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文学的出现，是新世纪以来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在消费主义的浪涛中，市场先于文坛的出场方式裹挟着这一代作家，在时代的潮流中浮沉。从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80后作家是幸运的，他们既没有经受过特殊时期的规训和创伤，也很少体会物质极度匮乏的饥饿与惶恐，更不必因为文化思潮的不停更迭而怀疑自我和反思时代。“他们依照生命周期的时序，记录身体与心灵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不仅显示出青春小说的一般特征，还完整地表现了从反叛到皈依的成长蜕变，呈现出最典型的成人礼写作模式。”①因此，80后文学创作大多与作家们的成长历程和生命体验紧密相关，因成长环境差异的普遍存在，80后文学创作的叙事背景和抒情场域往往是多元而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已经成为研究界不可忽视的显在问题。

近年来，80后作家的创作渐趋呈现出“城市”与“乡土”的分野。新世纪前十年，人们对80后作家的认知基本上是对中国城市青年一代的群体想象，甚至是市场和畅销书机制共同缔造的某种文学偶像。2010年后，这种局面似乎发生了根本改变。一股新的80后势力正在生长，这些被称为“乡土80后”的作家们，普遍有与乡村相关的成长经历。他们并没有在最热闹的时候走进人们的视野，相比于借助作文大赛成名和网络平台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甫跃辉、马金莲、宋小词、孙频、陈崇正、郑小驴等人，以《人民文学》《收获》《钟山》《山花》等老牌文学杂志为依托，坚持着纯文学创作。他们郑重提出了80后一代人如何与历史对接的命题，将笔触拓展到更为广袤的土地上，从乡土视阈观察感悟自我生命历程，勾勒极具地域色彩的风俗人情和转型期乡土伦理的裂变。

一、“乡土80后”：进入文学史的成年礼

“乡土80后”似乎已成为一个惯用的称谓，当人们谈起他们的时候，脑海中会自动关联出上述几人的名字。但是，当我们仔细辨认他们面目的时候，会发现仍然模糊。随着80后作家群体的逐渐成熟与分化，其内部充满了多变的层次性和不确定性，他们既是一个个单独的原子式个体，同时又因为某种代际属性而被理所当然地融合进群体概念中表述。当我们要去具体划分“乡土80后”范围时，“乡土”与80后两种属性之间相互交织却又似乎在彼此排斥，导致这些作家自身很难具有自觉且基本一致的文学价值认同，批评者们也并不容易在他们的创作仍未完全成型的前提下过早给出相应的文学史客观定位，于是在当前学术语境下，“乡土80后”的概念界定必须放置于时间与空间的坐标系中进行综合考察。

首先，理论界和读者群对80后作家有一种整体的形象预设，无论是对其生成与生长的语境还是写作风格，都有着某种认知固化的倾向。在文坛代际之争中，“韩寒们”因为与市场和新媒介的姻亲关系一直被主流文坛诟病。尽管不少学者对80后这一命名方式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但是都不能掩盖80后已然是代际概念的核心议题这一事实，并与此辐射出的“××后”形成了比较的态势。有关于他们的话题，从来都是文坛热议的焦点，比如2006年韩寒与白烨就80后作家文学成就与文坛地位的爭论，已经成为当时整个文学界甚至文化领域的重要议题，再如阎连科、杨庆祥等人对这代作家困境与出路的剖析，也都彰显了代际视野中的想象与误读。

代际问题建立在人的生命属性基础上，“它就是以生物学的自然属性作为划分基础，然后立足于社会文化的视野，审视并探讨代与代之间的关系”②。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产物以及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晶，与创作主体的生活经验、价值观、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和语言习惯等息息相关，一代人的审美范式也与其所处的时代之间存在着或隐或现的同构关系，不可避免地铭刻下代际的烙印。事实上，社会的迭代和发展，既需要代际之间累积的文明继承，同时也需要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某种反叛与超越才能实现。80后文学作为青春文学的当代代言，选择以反抗某种权威和传统的姿态在文学领域自立门户也就自然而然。从《三重门》在中学生群体中的“洛阳纸贵”到十四册《韩寒全集》郑而重之的出版，韩寒以追求自由生长的人生理想来反抗家庭的强势规约、反抗教育制度的单调枯燥、反抗历史叙事的政治意图，最终却以日常生活为人物命运的落脚点;张悦然的《毁》等叛逆系列故事，基本都以家庭优渥的女孩儿与另类男孩儿的出走开始，到结束放弃稚嫩的爱情返回家庭;颜歌的小说中也常见背叛逃离的青年男女，他们对父辈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充满了抵触，最终与父辈达成了和解;甫跃辉塑造了一系列渴望用文学改变命运的青年人形象，他们倔强又执着地向生活发出呐喊声，却终于彷徨在现实的十字路口，举手投诚于生活的麻木和残忍，马金莲更是从来都在讴歌艰苦环境下传统而隐忍的善良女性，极力挖掘人类淳朴美好的心灵……

