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鹭 陈剑晖

多么漂亮的封面设计！淡蓝的色调、遥远辽阔的地平线、高耸挺拔的白桦树;白桦树干的下部呈黄褐色，还有树干上若隐若现的伤口，这些似乎都在诉说寒冬的严酷和岁月的沧桑。这样的封面，准确地象征了全书的气质、格调和内容。是的，辽阔、博大、厚重、诗性、想象，这就是我读完李建军厚厚两大册新著《重估俄苏文学》之后的总体感觉。

俄罗斯和苏联文学，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挥之不去、爱恨交加的一个情结。这是由于，俄罗斯这个民族对于中国人来说永远是一个谜团：它富于艺术气质和创造精神，却常常陷进平庸、呆滞、自私、贪婪的泥淖;它内敛而谦卑，相信道德和信仰的力量，却极端傲慢与自负，从来不懂得与友邻和睦平等相处;它热爱和平，礼赞自然，却迷信马蹄和军刀的力量……正是这一切的自相矛盾和复杂多变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对这个北方的庞然大物又爱又恨。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意识与文学价值观，包括我们的文学标准、制度、生产方式，都是在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这正如李建军所说：“中国最近一百年的许多事情，都需要到俄罗斯去追本溯源，去寻找理解的入口和阐释的线索。离开俄罗斯，中国自晚清以来的近现代历史，根本就无法说清楚;离开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起源问题和观念体系的形成，也根本无法说清楚。”①正是从两者的联系出发，我以为李建军研究俄苏文学，其实就是在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或者说，重估俄罗斯文学，虽是他山之石，却是攻玉之书。李建军以宏阔的理论视野与现实关怀，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实际境遇，按照自己的理解与把握，并根据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变化方向和精神状态，来提炼当代文学必须面对的重大主题，以及寻找中国当代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的相关性、差异性和共通性。因此，《重估俄苏文学》可以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和目标的一次有效校正。

在《重估俄苏文学》中，李建军将俄罗斯文学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以19世纪文学为代表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即“俄罗斯文学”;一个是十月革命之后形成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即“苏俄文学”。“俄苏文学”就是这两种文学的合称。李建军认为，这是两种文学性质和文学气质完全不同的文学。前者是高度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文学，后者是高度集体化和单一化的文学。“俄罗斯文学”是会忏悔和流泪的，但“苏俄文学”既不会忏悔，也不会落泪：“契诃夫的海鸥，显得非常无力，是忧郁和感伤的象征;而高尔基的海燕，则像会飞翔的狮子，内心充满征服一切的自信和力量。”②这个梳理很重要，可视为本书的逻辑起点，也可以说是纲举目张，既清晰又富于学理性。以往，我们读俄罗斯文学，往往将这两者混为一谈，这样难免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结论。

揆清、界定“俄罗斯文学”与“苏俄文学”两个概念的联系与不同之后，本书便以专题的形式，围绕“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经验和标准”这一中心，从“精神气质与伟大传统”“文本解读与经验开掘”“文学批评与理念建构（上）”“文学批评与理念建构（下）”“观念变异与路向转换”“接续标准与创造辉煌”六个大的方面，探讨分析俄罗斯古典文学与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转向和断裂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俄罗斯文学到底有哪些伟大经验和可靠标准？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理解和吸纳？从而实现与伟大文学传统的弥合与接续，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辉煌。

