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年前的“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资本主义变革使日本摆脱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机，却引导日本走向了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最终自尝苦果。今天，安倍所推动的可称为“平成维新”的右倾主义路线，正试图将日本重新带回对外军事扩张的老路。

一、“富国强兵”与军国主义路线选择

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海军准将率领舰队闯进日本江户湾。“黑船闯关”的重大事件宣告日本长达两百余年的“闭关锁国”时代结束。

在当时的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看来，西方列强入侵，对日本而言与其说是灾祸，不如说是机遇。他们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得以大肆扩张，关键在于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与日本统治阶级头脑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兵-扩张-富国”的传统理念完全契合。林子平、佐藤信渊、会泽正志斋、福泽谕吉、吉田松阴等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都众口一词地主张“急修武备”，“以神州之雄威，征蠢荒之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有何难哉”①潘俊峰主编：《日本军事思想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0页。。这些主张后来均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理论基础。

1868年1月3日，日本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一切权力回归天皇。就此，统治日本长达268年的德川幕府宣告终结，明治新政权成立。明治维新的总体设计是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学习其先进文化技术，迅速使日本从封建社会转变为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由此，日本出现了史上未曾有过的深刻社会变革。新政权打起“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三面大旗，掀起全面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军事思想开始大规模传入，对明治新政权的军事改革实践和日本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富国强兵”口号，就军事意义而言，有着变革腐朽没落的封建军事制度、建立近代民族独立国家自主防务的积极意义。但由于明治维新改革运动具有不彻底性，使得“富国强兵”政策最终导致了对内实行专制、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体制的建立。在倒幕运动中夺控了领导权的下级武士，不仅在新政府成立后握有军事实权，而且逐步控制了国家的中枢权力机关。他们还以萨摩藩、长州藩出身者为中心结成派系，形成“藩阀”。这些当权的“藩阀”抱有强烈的封建武士阶层的世界观，以“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和建立“武国”作为政治信条，心怀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并崇尚武力，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早在幕府末年，被维新运动者视为师表的日本政治思想家吉田松阴就曾公然主张：“乘隙收满洲而逼俄国，侵朝鲜而窥清国，取南州而袭印度”，在日本的北方、南方和西方，构筑起一道势力圈，以缓解西方对日本的压力。不仅如此，还要“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挫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①潘俊峰主编：《日本军事思想研究》，第162页。。吉田松阴的这一思想，被“藩阀”们以及明治政府要人普遍接受并予以发展。

意欲通过“强兵”而“富国”的日本，其目标追求方式是追随西方列强，通过对外推行殖民政策，以武力寻求“物产”和“富源”。正因为如此，“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日本近代化进程的节节推进，伴随着西方列强带给日本的半殖民地危机的日益克服，以及伴随着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便很快演变成为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路线，即一切政治和经济活动首先必须服从军备，增强军备和对外扩张是国家的最高目的，一切政策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的。

二、大陆政策与侵略扩张野心

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进行的。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作用下，这一改革逐步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形成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即“大陆政策”这一怪胎。大陆政策，最终成为日本最高当局由明治时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历史时期的基本国策。其核心内容是以武力向亚洲大陆乃至世界扩张。具体过程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步征服中国内陆，第五步征服世界。

“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可追溯到公元16世纪后期。其时，丰臣秀吉企图通过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帝国，为此曾两度侵略朝鲜。尽管丰臣秀吉的图谋未能得逞，但他的衣钵却为后来的日本统治者及部分思想家所继承。尤其是到幕末，当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一些人便在谋求“富国强兵”、解决民族危机的过程中，产生了“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的思想。这一思想，对明治政府的开国元老山县有朋、木户孝允、岩仓俱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1868年3月14日，日本明治天皇发布“五条誓约”：“第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第二，上下一心，振兴经济；第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第四，破除旧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第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②黑川雄三著：《简明日本军事战略史》，杨民军、袁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页。此外，同年发表的“天皇御笔信”则进一步明确了日本的所谓“国是”，声称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简单讲，就是日本要用武力征服世界。