不难看出，80后作家的精神轨迹，事实上正在或已经进入了“反传统—传统”“反叛—皈依”的传统序列，他们的创作道路遵循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整体精神走向，“这种随着作家的成长、生活的转折而个性和理想却渐趋消亡的特征，构成了中国作家精神发展的基本轨迹”，“纵观20世纪的中国作家的精神轨迹，他们似乎都陷入了这样一个序列之中，理想（拯救）—失败（逍遥）—理想—失败……”③在难以撼动的现实面前，无论哪个代际的作家都显示出了富有弹性的价值抉择，这也正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精神循环。与50后、60后、70后作家的成长经历不同，80后作家生长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开放的时代，这使得青年人本能的反叛得到较为顺畅的表达，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顺乎自然地皈依于自身对生活的体悟。他们没能借助巨大的政治历史裂隙催化出断裂的激进青春，身处经济转型期的日常变革中，只能于新的文化空间中寻找突破和独立的可能，并在想象性的文学世界中完成激烈动荡的青春礼赞。

客观地说，新世纪以来的文坛，没有哪一代人能够独领风骚。但长久以来，以资历为重的文化传统，以及创作群体对文化领域资本和话语权的激烈争夺，都导致了对年轻人或有意或无意的遮蔽。先代作家基本不可能主动退出历史的舞台，也不会放弃掌握书写时代和阐释历史的权力，以及这些阐释中建构社会生活与精神史的职责与使命。但是，不同代际作家间的交流、融合甚至是争夺，才是为文坛注入新活力的有效途径。于是，我们发现文坛“老人”与市场推手不约而同地将“青春”“叛逆”等标签贴在80后作家身上，与此相应的，80后作家非但没有忙于甩脱这些标签，反而正是通过这些特征赋予自我内涵，达成初步的代际共识，确立位置，并在不断的成长中寻找突破的可能。从叛逆到皈依，从青涩到成熟，从群聚到自立门户，这其实是多数时代的作家们都走过的路，也正是在这种代际更迭间的继承和否定中，文学才成为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有效通道。

其次，在共时维度中考量“乡土80后”的文学创作，可以更客观地衡量其在当下的意义和价值。在城市化急剧发展的大背景下，“乡土”与“城市”总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场域，并跳出单纯的空间概念，承担了更多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判断功能。在普遍消解二元对立壁垒的学术语境下，我们惊异地发现80后作家越来越明显地分化成“乡土”与“城市”两大阵营。新世纪初期，以韩寒、张悦然、春树等为代表的80后作家群率先登场，韩寒的《三重门》《像少年啦飞驰》，张悦然的《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春树的《北京娃娃》、笛安的《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等作品，将自身成长经验融进对城市的想象之中，以一种强烈的时尚感彰显一代人的成长轨迹和精神特质，力图体现个体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在城市的欲望洪流中被塑造、异化、挣扎反抗的生命历程。仅有李傻傻、刘一寒几人持续展开乡土书写，贡献出《红X》等较为成熟的作品，呈现出叛逃乡村少年眼中的乡土世界样态。

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更多80后作家崛起，他们自觉地将目光转向逐步破败的乡村以及越发广大的城乡接合部，致力于表现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化变迁，尤其是展现生存在土地之上的“人”的境遇，比如马金莲密集地发表了《父亲的雪》《碎媳妇》《长河》等作品，她立足于偏远贫穷的西海固地区，在极度贫寒的生活中努力挖掘微小生命的瞬间光泽;甫跃辉植根云南边陲村落，在《鱼王》《巨象》《收获日》等作品中，既可以见到未在历史的变动中被颠覆和改变的乡土世界，也可以见到恓惶、沮丧又跃跃欲试的“向城而生”的农村青年;还有转型后的颜歌，笔下安静祥和的平乐镇散发出琐碎细腻的乡土气质……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质量，“乡土80后”都足以与“城市80后”匹敌，更重要的是，他们以自己成长的故乡为原型，建构起多样的地域书写空间。也就是说，“乡土80后”作家开始稳稳地扎根在乡土之中，这种“有根”的写作状态令他们底气十足，他们可以精心建构、连点成片、渐成规模，典型的乡土空间与上海、北京、深圳甚至海外遥相呼应，实现对新时代的多向度观照。

