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对中国华中地区①本文中的“华中”与现在的“华中地区”范围不同，具有历史性，是指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形成的“华中日占区”，具体包括苏浙皖三省以及上海市，大概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华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侵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派出了华中宣抚班配合日军的侵略行动。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占领前后，满铁派出华中宣抚班，1938年5月，华中宣抚班改组，宣抚班本部和宣抚班的名称被取消，宣抚班的组织和活动被纳入日军特务部和各地特务机关管理。宣抚班的名称虽然被取消，但是“宣抚”活动仍以不同形式延续。根据“宣抚”地区的不同，满铁华中宣抚班具体分为太仓宣抚班、丹阳宣抚班、嘉定宣抚班、芜湖宣抚班、嘉善宣抚班、嘉兴宣抚班、松江宣抚班、镇江宣抚班、南京宣抚班和杭州特务机关。满铁华中宣抚班虽然存续的时间不长，但是满铁社员在华中地区积极开展“宣抚”活动，配合了日军侵略行动。

一、宣抚班“宣抚”活动概述

宣抚班以沦陷区民众为主要工作对象，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42年编制的《敌伪宣传内幕》，宣抚班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项：“1.编辑战地读物，麻醉中下级干部；2.对敌伪士兵厌战的行动，做严密的监视；3.清查户口，实行连坐法；4.监督军民保护交通线；5.利用我民众修路、养路；6.发行军用手票，并强制使用；7.吸收无赖青年及地痞流氓，宣扬‘皇军威德'；8.禁止民间隐匿兵器”②秉中：《敌伪宣传内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42年1月1日，第12～13页。。宣抚班进入活动区域后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文化方面开展工作。

（一）殖民宣传及思想文化工作。思想宣传工作是华中宣抚班工作的重点，在日军占领一个地区之后，宣抚班立即展开殖民宣传工作。嘉定宣抚班在当地开设了日语学校，“教师由宣抚班员担当，每日学习时间为两个小时”③《嘉定宣抚班工作报告》，赵焕林主编：《日军宣抚班档案史料》（上），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第251页。。太仓宣抚班开设日语速成班，组织宣抚班成员和巡警自治会成员集中授课，县级以下各小学印发日语教科书。芜湖由于不具备开设日语学校的条件，所以在难民收容所内教授儿童日语、日本歌曲。丹阳宣抚班跟随驻屯军进行“宣抚”工作，整备当地旭昇第一小学校，讲解日语，组织“游说队”进行宣传工作。嘉善宣抚班在宣传“日支提携”“日支亲善”思想的同时，将佛教作为宣传内容，“招徕日华僧人为阵亡将士灵祭，效果良好，全县形成了浓厚的亲日氛围”①《嘉善宣抚班工作报告》，赵焕林主编：《日军宣抚班档案史料》（下），第254页。。太仓宣抚班消除本地的抗日标语，查封抗日报纸，在城内外各地张贴亲日标语。此外，进行“宣抚”演讲也是华中宣抚班宣扬“皇军威德”“皇道思想”的重要形式，在县内主要乡镇老百姓集中的地区进行巡回“宣抚”演讲，在中小学校进行“皇道”讲话。

创办报纸、控制新闻舆论是华中宣抚班思想文化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太仓宣抚班为了宣传日本殖民思想，协助创办了自治委员会机关报《太仓新报》，每期发行800份；成立了《新申报》太仓分馆，县内各地发行，最初发行500份，之后发行量逐渐增加；并关停了抗日色彩比较浓厚的《大美晚报》《文汇报》等报纸，以图控制中国人的思想、消除中国人的反抗意识。镇江宣抚班在日军占领时间短、民心不稳的情况下，通过“提供了工场、活字纸张等用品，雇佣三十名工人，为从业者提供粮食等物品，并提供二百元贷款”②《镇江宣抚班工作报告（一）》，赵焕林主编：《日军宣抚班档案史料》（下），第40页。的形式，创办了《新镇报》，宣传皇道思想、诱导亲日住民。《新镇报》发行初期，由于发行量少，存在入不敷出的情况，宣抚班又赞助其七百元。

