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立宇 萧 辉

(1.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2. 廊坊市第九中学，河北廊坊)

1. 引言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①高旭东，沈文慧曾撰文指出，“现代的文学史著作真正能够称得上经典的，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那是他在北大讲课的教材。”见高旭东，沈文慧，“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创新写作”，刊于《读书》2018年第1 期，132页。在这部著作中，《红楼梦》被归入清代之人情小说，②鲁迅在《史略》中对清代小说的区分十分细致，涉及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以小说见才学者、狭邪小说、侠义小说与公案、谴责小说等。鲁迅在第二十四章用一章的篇幅对之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2010：251)。更是常被当作阐释学的材料，任人纷说。

按照较早时候陈宏薇、江帆(2003)的统计，《红楼梦》的英译本已有9个之多，其中霍克思、闵福德与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为全译本，而且对后世影响巨大。十年之后，刘泽权、刘艳红(2013：128)再次统计《红楼梦》英译本数量时，得到的数字已经是16种，其中包括“3 个片段翻译、2个部分章节翻译、1个编译本、6个节译本和4个全译本等”。三年之后，根据唐均(2016)的最新统计，结果为23个译本，其中包括2个编译本、6个节译本、13个摘译本、4个部分全译本、3个全译本，2个英汉对照本。具体到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情况，则只统计了1964年发表在《中国文学》上的摘译本(在第6、7、8三期刊出，涉及《红楼梦》18-20，32-34，74、75、77九个章回)，1978—1980年北京外文出版社推出的全译本，1986年香港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节译本，1999年北京外文出版社推出的汉英对照本。

令人遗憾的是，前后几次比较权威的统计都没有将《史略》英译文中《红楼梦》的片段翻译包括在内。该片段的译文于20世纪50年代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作完成，涉及小说中第1、2、5、57、78、120回中部分文字。鉴于鲁迅著作中部分转引了《红楼梦》的一些片段，所以《史略》英译本中便自然存留了杨氏夫妇的另外一种红楼译笔。虽然篇幅有限，却构成了《红楼梦》英译的另外一种节译本，因此十分珍贵。

在当下的红楼译学研究中，对《红楼梦》诸多译本的比较研究十分普遍。通常是霍克思、闵福德翁婿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两个全译本的比较(冯庆华，2014；张曼，2006)。也有更多译本的对比，如刘泽权等(2011)、冯全功(2015)等人对《红楼梦》四个英译本的对比。目前对同一译者不同时期译本进行历时性比较研究的文章十分少见，似乎只能看到王鹏飞、屈纯(2010)对王际真两种《红楼梦》英译本所做的对比研究。本文拟选取《史略》英译本中的《红楼梦》片段与杨宪益夫妇《红楼梦》英译单行本中的相关部分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构成红楼译学中对同一译者不同时期译本进行比较研究的新鲜且有益的补充。①按照《史略》英译与《红楼梦》英译出版的先后顺序，译文1为前者中的译文，译文2为后者中的译文，下同。

按照杨宪益回忆录《漏船载酒忆当年》(2001)的记载，《史略》的翻译完成于1958年，是杨氏夫妇向大跃进献礼的产物。翻译前后用时只有十天，可谓十分匆促。而《红楼梦》全本的翻译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于80年代初期完成。虽然中间历经多次运动，译者也饱受磨难，但翻译时间却还算充裕。尽管工作时间的充裕与否对于翻译质量与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并非译本面貌的终极可识别特征。在这里论者拟从翻译理念层面之同——专名翻译、诗歌翻译，翻译技术层面之异——选词、造句、篇章、修辞、源文信息传译以及红学成果表征两个大的方面切入，试图揭示出杨氏两种译本的同与异，从全新的对比角度对两种具有历时关系的的译本做出崭新的评价。

2. 翻译理念层面之同

比对两种译文，可以看出杨氏前后不同时期在翻译诗学理念层面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这主要体现在专名的翻译与诗歌的翻译两个方面。