二、80后作家鄉土书写的基本样态

今天，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指涉乡土的话语在凝视和想象中有着多重的分裂和矛盾：在新文学的传统中，乡土既有神性美好、宁静真淳的一面，又经常暴露出愚昧落后、衰败荒芜的精神景象。前一种视角将乡土文明视为符合人性的自然和谐的生存方式，后一种则用启蒙的视角映照乡土的蒙昧落后。80后作家基本继承了两种视角，但是他们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叙述压力。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后乡土时代，工业化和城镇化打破了农村的封闭性、自足性，资本裹挟着物欲席卷着大地，它吸收了乡村过多的劳动力，使得留守儿童和老龄化问题越发严重，葛水平的《空山·草马》就将这种“空心村”的景象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计划生育政策是80后成长历程中重要的事件之一，也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公权力的压力，郑小驴就在《不存在的婴儿》《西洲曲》等作品中记录了计划生育带给他的童年阴影。另一方面，文学书写乡土可以说是新文学以来的主流之一，莫言、贾平凹、阎连科、鬼子、徐则臣、叶炜等50后、60后、70后作家敏锐地发现了乡土剧变带来的诸种现象与影响，对乡土世界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在这种叙述压力下，80后作家想越过“高山”挖掘出独特的乡土感受，恐怕有相当的难度。

中国新文学肇始以来的一系列优秀创作，为今天的作家书写和想象乡土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感性经验框架，这让80后作家中有欲望书写乡土的那一部分比较早地进入了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学谱系，然而重复性的写作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文学野心，于是，参透甚至升级这种文学谱系也就成为80后作家标定其乡土书写范式和立场的突破口。

这种努力首先表现在叙事层面。80后作家非常明确：“我”要书写“我的”乡土。这种延续80后作家强烈个人化情结的创作心态，使他们更乐于采用儿童视角下回溯性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现代文学赋予了儿童“看”的权利，标志着从“长者本位”的传统伦理向“幼者本位”的现代伦理转变。周作人、鲁迅、冰心等人都尝试通过儿童叙事进行启蒙，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沈从文、萧乾等作家也用儿童的视界和思维组织情节，抒发乡愁。童庆炳认为“作家童年的各种体验在心灵里形成了最初的却又是最深刻地先在意向结构核心”④。童年的乡土经验是80后作家创作的重要故事资源，他们或用孩子单纯善良的心灵感知自然与人情的美好，构筑梦幻般的乡土景象，或透过儿童与成人视角的罅隙，窥探到现实生活的残酷与乡土裂变带给人的震颤，乡土世界的“常”与“变”逐渐显现。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用孩童质朴纯真的目光记录了西海固人的风俗习惯，品尝浆水中流淌出的脉脉亲情，作家还因地制宜地发挥顺口溜和童谣的作用，童趣盎然，又凸显出地域文化色彩。甫跃辉笔下的云南瑰丽旖旎，浮动出虚晃又迷茫的青春记忆，《少年游》《初生记》中，通过“我”的视线，看到了乡村社会庸常的生活状态与情感变迁，爱与恨都在平缓地发酵酝酿。颜歌构建了一个川地小镇“平乐镇”，镇子安静平和的外表下许多小家庭的秘密暗自涌动，小女孩儿就在与家人、朋友、邻里的冲突和融合中成长，作者在其中抛弃了以往空灵、华丽的叙述风格，转而经营自己“邮票大”的桃源小镇。

当乡土撕碎和善的面貌并向他们展示生命的无常与生活的悲凉之后，“乡土80后”们笔下的人物才真正步入成熟。宋小词的《血盆经》通过小道士何旺子串联起山村留守一族中弱势群体的悲欢，并以悲悯的情怀抚触乡村女性沉重、困苦、血腥的生命历程。郑小驴多次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在基层的野蛮执行给他童年带来的阴影，《不存在的婴儿》甚至采用死去婴儿的视角倾诉政策性的小阵痛给一个普通家庭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个体在时代漩涡中被损害、被忽视的命运让人痛彻心扉。孩童内心的天真无邪与外部世界的千钧重压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样具有揭示悲凉真相、诘问世道人心的表现力量。

