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本陆军，德国因素不可忽略。1920—1930年间崛起的日本陆军“中坚层”军人①本文所定义的日本陆军“中坚层”指成长于日俄战争之后，活跃于侵华战争时期，或参与陆军侵华政策的制定，或在中国战场实地制定作战计划、参与指挥作战的日本陆军中高级军官、参谋。具体来说，这一群体中的大部分人生于19世纪末，在日俄战争后开始接受近代化军事教育，系统接受过陆军幼年学校、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教育。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陆军中央或关东军担任参谋或者基层指挥官，此后或在陆军中央担任课长以上重要职务，或在中国战场担任指挥官、参谋长，在侵华战争中逐渐成长为高级将领，参与制定、实施侵华政策，最终军衔基本都是将军。，大都有赴德国留学考察的经历，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总体战理论影响。考察他们的思想，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组织环境之中。对于他们而言，总体战无疑是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日本军事必须跟上时代步伐，彻底改革，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军人需要在政府中掌握更大的权力。而这与当时陆军高层的观念不无扞格，于是中下级军官与高级军官间的分野逐渐显明。这些中下级军官由于教育背景和经历相似，内部凝聚力强，有一定的群体界限和明确的立场观念。随着其群体的不断壮大，实力不断增强，日本陆军省的重要职位，逐渐由他们所掌握。于是，可以看到，昭和时代日本陆军的发展走向，受到欧洲陆军，特别是德国陆军发展的强烈影响，军部势力日渐膨胀，侵蚀政治权力，颇有与政府相抗衡之势。

与此同时，在国内动员一切力量、在国外掠夺殖民地资源以支持国防和战争经费的总体战理论已经成为日本陆军“中坚层”军人的集体认识。其中代表性人物永田铁山、石原莞尔鼓吹的日苏、日美决战论，则为动员总体战提供了理论依据。关于日本的总体战，既往研究多从体制的角度进行探讨。②代表性研究可参见[日]纐纈厚：《総力戦体制研究：日本陸軍の国家総動員構想》，東京：三一書房，1981年；郭鑫：《日本对华侵略与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建立》，《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本文更多关注日本陆军“中坚层”军人对欧洲总体战理论的接受、发展及实践过程，并尝试探讨总体战理论与侵华战争、日本陆军战略布局的关系。

一、日本陆军总体战理论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战略战术的不断发展，呼唤新的军事理论对之加以总结和概括。战争中机枪、坦克和飞机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当时的战局。而大量高新技术装备、武器弹药的补给，则有赖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军队不再是军人之争，而且是武器之争、经济之争。拿破仑时代一次决战决定战争胜负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世界大战成为长期的、持久的战争。国家的经济潜力成为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①参见陈雷：《经济与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25页。一战后，德国著名将领鲁登道夫等人提出的总体战理论在当时的欧洲流行起来。鲁登道夫认为，国家和政府“要把全民族的政治、精神、经济和军事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战争服务”。国家的任何事业，如尽可能扩大军事工业，控制中央银行对货币的发行，颁布战争经济动员令，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劳动制，实施战时食品、服装等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等，均须在政府的控制下施行。②参见[德]埃里希·鲁登道夫：《总体战》，戴耀先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25页。这种策略实质上也是德国应对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危机给出的药方。

德国的总体战理论对当时同样深陷经济危机，且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的日本颇具诱惑。特别是日本陆军在军事近代化过程中师从德国，进行了军事制度和军事教育的改革。一战前后，不少接受了近代化军事教育的青年军人被派赴德国留学、考察。这些后来成为日本陆军中坚的军人不仅深受德国总体战理论的影响，也是日本总体战理论的倡议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其中永田铁山和石原莞尔尤具代表性。

二、永田铁山的国家总动员理论及施政主张

日本陆军中较早提出总体战理论的是永田铁山。永田在日本陆军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但中国学界至今对其研究尚不充分。永田1884年生于长野县，1898年进入陆军幼年学校，1904年和1911年分别自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1913年被派往德国留学，研习军事，是典型的接受了“精英”教育的陆军“中坚层”军人。1923年，永田进入陆军参谋本部，任教育总监部课员，次年任陆军大学教官。1930年，永田升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其间，提出整体战战略思想，并着手整合军制及军备，成为日本陆军统制派的精神领袖。1935年8月，永田被皇道派陆军中佐相泽三郎刺杀。

