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为切断中国华南方向的外援路线并策应武汉作战，日军经过长期预谋和准备，武装登陆广东大亚湾，入侵广东。由于国民党当局战略判断失误，军队战斗力薄弱，守备松懈等原因，日军迅速侵占广州、从化、虎门、珠江三角洲各地，继而入侵海南岛、潮汕、防城和钦县，控制了广东中部和东、西两翼。广州作战日军用时9天即迅速实现作战企图，对华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抗战形势均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日军发起广州作战的战略企图

日本发动广州作战与当时中国战场态势及日军战略部署紧密相关。速战速决，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坚持贯彻的基本方针。由于“意义甚小”“战果之微”的徐州“准决战”未能达成寻歼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1938年6月，近卫文麿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炮制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建议在日本国力和后方补给都乏力的情况下，将作战计划改为进攻中国的战略要地，即武汉和广州，以建立扩大战争的基地，相机寻歼中国军队主力，该建议被迅速采纳。武汉作战带有决战性质，广州作战的主要目的则是切断国民政府补给线，为其后期作战做准备。在进攻方向的选择上，到底先进行广州作战还是武汉决战，日军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实施武汉决战的论调占据了上风。在武汉决战尚未结束之时，日本又急于开辟华南战场，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控制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切断香港至广州再到内陆的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外援补给线，以“减弱现在唯一的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粤汉路的军事、经济价值”①《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6页。。二是策应武汉决战，以形成南北夹击中国军队的态势。三是将华南富庶地区归入统治圈内，掠夺资源，以战养战。四是贯通粤汉铁路，连接南北日占区，造成全面西进态势，施压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迫其早日投降。五是建立南进基地，为尔后向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奠定基础。六是具备迅速达成作战目的的登陆地段。关于登陆地点的选择，大亚湾是中国南海的重要海湾，位于广东省东部红海湾和大鹏湾之间，总面积650平方公里，水深不淤，可泊万吨巨舰，海面宽广，便于舰艇展开，陆上交通便利，有公路通淡水、惠州，便于陆军快速行进，且地势相对平坦，适合大兵团作战，是理想的登陆地段。因此，日军经过周密的准备，最终选择在大亚湾登陆。

二、广州作战经过概况

（一）日军登陆突袭大亚湾。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第18师团、第104师团和先遣支队步兵第9旅团（及川原七少将任旅团长，故该旅团也称作及川支队）等共4万余人，在日军海军第5舰队数十艘军舰和10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分别进抵至预定登陆地区，即大亚湾澳头、霞涌至岩前涌海岸、盐灶背南海岸和玻璃厂以北等海岸。日军行进中既未遭到炮击，亦未遇到任何障碍。随后，日军各部开始强行登陆，并利用海上、空中优势，向国民党军阵地密集扫射、轰炸，其飞机还深入淡水、龙岗、惠阳等地肆意袭扰。此时，在处于第一线的大亚湾海岸线上，国民党军仅驻有1个营（3个连）300余人。由于平日缺乏对空作战的训练，阵地工事简陋，且毫无准备，国民党军除霞涌的少数部队做了较坚决的抵抗外，其他沿线防区守军一触即溃。至当日16时，日军已全部登陆。淡水地区的国民党军2个营在日军优势火力压制下，仅抵抗2小时即行溃败，淡水遂告失陷。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同时，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文麿照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

（二）迅速分进合击广州。日军登陆后，随即分左、中、右三路向广州迅速推进。日军第18师团同时担负左路和中路的主攻任务。其左路日军攻陷淡水后，沿镇隆、陈江向惠州进犯；中路沿永湖、马鞍亦向惠州开进。10月15日，日军相继侵占惠阳、惠州，并随之渡过东江，16日直取博罗，并继续前进，广州形势严峻。至此，国民党广东驻军才意识到日军的真实意图，急从武汉抽调在九江以南的第64军、第66军回援广州。

