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芳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1. 引言

数字技术的革新、多样化视听产品的出现，推动了视听翻译实践的进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视听翻译研究(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tudies,AVTS)蓬勃发展。如Di Giovanni et al.所言，“视听翻译研究是翻译研究领域的派生性研究，业已确立成熟完善的学科地位。众多学者已展开学术探索，定期召开研讨会，高校开设视听翻译课程，出版社陆续出版专著、论文集”(2012: 10)。

为反映国内视听翻译研究的情况，本文以国内外语类核心期刊所发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从发文量、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四个层面展开分析，并指出问题、提出对策，以期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照。(Audio Description)、“舞台歌剧字幕”(Surtitling)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手动去重和删除后，得到71篇文献。进一步汇总后发现，这71篇文献共源于12种期刊：《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研究》《外语学刊》《外国语文》《中国科技翻译》《外国语》《山东外语教学》《外语电化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与外语教学》和《外语教学》。最终检索日期为2018年1月3日。

2. 文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平台，以外语类核心期刊为“来源文献”，分别以“电影翻译”、“影视翻译”、“屏幕翻译”、“视听翻译”、“多媒体翻译”、“字幕翻译”、“配音”、“画外音”(Voice-over)、“听障者字幕”(Subtitling for th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口述影像”

3. 数据分析与讨论

自何际平(1980)于《中国翻译》发表第一篇视听翻译论文以来，近37年，国内学者平均每年发表在外语类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为3—4篇。因此，就发文量而言，研究还处于“起步期”。

根据图1，《中国翻译》的发文量最多，共23篇，占总量的32%；其次是《上海翻译》，共16篇，占总量的23%；再次是《中国科技翻译》、《外国语文》，均发表7篇，各占总量的10%。这四种期刊均是大陆外语类顶级核心期刊，持续关注学术前沿，呈现最新发展。相较之下，其他学术刊物就不那么关注视听翻译研究了。

3.1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图1 外语类核心期刊的发文量

3.1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本文参照了吕洁(2013)对西方视听翻译研究对象(产品类型、翻译类型、传播载体和介质、翻译者身份、传播发行、受众等)的划分，划分了54篇(排除9篇综述、6篇书评、2篇访谈)文献的研究对象。鉴于尚未出现关于“传播载体和介质”“翻译者身份”“传播发行和“受众”的研究，笔者仅从“产品类型”和“翻译类型”两个维度进行呈现(详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

“产品类型”维度中，以“影视作品”为对象的研究占了绝对多的数量；“翻译类型”维度中，以“影视翻译”为对象的研究数量过半。考虑到“影视翻译”仍然过于笼统，笔者将其进一步细化为10小类(见表1)。其中，以“片名翻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有8篇(占比15%)，构成了国内视听翻译研究的特色；“其他类”泛指“影视翻译”。尚没有研究关注“画外音”“听障者字幕”“实时字幕”“口述影像”及“舞台歌剧字幕翻译”等。①为保证数据的全面性，笔者分别以“听障者字幕”“实时字幕”和“口述影像”为关键词在CNKI进行检索发现，国内已发表一篇关于无障碍传播的论文：Aline Remael(著),丁方舟(译).2014.从视听翻译到无障碍传播： 实时字幕、口述影像与声音字幕[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4)： 24-29+143-144. 最终检索日期为2018年1月1日。

研究方法(式)，是指“研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或研究的具体类型”(风笑天, 2006: 9)。笔者参考了Williams & Chesterman的“翻译研究类型”(2004: 58-68)与穆雷教授的“社会研究方法体系”(2011: 4)，统计了71篇文献的研究方法(详见表2)。

表2 基于“研究领域”②关于研究领域的分析，请参考本文中的下一节(3.2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

