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文学史边上》收录了金理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十余篇论文，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第一篇《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略说》不仅梳理了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的形成脉络、学理依据与改革实践，勾勒出与章太炎语言文字观密切相连的文化观、历史观，并论析了这一语言文字观在新文化运动中遭遇的挑战、讨伐以及微妙的“神和”，透过行诸纸面的文字表述中的裂缝，依稀照见了隐藏于纸背、不仅仅属于个人而属于一代处于艰难探索中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的内在冲突与紧张”。如果将其与金理的《名教批判视野中的章太炎》对读，会更清晰地看到，该文虽然聚焦于章太炎本人的语言论题，但其行文中所体现的思考过程、问题意识、治学方法已经暗含了与金理后来诸多重要论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该辑第二篇《文学“实感”论——以鲁迅、胡风提供的经验为例》即提出了“现代名教”这一既关涉语言、文化革新又关涉思想史、文学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论题。“现代名教”问题伴随着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而发生演变，累积至今，危害早已浮出水面，虽然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真正直面并深入展开的论述还很少。金理近年来着力于此，已经陆续发表的《现代名教的界定与成因》《在名教与伪士的围困中突围》《名教的现代重构、讨论方法及其批判意义》《现代名教批判论纲》等都是相关的成果。金理的“现代名教”批判研究采用史学考察和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名教”的历史流变来梳理基本概念，并通过史料钩沉重建语境，与此同时，通过章太炎、胡适、鲁迅、胡风等近现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创作实践与论争实践呈现他们在名教批判之路上付出的艰辛抗争，并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在具体的论述中，文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文本细读成为金理的自觉选择。在这方面，良好的文学感觉恰如其分地浸润于行文中，使得抽象的“名教”批判论题变得具体生动而可感。这一点从收入本书第二辑“论文衡量史”的《造人·“伪士”·日常生活——重读〈伤逝〉，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即大致可见。

在梳理“现代名教”的产生过程，指出其种种危害（如感觉的钝化、思维的奴化、思想的虚化）的同时，金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其中，有关文学“实感”的论述最为引人注目。正是在《文学“实感”论——以鲁迅、胡风提供的经验为例》一文中，金理对“实感”的“内涵”及“意义”做出了详细的梳理与阐发。例如，现代名教的危害是“将个人的存在从其置身的世界中、从其与周遭事物的交互关系中抽离出来”①，金理提出“如果我们保有实感，则能够有力地抵拒名教膨胀”，“文学恰恰为此提供了助力”，“饱含着实感的文字、文学，来自与具体事物最直接的接触”，“既然压迫已经深入到了感性的、无意识的和想象的领域，那么，‘文学原就是针对这个领域，甚至可以说开创了这个领域，自然应该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这样，文学就重新具备了生产性与反抗的可能”，“认可这样一种文学，就最大限度地关联着生活世界”，即“主体直接置身于存在”，而不是“被关于存在的种种整合、编排所淹没”。金理对文学实感的正面立论，不仅借助于对既有思想资源的梳理：“20世纪初，鲁迅正是通过主观内面世界的考察而发现了‘伪士与名教膨胀，针锋相对，他借力而展开反抗的基点，正是‘心声、‘内曜，而能对‘心声、‘内曜施以正本清源作用的，舍‘文学其谁？”“在胡风那里，主观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者其实是一体两面，都是名教的奴隶，而实感正是在对上述二者的抵拒中彰显其内涵的。”更重要的是，能由此延伸，得以从中国古典文论中汲取营养，于是如《文心雕龙·物色篇》中“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创作思路以及更为古老的经典《诗经》《论语》所体现的对万物的文学式观照也成为金理的重要参照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参照并非偶然。在第二辑“论文衡史”《贾植芳先生的晚年书信》③一文中，金理提及自己阅读王元化《文心雕龙注疏》的笔记，并详细论述了《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一文与胡风用生命去建构和捍卫的“主客观化合论”之间的呼应与对话，若再与《语言与“实感”——通过一封家书释读胡风的文字与理论形态》一文对照阅读，实在让人感到震撼。除了会心于古今本土思想者艰难的思索，金理还将西方思想资源纳入论述视野，在谨慎的辨析中显示出研究视野的开放性与研究者的主体性，例如，文中对苏珊·桑塔格有关“新感受力”、福柯关于“反抗”、海德格尔关于“文学”“哲学”“科学”三者与“自然”之关系的论述都颇为恰切④。诚然，对于当下的研究者而言，只有真正立足中西方思想资源的交会处，方能获得尽可能的富有穿透力的视野。透过金理的论述，我所理解的文学的历史与思想的痕迹并非“岩层”一般在沉默中重重叠叠地堆积、沉淀，而是如“密林”一般，具有让人向往并心生敬畏的生长性，这“密林”，同时在看得见的地表与看不见的地层中向着过去（思想批判）和未来（文化建设）两个方向蓬勃开去，愈经历时光与风雨的洗礼，愈焕发新的翠与苍，在那浑然一体、丰茂芜杂的可见部分之外，深蕴着历历可辨的、类似“年轮”承载着丰富信息的“内面”的存在。