虽然早逝，但永田铁山对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陆军的人事与政策，均可谓一开山人物。他所建立的人事建构，对日本陆军的走向有着重要影响，而其军事战略思想，为后来者学习借鉴，成为日本陆军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重要参考。

永田铁山的军事战略思想与他的欧洲经历有很大关系。1911年陆大毕业后，永田被派往德国进行军事调查。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永田亲眼目睹了这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意识到未来战争是国家总体性的战争，必须动员一切人力、物力，集全国之力，方能在战争中获胜。1920年，永田任临时军事调查委员时提交了一篇名为《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的报告书，指出，“所谓国家总动员，即将国家掌握的一切资源、机能，暂时或永久地用于战争，为实现最有效地利用，进行统制和分配”，“以全部国民之权力，倾注于实行战争之大目的”。③[日]臨時軍事調査委員：《国家総動員に関する意見》，陸軍省，1920年5月，第2、3頁，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881168，2017年10月6日。

永田认为，以往日本的常备军制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发展要求。战争已经不单纯是军人之事，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事；不是单纯武力对抗之事，而是经济竞争之事，因此必须将“人力、武力、有形、无形的一切要素”转化为战斗力。如欲在战时与群雄逐鹿，必须在平时做好准备计划。这种计划包括国家总动员的具体内容，由国民动员、产业动员、财政动员、精神动员等组成。①参见[日]臨時軍事調査委員：《国家総動員に関する意見》，陸軍省，1920年5月，第3、4頁，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881168，2017年10月6日。国民动员，是指为了适应军队和战时国民生活的需要，而统一控制、调整和有效地配置人员。永田指出，必要时应采用“强制劳役制度”，通过“国家强制权”强制从事劳务。永田还主张学习英法等国设置“国防院”，统一管理国家总动员的相关事务。②参见[日]川田稔：《昭和陸軍の軌跡 永田鉄山の構想とその分岐》，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第68～69頁。

现代战争打的是经济战。现代武器装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走向。永田高度关注飞机、坦克等最新精锐武器的保有量，指出一战结束时，飞机方面，日本拥有大约100架，而英、法、德等国家的飞机数量是日本的几十倍。坦克方面，即使在1932年初，美国也有1000辆，法国有1500辆，苏联有500辆，而日本仅有40辆，相差明显。因此，永田提出产业动员即是按计划生产设备和产品，应该大力推行生产的统一标准，以便民用产品军用化。同时，统一生产标准还可以增加生产效率，增加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③参见[日]川田稔：《昭和陸軍の軌跡 永田鉄山の構想とその分岐》，第72～73頁。

以往，日本多以俄国为假想敌，但永田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动，日本的敌人可能不仅是俄国，甚至有可能是英美等世界强国。日本要想与强国对抗，凭借本土的资源肯定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因此不仅要动员本国的资源，还要侵占其他国家的资源。永田的德国经验，也坚定了他的信念。在他看来，德国之所以可以坚持四年半，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占领了油田、煤矿等重要资源。鉴于此，与日本临近的“满蒙”地区，自然成为永田脑中理想的资源供应地。

总而言之，永田认为现代战争是国家总体实力的战争，而不单单是军队的战斗，建设精锐军队是国防的基础，但凭国家军队的整备还不足以取得胜利，必须对国家总动员做好准备，“为了增加国家的国防资源，要采取一切手段方法，要提前设定计划，以备一旦事情紧急，能采取合适的统制办法，从而最为迅速、最为高效地发挥国家的战争能力，此为目前最重要的事宜，一日亦不可迟延”④[日]臨時軍事調査委員：《国家総動員に関する意見》，陸軍省，1920年5月，第2、3頁，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881168，2017年10月6日。。也就是说，国家的一切资源、制度，都应围绕着战争需求加以利用、改造。

