大学生作为“本土社工”投身到村庄的建设当中。村庄的问题只有他们最为了解，村庄的优势通过他们去发掘将会更加深入。在社会工作组织的引导下，这批 “本土社工”将村庄灾后重建事务开展得如火如荼。带领志愿者收集口述史，旨在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村民文化自信；在村庄内组织“春节送福”的活动，让村民感受到来自新春的喜悦；在村庄内组织“长桌饺子宴”，将长桌宴的民族文化“移植”，实现文化创造，全村老小聚集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上一顿许久没有尝到的热气腾腾的饺子；在村庄内开展“夜间乡村影院”，放映着只有当地人才能听懂的，用少数民族语言演绎的“民族故事”，全村老少循着他们熟悉的歌声而来，围坐在一起，促膝而谈，实现公共空间的文化浸润——乡村文化振兴，用民族本身具有的公共文化为根，培植生长——枝繁叶茂；“篝火晚会”、村庄“春节联欢晚会”等等一系列活动为村庄带来了无尽的欢声笑语，实现公共文化的培育与传承。村民们也会主动报名参与到由“本土社工”设计的文娱活动当中，当他们唱起民族歌曲、演奏民族乐器的时候，笔者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与骄傲。

在“本土社工”的带领下，村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村民对村庄的文化建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参与村史的收集、村庄博物馆的建立，并且具备高度的村庄民族文化自信。同时在“本土社工”的组织下也会积极参与到村庄的重建工作当中。在A寨的服务过程当中，“本土社工”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容小觑。村民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支持的热情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村民对村庄事务的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顺利开展等均是对“本土社工”工作开展有效性的认可。

(二)促进村民互动，推动村庄形成共同脱贫的互助氛围

1.开展集体活动，密切村民关系

通过村委干部的推荐以及村民的选择，社会工作者在村庄内形成了由妇女骨干组成的“广场舞小分队”以及由党员组成的“村民互助小组”。妇女“广场舞小分队”把村庄内的成员从集中安置点的帐篷“拉”了出来，也把村民从受灾后愁眉苦脸的情绪中“拉”了出来，村民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地增多了，各个村庄的村民也会在同一时间聚居在一起，聊天、跳民族舞、学习广场舞，村民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由党员组成的“村民互助小组”主要在村庄内开展村民帮扶的相关活动，为村庄内建档立卡户等特殊困难家庭提供农作帮扶等援助。村民间的联系也变多了，民族间的矛盾也在大家的互助过程中渐渐淡化，同时形成了村庄集体共同脱贫的良好氛围。

2.开设“儿童互助小组”，促进儿童互帮互助

习总书记指出：“扶贫必扶智。”[7]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村庄内很多家长都表示“力不从心”。一方面原因是个人受教育程度较低没有能力帮助孩子解决学习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平时劳作，太过于劳累，忽视了孩子的教育问题。“让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实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在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对于村庄儿童的学习方面，社会工作者选择以开设“互助小组”的形式将村庄孩子聚集在一起，每周放学后村庄里面的高年级学生组织村庄里面的孩子在党建活动室开展“互助学习”活动。运用“高年级带领低年级学生学习”的形式，引导儿童在村庄内形成“助人自助互助”的情形。一方面增强村庄的互助意识，另一方面提升儿童的小主人翁意识，也能够帮助一些孩童远离因功课不会做带来的困扰。既弥补了家长无能力或无时间辅导孩子的不足，也培养了孩子彼此帮扶协作的奉献精神。

(三)发挥村民主体性，提升村庄脱贫能力

1.树立村民主人翁意识，消除“等靠要”现象

村民才是村庄的主体，在村庄治理及村庄建设的过程中，应当重视村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在走访中，笔者发现，村庄内“等靠要”现象十分突出。由于长期享受政府政策的支持，部分村民很明显表现出争当“低保户”“反正政府的补贴也能够维持生活，不需要出去做活计”“其他人什么不做感觉过的也挺好的啊”等思想。因此，对于村庄的建设而言，充分树立村民主人翁意识在此时就显得尤为必要。针对以上问题，社会工作者通过组织村民大会带领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管理、村庄重大问题商议、村庄问题解决等方式，充分调动村民在村庄治理问题上的积极性，发挥村民主人翁作用。正是因为得到村委班子及村民骨干的积极支持与配合，村庄内“等靠要”现象得到有效缓解。服务过程中，笔者也发现，由村民自己来解决自己村庄内存在的矛盾以及问题，相较于外来人员而言，往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基础上，社会工作者主要运用鼓励村民参与社区建设，增强村民自主发展能力的方法，由社会工作者引导，村委牵头，村民骨干带领村民参与的工作模式为村庄内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村民已经不再通过民族或者居家远近来判定亲疏，而是齐心协力、共同行动，共同致力于村庄的建设当中。