表2中，笔者统计了不同的“研究领域”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初步呈现出“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论视角类”和“翻译策略/原则类”多用“分析法”，“文献综述类”多用“历时、共时法”与“文献计量法”。进一步汇总后，显示：73%的研究使用了“分析法”(见图2)，多主观价值判断，缺少客观数据分析；13%的研究使用了“个案研究”，但在实际操作上，仍属“证实性”研究(即，证实某理论的可参照性、可用性)，而非“证伪式”与“探索式”研究；“访谈法”已被使用，值得借鉴。没有统计到使用问卷调查法、有声思维法、内省法、眼动法、语料库法等实证方法的研究。

图2 研究方法汇总图

3.2 研究领域

通读71篇文献，笔者将国内的研究归纳为七类：理论视角类、翻译策略/原则类、文献综述类、书评/介绍类、视听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类、视听翻译教学类及其他类。①考虑到有些文献同时属于两个研究领域的情况，本研究以各文献的主要研究倾向作为划分的依据。

图3显示，“理论视角类”研究最多，其次是“翻译策略/原则类”。这与上节所统计的“研究方法”相吻合，研究者多以“分析法”来证实“理论视角”的可用性，在“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翻译策略或原则。“视听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类”研究不多(占比8%)。视听产品是直观性传播中国特色文化，增进“民心相通”的载体。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此领域的研究有望增多。“视听翻译教学类”研究很少(仅占7%)，反映了研究人员的重视度不高，也折射出视听翻译人才培养在国内不受重视的现状。

图3 研究领域汇总图

3.2.1 理论视角类

笔者参考了马会娟、苗菊(2009)关于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的研究，统计了22篇文献的理论视角(详见表3)。结果显示，视听翻译研究视角呈多样化态势，语言学视角、描写视角、功能主义视角、生态翻译学及多模态视角均提供了理论养分。但是，除多模态视角以外，其他的研究均借鉴了既有的、基于文学翻译的理论视角，并没有探索出适合视听翻译的特色视角。因此，从此角度看，多数研究并没有实质性突破。

3.2.2 翻译策略、原则类

在提取论文节标题的基础上，笔者初步统计了18篇文献的翻译策略/原则(详见表4)，并将此类研究进一步整合为两类：“借鉴传统译学的策略/原则”与“契合视听翻译的策略/原则”。前者占比61%，后者占比39%。因此，拘泥于传统译学的研究居多，创新性探索较少。究其原因，一方面，研究人员将视听翻译作为文学翻译来研究，用传统译学中的策略/原则分析视听翻译产品；另一方面，缺少创新性研究方法，导致不能提出新颖的翻译策略/原则。

3.2.3 文献综述类

文献综述，是研究者在阅读过某一主题的文献后，经过理解、整理与融会贯通，综合了分析和评价而组成的一种文体。本研究将9篇文献综述划分为三类：国外视听翻译研究综述、国内视听翻译综述及国内外视听翻译对比研究。第一类综述总结了西方视听翻译研究的多样化特点，呈现了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吕洁, 2013； 王晨爽,2017)；第二类综述呈现了中国视听翻译的实践史(邓微波, 2016)，总结了中国视听翻译的研究现状、热点与不足(刘大燕等, 2011)；第三类综述以国内视听翻译研究的优缺点及国外视听翻译研究的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的差异特征，从而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参照(曹艺馨, 2017)。

表3 从“理论应用”到“视角探讨”：研究视角统计

表4 视听翻译策略/原则统计

3.2.4 书评/介绍类

本文所统计的书评/介绍类论文，共评述了3本专著/论文集(见表5)，介绍了一所高校的翻译专业。①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简称“曼大”)的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为该校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了“视听翻译”(Audiovisual Translation)选修课程，分两学期上课，该中心于2005年被介绍至国内。值得注意的是，由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的《视听翻译：理论、方法与问题》(Audiovisual Translation: Theories, Methods and Issues, 2014)一书，开创了视听翻译研究理论框架探索、方法论建设的先河，是国内书评中介绍最多的专著(林娜 席纪新, 2016； 覃江华, 2016；朱晓敏, 2016)。《基础影视翻译与研究》是我国内地关于视听翻译研究的首部专著，故被评述(刘婧, 2013)。