其次，虽然惯用儿童视角观察世界，但是80后作家已经能够有意识地探讨繁复驳杂的生活面貌与社会现象，故事资源也比较丰富，既有历史的宏阔，也有日常的琐屑;既有活人的悲欢，也有鬼怪的牵挂。这些作品叙事精神指向的含混与多极、叙事方式的诡异与杂糅，很难用某种单一的美学话语来概括。这种混杂多变的叙事风格，与现实中国乡土的模糊样貌和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密切相关。如果调动童年记忆，多数在乡间长大的人都听过鬼神传说，它们或许是“阿长和《山海经》”，或许是“美女蛇与书生”，或许是敬拜祖先的繁文缛节，绵延的鬼神叙事正是民间文化的一大特色。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鬼神观念逐渐被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淹没，文学界开启了一场漫长的“祛魅”革命。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热潮又将作家推向了民间文化，莫言的《生死疲劳》《檀香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迟子建的《亲亲土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一批风格怪诞的作品，展示了斑驳的乡村现实情境和历史图景的同时，也将乡土文明中神秘莫测的一面凸显出来，带给读者超越现实的审美冲击与新鲜猎奇的阅读体验。

80后作家延续了80年代以来的文学返魅倾向，其创作与瑰丽奇绝的地域文化融合，作家们在神秘鬼魅的氛围中探寻游离的自我与精神世界的苦闷挣扎，乃至乡土精神持守者们的孤寂和悲戚。甫跃辉在《红马》中讲述了一段乡间传奇往事，村保安队长剿匪后连夜骑红马回村，途中不小心被女子魂魄纠缠，回村后发现女子变成了一把檀香木梳，保安队长遂将其扔入火中驱邪。半个月后红马死了。红马英勇救主，现实中的爷爷纪念他的爱马，爷爷死前被神秘的光焰卷走的景象让人惊叹，这究竟是民间故事还是爷爷一段隐秘的往事？《玻璃山》中，小雅因为思念死去的父亲，时常到父亲坟前探望，与拿着玻璃珠的男孩成为好友，殊不知小男孩竟是意外死去不久的鬼。云南民间历史悠久的巫蛊传统，以及其险峻的山川、独特的民俗植根于甫跃辉的内心深处，塑造了他观察世界和表达世界的基本方式，鬼神成为一种潜在的精神想象和思维方式。更多的时候，80后作家并不直接书写鬼怪，而是建立一种亦真亦幻、神秘诡谲的叙事氛围。比如马金莲的西海固，这片曾经产生《心灵史》的土地笼罩在神性氤氲的氛围中，庄严的节日庆典、阿訇超度亡灵、叫魂驱邪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场景，渲染出宗教神秘性和虔诚的信仰力量，以此烘托出人物的艰难处境与宽容隐忍的品格。孙频将《盐》中的故事放置于吕梁山沟中，盲女常勇在自焚的火光中看见了自己的面貌，傻子阿德总在夜里的坟地中寻找已故母亲的温暖，贫瘠单调的生活催生出村民对死亡热闹而隆重、严肃又活泼的奇怪态度，生人与死者的叙述界限也越发模糊。这种较为明显的创作倾向事实上也是80后作家主动向古典小说传奇性传统的一种靠拢。

再次，转向民间立场，也意味着80后作家对宏大叙事的规避。在越来越繁复的现实面前，并没有整齐划一的“标准”乡土以供书写，杂乱破碎、荒诞混沌才是较为真实的景观。孟繁华曾说：“乡村中国的整体性叙事已经彻底崩溃，现实的乡村中国将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叙述对象。”⑤在《飞行家》中，双雪涛笔锋阴森地俯瞰着东北的工业废墟，真实和虚幻交织其间，昏暗如梦魇一般的零星碎片透露出死寂一般的生活状态。颜歌在《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絮叨着每一户人家的生活细节，通过捕捉多个温馨的青春记忆片段，闪现大时代变迁下普通人的变化。张怡微的家族小说《细民盛宴》拒绝在饮食男女中升华人性，马金莲的《碎媳妇》《马莲开花》却在日常碎屑中凸显人性的庄严。即便是郑小驴的家族历史小说《一九四五年的长河》《舅舅消失的黄昏一九六八》等，也拒绝直接进行革命叙事，而是将繁杂的乡土历史镶嵌进日常，打破传统历史小说线性的叙事结构，通过破碎的、不连贯的历史碎片拼接起个体与时代的关系。