2.开展技能培训，掌握脱贫本领

在走访中发现，当地“酒文化”现象特别严重，地震后村庄里面的男性大多“饮酒度日”情况更为明显，缺乏自主脱贫意识，每天的生活无所事事，很少外出参与劳动。经济来源大多依靠女性务农所得，饮酒现象严重也带来一系列不良问题，部分男性因饮酒过度患病，种种现象加深了村庄的贫困程度；其次，受地理环境局限，很多村民希望脱贫，但是却缺乏改变生活状态的能力。基于村子的现状，社会工作者以施工队在村庄内开展灾后房屋重建为契机，选择了对村庄内男性村民开展职业培训相关技能。在社会工作者和施工队的沟通下，了解到灾后施工队此时也特别需要“小工”帮助，双方顺利达成协议。在社会工作者的动员下，村庄内的男性也参与到施工队的工作当中，一方面他们可以学习到简单的修盖房子的技能，另一方面会得到一定的劳动补助。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很多村民顺利地走出了家门，来到了建筑工地上，共同参与到村庄的灾后重建过程当中。村民们主人翁意识更加强烈，愿意发挥村庄主体作用，助力村庄脱贫攻坚。

3.通过集体增权，提升村庄集体发展能力

除了个人层面的增能，农村社区集体层面的增权也很重要。集体增权主要产生于居民所获得的相互责任感。通过社区集体行动，居民增强了社区联系、归属感和义务感[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3]。充分发挥支部和村委会在灾后精准扶贫中的优势作用非常重要。在村庄服务过程中发现，村“两委”存在威望不高，执行力欠缺的问题。在工作的执行过程中，无论是村民关系的处理，还是对国家现行政策的宣传、倡导方面，有些时候会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在增能理论的指导下，社会工作者积极引导村委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村庄的问题。一方面让村委会认识到自身的能力及可发挥的优势，加深村委干部对自身能力及职责的准确认知；另一方面也为村委宣传、倡导国家现行的各类政策提供支持、开展相关能力提升培训，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支持下，村委会顺利地解决了村庄的一些具体问题，增强了村民对其能力的认可，树立了政府组织的威望，更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通过强化村委的自我认同感，为后续村庄事务的顺利、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开展奠定基础。

经过长期支持与服务，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村民对自身及村庄的发展都抱有极大的信心。在增权理论的指导下，社会工作者运用了心理赋权、促进村民互动、发挥村民主体性等方式，帮助村民增强脱贫的信心、推动村庄形成共同脱贫的互助氛围、提升村庄自身脱贫能力，实现村庄内部的自我造血功能，助力村庄由他助走向自助，最终实现村庄整体脱贫攻坚的目标。

三、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实现资源整合

习总书记强调：“调动各方力量，加快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人心齐，泰山移”“脱贫致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要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力量。”[3]社会工作者要有效的为有需求的个人和群体提供服务，这就需要发挥资源链接者的角色来动员和整合所服务地区的各种内在及外在资源。“守望相助，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一)整合外部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助力脱贫攻坚

习总书记提出：“要研究借鉴其他国家成功做法，创新我国慈善事业制度，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在社会工作的社会整合理论的指导下，在外界为A寨捐赠物资之前会提前跟社会工作者及村委做好沟通，了解村庄真实需求，对号入座捐赠救援物资，避免出现救援物资与扶贫对象需求不吻合、物资冗余等情况的出现。同时社会工作者也会在充分了解村庄需求之后，向外界发布公告，整合社会资源，充当资源链接的纽带，减少“求助无门”“不知道该帮助谁”等情况的出现。因此应当“引导社会扶贫重心下沉，促进帮扶资源向贫困村和贫困户流动，实现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3]