先说“精神气质与伟大传统”。这是《重估俄苏文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因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它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传统。一个民族的文学越是成熟，它的精神气质就越明显，传统就越强大。李建军认为，“深沉的苦难意识、强烈的宗教意识、强大的自由意识和热情的人道主义精神，影响着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气质，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基础和精神传统，使它成为一种充满道德诗意和批判激情的高贵的文学”③。他通过分析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创作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行动，指出，俄罗斯文学之所以高贵和善良，一是他们有知识分子的良知、人格尊严和信仰，所以他们不畏强权，敢于抗争。二是他们有文化教养，所以他们崇尚自然朴素，追求崇高博大与优雅，对一切庸俗、粗野、下流的东西抱着深深的反感。三是从伦理精神看，俄罗斯文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怀着深深的罪感和忏悔心理，叙写苦难和不幸。一种是怀着强烈的焦灼和不满，以喜剧的幽默和讽刺的方式，揭露生活的残缺和可笑，表达对乏味、沉闷的庸俗生活的否定态度。正因俄罗斯文学有这样的伟大传统和精神气质，所以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而不是唯美主义的文学，但它有一种来自骨子里、来自灵魂深处的高贵、博大与优雅，同样值得我们脱帽致敬。反观我们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我们极少见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忏悔伦理，也很少看到彻底意义上的忏悔行为。而高贵优雅的文化教养，在我们这里更是一种“稀缺资源”。相反，欣赏丑陋，认同庸俗，追逐粗鄙却成为一种时髦。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便与高贵、善良、温暖与优雅无缘。从这样的高度看，李建军在《重估俄苏文学》中，将“精神气质与伟大传统”作为总体性概括，置于全书的上卷第一章，是相当必要的，其用意也十分明显。

“文本解读与经验开掘”，也是《重估俄苏文学》关注的重心。那么，俄苏文学究竟有哪些文学经验可资我们借镜？在这方面，李建军主要是通过深入而细致地解读俄罗斯经典作家和作品来体现它的学术构想和目标。因为在他看来，蕴含于经典作家和作品中的文学经验更具体、更感性、更丰富，因而也更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美学意识和文学创造力。举例说，在《朴素而完美的叙事经验》这一节里，李建军指出，“契诃夫在提高小说的写作技巧和修辞水平方面，为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贡献”④。而契诃夫在小说艺术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他的文学经验主要体现在：其一，朴素的叙述方式与简洁的语言形式;其二，让读者通过客观的形象和画面与人物相遇，既感受到丰富的诗意情调，又体会到作者的心情态度;其三，契诃夫也用比喻，但是他的比喻不是那种炫奇弄巧的比喻，而是一种朴素的让人觉得熟悉和亲切的比喻。总之一句话，“在简单和朴素里追求丰沛的诗意，这就是契诃夫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经验”⑤。你看，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而在中国当代作家这里，小说的叙述要么是不断地重复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要不就是故意设置一个又一个所谓的“叙述圈套”。而一旦涉及比喻，更是没完没了、毫无节制的炫奇弄巧、恃才使气。可见，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的确存在着致命的华而不实、浅薄造作的弊端，因此，中国当代作家很有必要补一补课：一是补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只有回归传统，立足现实，重视中国经验，我们才能辩证地去对待西方的文学，而不是像過去那样盲目崇拜、生硬照搬和模仿。二是补一补俄罗斯文学的课，比如向契诃夫学习如何用简单朴素的叙述去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向托尔斯泰学习如何突破个人狭隘的经验世界，去体验一切的生活和观察理解整个世界。向普希金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纯真朴实而又丰富和谐的自然主义者，等等。我想，这正是本书另一方面价值的体现，也是李建军梳理开掘俄罗斯文学经验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文学批评与理念的建构”，分为上下二章，在全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为什么李建军如此重视俄罗斯的文学批评？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三大批评家”的巨大影响力所致;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积贫积弱，问题多多，所以李建军想借俄罗斯文学批评这块他山之石，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猛击一掌。在这一专题，李建军主要是通过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米尔斯基，以及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批评家和作家的评析，来表达他对批评的理解以及批评理念的建构。他指出：“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风气，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尤为巨大，不可低估。”⑥所以，文学批评的责任和使命，首先，在于纠正一个时代不良的文学风气，创造健康的文学环境。其次，要通过对优秀作品的解读，培养和提高读者的文学鉴赏力。最后，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是要为时代的文学提供可靠的判断标准和成熟的观念体系。从这样的高标出发，他充分肯定别林斯基关于文学的“个人生活”和“普遍性”相结合的见解，认同别氏对文学的“社会性”和“人类性”的责任与使命感的强调，赞同别氏文学是植根于“利他主义”的“伟大理念”。他认为杜勃罗留波夫关于“人民性”的写作理念，是“黑暗王国里的一道闪电”。而公正、勇气与鉴赏力，是衡量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的道德试金石。对于托尔斯泰文学评价的三个标准，李建军不仅认同而且对其进行细致具体的分析，因为在他看来，“有助于善，方成其美”。总体来看，李建军对于“积极地”“健康地”“批判质疑”的写作，对于有责任感和良知正义，有益于提升民族和全人类整体精神水准的文学批评是极力维护、高度肯定的。相较而言，我们时代的文学，不论是创作还是文学批评，的确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成熟标志。我们的文学创作总体上缺乏深刻成熟的思想和人性描写的深度，以及对时代的责任与诚实。我们的文学批评不但缺乏坚定的理念、理想主义的激情与建构自己话语体系的雄心，而且把人情世故和利益得失置于文学之上，缺乏别、车、杜那种大无畏的坦率精神和“论战家”的品格。如果我们能清醒看到这一点，即便别、车、杜等俄罗斯批评家的批评中有不少偏激和知识上、审美上的缺陷，我们也能够抱着“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待之。在李建军看来，我们只有以这样的态度和立场来追怀和重评别、车、杜，我们才更有可能对正在前行的文学批评进行“重新确认”，并在俄罗斯的文学批评遗产中找到“精神的烛火”，从而走出“阿里阿德涅之线”的困境。