2.1专名翻译

《史略》中引用的《红楼梦》片段所涉及的专有名词主要包括人名、书名、地名三种，详细对比两种译文，可以清晰看出杨氏关于专有名词翻译前后理念的高度一致性。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人名翻译坚持音译，如“雪雁、紫鹃、黛玉、宝玉”(鲁迅，2010：145)，《史略》译作“Hsueh-yen, Tzu-chuan, Tai-yu, Pao-yu”，单行本译作“Xueyan, Zijuan, Daiyu, Baoyu”(曹雪芹高鹗，1999：1643；1645)皆为音译。至于人名拼写的变化，从“Tzu-chuan”到“Zijuan”，从“Pao-yu”到“Baoyu”，则是从威妥玛氏拼法到汉语拼音的变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拼法的变迁经由陈述军(2016：263)的考证，实乃出自出版社编辑之手，而非杨宪益、戴乃迭的手笔。只有“林四娘、姽婳将军”(鲁迅，2010：146)，《史略》译作“Fourth Mistress Lin, Sweet Warrior”(鲁迅，2009：289)，单行本译作“Fourth Mistress Lin, Lovely General”(曹雪芹高鹗，1999：2391)则为例外。

书名、地名的翻译杨氏则始终追求意译。前者如“《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鲁迅，2010：142)”，《史略》译作“Tale of a Rock, Record of the Priest of Love,Precious Mirror of Romance, Twelve Fair Women of Nanking”(鲁迅，2009：283)，单行本译作“The Tale of the Stone, The Record of the Passionate Monk,Precious Mirror of Love, The Twelve Beauties of Jinling”(曹雪芹 高鹗，1999：11)，后者如“悼红轩”(鲁迅，2010：142)，《史略》译作“Flower-Lamenting Studio”(鲁迅，2009：283)，单行本译作“Mourning-the-Red Studio”(曹雪芹 高鹗，1999：11)，皆为意译。

2.2 诗歌翻译

杨氏夫妇在《红楼梦》英译单行本中全译了小说中的所有诗歌，而英译《史略》只涉及三首红楼诗词，分别出现在《红楼梦》第一回，第五回与第一百二十回。就诗歌形制而言，其中两首是五言诗，一首为散曲。就宏观层面而言，无论《红楼梦》英译单行本还是《史略》中相关部分的英译文字，译者在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译笔体现出相似的诗学理念，概括如下：以英诗自由体加以翻译，节奏、韵脚适当照应、随遇而安。

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蔡义江，2001：3)。一首诗歌的译文为例，此诗出现在《红楼梦》第一回小说的楔子中，题为“自题一绝”，是小说中作者以自己身份来写的唯一一首诗(蔡义江，2001：3)。杨氏夫妇前后两处译文如下，

对照这两首译诗，我们可以发现：节奏方面，译文1与译文2均未能形成鲜明的节奏；韵律方面，两首译诗偶数行押韵，韵式为abcb。十分有趣的是，倘若将这里的两种译文与霍克思对于此首的英译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第二种译文与霍氏译文(出于不同译者)的相似度要远远高于它与第一种译文(出于同一译者)。王宏印教授曾经设计过一个便于比较的对照版本，如次：

Pages full of fantastic talk/idle words①斜线后是霍译的不同措辞，括号中则是霍译多出的语汇。

Penned with (hot and) bitter tears；

All men call the author mad/fool,

None his (secret) message hears. (王宏印，2001：4)

很明显，第二种译文与霍氏译文无论是句式还是措辞都基本相同，只有十分细微的差异，更像是同一译者不同时期的改译；而杨氏夫妇前后两种译文则无论是句式还是用词都存在着更多的不同，两种译文仿佛出自不同译者之手。

再来看一首诗歌的两种译文，“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蔡义江，2001：432)。此诗出现在《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题为“结红楼梦偈”。作者假托“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偈语，为作者源起之言更进一竿云”(蔡义江，2001：432)。这首诗也便成为了全书的结束。两种译文如下：