（二）基层管理工作。华中宣抚班是日本殖民者进行华中地方基层统治的重要力量。为了稳定地方秩序、实现对中国老百姓的控制，宣抚班首要的工作便是指导当地筹建治安维持会等伪政权组织。南京沦陷后，国际委员会在南京设立了“安全区”收容难民。宣抚班对于“安全区”非常警惕，认为它的存在“不仅对于南京的治安维持、复兴构成极大阻碍，而且在国际委员会的统辖下，很容易使依赖欧美的弊风深入难民之心”③《南京班第二回报告》，[日]井上久士编：《华中宣抚工作资料》（十五年战争极秘资料集13），不二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为了对抗国际委员会设立的“安全区”，宣抚班积极策划成立“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伪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后逐步从国际委员会接收难民，陆续恢复了保甲制度，强化对中国老百姓的管理与控制。1937年12月，镇江宣抚班开始筹划成立自治委员会，1938年1月10日镇江自治委员会成立。筹划成立伪政权组织，是华中宣抚班“劝归”难民、推行保甲制度、发放“良民证”、进行基层管理、维持治安等工作的重要依托。

宣抚班在当地指导成立了自治机构之后，积极从事基层管理工作。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组织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后，南京宣抚班在各地主持民众大会，指导县政府改组，并协助制定财政政策，加强警察力量或匪贼归顺工作；通过搜集遗留武器、收集和斡旋粮秣、征夫、收集情报、从军“宣抚”等，协助日军搞好占领区内的治安工作。为了维持地方统治，宣抚班在“宣抚”地区进行人口统计工作并劝导外逃难民返乡。根据《松江宣抚班工作报告》，从4月10日到6月10日，复归人数逐渐增加，并呈现上升趋势。根据镇江宣抚班的记录，镇江地区每日复归人数达2000人，随着复归人数的增加，商业逐渐恢复，“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后，发放的营业许可数合计1239户，其中茶社业169户，油、酒、杂货业87户，米业65户，五金业24户，肉业32户”④《镇江宣抚班工作报告（一）》，赵焕林主编：《日军宣抚班档案史料》（下），第22～23页。。日军占领华中地区之后，由于长期战争以及日军的掠夺，各地出现大量难民，宣抚班为了稳定地方统治秩序、消磨中国人的反抗意识，在各地设立了收济院、难民收容所等机构。嘉兴宣抚班设立收济院，共收容老人、妇女、儿童280名。另外，在复归的中产、商人214人中，选取10名代表组成商务总会，负责地方商业发展以及商人的复归。在宣抚班的劝导下，商民复归数目上升，宣抚班派遣商业管理员在王店、凤桥、曹庄、石佛寺等地进行商民登记。从登记数目反映出宣抚班“复归”工作的具体效果，“1938年1月份登记数为239，月末开店实数为120；2月份登记数为601，月末开店实数为403”①《嘉兴宣抚班工作报告》，赵焕林主编：《日军宣抚班档案史料》（上），第135页。。

为了强化对老百姓的控制，各地宣抚班在沦陷区发放“良民证”。嘉定宣抚班劝导外逃百姓返乡的同时，开展发放“良民证”和通行证的工作。据统计，仅1938年1月复归状态良好，一日平均七八百人复归，复归者以上海方面居多，同时青浦、朱家角方向复归的一般农民占据一定数量。“1937年12月24日至1938年1月9日，发放良民证突破12000张，据预测事实上发放达20000张以上。”②《嘉定宣抚班工作报告》，赵焕林主编：《日军宣抚班档案史料》（上），第175页。“良民证”的发放配合了日军的侵略，实现了对沦陷区中国居民的统治。1937年12月13日，宣抚班进驻太仓，负责城内戒备的同时进行复归住民的登记工作，至12月27日，共复归861户3531人，约为城内人口的十分之一，由于复归人数较少，宣抚班员张贴布告，诱使老百姓回归。“1938年3月中旬，宣抚班在太仓县内进行户口调查，并发放‘良民证'和通行许可证，至4月末，难民大多复归，辖区人口达29万之多。”③[日]井上久士编：《华中宣抚工作资料》（十五年战争极秘资料集13），第109页。