1890年12月，山县有朋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提出要“发展国力”和“伸张国势”，明确阐述了他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理论，并将此作为其政府的“施政纲领”。山县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日本本国疆域系“主权线”，而“与日本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则被其视作“利益线”。他强调在群雄争霸的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否则，就“不可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山县讲的“利益线”，实际上指的就是亚洲大陆。③参见潘俊峰主编：《日本军事思想研究》，第208页。

山县有朋“亚洲大陆扩张论”的出台，标志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侵略扩张思想——“大陆政策”的基本形成。此后，日本正是基于这一政策，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的罪恶历史。

三、东方会议与挑起侵华战争

在日本侵华战争史上，田中义一是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正是他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以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名义在东京主持召开了决定日本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为日本政府推行对外扩张战略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作为日本政府策划侵略扩张计划的核心人物之一，田中义一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便在一篇题为“随感杂录”的文章中主张，日本的军事战略应服从于国家战略。他所说的国家战略的总体思路是“使日本摆脱岛国境遇，成为大陆国家，以充分伸张国势”。他认为，政府的策略应以进取为根本，军事战略应以攻势为根本，并主张日本必须加强军备。他还提出在维护日英同盟的基础上，以俄国和中国为第一、第二假想敌来制定军事战略。他的理论是，俄国和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必然会对日本实施报复，届时“满洲”将成为矛盾的焦点，日本甚至要做好同时与俄国和中国开战的军事准备。田中义一的这些思想对当时日本政府制定国防方针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此后，尽管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日美矛盾上升，加强海军和主张南进的意见抬头，但田中义一等人主张向大陆扩张的论调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东方会议上，田中义一积极支持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等人的急进主张，策划把所谓“满蒙”地区从中国分割开来。田中义一在会议闭幕时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支（华）政策纲领”。这实际上是“田中外交”的侵华宣言书。“纲领”共有8条，其中1—5条主要是针对“中国本土”的对策，6—8条则是针对“满蒙问题”的对策。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将分离“满蒙”与“中国本土”作为最高国策，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在中国扶植亲日政权等。这一“政策纲领”明显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以中国东北地区为据点、进而向亚洲大陆扩张的主流派主张。

据史料记载，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后曾向天皇秘呈了一份题为“帝国满蒙之积极根本对策”的文件，史称“田中奏折”。其中所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全球称霸战略，与田中义一的上述“政策纲领”完全吻合，此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步骤也正是按照这一战略而展开的。可以说，这份文件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①参见潘俊峰主编：《日本军事思想研究》，第257～262页。

四、“岛国根性”与极端民族主义思想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却在近代屡屡成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策源地。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仅从地缘和民族传统的角度考察，其最原始、最直接的根源便在于日本统治阶级的“岛国根性”。

日本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两种“岛国根性”。一种存在于广大日本国民之中。它的优点表现在勤劳、顽强、谦恭等方面，它的不足则表现为自卑、小气、盲从等。民族性自卑、小气等缺点，一般来说并无大碍，在某种程度上爱物惜物的小气习性还可以说是一种俭朴的美德。问题在于这种民族性在日本统治阶级发生了畸变，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自卑畸变为狂傲自大，小气则流变为偏狭固执。这就形成了存在于日本统治阶级身上的另一种“岛国根性”。其特点是：首先，它是心理不平衡引发的思想观念的畸变，带有很大程度的盲目狂傲性；其次是承袭了与海啸地震搏斗的顽强坚韧的民族性，却带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偏执；再次是不安于领域狭小、资源匮乏的岛国现状，具有明显的外张型特征。