不过，读“文学批评与理念建构”这一专题，我也感到了某些不足。也许是对别、车、杜较为熟悉，我特别留意写别林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的章节，但在《文学批评的伟大典范——重读别林斯基》这一节中，我没有读到关于《一八四○年的俄国文学》《一八四一年的俄国文学》以及《一八四二年的俄国文学》等年度述评的评析。这些全景式、宏观式的概论，既梳理了俄罗斯文学的整个发展流向，探讨了本年度文学创作的深度问题，又对不良的创作倾向予以尖锐的批判，且处处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和文学的洞见。可惜在李建军的《重估俄苏文学》中，别林斯基的这些全景式的宏论被忽略了。而实际上，在我们当代文学批评中，最缺少的就是别林斯基这一类能左右一个时代文学的倾向，引领读者审美趣味的全景式宏观批评。再说杜勃罗留波夫，他对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等小说文本的解读是多么精辟超前啊！他从这两部小说中发现了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萌芽，并发出“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的提问，同时指出这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这些敏锐的批评，发现并挖掘出了作家本人也未曾意识到的作品的思想内蕴（连屠格涅夫本人读后都感到十分震惊），体现了一个批评家可贵的品质——超前性与预见性，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这种难得的批评品质，同样是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家所匮缺的。十分遗憾的是，对杜勃罗留波夫这一批评特质，《重估俄苏文学》亦未能进一步挖掘。当然，这绝不是李建军没有这方面的挖掘才能，而是《重估俄苏文学》考察的文学时间跨度太长，面对的问题实在是太大太多了，加之要评述分析的作家、批评家众多，李建军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有所偏颇和遗漏，实属正常。