（三）维持地方治安。为维持所在地治安，宣抚班大力搜缴民间隐藏武器，并将搜缴的武器输送给日军前线部队，一方面瓦解了中国的抗日力量，另一方面补充了日军的武器装备。为了鼓励老百姓主动上交武器，太仓宣抚班张贴布告，承诺给予奖赏，“小枪一支一元、轻机关枪一挺5元，手榴弹一枚30钱”④曹大臣：《日本占领华中初期的基层控制模式——以太仓县为中心（1937—1940）》，《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嘉定宣抚班在南宝莲庙附近搜缴步枪7支、子弹24发、手枪1把、机枪1挺、日本工兵用斧2把。太仓宣抚班配合日军搜缴步兵炮弹1箱、步兵子弹2箱。镇江宣抚班配合日军在灵鹫寺搜缴炸弹80箱、黑色炸药100箱和炮弹58箱等军用物资。丹阳宣抚班搜缴手榴弹4箱、机枪子弹500发、步兵子弹500发。南京地区镇压放下武器的抗日人员4500多名，搜缴武器50卡车。

战后的沦陷区由于战争以及日本殖民者的烧杀抢掠，产生了大量的尸体，这些尸体的处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宣抚班指导“自治委员会”，征调中国老百姓，配合日本特务机关，进行掩埋尸体的工作。嘉兴地区自治委员会北门分会清理尸体37具、城内旧维持会清理尸体420具。嘉定宣抚班配合日军在嘉定县内组织尸体清理，共清理尸体4670具。南京沦陷之后，南京成立了红字会尸体掩埋队，队员约600名，“南京特务机关指挥的红字会尸体掩埋队，每天出动卡车5—6辆，动用民工200至300人，截至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已清理掩埋尸体31791具”⑤《南京特务机关工作报告》，赵焕林主编：《日军宣抚班档案史料》（上），第353页。。镇江宣抚班掩埋石马湾等地居民尸体308具。

宣抚班在构建殖民主义基层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在各地积极推行保甲制度，强化对于沦陷区中国老百姓的管理和控制，同时积极配合日军围剿抗日武装、杀害当地居民。太仓宣抚班在其工作报告中记录了抓捕抗日人员魏鸿勋、钱阿虎、周阿毛、叶阿六、顾阿宝、钱阿本、吴大云等的情况。芜湖宣抚班工作报告记录了宣抚班配合日军围剿王子旭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情况。丹阳宣抚班在丹阳县白兔镇杀害3名当地的居民。以上内容仅是宣抚班暴行的几个事例，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宣抚班“宣抚”活动的野蛮性和殖民性。

（四）发展殖民经济、恢复社会秩序。日军占领初期，华中地区各地经济萧条，宣抚班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殖民经济，进一步稳固殖民统治秩序。松江宣抚班协调物资供给，动员农工商复兴。嘉兴宣抚班为方便军民日常物资买卖，在嘉兴县东门及北城建立两个市场。嘉定宣抚班在协调物资供给的同时，监管货物交易。镇江宣抚班采取措施鼓励当地企业复工，“当地的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分工场，事变前有女工约三百七八十名、男工约三百四五十名，合计约七百五十名，具有日产八十箱的能力。事变后，生产能力下降，宣抚班指定自治委员会西部支所主席周仰乔监督管理，使生产得以恢复”⑥《镇江宣抚班工作报告（一）》，赵焕林主编：《日军宣抚班档案史料》（下），第38页。。宣抚班指导、鼓励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其本质目的是掠夺中国人民，为日本殖民侵略积累资金。