10月17日，日军第18师团的快速先遣队（包括骑兵、步兵各一个大队及两个装甲车中队）从博罗沿公路向增城推进，抵近增城以东的福田，强攻中国守军防线，遭到福田地区国民党军的奋力抵抗。10月20日，日军分两路进攻正果、增城。增城正面之敌沿增（城）博（罗）公路直扑增城，在日军飞机和火炮的轰击下，国民党军损失惨重，其左翼掩护部队尚来不及增援，增城国民党守军已纷纷败退，日军遂渡过增江，侵占增城。与此同时，正果方向也战事吃紧，激战至当日下午，驻守该地的国民党军独立第20旅向从化方向撤退。日军第18师团突破增城、正果防线后，立即以主力进击从化、花县，企图截断广州至韶关的道路，一部则沿增（城）广（州）公路直迫广州，广州战局岌岌可危。20日夜，余汉谋率其第12集团军司令部撤至清远，仅留税警团和少数宪警守备广州。21日，日军第18师团不战而侵占广州。

右路由日军第104师团和先遣支队第9旅团组成，经稔山、平山抵达平潭。而后沿横沥、杨村、公庄、龙华、永汉、正果、派潭，向从化方向迂回，配合主攻部队进攻广州。日军第104师团于10月17日抵达惠阳，21日进入增城后，为切断中国军队退路，从增城出发向广州以北的太平场前进，22日侵占太平场，随后又奉命“向从化追击”①[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田琪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23日侵占从化，与日军先遣支队和第9旅团会合。

（三）速战速决珠江溯江作战。10月20日，日军后续部队第5师团已全部抵达大亚湾。由于战事出乎预料的顺利，日军遂决定提前实施珠江溯江作战，将日军第5师团在珠江口的登陆日期，由原计划的10月27日改为22日；并于10月21日下令：“安藤兵团②安藤兵团，指日军第5师团。应在X+Y日（10月21日）从现驻港口出发到珠江湾，首先迅速攻占虎门要塞，然后从珠江及其以西水流地带向广州方向突进，以利于军的主力作战。”①[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田琪之译，第26页。据此，21日夜，日军第5师团在第5舰队的掩护下，驶出大亚湾，绕经香港，于22日晨进至珠江口内，随即在机群及舰炮火力的配合下，强登大角岛。驻岛国民党守军奋力抵抗，与日军激战一夜后伤亡殆尽，日军相继侵占薄州、大角炮台，至23日7时，大角岛失守。同日，日军迅速溯江而上，向虎门炮台发起猛攻，当夜侵占虎门要塞。继而，以先头部队溯珠江于29日由水路进入广州，师团主力于11月2日前得以集结于佛山附近。与此同时，日军大本营于10月23日发出“大陆命第220号”，对日军第21军下达了如下任务：“第21军司令官应协同海军大致占据虎门、石龙、广州、三水间地区，切断粤汉线及珠江敌军之补给。”②[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7页。遵照这一指示，待日军第5师团侵占广州以南各地后，日军已完全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日军第21军遂转为守势：日军第104师团驻从化、源潭虚一带，日军第18师团驻增城、石龙一带，日军第5师团驻佛山、三水附近。11月9日，日军原第5师团师团长安藤利吉接任第21军司令官；是月中旬，原驻武汉的日军台湾混成旅团调至广东；月底，日军第5师团调回青岛。

三、广州作战的影响

（一）国际方面：一是促成日本对华政策转变。广州作战是武汉会战的延续和补充，由于中国守军几乎未组织有力抵抗，日军轻而易举地攻陷广州，达成了策应武汉作战的目的，为日本大本营对侵华新形势的判断及进而制定解决“中国事变”的对策提供了依据。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控制了华北、华中、华南的一些主要交通线和大中城市，基本做到了点、线的占领，部分实现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但是，这些胜利却未能实现日本结束战争的战略初衷，战局最终演变为日本所最为忧惧的持久消耗战。至此，日本“速战速决”战略方针宣告破产，被迫改取“长期持久战”方针，转而实行“以华养华”“以战养战”，将军事打击的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作战的力量。因此，日军侵占广州后，一方面立即封锁了广东水上、陆上至香港、澳门的交通，严格检查行人及物品，断绝了香港、澳门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另一方面调兵遣将，将原先在华南地区配置的3个师团，至1939年底增至4个师团和2个独立混成旅团，规定其任务是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继续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以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行动。此后，日军迅速向华南地区辐射，为其以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前进基地。二是加速了日后香港的沦陷，为日军迅速扩张东南亚势力确立了基础。日军攻占广州、控制整个华南后，从中国大陆便可炮击香港港湾，香港已无法再作为英国海军基地使用，英军不得不放弃刚完工不久的九龙要塞。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南岛后，香港四面受敌，完全孤立。可以说，广州沦陷，为随后日军占领香港埋下了伏笔，成为香港陷落的前奏。三是进一步激化了日本与美英等国的矛盾。随着日本在华扩张加剧，美英等国与日本的矛盾也愈加尖锐。广州作战结束后，11月3日，日本政府公然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企图以日本主宰的东亚“新秩序”代替美英为主的“旧秩序”，锋芒直指美英等国的远东利益。英美等国虽在日益严重的欧洲危机下无意在远东与日本对抗，但面对日本的逼人态势，其态度也日益明朗。日军侵占海南岛后，美国立即将调往大西洋的太平洋舰队调回太平洋，英国也受美国的影响，在滇缅路问题上对日转为强硬。因此，同美英等国的矛盾冲突也成为日本的致命威胁。