儿童视角、鬼神叙事、碎片化的日常拼接是80后作家书写乡土的主要方式，他们基本继承了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的传统，着力开创“我时代”的特色书写，逐渐走出一条从叛逆伤感到沉稳多样的道路，与传统乡土叙事形成对话和呼应，在时代的裂变和自我感伤的情绪中构建起一种日常审美范式。

三、80后作家乡土书写的前路与反思

80后作家较为集中地倾向于某些叙事方式，不仅向外界传达他们讲故事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隐含着一代人共时性的历史意识和情感体验。日常审美的开启，确实打破了以往“启蒙”视点对乡土中国的遮蔽，也将乡土从政治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但是抽掉“宏大叙事”的要素之后，对生活采取碎片式的、场景化的描写，是否就真的还原了乡土世界的本来面貌呢？从当前80后作家对乡土的写作实绩来看，恐怕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最直观的感受是有响亮的作家，却较少响亮的作品。不难发现，他们的每一部作品可能都在散点地透视着当下生活的某种面貌，每一部作品都能够用多重主义或者方法论进行解读，但是，读者很难辨认其中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也在作家力图“全方位、多角度、立体性”地展示乡土样貌的同时，遗憾地丢失了乡土明晰的面貌。这是当下80后作家的集体创作症候。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段上来看，他们的出场曾轰动文坛，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却明显分量不足，甚至尚未形成具有合力的文学阵营。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其一，80后作家较为全面地继承了新世纪以来乡土书写的日常审美转向。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激进、缓和又转移的过程，“乡土”形象随着国家、民族意识的自觉而逐渐显露，个体的感性经验不断地让位于宏大的政治与历史抱负。进入90年代后，文学审美开始回归到现代性的自然进程中去，社会上倡导一种普遍化的审美体验，文学上的宏大历史叙事逐渐转向民间立场。贾平凹的《秦腔》就在日常流水化叙事中，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空心化”问题与乡土文明的衰微集中体现出来，以“清明上河图”式的细描手法編织起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转型后的林白贡献了《妇女闲聊录》，以背离故事的口述方式展现王榨生活全景，可谓泥沙俱下。如果说贾平凹等从80年代走来的作家有意地进行创作实验，以取消快感、打破深度的模式，记录当下繁复无序、多元混杂的社会，80后作家则是完全生长于统一的宏大历史叙事逐步解体的时代，是一个多数人的精神世界还没建构就开始急剧解构的时代。乡土文学中“家国”的分离，预示着个体遭遇危机以后，将陷入一种无根的茫然与失重的状态，中国大地遍布着原子化的个体，人的异化在所难免。因此，80后作家塑造进城新人的时候，总是充满了孤独与伤感。比如甫跃辉《动物园》中的顾零洲，在大上海充满味道的动物园中，在这些困于笼中的动物身上，竟然找到了自然状态下故乡的影子。然而动物园的大门关上后，也暗喻着一个都市异乡人始终处于一种被隔离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乡土就能够是这些可怜人的心灵栖息地，《收获日》中的乡土呈现出更加贫乏荒芜的物质与精神状态，爱情与亲情的泡沫在现实生活中散发出腥臊的气味，这种“离乡”的伤感与“返乡”的无助相互叠加，成为80后作家书写和想象乡土时具有普遍性的感伤基调。

其二，一部分80后作家的情感过早地皈依于广义上的传统文化。这种皈依并不意味着文学追求上的屈服或者追随，但在思想层面，一些年轻作家并未吃透传统文化的真实内涵，片面地追求文化传统的认同，缺少本该拥有的朝气和活力。马金莲的创作在这一问题上具有代表意义，比如《马兰开花》中的女主人公马兰，经历了被迫辍学、提早嫁人、与妯娌周旋、留守育儿等日常困境后，在日复一日的三餐和碎碎念中，甚至不断地忍受新婚丈夫因为要向父母尽孝，而持续地对自己的情感忽略和陪伴缺失，竟然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以婆婆为代表的回族农村女性的隐忍、坚韧的品行。在《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中，年幼的“我”对亲戚的不劳而获、对奶奶给予亲戚的无私帮助，发出由衷的赞赏。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费孝通对于传统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的表述。面对现代性的失衡建构所造成的诸种社会问题，人们开出到民间中寻找“持守”力量的药方。在回归传统的序列里，80后呈现出的“叛逆、青春”的形象不复存在，生命向着平庸世俗之路滑动。这也是80后作家刚出现时尽管对世界充满了稚气的挑战和倔强的叛逃，却依然能够引起读者情感共鸣的原因。无论是精神与肉身都困于城乡夹缝中的顾零洲们，还是恪守传统、安于日常的马兰们，都逡巡在无历史感的日常话语中，缺乏触动人心的力量。