1926年永田进入陆军省后，开始尝试将其理论转化为日本陆军的政策。1933年10月，《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正式出版发行。这本小册子集中体现了陆军省的政策导向。陆军省围绕这本小册子，在内阁会议上作出说明：“就像这本册子所详述的那样，现在的国防非常广泛，仅靠最小限度地保有军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对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思想等各个方面加以强化和整理，才能真正充实国防力量来进行战争”，“本次发表的册子，着眼于陆军大臣围绕着国防上的要求和希望，就国家内外国策的确定，对首相提出的要求，其目的在于向国民展示军部对完善国防的希望，并普及国防思想”。⑤陸軍省：《〈国防の本義と其の強化の提唱〉に関する閣議説明案》，1935年6月2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40200214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可以看到，这个小册子的立场，得到了陆军大臣的肯定，并且作为军部立场，向全体日本国民进行宣传。

对照内容也可发现，小册子的精神与永田所倡导的国家总动员体制相符合。小册子将战争推到一个神圣的地位，认为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⑥《2、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陸軍省新聞班パンフレット（13冊）昭和9年—昭和13年》，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51205072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在小册子中，国防成为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环节，具有崇高的地位，国防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最必要条件。⑦参见《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1931—1945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3页。国防是目的，统制则是手段。

永田和其他统制派的理论经验，来自于一战。因此小册子中，一战成为最为显著的国际背景和理论来源。小册子指出，一战以后国际秩序陷于混乱，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由于国家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单纯凭借武力进行作战，已经不合时宜。国家间的战争形式由纯粹武力战而转向整体战。同时，小册子中提到，一战使战前与战时的区分更为模糊，战前如无准备，战时便不可能取得胜利。①参见《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1931—1945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25、128页。因此，战前准备须以战时需要为标准。针对日本资源不足的情况，小册子指出，必须获得海外资源，以充实国防产业。而且，国内的经济、社会政策，也必须围绕作战的大方略展开。总之，战前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顺利过渡到战时的统制经济。②参见《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1931—1945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28、129页。

从这个意义而言，国防具有无所不包的统摄性和覆盖性，具有四个层面的统制：政治统制、经济统制、社会统制、文化统制。基于此，“必须重新检讨国家全部结构，必须对财政、经济、外交、政略以及国民教化坚决实行根本改组。为了国防的目的，努力对皇国伟大的精神、物质潜力进行组织统制，加以一元化的运用，使之成为最大限度的实力”③《2、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陸軍省新聞班パンフレット（13冊）昭和9年—昭和13年》，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51205072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具体而言，可从五个方面推进：第一，实行积极军备，反对只有遭遇入侵才动用武力，而是要借助武力支持国家发展，这就为实施侵略提供了足够的借口。第二，总体战与统制经济必须相互结合，造成军备常态化、经济军事化的态势。第三，后方必须服务前方，创造稳定的环境，“使士兵无后顾之忧”。第四，统制政策与日本皇道文化相结合，树立牢固的国家本位主义，强调要“坚信建国理想和皇国使命”。第五，统制政策要有机构依托，必须建立“以国防为本位的各种新机构”，系统地施行各项统制政策。

小册子指出，能否克服列强的压迫关乎日本未来能否成为真正的强国。为此，日本国民必须深刻理解国防的含义，将其作为战胜列强的重要武器。小册子分析当时已处于国际秩序崩溃的时代，国际竞争必将日趋激烈。国防权的自主独立，是不可动摇的天下公理，④参见《2、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陸軍省新聞班パンフレット（13冊）昭和9年—昭和13年》，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51205072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不容任何国际组织限制或干预，任何旨在压制日本国防能力的措施，都将被视为对日本的威胁。换言之，国防政策针对的是当时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日本对于国际条约限制本国军备这一情况十分不满，已有意尝试冲破这种秩序。