比照两种译文，则可以看出：尽管前者没有押韵，后者采用了abcb的韵式；但在诗学方面，两首却都呈现出节奏自然、韵脚随适的英诗自由体之形制特征。

3. 翻译技术层面之异

较之两种译文之同，更加显著的则是它们之间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选词、造句、篇章、修辞、源文信息传译、红学成果表征等几个方面，而这些又都可以归纳到翻译技术层面。

3.1 选词

考察两种译本的选词，不难看出，后出者较之前出者更加考究，译者的权衡推敲从对比中可见一斑。如前引“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的译文，译文2中的选词“grief”“melancholy”较之译文1中的“sorrow”“sad”在程度方面都显然更深些。②“grief”意为“deep or violent sorrow”，“melancholy”意为“(tendency towards)deep sadness which lasts for some time；depression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654，922页。再如“红楼梦曲·飞鸟各投林”一首中“无情的，分明报应”“欠泪的，泪已尽”两句，前者译作“The heartless will receive his due deserts”；“He that causes tears will weep till his eyes are dry”(鲁迅，2009：285)；后者则译为“The heartless meet with certain retribution”；“The tears one owed have all been requited in kind.”(曹雪芹 高鹗，1999：157)后者的选词“retribution”“requited”较之前者的用词也都更为正式。③“retribution”“requite”皆为正式用词，前者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1285页，后者见《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一版)，1998年，页1281。

不仅如此，两种译文有些选词方面的差异还造就了源文境界层面的天壤之别，如“飞鸟各投林”中“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句，《史略》中的译法“bare naked earth”突出了大地的荒凉与裸露，侧重写实；而《红楼梦》单行本中的译法“emptiness and a great void”呈现了宇宙人生的虚无与寂灭，偏于写虚。事实上，鲁迅论《红楼梦》非常重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个结局，他曾两次引用续书中“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这句话，并提醒读者注意，“续作者是如何煞费苦心地利用自然界的雪景来混充此曲末句所喻之贾府败亡景象的”(蔡义江，2001：104)。以此而论，此句译得太实不如译得偏虚为好；从境界角度来看，后出者“在荒凉之外带有更深刻的悲剧性理解，或曰对《红楼梦》主题的整体性理解”(王宏印，2001：92)。自然是更胜一筹，这也与源诗的境界也更为吻合。

3.2 造句

较之译文1，译文2在句式方面也更加精致、考究，如“休笑世人痴”一句，后者译作“Why laugh at others’folly?”反问的句式将你、我、他各个方面悉数包含在内，较之前者“Laugh not at mortals’ folly.”祈使的句式单纯指向第二人称无疑更加具有包容性与普世意义。同时，作为一种修辞格的反问较之作为句式一种的祈使在意义强调方面也更加具有力度。④用隐含强烈否定意义的习语、反语、问句等修辞手段往往比一般的否定句更具有强烈的否定意义，更能表达深刻的思想、强烈的感情。见张震久，孙建民主编，《英汉互译简明教程》(修订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102页。

再如“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一句(鲁迅，2010：150-151)，译文1译作“I have wasted my life in vain pursuits, and at the end of a windy and dusty road have found myself a complete failure.”(鲁迅，2009：298)意象饱满，言简意赅，行文紧凑，与源文四字结构的行文风格颇为类似；译类似；译文2译作“In this busy, dusty world,having accomplished nothing, I (suddenly recalled all the girls I had known, considering each in turn,and it dawned on me that all of them surpassed me in behaviour and understanding)”(曹雪芹 高鹗，1999：3)用词虽然貌似更为经济，但从整个句子的结构看来，由许多细节整合起来的长句显得臃肿，而此一部分译文则失于意象空疏，行文拖沓。

3.3 篇章

语篇语言学给予翻译研究的灵感使得学界考察译文的眼光突破了“斤斤于字比句次”的狭隘局限。从语篇层面考察杨氏夫妇的前后两种译文，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发现两种译文的差异之处。以下面的诗歌翻译为例，