无论是古代名教还是现代名教的产生与流布，都与汉语言本身的特质有一定的关系。语言问题也成为金理相关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收入第一辑的三篇，在其他篇目中也贯穿着金理对语言及话语问题的思考。如第二辑的《“昔之殊途者同归”——重识〈庄子〉〈文选〉之争》通过梳理鲁、施双方围绕白话文创作的词汇资源这一具体问题深入展开的看似“对面厮杀”、实则“各自为战”的“错位”论争过程，辨析出二人各自的憂虑焦点及关怀所在，其中涉及的其他论题也值得深思，如现代汉语是否要（如何）向文言开放？如何从创作语言的角度理清新文学与母语传统的内在联系？如何从对“语言的思维本性”的认知出发活化语言传统以突破当下文学创作的瓶颈？如何破解汉字修辞术所遭遇的种种异化，以更好地发挥汉字本身的美感特质？……这些也许是名教批判所激发的别样的新鲜命题。

金理对“文学实感”“文学”的发掘当然并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名教”问题，其间还流露出对文学研究现状与学科身份危机的敏感与关切。在《同时代的见证·后记》中，金理论及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泛文化研究现象，流露出对“文学的自明性”“文学研究的自明性”“文学研究者身份的自明性”日益丧失的焦虑，这种焦虑其实在师长辈也早已存在，如金理所引述的洪子诚老师曾提出：“文学研究者在逃避‘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责难中，向着严谨的科学方法倾斜的时候，是否也同时意味着放弃鲜活感，和以文学‘直觉方式感知、发现世界的独特力量？”⑤身兼文学创作者、研究者与批评者数职的曹文轩老师在自己文集的序言以及给布鲁克斯、华伦所著《小说鉴赏》中文版所写的序言等多篇文章中曾反复谈及文学研究现状中对“文学性”“文学本体价值”及“文学基本面”⑥的忽视。实际上，在2003年作家出版社举办的曹文轩文集发布会上，就曾有评论家就“文学基本面”的话题展开论述，“文学不是往前走的问题，而是向后撤的问题——撤到文学的基本面上”⑦。其实，文学研究中“文学”的缺失并非当代中国所独有的“奇观”。《影响的焦虑》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对同样存在于美国文学研究界的“文学感”的缺失深表忧虑，甚至将那些形形色色的无限延伸的文化批评命名为“憎恨学派”⑧。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曹文轩将这位同样坚守文学审美的同道视为“远在天涯的思想知己”⑨。对“文学”的“被放逐”深感痛惜的师长辈，也许同样已经意识到了文学研究领域的“名词崇拜”以及泛滥的“现代名教”带来的种种危害。师长们如果看到“述而”批评文丛⑩中年轻一辈的文学从业者对此展开的深入思考，看到他们从方法论的层面对“文化研究”的限度展开反省11，看到他们将前辈们珍爱多年的“文学”旗帜迎风举起，平淡而坚定地道出“感受即命名”12，“文学是写可珍重的东西”13，“对于艺术的自足与自律的想象”从来没有停止过，“纵然它在今天已经显得有些过时”14，应该会感到由衷地赞同和欣慰。良好的理论素养不仅没有磨灭他们的文学审美的触角，反而更有助于他们丰盈的文学感向着不同方向发荣滋长，于是，“天真”与“经验”得以有机地融合，再加上养之有素的语言感悟力、语言驾驭力，让他们既能相对自由地“言志”，又能在“赋得”中显露锋芒，得以在文学批评的天空中舒展灵魂的翅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鲜活有效的文学批评比起某些被动的、不具备个人面貌、模式化的研究论文也许更具备产生重大原创文学理论的潜力，事实上，在遥远的西方文学学术史和并不遥远的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史，类似的案例并不缺乏，想到这里，让人不由得会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心怀期待，因为，在我看来，有效的文学批评天然地更接近文学的本心。其实，金理对“文学”的推重不唯体现在收入本书的若干篇目中，而是几乎一直贯穿在他的思考中，不时落诸纸面，例如《“文学性知识分子”的批判力——关于郜元宝及其〈小批判集〉》《“小世界”和“嬉游”——读〈小土孩大话记〉而想到的》，从这些论述中都可以看到对师长辈相关论述的接力与发展。在滚滚流动的“大众文化”的浪潮中，“文学”同时处于被“普及”与被“边缘”的尴尬中。从某种程度上讲，对“文学”本能的回归与坚守者们站在了“媚俗”的对立面，这不仅仅需要学养基础上的敏锐与洞察。