表5 被评述的视听翻译专著/论文集

3.2.5 视听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类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将继续加快，世界各国人民也愿意了解中国，听到更多的中国故事。视听作品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与桥梁，可直观而形象地向世界人民讲好中国故事。因此，加强视听作品的译制与研究是责任所在。不容乐观的是，此类研究论文，在数量上却并不占优势(仅篇，占比8%)，研究对象上，也局限于中国文化元素的翻译(张大英, 2015； 邹李炜, 2016)，所以，还远远达不到全方位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发展的要求。

3.2.6 视听翻译教学类

就发文量而言，此类研究并不多(仅5篇，占比7%)，有待于加强。总体看，高校教师是视听翻译教学类的研究主体。其一，高校教师关系着视听翻译人才培养，其二，高校对科研工作量的要求。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两方面。一、教学理论。如，麻争旗(2017)关于影视译制教学改革的理论思考；二、课程设计与课堂实践。如，肖维青(2012)介绍了利用译配字幕软件Subtitle Workshop讲授影视翻译课及设计课程活动的方法；吴赟(2011)在对电影语境下翻译教学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探索了具体的课程设计模式及课堂组织方法。

3.2.7 其他类

此类研究包括人物访谈、经验总结/随感。董海雅(2012)对国际视听翻译专家、欧洲屏幕翻译研究协会(ESIST)前任主席Jorge Dz-Cintas博士的访谈中，介绍了几个核心问题：视听翻译术语演变、研究热点、视听翻译教学等。早期的研究总结了视听翻译的实践经验(冯颖钦, 1993； 宁之寿, 1997； 张春柏, 1998)。认为，电影语言是文学语言的变体，电影翻译是集艺术与文学为一体的创造性活动，翻译时需注重美学效果的传达与艺术的再创造。“电影改编者以镜头和蒙太奇为艺术手段，将文学语言转换为电影语言”(冯颖钦,1993: 17)，“电影翻译要以传递信息和唤起美感为目的，切实保留原作的信息价值与美学价值”(宁之寿, 1997: 58)。

4. 问题与对策

早在2000年，钱绍昌(2000:61)就指出，“在大学里有关课程之开设、学术刊物上有关论文之发表、学术团体中有关组织之建设等等方面，均与影视翻译的社会作用不相称”，以呼吁学术界关注视听翻译研究，扭转它被忽视的现状。17年过去了，研究数量有所增多，研究主题相对丰富。但是，与西方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对策：

4.1 增设期刊专栏

早在本世纪之初，国际学术界就高度关注视听翻译研究。国际外语类核心期刊(如Target,Meta,The Translator等)已多次开辟特刊，发表学者观点。如，The Translator(2003)的特刊“屏幕翻译”(Screen Translation)；Meta: Translators’Journal(2004；2012)的特刊“视听翻译”(Audiovisual Translation)及“视听翻译的操控”(The Manipulation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Target(2016)的特刊“视听翻译：理论与方法论挑战”(Audiovisual Translati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特刊的出版，反映了出版物对特定研究主题的高度关注，是研究者发现热点与趋势的风向标，也是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

在国内，自1980年以来，外语类核心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少，开辟特刊或专栏也不多。此外，笔者进一步统计到，大量的视听翻译研究论文，多发表于以《电影文学》、《电影评介》为代表的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类中文核心期刊上。①笔者在CNKI进行检索, 以“电影翻译”“影视翻译”“屏幕翻译”“视听翻译”“多媒体翻译”“字幕翻译”“配音”“画外音”“实时字幕”“听障者字幕”“口述影像”和“舞台歌剧字幕”为关键词，分别以《电影文学》《电影评介》《电视研究》《中国电影市场》《世界电影》《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当代电视》《电影艺术》《电影新作》和《戏剧文学》为文献来源，经手动删除去重后得到535篇文献。最终检索日期为2018年1月3日。期刊的重视度不够，势必导致学术研究的滞后。视听翻译已是独立的研究领域(Prez-Gonzlez, 2014)，它既不属于文学翻译，也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口、笔译。由此，我们呼吁外语类核心期刊加强关注视听翻译，适度借鉴国际期刊的做法，开辟特刊或增设专栏，促进学术交流，推动研究进程。