“接续传统与创造辉煌”，是《重估俄苏文学》的最后一章，也可视为李建军对俄罗斯文学的追怀与致敬，以及对蹒跚前行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期待。在这一专题，李建军主要考察了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代表性作家：曼德斯塔姆、左琴科、帕乌斯托夫斯基、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格罗斯曼、阿列克谢耶维奇，等等。我们看到，即便苏联文学中渗透进普列汉诺夫式的僵硬“绝对一贯性”，托洛茨基的阶级论与“革命代数学”;即便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大管家日丹诺夫，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将瓷器店里的精美艺术品践踏得七零八落;即便经历了赫鲁晓夫“解冻文学”时期的乍暖还寒，以及勃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与平庸，但令人惊讶和值得庆幸的是，由普希金起始，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伟大作家发展和巩固的俄罗斯文学传统，虽不断受到冲击，但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存在，它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于是，在曼德施塔姆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到普希金的自由精神的影响;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里，我们感受到了俄罗斯大自然的温和、诗性和优雅;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里，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他勇敢地揭示了苦难的真相，展示了俄罗斯民族心灵上的伤痕;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巨型人道主义叙事”，同样是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完美接续。在对这些优秀作家，尤其是对帕乌斯托夫斯基、肖洛霍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等作家及其文本细致而具体的解读中，李建军总结出了三条文学经验：一是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一旦形成，就不会那么容易消失。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勃然复兴，并以积极的姿态影响我们时代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写作。二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是伟大的，也是强大的。正是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低估乃至漠视俄罗斯文学。三是一切成熟的作家和伟大的写作，都是在传统影响下的写作。完全没有传统经验支持的写作，是不可思议，也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文学之所以优秀和伟大的作家层出不穷，就因为他们身处永不干枯的传统河流中。反观我们中国，自五四新文学之后，先秦以来的伟大文学传统便出现了断裂，及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几乎荡然无存。尽管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化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重视，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先锋文学便以不可遏制之势，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地位，而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则在这种文学时流中被认为是“古董”而遭到抛弃冷遇。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膜拜西方的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的时流裹挟下，作家和批评家却越来越让人失望：他们不缺文学的才华，却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成熟的思想;他们有足够的聪明，却缺乏说真话和揭示真理的勇气，而且很多时候都是为某种外在的目的而写作，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和批评缺乏目标、方向感和判断力。此外，他们对优良的文学传统十分隔膜且缺乏应有的敬意，这样内容的淺薄、技巧的模仿与语言的粗糙，便不可避免。显然，李建军对“消极写作”深恶痛绝，所以他坚定认为：《金蔷薇》《静静的顿河》等伟大作品所包含的真理，依然是我们很宝贵的经验资源和可靠的参照。也就是说，只有尊重传统，学习传统，按照自己的心灵原则和真诚原则进行写作，而且有自觉的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悲剧精神，作家才有可能再续传统的辉煌，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持久生命的优秀之作。

作为一部八十三万字，经营了十四年的沉甸甸之作，《重估俄苏文学》可谓体大思精，视野开阔，内容丰赡厚实，且眼光独到，识见不凡。更为可贵的是，它不仅有深厚的学养支撑，有着独特的气质与品格，而且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

其一，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重估俄苏文学》显然不属于那种欣赏把玩、吟风弄月的才子型著作，而是感时忧愤、带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社会性写作。李建军试图去揭开俄罗斯这个驾着三套车的民族的种种谜团，包括它的复杂多变的民族性格，这个民族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文学巨人，以及它的文学为什么会如此深远地影响、改造了中国文学，等等，正是抱着这样严肃的问题意识，以及对真理的热爱，对文学事业的敬意与虔诚，李建军才有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大书。再说批判精神，这可以说是李建军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和一贯作风，而这种批判的锋芒，在《重估俄苏文学》中也随处可见，这使得该著读起来痛快淋漓，有目标和方向感。我以为，批评中始终保持着一种锐度，正是李建军整个批评活动中最为可贵的一种素质，它使得李建军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一个“另类”。如众所知，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有太多的表扬式、抚摸式的“友情批评”，以及太多的词不达意、不痛不痒的温吞水式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批评氛围中，李建军这种特立独行、大无畏的坦率批评才显得如此可贵与可爱。

其二，《重估俄苏文学》的写作，表明李建军是一个有立场和责任伦理的批评家。因有立场，他的批评有稳定的价值向度和理想主义光芒;同样，因有立场，他的批评坚定、独立而自信。与批评立场相联系的是，李建军的批评有一种难得的责任伦理。我这里所说的“责任伦理”，一是指其批评有见解、胆识和担当。他不是以轻佻游戏的态度来对待批评，而是将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发现真理和解释真理的崇高事业。二是他的批评一方面遵从感性、坦率犀利;另一方面又论证充分、逻辑缜密、富于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建立于广泛的阅读與腹笥丰厚的知识准备之上。三是李建军批评中的责任伦理，还表现在他既有明锐精准的判断力，有发现问题的眼光和提出问题的勇气，还有深切的对于文学的爱与知。他深知居高声自远，文学须有高标，有独立的品格，高贵的精神气质和理想主义，而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急切需要的。