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中介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链接。对于村庄而言，可利用的资源包括政府、福利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等，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充当纽带的作用，充分了解村民的需求，并将村民的相关需求及时有效的进行反馈，帮助外界了解到村庄的需求，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帮扶。实现外部资源的整合，凝聚各方力量，最终实现村庄脱贫攻坚的目标。

(二)整合村内资源，助力多民族聚居村庄矛盾的解决

1.村民主体作用发挥，村庄问题迎刃而解

在村庄服务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引发了笔者的关注：在处理村庄事务的过程当中，相较于外来的社会工作者，往往村民在某件事情上观点更容易得到其他村民的认可；当需要召集村民开全体大会，社会工作者也需要借助村委的力量将绝大部分村民召集起来；在问题处理方面，村民似乎更愿意向其他村民求助，而非直接来求助社会工作者等。因此，在村庄服务过程当中，村民主体作用不容忽视。

村民作为村庄的主体，是村庄脱贫攻坚道路上不容忽视的重要资源。村民自身对于村庄问题的把握，村民需求的了解相较于外界人员而言具备着绝对的优势。因此，在村庄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村庄内部资源的重要性，有效解决村庄问题。

2.“本土社工”助力村庄矛盾化解，多民族群众携手齐心共筑美好幸福家园

在A寨的服务过程中，不难发现多民族地区村民间相对团结的现象。相较于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庄，多民族聚居地区更多情况下出现不同民族间相互斗争、同一民族村民则表现得较为团结的局面。同时也有部分村民愿意投身于村庄的建设事务中，这就为社会工作的参与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笔者所在的服务团队当中有两名工作人员都属于“本土社工”，其中一名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村民，没有语言障碍，沟通顺畅；借助外力树立其在救灾中的威信，让其更好地为父老乡亲服务，这就为社会工作顺利参与A寨的部分事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土社工”积极地投身于村庄的灾后重建工作当中，通过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借助村委力量解决村庄因缺乏沟通而产生的矛盾，带动全村人共同投身到村庄灾后重建工作当中，加快村庄脱贫攻坚的步伐。

社会工作者通过“助人自助”的专业方法，在村庄内积极引导村民提升“自助能力”，发展社区骨干，帮助村民提升自身的脱贫能力，在村庄内重建“互助”的氛围，增强村民自主脱贫意识及助人意识，有效助力村庄的灾后重建及脱贫攻坚。

四、结论

在社会工作参与A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不难发现，社会工作可以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并且能取得较好效果。利用社区分析理论方法，准确把脉村庄具体的问题及村民的需求，为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运用增能理论，首先，增强村民脱贫信心，提升脱贫能力，有效发挥村民主体性作用，增强村民自主脱贫的意识，助力村庄重建助人-自助-互助的氛围，对于村庄脱贫攻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带动村庄内村民参与村庄治理工作，助力村庄实现自我“造血”，自我治理，激发扶贫对象进取精神，为村庄的建设及后续村庄事务的处理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中介作用，有效整合村庄内部及外部资源，推动精准扶贫的进程，助力多民族村庄矛盾的解决。同时，社会工作者也可发挥中介的作用，帮助村庄整合内部及外部的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实现资源整合，助力村庄脱贫攻坚进程的实现。

但是，在社会工作开展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在服务过程中，发现在A村服务期间，社会工作开展缺乏专业人士的参与，大多数社会工作者皆为“赤脚社工”(赤脚社工指的是：不具备专业背景，经过简单的社会工作者培训后在村庄内开展服务)。村民对外界信息的了解渠道较少，对社会工作者工作的不理解及不支持或对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寄予的期望太高等，认为仅仅凭借社会工作者的能力能够帮助村庄实现脱贫攻坚。对非本民族的社工要求较高，主要体现在：社会工作者前期难以进入和驻扎、语言不通、多民族文化碰撞加大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难度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工作参与A寨的精准扶贫政策实施。针对村庄具体情况，可以尝试通过加大力度宣传及培养返乡社工等方式，使得社会工作能够在多民族聚集地区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政府、社会各界对社会工作的认可及重视，也将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工作有效参与灾后多民族聚居村庄的精准扶贫及脱贫攻坚的进程。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各方共同推进，这时有效发挥社会工作的中介作用就显得尤为必要。

总之，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关乎国家全面脱贫大局，而作为灾后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实现全面脱贫方面，任务则更加艰巨。社会工作以其专业优势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对精准扶贫政策在灾后多民族聚居地区的推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优势，为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推进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