（二）国内方面：一是加剧了中国抗战的困难。广州失陷，华中多面受敌，战事难以维持。由于维系中国正面战场抗战生命线的华南国际运输线被迫中断，海上通道完全丧失，过去依靠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及民生必需品只得借道第三国运往中国内陆，这对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国战时物资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持久抗战更加困难重重。二是加重了广东民众的苦难。广东民众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遭受到无尽的奴役和摧残。日军侵占广州、从化、虎门、珠江三角洲各地后，于1939年2月至11月，相继入侵海南岛、潮汕、防城和钦县，控制了广东中部和东、西两翼，随即在伪军的配合下向全省各地发动数次军事进攻和“扫荡”，企图歼灭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占领区。与此同时，日军实行“以华制华”方针，在各占领区建立伪政权，加强对广东人民的殖民统治，极力掠夺经济资源，推行殖民文化，宣传奴化教育。日军还在广东实行疯狂残暴、惨无人道的烧杀、奸淫和掳掠，甚至使用生化武器杀害普通民众，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广州沦陷后，日军对城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和纵火，全市繁华的商业区变为废墟、焦土。据粤海关税务司的情报记载，1938年10月“中国军队撤退后不久，本市好几处，特别是沙面附近的商业中心被火烧了，加上刮季风，熊熊大火连续烧了整整三天，结果造成了本市空前的财产损失”①左双文：《华南抗战史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4页。。在珠海三灶、广州黄埔（牛山）、三亚田独、遂溪头岭、潮阳海门和佛山石湾等地，日军大批屠杀中国军民，制造了多起惨案，仅在广州牛山就屠杀中国军民1万余人（1938—1945年）。三是点燃了华南大地抗敌御侮的烈火。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保证了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在广东全省的持续、深入开展。1939年1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重要战略方针，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决定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将“军事工作仍视为第一等重要工作之一”②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0年），广东省内部出版，1987年，第75页。。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广东东江、珠江、琼崖、潮汕、南路等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敌后游击战争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

四、广州失陷的原因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至广州沦陷，仅短短9天时间。这一结果出乎日军意料，也使海内外一片哗然。驻美大使胡适致电蒋介石：“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③张蓬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0页。广东旅渝同乡会致电余汉谋、吴铁城，责问广东当局：“准备年余，何以不及十天，广州遽陷？”④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广州八年抗战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页。广东民间对国民党军轻弃广州更为不满，“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甫”的讽刺民谣也不胫而走。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英国对日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侵占广州的气焰。全国抗战爆发，日军继侵占平津沪宁后，封锁了中国东海岸，此后至滇缅公路通车前，中国主要有三条接受海外援华物资的通道，一是经香港和港九铁路到达广州，二是经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及滇越铁路到达昆明，三是西北通道。实际上，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则成为中国对外交通的枢纽。据统计，广州国际港口输入中国的海外物资约占当时中国进口物资的80%，并呈递增趋势。日本深知从香港等地向中国内陆输入物资日益增多会增加中国的抗战力量，更担忧西方国家通过军事援助与中国结成政治、军事联盟，进而牵制日本以保护其远东利益，故早有攻占广州的打算。要攻打广州，势必将招致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日本最担心的就是英国远东的军事力量。因此，除多次与英方交涉外，日本还于1937年9月3日出兵侵占仅距香港80英里的东沙群岛，同时轰炸海南岛中国要塞目标以威慑英法，但考虑到英法在香港与广州湾水域的利益，特别是对苏备战需要稳定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还不敢冒然兴兵。中日战争初期，英国对日本奉行绥靖政策，企图牺牲中国利益缓和英日矛盾，对日不断妥协让步。此时，英国受经济军事实力相对不足的影响，全球战略已由攻势转为守势，加之受德国在欧洲的挑战，力量被严重束缚又无暇东顾，所以其在远东的地位实际上比较虚弱。1938年8月，英法在西方慕尼黑会议上出卖捷克的事件，恰使日本看透了英法等国色厉内荏的本质，坚定了日本罔顾英国出兵广州的决心。随后的事实也确实证实了日本的判断，广州迅速沦陷，未遭到英军任何的军事干预。此外，日本攻占武汉、广州，还争取到德国战略上的支持。有了德国的撑腰，日本对于加速远东扩张更加强势，气焰更为嚣张。