为官的，家业凋零，

富贵的，金银散尽，

有恩的，死里逃生，

无情的，分明报应。

欠命的，命已还，

欠泪的，泪已尽。

……

看破的，遁入空门，

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蔡义江，2001：102）

此首出现在《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宝玉为警幻仙子引领，聆听《红楼梦》曲凡十四支。此为收尾一首，名曰“飞鸟各投林”，是对“金陵十二钗命运的总写”，“写出了贾府最后家破人亡、一败涂地的景象”(蔡义江，2001: 102)。杨氏夫妇两处译文如下，

① 出于节省空间与便于比较的考虑，《红楼梦》英译本中此首诗歌的英译本在此也省去了相应的部分。

从语篇层面分析，源文使用了一系列“**的，如何如何”的结构，形成了排比的效果。由于汉语的“意合”特征，此种结构中的时间关系并不明确，可能是将来发生的情况，同时也可以指一般情况的论述。两种译文虽然均未能再现源文“**的，如何如何”的结构特征，但在时态的解读方面保存了语篇前后的连贯。不同的是，译文1使用了八个“will”，将来时为主的时态选择凸显了译者对源文预言性质的阐释；译文2则通篇使用了一般现在时态，更加体现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常态性、普世性。较之译文1更为深刻。

再如“(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鲁迅，2010：142)一句，译文1“This priest through nothingness apprehended beauty, beauty gave birth to love； then through the love of beauty he apprehended nothingness. So forth he changed his name to the Priest of Love, and renamed the Tale of a Rock the Record of the Priest of Love.”(鲁迅，2009：283)从“the priest”到“he”再到第二处“he”，前后衔接紧密，语气贯通；译文2“Since all manifestations are born of nothingness and in turn give rise to passion, by describing passion for what is manifest we comprehend nothingness. So the Taoist changed his name to the Passionate Monk and changed the title of the book fromThe Tale of the Stoneto theRecord of the Passionate Monk.”(曹雪芹 高鹗，1999：11)“the Taoist”固然与后文“his”指代关系明晰，衔接紧密，但与前文“we”却多有龃龉，前后无法贯通。

3.4 修辞

修辞方面，较之《史略》，《红楼梦》英译单行本更加考究。如“死里逃生”一句，译文2中的“jaws of death”构成的隐喻十分形象生动，而译文1“will escape death”在生动性上则明显不如。

再如“病笃乱投医”一句(鲁迅，2010：144)，译文1“In a serious illness a man turns to any physician.”(鲁迅，2009：286)平铺直叙，是典型的释义型翻译，可在释义的过程中也只是点到为止，很明显，源文中的“乱”字所饱含的人在投医时十分慌乱的情态在此译文中不得而见；译文2“Men at death’s door will turn in desperation to any doctor.”(曹雪芹 高鹗，1999：1643)则大为不同。以“in desperation”来刻画“乱投医”之人的神情如在目前，而以“at death’s door”的隐喻辞格来译“病笃”之状态则更具文学色彩。

3.5 源文信息传译

从源文信息传译的维度进行考察，译文1较为单薄、简陋，译文2则显得丰腴、充分。这方面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诗歌如“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句，《史略》译文中“满”字意思的疏漏，“心酸”意思的缺席，便是明证。(见上例，此处不重引)

再如小说叙述文字“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句，译文1“virtuous or loyal men”、“conduct or policy”(鲁迅，2009：291)与译文2“worthy and loyal ministers”、“how they regulated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morality”(曹雪芹 高鹗，1999：7)相比较，后者在源文信息的传译方面也无疑是更加丰腴。