1935年9月，统制派池田纯久撰写了《当前陆军的非常时期政策》。该文件集中体现了永田时代统制派对外扩张的理解认识，⑤参见《当前陆军的非常时期政策》，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1931—1945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29、130页。池田将日本的改革与“满洲事变”相关联，提出“应该以满洲事变的爆发为契机，进行日本的改革”。改革成功之前，由于“日本的经济处于窒息的状态，在这样混沌的国内形势下，进行的大陆政策只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⑥出自池田纯久在日本投降后的回忆。池田纯久：《支那事変勃発前後に於ける諸動向に就て》，1945年12月26日，《雑綴 昭和20年12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11116997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

三、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及总体战构想

永田铁山的后辈、统制派另一代表人物石原莞尔也有在德国学习的经历。受一战影响，石原非常关心一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大势，并从欧洲国防经济学、总体战理论中获得灵感，用“皇道”思想加以包装，形成他颇具个人特色、颇为系统的“最终战争论”和总体战构想。

所谓“最终战争论”，是石原在对世界战史作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其军事理论的核心。①最终战争论萌芽于石原莞尔所受的完整的军事教育及多年对战争历史的研究。在德国留学期间，石原基于对欧洲战史的深入研究，初步形成最终战争论的想法。1925年，石原从德国回国途中，途经哈尔滨，在国柱会为其举行的欢迎会上，首次发表了关于最终战争论的论述。1926年，石原担任陆军大学教官，开设欧洲战史讲座，为此他用一年时间整理了详细的讲义，介绍欧洲中古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历史。这份讲义的内容是最终战争论的基本雏形。1927年，石原发表《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1928年任关东军参谋后，相继发表《战争史大观》《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满蒙问题之我见》等文章和建议，提出了系统的战争理论。1940年5月29日，石原在京都以“人类前史终将结束”为题发表演讲，内容由立命馆大学整理，并以《最终战争论》定名出版，这是对石原莞尔战争观和战争理论的一个完整总结，也是现在广为流传的最终战争论文本。参见张芝瑾：《石原莞尔的中国认识与亚洲观》，台北：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2010年，第44～46页。石原主张世界和平无法通过宗教、教育、政治改革等手段来实现，人类自身制造了发动战争的武器，因而只能通过一场世界大战才能最终实现世界和平。而这场最终战争将在世界两大对立阵营即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不仅源于对领土与市场的争夺，而且由于历史原因，两个集团的价值观是根本对立的，因而必然要发生冲突。西方的代表是美国，而日本则必须代表东方与美国进行最后一战。这场大战将以世界最终战争的形式出现，然后进入由天皇统治的和平时代。这场大战即将爆发，日本国民应具有时刻为此做准备的觉悟。同时，为“帮助”中国对抗西方入侵者，日本应出兵维持“满蒙”地区的治安和经济。为了持久战作部署，日本应考虑在中国占领地的兵力，威胁到“满蒙”的俄国军队的兵力，一旦失去制海权后如何对抗登陆中国的外国军队，保证日本本土的守备，夺取菲律宾、香港等地所需的兵力等问题。②参见[日]石原莞爾：《現在及将来ニ於ケル日本の国防》，[日]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 国防論策》，東京：原書房，1975年，第58～68頁。

石原认为日本进行最终战争的形式就是总体战。首先就士兵数量而言，目前是所有适龄男性参加战争，到了决战战争，男女老少将全部参战。③参见[日]石原莞爾：《世界最終戦論》，大阪：立命館出版部，1940年，第34、35頁。因而他鼓吹“以战养战主义”，战争一旦不能迅速取胜，必然会被拖入“持久战争”。那么，就必须在对方国家收集战争资源，达到以战养战。以战养战的核心，旨在占领对方国家的领土，控制主要的战略资源，并有计划地从事资源采集工作，支持军事工业。④参见[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周启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61页。因此，日美之战的前提是把“满洲”作为日本的“生命线”“补给线”，先打败苏联，并使中国成为日本作战的“盟友”。

石原的战争观极为残酷。他认为，总体战所要攻击的目标，并非只是精锐的部队，而是那些“最虚弱的人和最重要的国家设施”，“工业城市和政治中心才是应该彻底摧毁的。所以男女老少、山川草木、鸡鸭鹅狗都应该一样对待”。全体国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石原认为日本为应对总体战，必须早作准备，肃整官员，完全废弃城市中中等以上学校、分散部署工厂，并以此为基础整合城市人口，必要时强行征改建筑。⑤参见[日]石原莞爾：《最终战争论·战争史大观》，郭介懿译，台北：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第24页。