日本统治阶级的这种“岛国根性”作为民族思想传统的组成部分，是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初期，它表现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后来则畸变为大肆扩张领土，奴役他国人民。战略思想上的这种变化，与“岛国根性”内涵的发展密切相关。日本统治阶级变本加厉地向国民灌输为其所需的“天皇制”和包括“大日本主义”在内的思想文化传统，从而把“岛国根性”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岛国根性”的实质就是民族主义根性，极端民族主义是日本统治阶级“岛国根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核心要素有三：一是“皇国论”。以古代传说为根据，宣扬天皇是“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变”，天皇“万世一系”，应当“君临四方”，“皇化日洽，土疆日广”。二是“大和民族优越论”。认为大和民族居于“神州”，是“天之子孙”，世界其他民族皆系“戎狄”，是“暮气也，邪气也”。三是日本民族文化优越论。认为以《古事记》和《万叶集》等古籍中的“言灵”为中心的日本文化优于其他民族文化。在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侵略扩张企图彰显无遗。以此为基础，日本不少“变革先驱”先后提出了所谓“兴邦治国”的对策建议。其中的代表人物佐藤信渊在1823年发表的《宇内混同秘策》中便称：“世界当为郡县，万国之君当为臣仆。”为实现这一征服世界的目标，他力主首先侵略中国，“席卷支那北方，而以南京为皇居”。另一代表人物吉田松阴则主张日本要“取朝鲜，掠满州，压中国，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退固守之基，使神功（指天皇）未遂者得遂，丰国（指丰臣秀吉）未果者得果”。“岛国根性”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佐藤、吉田等人的思想后来均被日本政府所采纳，“大陆政策”“田中奏折”等官方政略战略文件便是这些思想主张的具体化。日本统治阶级正是沿着上述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将包括日本在内的多数亚洲国家一步步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产生自特定人文地理土壤的思想文化传统，是民族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略思维的取向有规制性作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还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日本统治阶级“岛国根性”的思想传统，一旦发展到极端民族主义阶段，就决定了日本要走上疯狂的侵略扩张道路。

五、“正常国家”与日本的未来发展

日本战败投降后，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破，美国对其实施单独占领，并代其制定了“和平宪法”。然而，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对日本所进行的战后清算并不彻底，不仅保留了天皇制，还对一大批战犯免予追究罪责。这为日本战后否认侵略历史、逐步摆脱战后体制预留了空间。战后初期的吉田战略，其核心是“先经济、后军备”，实质上并未排斥军事手段在国家安全中的运用。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新保守思潮开始盛行，以中曾根康弘首相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下，提出所谓“国际国家”的政治纲领，意在“使日本从战后的‘特殊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分担国际责任与使命的‘正常国家'”，这其中当然包括对军事发展的“正常化”追求。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大国主义”思潮更加活跃，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石原慎太郎的“日本说‘不'”等等，无不折射出日本对成为“正常国家”的渴求与冲动。

必须看到，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追求是在否定侵略历史、突破“和平宪法”和战后体制的前提下提出的，这就不能不让世人对其战略企图产生质疑，并对其国家发展方向保持警觉。

2013年12月17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4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和“2014至2018年度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这一被称为“安保三箭”的安全文件，将安倍自上台后逐步成形的“积极和平主义”理念正式确定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涵。2014年7月1日，日本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在日本自卫队成立60周年纪念日当天，通过了一项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相关决议。2016年3月29日，日本政府不顾民众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宣布“新安保法”正式开始施行。2018年12月18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议通过“2019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和“2019～2023年度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为日本防卫政策增添了浓厚的主动性、外张性和进攻性色彩。安倍“平成维新”理所当然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警觉。

对于安倍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和扩张性防卫政策，人们或可在日本侵略历史中觅得踪迹。明治维新后的“富国强兵”与安倍所追求的“强军立国”、山县有朋“大陆政策”中的“主权线”“利益线”理论与安倍的解禁“集体自卫权”、田中义一的“征服中国”与安倍的全力围堵中国，其中竟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而“岛国根性”发展成为极端民族主义之后，当年曾引导日本统治阶级走向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那么今天又会将日本引向何方？值得人们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