如果说前引数例只说明两种译文在语汇层面存在干瘪与丰腴差异的话，那么以下例证则彰显出两种译文在语篇层面的中干与充实。

如“偏他不在房中。……又到蘅芜院中，只见寂静无人。……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正在不知所以之际……”(鲁迅，2010：146)译文1“She was not in her room, however—While he was debating with himself what to do—”(鲁迅，2009：288)直接略过了引文标黑部分未译；译文2“However, he found she was out.—Baoyu went then to Alpinia Park, only to find it quiet and deserted—he went to Bamboo Lodge； but Daiyu was still out. —He was just wondering what to do when—”(曹雪芹 高鹗，1999：2389，2391)，则对源文做了较为完整的再现。

3.6 红学成果表征

根据陈宏薇、江帆(2003：50-51)的研究，杨氏夫妇的《红楼梦》英译单行本“在翻译过程中应用了大量当代红学研究成果。”换言之，杨氏夫妇在单行本中摄取了红学研究的部分成果，而这一点在《史略》中《红楼梦》的英译部分并没有明确的体现。对照“飞鸟各投林”的两处译文，我们可以发现：译文2较之译文1具有明显的红学影响痕迹。最为明显的地方体现在一处人称代词的使用上：尽管翻译诗中的主语时译文1使用的语汇如“he”“one”皆系泛指，译文2使用的语汇中也不乏“定冠词the+形容词”“those”等表示泛指的措辞，但仔细研究“有恩的”一句，我们便可以看出个中玄机。此句译文1译作“the kind of heart”，实乃泛泛而谈；译文2译作“She who did good”，“she”在这里的使用虽然多少有些突兀，但它却显示出非常明确的人物指向。机关早已为学界远见卓识道破，这里“人称代词she的使用肯定是有所本的”(王宏印，2001：91)。著名红学家俞平伯曾指出这首尾声曲子里的每一句都“不是泛指”，而是专属于小说中某一位女性，并且将“恰恰十二句分配十二钗”，按照他的研究，“有恩的”这句指的正是巧姐，只不过后来他本人又觉得如此未必妥当(蔡义江，2001：102)。无独有偶，林语堂也从自己的《红楼梦》研究中得出十分类似的观点(王宏印，2001：91)。因此，根据译文2分析，杨氏夫妇英译《红楼梦》单行本时在此处译作表示确指的“she”很有可能是采纳了林语堂、俞平伯(早期)的观点。

4. 结语

通过对杨宪益夫妇前后两种《红楼梦》译文的历时性比较，我们发现，两者有同有异，同中有异，异大于同。后者与其说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改译，毋宁说是译者抛开前者另起炉灶而译就的新译本。总体来说，两种译文在专名翻译、诗歌翻译方面存在某些相同之处，而在选词、造句、篇章、修辞、源文信息传译、红学成果表征若干方面表现出较大的不同。两者之同实乃是出于译者前后翻译理念之同，两者之异则拜同一译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技术所赐。单就相异之处而言，译文2较之译文1在选词、造句、篇章、修辞等方面都更加考究、精致，源文信息传译相对充分、丰腴，当时的红学研究成果对于译文本身的影响相对清晰。与译者秉持的翻译理念相对稳定，变化较慢不同，译者的翻译技术往往因时、因地、因内在、因外在而云波诡谲，变化多端。因此，译文1在翻译技术层面的某些不足很可能与译者不同时期的翻译水准无涉，而是更多地与《史略》英译本诞生的历史文化语境、译者的个人心境相关。事实上，即使是杨宪益本人，对《史略》的英译本也是不甚满意的。对此，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过明确的表述，“1958年大跃进运动期间，我们没日没夜地译书，快得像发了疯似的。这当然会影响翻译的质量。鲁迅的一部非常优秀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我们只花了十天功夫就译成了。我一直在为当时未能有充裕的时间把它译得更好些而遗憾”(杨宪益，2001：191)。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不能轻易地得出结论，认为译文1通篇一无是处，乏善可陈。事实上，在译者的行文走笔之际，个中的生花妙笔虽然谈不上俯拾即是，但却也堪称多有所得。对于译文1的翻译批评，我们一则要怀有“了解之同情”的人文态度，二则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既不要刻意为尊者讳，将之捧高上天，也不要对前贤译笔妄加菲薄，将之贬低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