在石原的最终战争论和总体战设想中，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石原认为，中国不仅是日本战时经济的资源供给地，还应成为日本对美作战的“盟友”。这也是他的另一重要理论——东亚同盟论的中心内容。1936年6月，石原在《从军事看皇国的国策国防计划要纲》中提到“东亚联盟”一词，“为做好战争的准备，目前的国策就是要先达成东亚联盟，并希望能将中国大陆、满洲作为世界战争到来时日本的基地，短期则可以防备苏联南下之用”⑥参见[日]石原莞爾：《軍事上ヨリ見タル皇国ノ国策竝国防計画要綱》（昭和八年六月），[日]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 国防論策》，第113～114頁。。石原认为东方世界自古奉行“王道”，东亚国家应在“王道”之下结成联盟，与西方抗衡。具体来说就是日本、中国和所谓“满洲国”在“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的原则下互相合作，以期在最终战争中取胜。但在这一联盟中，日本须处于领导地位。石原认为中国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抵抗西方入侵者，必须由日本整合东亚各民族，与西方争雄。石原将中日战争形容为“为了中日两国相互提携而有的烦恼”①[日]石原莞爾：《最终战争论·战争史大观》，第26、27页。。

石原丝毫不掩饰其对希特勒的崇拜，称之为“英雄”。他认为德国虽在一战中失败，但已经重新崛起。希特勒上台后，施行举国一致的策略，全力扩充军备。德国的机械化兵团装备精良，素质占优，而且一般师团与英法联军相比，在人数上也占有优势。因此，德国在整体军事力量上占据相当大的优势。借鉴德国总体战设立“统帅”的想法，石原很自然地将天皇推上了这样的位置。天皇既是万世一系的宗教领袖，也是代表日本的最高权力中枢，同时还是战时的最高司令长官，可以顺理成章地担负起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统帅职责。②参见[日]石原莞爾：《最终战争论·战争史大观》，第32页。

石原提出的两个理论以及总体战思想，分别从世界秩序和东亚秩序两方面入手，表面看起来是站在东方文明的立场上与西方文明相抗衡，有一定的迷惑性，也深得当时日本朝野的共鸣。尤其他主张完全占领“满蒙”为最终战争做准备的构想，对当时正苦恼于“满洲问题”的日本军人和一部分日本国民而言，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但其实质却并非弘扬所谓“东方王道”，而是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提供合法性依据。他所设计的世界秩序和东亚秩序，都赋予日本“理所当然”的领导地位，迎合了日本国内日益高涨的自大情绪，为日本发动战争、侵略亚洲提供了理论支持。日本学者加藤阳子评价说：“中日开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没有人可以讲清楚，而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恰恰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此给出了明确阐释，因而获得了特别是地方青年的广泛支持。”③[日]加藤陽子：《総力戦下の政—軍関係》，[日]倉沢愛子など編：《戦争と占領の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岩波書店，2005年，第23頁。

四、日本陆军对总体战理论的实践

近代以来，日本一步步蚕食周边邻邦，不断试图拓展势力范围，其眼界也从东亚走向世界。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取得中国东北部分“势力范围”。此后日本把中国东北当作其“特殊利益”地区。1908年9月25日，内阁会议宣称日本有在“满洲的特殊地位”。日本不但与俄国划分各自“势力范围”，还规定在南北“满洲”各自有设施铁道、电线的权利。并且提出在该地区拥有防卫的必要，为后来所谓“维持治安”驻兵预做准备。其后，日本不满足于铁道、矿山权益的要求，进一步提出所谓东北“特殊地域”论。1912年，日本在对俄谈判中擅自将“特殊利益”的分界线扩大至内蒙古，为“满蒙分离”埋下伏笔，企图把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为日本所有。