（二）国民党高层战略判断失误，导致作战始终处于被动局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略上的判断失误，是广州作战失利的根本原因。广州是华南国防前线重镇，也是全国抗战初期的国际交通要点，是中国从海外输入物资的主要地区。广州沦陷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日军可能进攻的战略方针一再作出错误判断，对当时英国的力量也作了过高估计，认为广州毗邻香港，日本如果进犯广州必将损害英国利益，会引起英国的干涉，因此日本短期内不敢大举入侵华南。即便是进犯广州，他们对日本的进攻方向和兵力部署也作了较为乐观的估计：如果日军“向广东侵犯，其目的只不过在切断我广九线深圳至石龙一段的陆上交通和宝安至太平这一段的海上交通，敌人的主力必然使用在虎门要塞地带进攻，而在大亚湾附近只是一种佯攻，以牵制我兵力而已”；兵力方面，“敌方只有海军、空军和陆战队，兵力不会很大”。①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白云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从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广州抗战纪实》第48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9页。基于这样的判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未重视华南的防务，将防御的重点放在华中地区，并从各省、包括第4战区，抽调大批兵力到华中作战，不但直接削弱了广东地区的防守兵力，而且导致了广东国民党当局从上到下的思想麻痹和情绪松懈。

其实早在1938年4月初，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就接到情报，称：“日军现在台湾集结陆军四个师团，海军舰艇约八九十艘，合计兵力约8万多人，即将大举向广东进犯”②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白云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从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广州抗战纪实》第48辑，第97页。，曾一度引起国民党广东当局的震动。第12集团军总部和广东省政府已做好必要时迁往翁源的准备，并在翁源构筑了防空地下室。同时，在军事上也进行了防御部署，制定了“7号防御作战计划”，成立了国防工程委员会，大量修筑防御工事，并发行国防公债，宣传、组织群众，准备反击作战。但时隔不久，余汉谋又接到“日军已改变战略”的情报。情报的反复，加之驻粤部队陆续调往华中地区作战，广东军政当局放松了绷紧的战争之弦，对日战备工作也松懈下来，贻误了对日备战的最后机会。

10月4日，余汉谋再次接到日军即将进犯的情报。对此，国民党广东军政当局半信半疑，仍抱有“日本不敢过分刺激英国，暂时还不会侵略华南”的幻想，未做任何军事戒备，“各级指挥官也毫无敌情观念，任由所属各级官佐离开防地往广州、香港等地游耍”③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白云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从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广州抗战纪实》第48辑，第99页。。至10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仍认为：“敌最近将来决无攻华南企图，万勿听信谣言。”④参见国民政府军令部在吴铁城电报（1938年10月4日）上的批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重庆方面，蒋介石虽于9月7日接到了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的电报，称日军在进攻武汉的同时，将进犯华南。10月8日，又接到吴铁城急电，称：“据香港英军情报机关消息，敌拟派4师1旅大举南犯，或在本月真日（11日）前后发动”，指明日军的主攻方向是大鹏湾和虎门一带，但蒋介石始终坚信广州不会发生战事。10日晚，鉴于日舰云集大亚湾，第83军军长兼第151师师长莫希德⑤第151师原隶属第62军，1938年9月改隶新组建的第83军，该师师长莫希德于9月27日被任命为第83军军长。日军进犯广东前，第83军尚未组建完毕，故第151师仍在第62军的编成内参加了广东方向的抗登陆作战。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究战役失败的责任，莫希德作为替罪羊被押解至重庆治罪。1939年1月，第83军建制和番号被撤销，第151师改隶第66军。判断敌有登陆企图，遂即以电话报告第四路军总司令部，建议迅速变更部署，加强第一线守备，准备迎击敌人。但“总部参谋长王俊指示：敌人不会在澳头登陆，勿为敌人佯动所迷惑，部队非有命令不准移动”⑥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白云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从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广州抗战纪实》第48辑，第115～116页。。