金理的“现代名教”批判和“实感”理论的阐释主要是在文学视野中展开的，而且能发掘出文学的学科特质与优势，但不仅仅止步于“文学”本身，而是关涉更多的精神领域的“知识生产”与“知识活动”：“文学，以及种种学说、主义、思想等，都不是空洞的名词堆砌与冷漠的符号操作，而必须在最深切的生命经验背景上具化、证验、展开、落实。”15当然，警惕名教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因噎废食般地杜绝使用一切新名词、新术语，而是要有“拿来主义”的自觉，在使用之前，要经过衡量、判断、消化甚至改造。在必要时候，还须进行新的命名、新的创造。

除了名教批判，社团研究也是金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社团、流派研究曾经是一种热潮，这种热潮与社团的兴盛一样，仿佛已成过眼烟云，然而，那烟云并未真正流散不见，而是在新的空间积聚为新的形状。毕竟，从发生原理来看，“创作”源于“表达”的精神需求，在任何时代，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文学创作”过程中，或为友人同道，或为论敌的“读者”，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文学作品的生产、接受、传播的过程中，“创作”与“阅读”“批评”之间的鲜活互动总是时时创建着大大小小、有可能转瞬即逝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读者”的“组织”。在“碎片化”时代，在“众声喧哗”的文学创作现场，如五四前后“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社团盛况也许不再会成为主导，但是数量庞大、或隐或现的“组”“群”“会”“班”“微社团”等种种“社团新物种”及其“变体”也许更值得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金理对于现代文学的社团研究进入了我的视野。金理曾参与导师陈思和老师主持的《现代文学社团史》课题，考察1930年代以施蛰存为核心的文人群体的聚结发展与离散，2006年，相关成果以《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东方出版中心）为题出版。收入本书第二辑“论文衡史”中《“昔之殊途者同归”——重识〈庄子〉〈文选〉之争》《“关系网络”中的施蛰存》即是其中的成果。看似枯燥的专业论题之所以能读来有“趣”，也许在于这样的写作并非简单的资料罗列，而是能在史料的剪裁安排中呈现“事”之起承转合的“形”的同时，也生动地描绘出了处于事件漩涡中的“人”曾切实感受的窘迫委屈、嬉笑怒骂等性情之“神”，由此隐隐氤氲出某种现场的气息。

与收入“述而批评丛书”的其他多部主要以具体作品为论述对象的专书相比，《写在文学史边上》的选文有所不同。这也体现了金理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贯通现当代文学史的整体观视野，即文学批评中的“文学史视野”。与一切容易被误解的文类承担着近似的命运，文学批评的写作，看起来门槛很低，但任何对文学怀抱足够的敬畏心、对文字具备足够的敏感度的读者恐怕都会对好的批评的写作难度有所会心。在我看来，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一种更高级形态的创作。批评实践对思考之通透度的要求更高。相比而言，越是好的创作，其实往往越是“浑然”“混沌”的，创作者是被类似“灵感”的东西牵带着往前游走的，而写作好的批评文章，除了灵感的鸣响，情思的激荡，还需要更高层次的审视与反思，有回环往复的过程，需要有更复杂的参照系，在此，“文学史”不仅仅作为方法和眼光，更是常读常新、不断更新的思想资源。在《同时代的见证·后记》一文中，金理曾对陈思和老师提出的“在水里研究水”这一有趣而有意味的说法表示赞同，如果说，从事文学批评的金理如他所说“将自己化作置身于此一河段中的石头”，“切身感受着河水的流动、砥砺、温度”，“并且将自身的生命信息与能量传递给河流”，“以生命信息和精神能量的集结、聚合来回应时代”16，那么，从事文学史研究时的金理仿佛化身逆流而上的“游鱼”，在水草、水流的阻滞与纠缠中溯源而上，最大限度地准确地探寻河流的原点、奔腾与走向。翻开金理的批评文章，常常有所触动。尽管那些文字并不总是从容自如、斩钉截铁般，但正是在这种以诚挚的感与思作为底色的紧张与徘徊中，文本的丰富性得到了呵护，阅读的张力得以发生，批评的内在精神也得以彰显。