从“满洲”到“满蒙”，从“满蒙”到东亚，日本对外扩张的要求日甚一日。为此，理论家想尽方法，为侵略制造合理性。永田铁山主张的围绕战争进行国家总动员、军部政党化，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东亚联盟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借鉴了德国的总体战理论而出炉的。

永田对于陆军统制派有着开创性的意义，一方面他为统制派的军事战略思想奠定了基调，另一方面他凭借自身在陆军省的影响力，延揽意见相近的青年“精英”，进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使他们在陆军省的势力日渐壮大，成长为陆军“中坚层”。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田中新一、武藤章、松井石根等皆受惠于此，并在侵华战争中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作为永田的拥趸和继承者，他们延续了筹备总体战的路线，占领“满蒙”、进而侵占华北、攫取中国资源作为国防和战争的经济基础，将对苏、对美战争的理论设想付诸实践。

1928年，石原莞尔被派往中国东北担任关东军参谋。通过对中国东北的实地考察，石原分别提出了《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满蒙问题之我见》等一系列企图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1931年5月，他在《满蒙问题之我见》中明确提出，通过“谋略”制造机会，不待统帅命令，以军事政变方式进行武力占领的设想。①参见许育铭：《石原莞尔与九一八事变》，《中华军史学会会刊》（台北）2003年第8期，第147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石原等陆军“中坚层”军官协助指挥关东军占领了“南满洲”的主要城市。他们的计划是占领整个东北，建立伪满洲国。1931年10月，石原被任命为关东军作战课课长。1932年，在石原等人的推动下，伪满洲国成立。石原的东亚联盟论，与他对“满洲国”的构想紧密相关。1932年7月25日，在石原等人的鼓动下，“满洲帝国协和会”成立。协和会的宗旨颇具迷惑性，声称要使“满洲国”摆脱日本的政治支配，成为民族协和的独立国家。②参见《日本东联运动的演进》，申报出版社编：《申报年鉴》（民国卅三年度），上海：申报出版社，1944年，第1116页。这一想法能否实现姑且不论，倒是暴露了成立协和会的真实目的，即树立一个东亚诸民族亲善的“样本”，使其他东亚国家仿效“满洲国”，臣服于日本的领导。1933年夏，石原意识到，要设计一个有效的政治架构，以完成“世界最终战争”的挑战。因此，他要将“满洲国”纳入到制度设计之中。东亚联盟正是以“满洲国”为最初雏形设计的，包含东亚各国的政治体系，实质是将日本对东亚各国的侵略行径合理化。

石原莞尔的战略思想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决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以石原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制定的《国防国策大纲》，将石原的构想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大纲》旨在解决苏联对“满洲国”战略，提出一方面要加强“满洲国”的建设，另一方面要补充海空军的力量，保持战略威慑。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的五相会议根据《大纲》的精神，决定了《国策基准》，肯定了石原等人加强“满洲国”军事力量的提议，要求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于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使在开战初期即能对其远东兵力加以一击。③参见《国策基准》，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1931—1945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36、137页。其次，石原提出按国防要求，统筹国家的工业生产和产业结构，并且仿照苏联，制订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石原等人的《日满产业五年计划》于1937年5月作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移交给陆军省实施。计划旨在提高工矿业生产能力，使主要产品出现跨越式增长。这项计划最终被近卫文麿内阁认可，成为国策。