其三，从作品体裁看，80后作家的乡土書写多中短篇小说而较少长篇小说。可以说，中短篇小说在各类文学体裁中是最繁荣的一种，于新时期文学中得风气之先，获得了较为持久的关注与延续。80后乡土作家专注中短篇小说创作，在体裁抗衡的拉力过程中，中短篇小说因文学场与媒介场的互推、信息的迅捷集中表达、读者的认可等优势，受到80后作家的普遍青睐。这一方面与传媒期刊的版面体量有关。如前所述，与韩寒、郭敬明等“城市80后”出场顺序不同，甫跃辉、马金莲等人是以传统纯文学期刊为依托逐渐步入文坛的，为了作品的连续刊发，势必选择短快的篇幅以便架构。另一方面，作家对日常审美的偏好，历史认知上碎片化的结构，导致他们对创作素材的选取往往采取蒙太奇的画面拼贴手法，为了勾连起各个场景，就容易出现系列中短篇小说，比如以顾零洲为主角的《动物园》《丢失者》《饲鼠》《巨象》。在快节奏、速食化的现代文化语境下，视听文化已经严重挤压了都市人的阅读空间，特别是各大自媒体还不断推出“读书”服务，以往加之于经典阅读上的光晕消失了。中短篇小说无疑最适合“一瞥”式的阅读，它既不占用读者过多的休闲时光，又能够高效率地满足人触摸传统阅读、抵抗异质的心理需求，以便每天忙于都市生活的人用半小时的阅读仪式缓解日常焦虑。在解决读者需求的同时，这种写作习惯也在客观上妨碍了具有经典潜质作品的产生，以至于我们几乎找不到80后作家严肃的大部头创作。体量精悍的中短篇小说，在表现历史的厚重与生活的深广度上明显力气不足，历史长河的宏阔与复杂的人物图景，必然建立在相当的文字数量基础上。

同为80年代生人的评论家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从切身感受出发，描述、反思了造成80后困境的时代、资本、文化、精神等因素，深刻地分析了80后文学创作的困境与前景。其实，很大一部分80后作家清楚自身所处的时代语境与传统关系，同时也有意愿在乡土书写的领域表达自我，甚至是寻求自我突破的可能。郑小驴不断地返回历史，试图消弭同代人与历史的隔膜，建立一种与传统接轨的连贯性书写。在《80后这代人总会有些主题没办法回避》访谈中，他直言自己对张炜、韩少功、加缪等作家的模仿，并将在“切入生活，解决内心问题”的时刻摆脱掉影响的焦虑。他的《1921年的童谣》《一九四五年的长河》《1966年的一盏马灯》三部小说，以历史维度撑开家族故事框架，以遥感与想象的方式触摸家族血脉在历史进程中的赓续。年轻的“我”对祖父、祖母传奇人生的渲染，分明有着莫言《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我奶奶”的影子。其后的《弥天》《西洲曲》等作品，从“个人历史”的角度窥探整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着力描写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湮没。但是，郑小驴对“计划生育”的反复咀嚼和描写，对遥远历史的青涩构想，显示了巨大的心胸抱负与经验匮乏的罅隙感。甫跃辉在《我的莲花盛开的村庄》的中篇小说中，尝试将奚奎义的一生经历融进历史的各个节点上，串联起旧社会、土改、“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时期。然而，通篇读下来，越发觉得甫跃辉对人物生命历程“教科书”式的散点观照，因对远去时代的疏远与隔膜，导致细节描写显得粗糙，人物命运概念化倾向明显。即便仍有诸多问题，作为评论者我们也必须赞扬他们的耕耘与奋斗，并报以宽容的耐心和客观的评价，正因为80后书写乡土的困境恰恰可能成为未来整个中国文学书写乡土的困境，这些走出困境的努力才显得格外可贵。

【注释】

①季红真：《从反叛到诡异：论“80后”写作的成人礼模式》，《文艺争鸣》2010年第8期。

②洪治纲：《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第1页。

③李扬：《拯救与逍遥：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精神向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第17页。

④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7期。

⑤孟繁华：《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55页。

（房广莹，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