4.2 拓宽研究领域

视听翻译是国际翻译研究前沿之一(王峰 陈文,2017)。目前为止，国内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究其原因，“其一，作为新兴的视听翻译研究，其发展历史短暂，因此，在翻译学中的地位不受重视；其二，研究基础薄弱，研究资料相对匮乏”(周亚莉, 2013: 189)；此外，研究人员极少关注国内视听翻译行业及从业人员的现状，导致其研究路径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为改变研究现状，充分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笔者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开展视听翻译本体研究，提升视听翻译研究在翻译学中的地位。追溯学术理论渊源，明确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前瞻学术发展，构建视听翻译研究版图，形成本体研究；其次，充分挖掘现存视听翻译史料，充实史学研究。国内的视听翻译实践，主要料，充实史学研究。国内的视听翻译实践，主要有汉译外、外译汉及汉译少数民族语言的实践。目前，这三部分的研究都相当欠缺。再次，关注视听翻译行业实践及发展。开展实地调研，获取关于视听产品字幕翻译、配音译制或画外音的制作流程、产品传播与发行、市场推广等相关的一手资料，拓宽研究路径。最后，重视视听翻译教学研究。开展高校教师与从业人员的合作，突破研究人员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的窘境。

4.3 丰富研究对象

国内的研究，产品类型方面，局限于影视作品；翻译类型方面，局限于字幕翻译、配音译制与片名翻译，研究对象亟待丰富。产品类型上，不仅关注电影、电视剧作品，也关注纪录片、专题节目、真人秀等视听产品；翻译类型上，在深度挖掘字幕翻译、配音译制的基础上，探索实时字幕、面向残障人士的口述影像与听障者字幕等无障碍传播形式，从学理角度，尊重平等理念，保障人们享受视听产品的权利。“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到来，新的关注点不断涌现，包括电视翻译、网络翻译、DVD、无障碍传播方式、本地化等”(王晨爽, 2017: 84)。此外，也有待于探索视听产品的传播载体和介质、翻译者身份、传播发行、受众等，以实现研究对象的多样化。

4.4 开展实证研究

近年来，西方学者在实证方法，尤其是探索性实证研究法的运用上已相当娴熟，是当前研究的新趋势、新重点。“视听翻译研究借鉴了语用学及认知研究，并以声学或眼动研究的原则为基础，代表了新趋势……配音及字幕翻译的描写分析，或叙事学视角下的口述影像分析，均有较多的实证分析。眼动技术实验与基于社会调查的接受性研究，均是当前研究的重点所在”(Di Giovanni et al., 2012: 15)。

国内的研究普遍重分析、轻实证；重理论思辨、轻数据考证；重证实性实证研究、轻探索性实证研究。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规范化，国内研究需在实证研究法上下功夫。视听翻译的实证研究，主要分为基于多模态语料转写的产品实证研究与基于认知心理过程的实证研究。前者以多模态语料的转写与分析为手段，探索集多种模态(文字、图像、声音、视角等)于一体的视听产品的翻译及其影响因素；后者借助有声思维、眼动技术、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手段，呈现译员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心理参数，或产品受众观看视听产品时的心理与动作变化，为研究视听产品的翻译过程与接受情况提供数据参考，也为视听译员的培训与教学带来一定的启发。

5．结语

在西方，大规模的视听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颇具规模，是一个“颇有前景的研究领域”(赵云龙等, 2017:16)。相比之下，国内的视听翻译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吕洁, 2013: 69-71)。研究考察了大陆12种外语类核心期刊所发表文献的发文量、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建议。本研究认为，核心期刊可增设视听翻译专栏，鼓励发表学术成果；研究人员要扩大研究领域，参与学术对话，丰富研究对象，开展实证研究，使研究主题更全面，研究手段更科学，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