1936年，石原提出将日本势力限定在华北两省之中。1937年，石原提出暂缓武力控制华北的政策。陆军战争指导课在其授意和指挥下，于1937年1月制定《帝国外交方针改正意见》，大方向是驱逐英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势力，在东亚和东南亚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联盟，确保资源，最终与美国决战。④参见[日]石原莞爾：《帝国外交方針改正意見》（昭和十二年一月六日），[日]角田顺编：《石原莞爾資料 国防論策》，第194頁。从长期战略看，石原基本上是主张南进。但强调在此之前应先扩充对苏战备，让苏联放弃在远东的攻势，确保后方安全。石原认为，以日本当下的军备情况，同时准备对华、对苏作战是不可能的，⑤参见[日]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東京：芙蓉書房，1978年，第88頁。因此，更希望通过政治方略，使中国服从于日本的控制。东亚联盟这一形式就显得格外重要。⑥参见参见史桂芳：《“东西文明对立”下的东亚联盟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在华北问题上，石原与永田铁山的考虑有相似之处，都是以确保资源、备战世界大战为中心。石原认为应该从中国确保获得国家总体战所需的短缺资源，早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石原就曾考虑依靠“满蒙”的资源，不足以进行长期持久的国家总体战，应该立足“满蒙”，夺取河北、山西等华北地区，进而视情况占领“中国本部的要都”，从而确立“东亚自给自足的道路”⑦[日]岛田俊彦：《日本关东军覆灭记》，李汝松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6页。。他还曾说，“统治满洲”的目的是为了做好开发中国本土资源的准备，以备未来的“世界争霸战争”。同时，他在《帝国外交方针改正意见》中又提出不进行“华北分治活动”，强调“不能因为华北的资源而失去理智”，并称，现在谈论华北的资源“有害”无益。①参见[日]石原莞爾：《帝国外交方針改正意見》（昭和十二年一月六日），[日]角田顺编：《石原莞爾資料 国防論策》，第194頁。石原之所以主张暂缓武力控制华北，旨在以经济侵入代替政治控制，避免短时期内因华北问题与美英等国发生军事冲突，而绝非意味着放弃日本在华的势力扩张。

由此，石原莞尔所在的战争指导课主张应开展“日中经济合作”，这与永田铁山的主张出现较大分歧。永田曾提出要在南进中独占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为北抗苏联提供足够的战略储备。但石原反对这种一战时的思路，他认为通过与英美合作，同样能够达到经济扩张的效果，而独占中国资源则易引发美国的军事干预，日本暂无胜算。在石原主政时期的参谋本部，“以日满为范围的自给自足经济”成为主导，主张日本暂时放弃从独占事业中获取资源的努力。而放弃独占中国资源所造成的亏空，则可通过与英美合作，从两国手中获取必要的对苏军事物资来弥补。

卢沟桥事变后，统制派内部出现分化。如上文所述，石原从其对世界和东亚局势的长期规划出发，认为此时日本不宜扩大中日间的战争，以日本当时的经济形势而言，一旦陷入与中国的持久战将不利于对苏、对美战争，且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业已崛起，中国人不可能如日本所预期的那样轻易屈服。因此，他主张以“满洲”为据点，逐步蚕食中国，“希望尽可能避免战争”。如果日本从国内增派3个师团的兵力，将会引发全面对华战争，并有发展为持久战的危险，日本自身的国防战略将会因此走向崩溃。“如果日中两国发展成长期战争，苏联一旦打过来，目前的日本毫无把握”。这就是石原的“不扩大”政策。据时任参谋本部作战参谋的井本熊男回忆，石原曾在参谋本部内多次发表反对增兵的言论，并预测海军一定也会在上海制造事端，并以此为借口出兵上海，因此参谋本部不可出兵。②参见[日]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第88頁。

然而，石原的这一主张与以武藤章为代表的统制派成员的意见大相径庭。武藤等人主张军事冒险，加紧侵略中国，以完成对美苏的军事、经济准备。武藤等人坚持认为，中国尚处于不可能实现国家统一的分裂状态，如果日方态度强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就会屈服；现在，应坚持军事上的强硬姿态，予其一击，使其屈服，把华北五省纳入日本的势力之下；而且，现在需要华北与满洲相辅相成，以增强对苏战备，眼下的事态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绝好机会。应该说，武藤的认识已经为蒋介石所预料。蒋认为，“卢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徘徊威胁，未取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③《考虑日本政府态度》（1937年7月16日），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台北：“国史馆”，2015年，第343页。。