日军登陆后，蒋介石于13日致电余汉谋，称：“我军应积极集中兵力，对于深圳方面尤应严密布防，料敌必在深圳与大鹏二湾之间，断绝我广九铁路之交通。此为唯一目的，亦为其目前最高之企图。故我军不必到处设防，为其牵制。先求巩固该处已设防线，一面多构预备阵地，以备节节抵抗，一俟兵力集中，再图出击。以敌军全部兵力之统计，决无大举窥粤之可能。”①参见蒋介石致余汉谋电（1938年10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至此，蒋介石仍坚持日军不会扩大侵粤战争态势、主攻方向是虎门要塞地带、进攻目的是切断广九铁路等观点，这一判断随即被日军的迅猛攻势行动所推翻，致使广东国民党军做出有限抵抗的同时，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三）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忽视联合中共和发动民众力量。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虽然新的政治形势促使华南地区也出现了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新局面，抗日团体纷纷建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蓬勃兴起，但国民党广东当局未能在有利形势下积极联合中共广东组织，没有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而是单纯依赖政府和军队片面抗击日军，致使在日军的突然大举进攻下溃不成军。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集团，其阶级本质决定了他的抗战路线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虽然国民党视持久消耗战为其最高战略，但其恪守政府操控、军队主导的战争模式，不可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和持久战。因此，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既有进步的一面，又表现出害怕发动和武装群众实行全面抗战以及对日妥协动摇的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国民党迫于时局和自身利益需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但其对中共的敌视态度从未改变。尽管中共广东组织对国民党广东当局及军队展开了多种形式的统战工作，积极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战前国民党广东当局也多次表示要发动民众、焦土抗战、保卫广东，并由省、市党部联合发表《为发扬民众潜力共同御侮救亡宣言》，主张联合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共同抗日，组建地方武装，开办民运、防空、救护训练班等，但大都流于表面，未落到实处。战时，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有限抵抗下，除中共单独组织民众配合、支援国民党军作战外，其余民众一盘散沙，毫无组织力可言，更无法形成对日作战的有生力量。由于组织不力，敌特的破坏活动则有增无减。国民党军部分军官曾利用职权进行“走私”活动，常派多辆大型卡车偷运赣南的钨矿出口赴港，同时又在香港购办大批洋货偷运回内地倾销，从中谋取暴利。日军摸清其规律，有计划地派便衣特务多批次搭乘国民党军走私卡车潜入淡水，控制该地附近的市镇乡村，并在登陆作战前截断各县的电话线，破坏通信设备，以接应日军大部队登陆。因此，日军登陆后，“几乎没有遭到多少抵抗”，“简直和演习旅次行军一样，如入无人之境”。②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白云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从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广州抗战纪实》第48辑，第152页。日军攻入博罗县城时，该城以西沿公路各乡镇的电话线，早已被汉奸完全剪断，致使当地各级政府机构尽失联络。汉奸还乘机混入难民群中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便利日军进攻。更有汉奸乘日军飞机轰炸长宁时，砍伐公路电杆；轰炸福田公路木桥时，以红布铺置桥面，为其指引目标。为日军引路刺探者，更不胜枚举，“故敌踪所至，无论荒村僻路，均如识途老马”③《粤桂滇黔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83页。。在大量敌特汉奸的破坏下，本就成一边倒形势的广州战事更加速了失利的步伐。