日本殖民者为了掠夺中国民间的财富，整顿金融、发行日本军票。华中地区沦陷初期，物资缺乏，日本当局要求中国老百姓首先获得购物许可，然后使用日军发行的军票从指定的商店购买，老百姓可以从军票交换所换取军票。另外，日军雇佣了大量的中国老百姓充当苦力，以军票的形式发放报酬。这些行为一方面促进了军票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同时使军票的价值得以维护。华中宣抚班在各地开展“宣抚”工作的过程中，将推广军票的使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鉴于他们对战争极感恐惧，所以保证他们的性命与住所的安全及发给其粮食为条件，为他们做好万全之策。关于工资，以军票的形式支付其一定工资……由于水电供应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故而此为促进宣抚工作的最好的动力”①[日]井上久士编：《华中宣抚工作资料》（十五年战争极秘资料集13），第159页。。由此可见，宣抚班将军票的推广工作融入到其日常工作，同时采取措施将军票完全融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使其逐渐成为“必需品”，以维持其内在价值，实现掠夺中国民间财富的目的。

各地宣抚班在地方“复兴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集市、菜市、米店、工厂、商店等相继开业，宣抚班为了维持日常运转、掠夺财富，开始设立各种名目的税种，横征暴敛。“‘自治委员会'自1938年3月13日至6月20日间，税收即打12万元，其中货物通过税82890元、屠宰税1040元、烟酒税1333元、田亩税814元、田租提成20元、登记税198元、棉花税14847元。”②[日]井上久士编：《华中宣抚工作资料》（十五年战争极秘资料集13），第213页。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宣抚班设置的税种名目繁多，充分反映出了其殖民掠夺的本性。

华中宣抚班在各地的殖民统治中，严密监视中国人民，以实现控制的目的。“爱护村”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镇江宣抚班协同铁道警备队组建“铁道爱护村”，由县公署召集铁道沿线两侧1里以内各村村长组成，铁路警备队警察安排人员放哨，监视人民，防止抗日力量的发展。另外，各县宣抚班对所属地区邮局的往来信件进行严格的审查，检查合格的信件盖上“检阅济”签章之后才能够发出。宣抚班在各地车站进行检查工作，车站前的旅店每天向宣抚班提交店簿，随时准备接受宣抚班的检查，对于“可疑”人员随时进行检查，甚至逮捕。

（五）救济及医疗工作。宣抚班为了欺骗中国老百姓，在沦陷区开展了救济和医疗工作。日军占领南京初期，为了解决难民的粮食问题、解散国际委员会控制的难民区，“宣抚班从日军处获得救济物资，包括大米11200袋、面粉10000袋、盐3670袋，其中大米2000袋、面粉2000袋以及盐500袋，通过自治委员会以及各区公所分配于难民”③《满铁宣抚班南京班工作报告》，解学诗、宋玉印：《满铁内密文书》（第二十九卷·调查情报活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85页。。在镇江县，县公署下设救济院、养老院、育婴堂、贫民教养所等，救济难民5308名，镇江面粉厂提供面粉700袋救济贫民。宣抚班在沦陷区内设置医疗所，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医疗救治。嘉定宣抚班建立抚恤小组，小林部队野战医院提供医疗服务，建立贫民治疗所，向贫民发放“诊疗券”，交付给军医，作为医疗费用。1938年1月8日，片桐部队军医中尾中佐来到镇江，开设两个医疗诊所，期间由镇江宣抚班班员负责联络工作。1938年7月，镇江地区出现了严重的传染病，宣抚班指导对患者进行隔离，烧毁尸体，对患者家里进行彻底的消毒，第九师团军医部派遣4名军医援助镇江地区，建立防疫体系，最终于月底消灭疫情。宣抚班开展的救济以及医疗工作具有强烈的欺骗性，目的是迷惑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中培植“亲日”思想。