一言以蔽之，武藤主张通过军事打击，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一直以来的分裂华北政策，通过日本实质控制华北五省获得垄断性的统治权，从而确保华北的资源和市场。当时，武藤曾宣称，如果从国内向华北派遣3个师团，“那里的一堆废物将会举起双手投降”，所以驻华日军并不打算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决定扩大战局。然而，出乎其意料的是，中方予以强硬反击，战事骤然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武藤等人的军事打击论主要根据还不在于其对华认知，而在于他们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尤其是对欧洲战局的关注。当时，德国宣布重整军备后进驻莱茵兰非武装区，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并受到国际联盟的制裁，欧洲局势日趋紧张。在这样的形势下，武藤等人从防备下一次世界大战的观点出发，对石原的政策抱有强烈的危机感，企图完全确保华北的军需资源和经济权益。武藤认为：国民党的外交政策是旨在恢复国家主权、恢复领土的“革命外交”，“绝无将来放弃满洲”的意思，而是“想要（把满洲）收回自己的国家”，并借助美英和国际联盟的力量“对抗日本”，今后，它也肯定会“对日本拔刀相向”。对此，日本必须谋求“日满合作”，进而“影响到中国本土”。武藤未把中国视为“盟友”，而是企图逐渐把中国并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其背景则是要求确保日本的军需资源和获得市场，以备未来的国家总体战。武藤一派得到了当时内阁和陆军领导层的支持，石原莞尔的政治主张则一再被否定，人事方面也再难立足，最终黯然退出陆军的决策核心。

五、结语

日本自1874年出兵台湾以来，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一步一步发展到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有其内在的对外扩张逻辑。日本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就是中国大陆，而其“满蒙”政策就是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近代以来，日本从地理位置、经济价值、国防意义等方面反复论证“满蒙”地区之于日本的战略重要性，主张历史上较之中国，“满蒙”与日本更为接近，为日本出兵占领“满蒙”制造理论依据。20世纪20年代，永田铁山、石原莞尔等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日本陆军“中坚层”凭借欧洲总体战理论进一步为武力出兵“满蒙”制造借口，并提出第一步占领“满蒙”，继而迅速以武力使中国屈服，然后进军东南亚，最终和美国对决的战略设想。随后他们在中国东北进行参谋旅行，考察风土人情、军政关系、守备情况、地理地形，据此提出必要时可以通过制造“谋略”（即发动事变）来促成侵略计划的实施，发动九一八事变。

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石原莞尔曾提出为支持国家总体战，仅凭“满蒙”的资源远远不够，还需河北省的铁矿、山西省的煤炭等资源，必要时应占领“中国本部的要都”。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驻华日军频频对华北地区进行武力侵犯，蚕食中国领土。到1937年，这一趋势已形成了巨大的惯性和推动力。即使石原本人出于对国际局势的考虑，转而主张日本应暂缓武力控制华北，且他出于务实的考虑，认为日本国力尚不足以支持中日战争，应以“满洲国”为据点，获取战争资源，同时调整对华策略，先从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中国，但他的想法却已很难获得同僚的认可。当时苏联内部发生清洗，军队力量减弱，欧洲则为德国所牵制，武藤章等人认为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美英等列强不会介入东亚问题，日本发动对华战争“事不宜迟”，这一加剧对华侵略力度的政策已经成为主流。于是，石原在对华策略上与陆军省、驻华日军出现了较大分歧，并迅速被排挤出日本陆军的核心。自此，日军逐步陷入对华持久战争的泥潭，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走向毁灭，可以说是对总体战理论进行了一场失败的战争实践。

永田铁山主张的统制军备进行国家总动员的理论、石原莞尔宣扬的最终战争论，为日本动员总体战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满足了日本国家和军人对外扩张、攫取资源、实践战争的野心。然而，这种德式战争理论因不顾人民生存需要，煽动举国体制，把中、美、苏乃至整个东亚都卷入战争框架中，最终使日德两国都遭受到了战争的反噬。

受欧洲军事思想理论和战争实践的深刻影响，日本陆军中坚们预期一个崛起的日本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利益的威胁，因此急于为他们认为终将到来的日美战争做准备。可见，日本的侵华战争，是其全球称霸战略的一部分。其进一步袭击珍珠港，对美国宣战，固然有轴心国同盟配合德国欧洲战场的考虑，也是日本一贯以来亚太战略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的侵华战争就已在世界战争体系之内，并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东亚也是二战策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