（四）日军蓄谋已久，作战准备周密充分。首先，日军侵占广州蓄谋已久，进而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1937年10月初，正当淞沪会战中日双方酣战之时，日军参谋本部就提出，拟侵占广州，切断英美援华路线，协同日军华北、华中战场作战；10月中旬，开始研究在华南沿海对限定目标进行作战问题；12月底，提出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作战的设想（作战代号为“A作战”），以切断中国南方的物资补给线、削弱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并规定作战时间为12月26日。由于12月12日日军在南京长江上游炸沉美国炮舰“巴纳”号、击沉英国炮舰“莱的巴德”号引起纠纷，为避免国际关系恶化，根据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的建议，决定暂停对广州的作战。1938年5月底，日军大本营决定攻占武汉时，再次将攻占广州计划提上日程，由于船舶等海运物资准备不足，且需要首先保证汉口作战的预备兵团，所以决定待攻占武汉后立即实施广州作战。直至8月，日苏签订停战协定，张鼓峰事件结束后，日军解除了后顾之忧，遂于9月7日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作出进攻武汉的同时攻占广州的决定。同日，下令编组实施广州作战的第21军。9月19日，下达了攻占广州的命令及第21军的动员令，并发布了该军的战斗序列。可见，日军发动广州作战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是其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一环。

其次，调兵遣将，军事动作频繁。一是封锁沿海，袭扰轰炸。早在1937年，日本海军就以台湾澎湖为基地，派若干舰艇封锁中国华南海面，并对华南沿海进出船只进行严密监视，袭扰沿海各地。同时，日军开始对广州、汕头、厦门等地的机场、港口进行战略性轰炸，以封锁空中交通线，摧毁中国空军基地，夺取制空权。1938年5月，日军决定会攻武汉时，为继续封锁中国的海上交通，并为日本海军获得作战基地，日军加强了对中国沿海港口的进攻。二是侵占周边前进基地，加紧登陆训练。5月10日，侵占厦门；5月20日，强占连云港；6月21日，登陆南澳岛，实现了对该岛及其附近南澎湖列岛等诸岛屿的占领。7月31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强调以急袭方式迅速攻陷广州的同时，可以“考虑帮助西南系统的谍报工作”①[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田琪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8页。。根据大本营的指示，日军第5师团于8月下旬至9月下旬陆续集结于青岛，进行登陆战斗和攻占虎门要塞的战术训练，并为适应作战进行了临时整编；第18师团于7月初从杭州移驻上海，在担任警备的同时，为广州作战进行了登陆战斗训练和整编工作，而后于9月下旬在上海北部集结；第104师团于9月下旬在大连集结，并进行了登陆作战训练。三是部署作战行动，频繁调动部队。9月26日，日军第21军制定了攻占广州的《作战计划大纲》，部署了作战行动。10月上旬，日军第5、第18、第104师团分别由青岛、上海、大连经海路进抵澎湖列岛的马公岛集结，待命出动。此时，日军第21军除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和第4飞行团外，军直辖部队还有野战重炮兵1个旅团，独立重机枪3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3个中队，山炮兵2个联队，迫击炮2个大队，臼炮3个大队，野战高射炮队8个及兵站部队。日军海军第5舰队配合第21军进攻广州。四是侦察地形，开展谍报工作。为确保登陆作战成功，日军重点对广东地区的机场进行了侦察和轰炸，并派人与海军协同，在大亚湾附近海域进行侦察。此外，还频繁开展谍报活动，掌握了中国守军的部分情报。如余汉谋部的少将工兵指挥郭尔珍、少将高参李某，均为潜伏汉奸，掌握着部队集训工兵、广州等地的防御工事设计和阵地编成图纸。二人隐藏较深，直至广州沦陷前两天郭尔珍潜逃香港才被发觉。