面对流动的文学现场时努力保持磐石般的静和稳与用富于文学感的灵活机动唤醒沉寂的历史资料同样重要，二者的巧妙结合成全了金理论述中开阔与幽微的同生同在，严谨与生动的彼此映衬。正所谓：“凭借着实感来亲证自然与生命，在二者间建立生动、回环的联系，由此生发，亦受其涵养。”17这让我想起了朱自清《新诗杂话》中曾谈到的：“复沓是诗的节奏的主要的成分，诗歌起源时就如此”，“诗的特性似乎就在回环复沓”18。诗歌形式层面的“回环”“复沓”与诗歌思维的内在特质是不可分割、相通相应的，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实践中坚持“文学的态度”，倡导“凭借着实感来亲证自然与生命，在二者间建立生动、回环的联系”的金理，仿佛在不经意间沟通了学术思维与诗性思维。这位长期浸润于百年复旦鲜活、严谨、自由、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与学术氛围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研究者，让我们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复旦的文心与诗心。

更值得提出的是，在金理的相关论述中，体现出了一种明显的思维方法的自觉：那就是努力在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形成动态的、有机的、良性的互动与对话。“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门积累、考订史料的学问吗？”金理坦言：“眼下的文学史著作层出不穷，但以我私心而论，比较偏爱的是那些通过对文学史的阅读而能激发起与当下文学现状甚至切身生活对话的著作，在传统与当下的不断沟通、互释和重新梳理中，可以建立起文学史叙述的途径。”19在这方面，陈思和老师已经提供了范例。对此，金理是颇为敏感的。在收入本书第三辑“善善从长”的《一言何以成新说——关于文学史理论“无名与共名”》中，他先梳理了“无名与共名”理论的形成脉络，并提出：“上述理论的提出过程引发我兴趣的是，对1900年代文学的解读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触媒。”20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当然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文学场域中两种有着各自形态和运转规律的系统，在金理这里，对话、沟通、互释，无不意味着打破孤立、僵化、隔膜、壁垒，以彼此影响、共同生成。这种思维或许可以称之为“耦合思维”21，这也体现了金理对师长辈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的汲取和发扬。当然，在其他论者那里，耦合思维也有存在，但在金理该论文集中，特别是在“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且，在金理的论述中，“耦合思维”的发生不仅仅局限于这一组对象，还体现在“个人”与“时代”，“自然”与“生命”，“现实”与“理想”等诸组对象之间。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耦合思维”所体现的对“互动性”“对话性”的呼吁和建设显得颇为可贵。耦合思维所带来的启示，不仅仅指涉学术话语的层面，在我看来，这种思维与文学实感有着相通的诉求以及现实意义。在我们所处身的时代中，“游离”与“疏离”成了很多人自觉的或者无意识的“选择”，这一方面使主体得以保持清醒的意识和敏锐观察、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主体很有可能丧失新鲜的感知力。也许只有自觉地卸下纯粹理性铸就的盔甲——如《巨人与花园》中那些天真、贪玩、固执而无畏的孩子，勇于在高高的厚厚的墙壁上挖出一個沟通花园“外”与“内”的小小的洞，真正地走进冰封的花园——伸展审美的触角去感受磅礴生命所赐予的痛与悦、悲与欢，怅然若失与欣欣然有所得，真实地内在于生活，感应时代的脉搏，或许才能在时代与社会的纵横交织中找到自己的经纬度，从而真正确立自己的使命感与岗位意识。