（六）开展实地调查、配合日军侵略。满铁派遣的宣抚班，不仅是作为政治、军事工作队，更重要的是作为调查队，搜集情报和调查资源等。宣抚班充分发挥满铁调查员的“自身优势”，对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资源等情况进行实地调查，为日本殖民者决策提供依据。三轮武曾在上海事务所主管工作，对于满铁派驻宣抚班进行了论述，“满铁派遣宣抚班的活动目标，不仅是协助日军实施宣抚治安对策，宣抚班的各种报告是了解混乱华中农村、农民的惟一资料”①[日]三轮武：《满铁上海事务所农业关系调查——对新居芳郎报告的补遗》，井村哲郎：《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亚洲经济研究所，1996年，第208页。。1939年宣抚班配合满铁调查部，在常熟、太仓、嘉定进行了“把握社会结构的基础性实态”调查，完成了《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其中包括“太仓县势概要”“调查部落概要”“农耕情况”“土地租佃关系情况”“农产品销售情况”“劳动力方面情况”“农村金融”“农村社会情况”“治安及其他”②满铁调查部：调查成果内容梗概，昭和15年度上半期，第39页。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馆藏档案，编号：18642.等。

此外，宣抚班还以直接的武力行动和特务行动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以嘉定宣抚班为例，1938年1月，宣抚班与胁坂部队达成“协议”，按照宣抚班的“秘密报告”，出动3个分队赴徐家行方面，收缴武器并逮捕“抗日分子”；2月26日，宣抚班“突袭巡察”城内茶馆和城外集会所，抓捕“不良之徒”；4月6日，宣抚班与警备队外出“突袭扫荡”“严格搜查”，在南宝莲寺抓捕4名“嫌疑犯”。宣抚班将维持地方治安与配合日军侵略结合起来，重点搜查“抗日分子”，间接地配合了日军的侵略行动。《津浦沿线宣抚班驻在地调查报告》记录了宣抚班派遣密探收集情报，配合日军围剿国民党军七十四师余部的情况。

总之，满铁华中宣抚班在华中地区各县市采取“恩威并济”“剿抚兼施”“教化安抚”等手段，开展“宣抚”工作。以发粮救济、医疗救助、小恩小惠等“施恩”手段笼络人心；引导外逃难民返乡，劝导商铺复业，恢复地方经济，大肆搜刮中国人的财产，为日军筹集粮饷物资；拼凑自治委员会和治安维持会等傀儡政权，实现“以华治华”；张贴宣传标语、发放传单，举行各种讲演和集会，宣扬“皇军仁政”和日军侵华的“合理性”；开办日语学校，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收集情报，搜缴武器，抓捕抗日志士，巩固军事占领；采取各种手段离间民众和抗日军队的关系，破坏抗日战争。满铁华中宣抚班的“宣抚”活动竭力为日本殖民侵略开荒拓路、鼓噪助威，起到了枪炮无法替代的作用。

二、宣抚班“宣抚”活动的特征

（一）侵略性。宣抚班作为日本殖民侵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侵略性是其“宣抚”活动的本质特征。满铁宣抚班在政治方面，通过扶持建立并操纵地方傀儡政权实现对地方的综合控制；在经济方面，以“军票”为依托，逐步建立殖民地金融体系，掠夺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在军事方面，打击、镇压本地的亲日分子和抗日力量，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同时，通过特务活动、实态调查等方式为日本军方提供“情报信息”支持；在思想文化方面，通过思想宣传、奴化教育等方式，在中国老百姓中逐步培养“亲日”思想，消磨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194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制的《敌伪宣传内幕》，对宣抚班本质进行了分析，“迅速把握民心，确保情报搜索，确保通信线及交通线等”③秉中：《敌伪宣传内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42年1月1日，第11页。，侧面反应了其侵略性。

满铁华中宣抚班的侵略性还体现为其从属性，宣抚班虽然在各地区独立活动，但其行政关系仍然从属于日本军方。宣抚班本部由日本军方负责，菅野、樱庭、德本3位中佐具体负责，宣抚班的派遣、工作计划、监督指导、工作记录等问题都由他们决定，满铁派遣4名社员进行辅佐。总之，满铁华中宣抚班是应日本军方要求而建立的，其具体活动与日军武装侵略相配合，侵略手段更加隐蔽，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软刀子”。