其三，我们说《重估俄苏文学》是一部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个性的专著，还因为作者有自己的“调性”（借用米尔斯基的术语）。我这里所说的“调性”，不仅仅指作者的情绪、语调和语气，也指作者不同于别人的表述方式。比如，在“一元决定论与灰色阐释学——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理念与文学批评”这一节里，李建军这样写道：“20世纪80年代初期，你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大学读中文。那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时代，就连燕子的呢喃声里，似乎都有着文学的腔调和韵致。那是中文系学生节日一般美好的春天：几乎每天都有可谈的新鲜话题，几乎每天都有可读的优秀作品。……像当时的许多文学青年一样，你也做着自己的文学梦。你把别林斯基的著作放在书包里，形影不离地带在身边。你沿着他的文字铺出的路径，在俄罗斯文学的大地上漫游，看三套车在无垠的雪原上飞奔……”⑦“那么，好吧，就在这北方远离尘嚣的青山绿水间，就在这早晚间清凉如秋的盛夏季节，开始沉思和清理吧。”⑧表述中插入第二人称，有时甚至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这样的表述大概只有像李建军这样“另类”的批评家才敢使用。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表述打破了我们理论著作常有的沉闷和乏味，使理论著作不再是“灰色的”，而是洋溢着生气和灵动，从而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与美感。

不但表述别具一格、摇曳多姿，《重估俄苏文学》的文字也是优雅和富于诗性的。请读《用伟大的经验矫正自己时代的文学——帕乌斯托夫斯基与他的〈金蔷薇〉》这一节：“读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就像看萨符拉索夫等‘巡回画派的风景画。积雪正在消融，白嘴鸟又回来了，栖止在白桦树上的旧巢边，个个跃跃欲飞，显得很是兴奋;大雨过后，乌云散去，阳光在道路的积水上闪烁，到处弥散着清新的气息。收割后的麦田里，有几堆麦秸垛，其中一堆上面站着一只鸟，远处有空旷的田野，有转动的风车，有一条安静的小河，还有几只刚刚飞离地面的鸟儿。”⑨像这样的批评文字，在《重估俄苏文学》中随处可见。这些明亮、温暖、朝气蓬勃的文字，闪烁着诗性的光芒，渗透进作者的生命、感情、灵魂，高雅的审美调性和个性，有一种别样的艺术魅力。如此，尽管《重估俄苏文学》是一部理论专著，但由于李建军将学问、史料、见识和文采完美地融化于一身，而且他的理论不僵化，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藏在文本与经验中，即通过文本分析将理论激发出来，让理论成为一种活的思维和生机勃发的文学语言。因此在许多地方，我们都可将他的理论文字当作词采优美华赡的散文作品来读。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重估俄苏文学》一书的标题，也是富于诗性的。比如：“低掠水面的海鸥”“一只把头藏在翅膀下的鸽子”“血床上绽放的乌托邦之花”“一双煮得半熟的靴子”“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等等，就富于文学的情采和趣味。再如，书中的“黑暗王国里的一道精神闪电”“手持戥秤和柳叶刀的批评家”“一元决定论与灰色阐释学”“早春时节的一场暴风雪”“异端的风度与愿景”“浅蓝的色调与鸽子的温柔”等许多章节，读者都可以将其当作闪耀着灵性与人性的光芒，氤氲着诗性与想象，既自由舒放又文采丰赡的散文来读。我认为，立场、价值、眼光、判断、诗性、想象、情怀、文采与趣味，正是《重估俄苏文学》一书引人入胜的魅力之所在。从这方面看，李建军的《重估俄苏文学》迹近于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著。而这，正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史。

记得四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文科大学生时，我对俄罗斯“三大批评家”就情有独钟，并且在大学时就读完了别、车、杜的大部分著作。现在读着李建军的《重估俄苏文学》，感到格外地亲切。它勾起了我尘封已久的“俄罗斯记忆”，使我有机会重温伟大的文学传统。是的，伟大的文学经验和标准，“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对于艰难曲折、负重前行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更是如此。■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上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第9、12、21、341、342、399页。

⑦⑧⑨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下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第676-677、677、893-894页。

（陈鹭，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陈剑晖，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