“耦合思维”对“互动”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参与其中的对象个体独立性的缺失，恰恰相反，个体往往有着各自井然有序的“自转”22。真正的“耦合思维”，需要个体拥有作为独立主体的自足与丰富。在本书多篇论述中，特别是在“名教”批判的相关论述中，多处可见金理对具备独立感知、思考、判断能力的主体的认同与呼唤。例如，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盛赞浪漫派诗人“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金理对此加以引申“拜伦等人是承继着各自地域的风貌、以独立主体的身份进入、参与到世界文化的序列中，这样才能产生丰富的意义”，还提出“真正的思想、学问必定根植于自我内心而排除外界权威”23。实际上，《反躬自省的“医生”与拒绝被动的“病人”——文学中的医疗与卫生话语》即提供了一种“尝试在极限间的流动状态中生成”的现代主体的个案。这些论述让我想起了“人的文学”“立人”等历久弥新的命题。细读第三辑“善善从长”的相关论述，都可以看出金理强烈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面对前辈研究成果时谦逊与谨慎并存的态度，还体现在汲取与发扬同在的论述实践。该辑《站在“传奇”与“诠释”的反面——关于张新颖〈沈从文精读〉》是本论文集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其最初发表与写作的时间其实与论文集第一篇文学史研究论文《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略说》近似。相比而言，这篇文章的情感能量更为充沛，问题意识也更为强烈，从这篇文章的阅读中能更为清晰地看出有关“名教批判”论题的萌芽，也能看出由这一论题延伸而来的对五四以来思维方式、中国现代意识的核心危机、当代文学创作种种问题的症结等诸多论题的反思及“文学”所提供的可能性方案，而这些，与“源文本”24——《沈从文精读》显然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意思的是，几乎同期，金理还写了以单部作品为核心论述文本的批评文章《“残月至美”——评〈额尔古纳河右岸〉》，文风有所不同，一以贯之的是内在于行文的拒绝“名教”之“酱”与“牢笼”的立场，注重平等互动互释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文学与具体生命丰富可能性的期许、对“平等地和自然中的千汇百物对晤、交流”25的召唤、对“与万物相遇、沉潜其中”的辽阔空间的发掘26、对“自然万物在循环流转间也潜滋暗长出不息的生机”27的珍视。

本书的阅读中，有时，在一贯的温和冷静中陡然遇見腾然升起的近乎偏执的追问，最开始我会感到吃惊，继而很快会想到在思和师的弟子中广为流传的一段话：“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的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持。”28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论题在理性的逻辑运转中，必然蕴含着情感的能量，这样的论题与传统不仅自身是具有生长性的，而且会带动、激发读者的思考，并促进新的论题的生长，也正是在层出不穷的有机互动中，思想与文学的种子不断地破土而出，栉风沐雨，渐渐蔚然成林。

【注释】

①②④1517金理：《文学“实感”论——以鲁迅、胡风提供的经验为例》，见《写在文学史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49、49、37-39、52、57页。

③金理：《贾植芳先生的晚年书信》，见《写在文学史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235-240页。

⑤16金理：《同时代的见证·后记》，见《同时代的见证》，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第297、300页。

⑥曹文轩：《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曹文轩文集·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曹文轩：《审阅者序》，见[美]布鲁克斯、沃伦编著《小说鉴赏》，主万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⑦曹文轩：《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见《曹文轩文集·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360页。

⑧⑨[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序言与开篇》，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3、346页。

⑩“述而”批评文丛是上海作协与世纪文景于2018年合作推出的上海青年批评家的论文集，共计11种，《写在文学史边上》正为其中之一。

11张屏瑾：《文学与人民》，见《追随巨大的灵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85页。

12来颖燕：《“在一个世界里感受，在另一个世界里命名”》，见《感受即命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83-98页。

13张定浩：《文学是写可珍重的东西》，见《竭尽全力的轻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67页。

14张屏瑾：《追随巨大的灵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231页。

18朱自清：《诗的形式》，《新诗杂话》，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第75页。

19金理：《博采众长开新史——关于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见《写在文学史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299页。

20金理：《一言何以成新说——关于文学史理论“无名与共名”》，见《写在文学史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267页。

21“耦合”本为物理学的术语，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者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笔者对“耦合思维”一词的使用受到祝克懿老师《论“对偶”体式在汉语写作中的认知意义》一文的启发。该文以最具整句结构特征，最充分体现耦合性思维特征的对偶为例展开讨论，认为“对偶思维实质上是一种耦合性思维。在汉语写作中对偶思维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整体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有密切的联系，而且直接得益于文化传统中有机循环的整体思维与和斜对称思维”。参见祝克懿、吴礼权编选《启林有声》，商务印书馆，2017。

22陈思和：《一所小小的高校图书馆，在历史的公转中自转》，《文汇报》2018年10月15日。

23金理：《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略说》，见《写在文学史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4-5页。

24不同于翻译理论中的“源文本”，指的是对话系统中具有源头和启发意义，包含丰富信息，引发对话可能性的文本。

25金理：《“残月至美”——评〈额尔古纳河右岸〉》，见《同时代的见证》，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第193页。

2627金理：《“这是你的春天 别再沉默”——初读杜涯的诗》，见《同时代的见证》，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第262、263页。

28陈思和：《方法、激情、材料——与友人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见《黑水斋漫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113页;参见周立民：《思省学之源 和谨师之道——记中文系陈思和老师》，见《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156页;金理：《“爱”与“岗位”——记我眼中的导师陈思和先生》，见《一眼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第12页。

（王利娟，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