（二）欺骗性。宣抚班的“宣抚”活动具有明显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从“宣抚”一词的产生及使用上可见一斑。“宣抚”即“宣传”“安抚”，“宣抚”一词源于中国唐朝设立的“宣抚使”这一职位。唐朝后期，中央派遣大臣巡视遭受水旱等自然灾害地区，以及战乱地区。从这一角度理解，“宣抚”的本质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垂直关系。日本侵略者在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和统治的过程中，广泛设立宣抚班，具有赤裸裸的殖民侵略的含义。

熊谷康作为满铁派出的宣抚班班长认为，满铁宣抚班与一般的宣抚班不同，“像我们这样曾到农村做过调查的人，对中国农民怀有异常的亲切感和眷恋感”①[日]熊谷康：《上海事务所的宣抚、情报活动》（1983年9月28日井村哲郎采访），井村哲郎：《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亚洲经济研究所，1996年，第272页。，熊谷康认为这是满铁宣抚班的首要特征。熊谷康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满铁宣抚班中占有重要地位，很多宣抚班员对外宣称其“宣抚”活动的基本立场是站在中国民众特别是“良民”的一边。这种言论具有极强的欺骗性。宣抚班在进入一个地区之后进行的重要工作即搜缴武器、依靠日军警备队镇压人民的反抗、征集中国老百姓做苦力、恢复交通、建立地方傀儡政权，这些工作的本质是为日本殖民侵略服务，是对中国老百姓的奴役。如遇日军过境，宣抚班则要求中国老百姓提供住宿、饮食等，在物资交流分配方面首先满足日本军方的需求。这充分说明满铁宣抚班所宣扬的站在中国民众的立场是一场彻底的欺骗。

满铁宣抚班大肆宣传的救济难民、医疗救助等措施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这些措施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当地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是为了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消磨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形成亲日思想，使中国老百姓“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这也是日本殖民者建立宣抚班的重要战略目的，“使作战区域内的支那民众了解此次事变之帝国真意，消除排日抗日及依存欧美之思想，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营造亲日气氛，使庶民信赖皇军之恩惠，迅速复归正业”②[日]井上久士编：《华中宣抚工作资料》（十五年战争极秘资料集13），第51页。。

（三）“以华治华”。满铁华中宣抚班的产生成立、人员选择、工作运行等方面都体现了“以华治华”的特征。1937年11月，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和谋略课长的影佐大佐认为满铁社员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善于应付中国人，同时具有汉语素养，所以要求满铁上海事务所选派社员负责日军占领区的宣抚救恤事宜。满铁派遣了78名社员参与华中地区的“宣抚”工作，约占华中地区宣抚班的四分之一。由此可知，华中宣抚班人数并不是很多，但却承担了华中广大地区的“宣抚”工作。能够完成“宣抚”任务的主要原因就是宣抚班每到一地就网罗当地的汉奸等亲日分子，组织以自治委员会为主要形式的傀儡政权，通过傀儡政权实现对当地的统治与管理，发挥宣抚班的作用。

华中宣抚班隶属于日本华中军特务部，一方面协助日军警备队开展“讨伐”工作，另一方面在各县市主持建立维持会、自治委员会和县公署，在基层设立保甲办公处、乡镇办事处和区事务所，主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和经济统制工作。维持会、自治委员会等机构工作人员由中国人担任，为了彻底实现“以华治华”的目的，“会长”“委员长”一般选择在当地具有一定影响的亲日分子，从而使宣抚班构建的“以华治华”的基层管理模式很好的运行。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殖民者加快了侵略步伐，八一三事变之后，华中大部分地区沦陷，由于占领区面积过大，日本殖民者没有能力建立完全由日本人组成的统治体系，这种情况之下，“以华治华”成为日本殖民者建立和稳固殖民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华中宣抚班在整个日本华中地区殖民侵略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配合日本军方和日伪特务机关，利用中国本地封建性统治力量，弥补日本侵华军力的不足，在占领区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统治，构建日本殖民统治的基层统治秩序，充当了日军政治别动队的角色。日本殖民者在侵略过程中，一直宣扬“中日亲善”的思想，美化战争，试图论证侵略战争的“合理性”，满铁华中宣抚班将其“宣抚”活动赋予了这种政治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