（五）国民党军队警备松弛，战斗力薄弱。首先，兵力薄弱，布防失当。当时广东的防务由第4战区第12集团军负责，余汉谋任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下辖6个军、12个师和2个独立旅。在日军入侵广州前夕，第4战区第12集团军第64军第155师、第156师、第187师和第66军第159师、第160师调往华中地区，调出部队占广东国民党军驻军总数的一半左右，严重削弱了广东地区的防御力量。战前，蒋介石不仅未加强广州防务，反而督促余汉谋增兵武汉，于10月10日发出“致余汉谋手令”：“无论如何，须加抽一师兵力，向武汉增援，如能增此一师，即可确保武汉。否则，武汉将失，粤亦不能幸保。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切盼吾兄不顾一切，勉抽精兵一师，以保全大局。”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南京：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21页。广东剩余部队分配在长达300公里的战线上，要面对强大敌人的海陆空军的联合进攻，极难抵挡。广州沦陷前，第4战区第12集团军驻粤部队有第62军、第63军、第65军及2个独立旅和虎门要塞部队，共8个师兵力，约8万余人。其配置为：第151师，驻惠阳、龙岗地区；第153师，驻宝安、深圳一带；第157师，驻潮汕、海陆丰地区；第154师驻从化；第152师驻防海南岛，后调回紫金；第158师驻新塘、黄埔一带；第186师驻增城、龙门、永汉一带；独立第9旅驻广州附近；独立第20旅驻广九铁路沿线之石龙附近；炮兵旅、高射炮部队、战车营及直属部队驻广州近郊。此外，虎门要塞还有守备部队和海军防守，珠江口有7艘军舰扼守，兵力分散，戒备松弛，尤以大亚湾沿岸防御力量更为薄弱，面对日军的突然进犯，无异于“开门揖盗”，将广东拱手让敌。战斗过程中，基于对敌情的错误判断，从澳头、淡水、惠阳至博罗的纵深战线，国民党军仅配置了3个步兵团的兵力，而在增城也只有一个步兵师，如在澳头滩头守备兵力仅为新编成的特务营，遭到日军奇袭后即行溃退，国民党军所谓的节节抵抗，恰为日军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

其次，麻痹大意，疏于防范。受国民党军政当局轻敌思想的影响，广东前线国民党军队甚至在日军登陆前夕仍缺乏足够警惕，对日军的反常行动无动于衷，以致错失最后战机。在国民党当局从上到下的麻痹和轻敌思想影响下，前线官兵根本未能进入战备状态，各级指挥官也毫无敌情观念，任由所属各级主官离开防地往广州、香港等地游玩。直至10月10日晚发现大批敌舰云集大亚湾海面时，才“仓皇失措地打电话到广州和香港请各电影院放映字幕，通知所属军官赶快回防”①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白云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从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广州抗战纪实》第48辑，第99页。，国民党军的防备松懈可见一斑。而当日军登陆大亚湾时，驻防淡水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警戒异常松懈，事前毫无准备，“各营连排长等下级干部纷纷回家，只顾处理疏散家眷，几乎寻不到官长指挥”②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白云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从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广州抗战纪实》第48辑，第152页。，以至于在日军的突袭下措手不及，被动挨打。

第三，指挥不灵，协同不利，战斗力低下。国民党军第12集团军前身是粤系第4路军，主要由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路军第11师的部队发展而来，官兵大多是广东人。该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转战两广、湖南和江西，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又曾从德国、捷克购买不少新式武器，装备较好，弹药充足，且有一定火炮、装甲车和飞机协同作战，单就装备而言甚至优于部分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但由于军队内部派系分歧、倾轧严重，官兵走私贩私，骄奢淫逸，此时其战斗力实际上已大打折扣，这在与日军的对抗中暴露无遗。由于广东地方军政当局指挥不灵，措置不当，各部队之间互不配合，联络失灵，许多部队在战场上都是孤军奋战，加之战斗力低下，大部军队面对日军的突袭未做有力抵抗，与日军稍触即退，遂成全线溃退的不利局面，损失较大。据日军统计，“共俘虏1340人，缴获步枪2371支、轻重机枪214挺、火炮134门、要塞炮53门、坦克及装甲车21辆、汽车151辆”③[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田琪之译，第33页。。究其根源，在于国民党军内部长期的派系林立，导致内部矛盾重重、部队贪污腐败、人心涣散。华南地方实力派粤、桂两系和与蒋介石集团一直存有矛盾和分歧，余汉谋接管广东军权倒戈蒋介石后，蒋表面上对余委以重任，实则采取各种手段分化瓦解粤系势力，以嫡系强势入粤军政，缩减部队经费，发展特务组织，挑拨粤系部队内部矛盾，致使广东军政相互掣肘，本就防御兵力相对空虚、战斗力薄弱的广东国民党军队更显颓势，在实战中，指挥混乱、协同失调、军心浮动，无法形成整体战斗能力，一战即溃。广州作战中，国民党军也进行了屈指可数的有限抵抗：第156师一部，坚守惠州12小时；第156、第154师，在博罗以西和增城以西进行了较短时间的抗击；虎门要塞守备部队一个营，固守大角炮台近20小时。第153师少将旅长钟芳峻悲愤自决殉国，成为广州作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军最高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