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已经查扣了企业的账册，查清楚银行的往来，企业主没有自杀、隐匿财产、干扰作证等倾向，罪行不是很严重的，那就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如果需要判处实刑，最后再执行实刑。”

“我们既坚决防止出现老百姓担心的司法腐败，也不能为了避免别人议论就心存顾虑，不敢依法办案。”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发自浙江杭州

中央提出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以来，高层近期频频发声，要求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北京大学开讲座。回答学生提问时，张军谈到对民营企业给予司法保护：“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

检察机关在保护民企时应如何作为？11月25日，南方周末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宇。

在2018年1月履新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以前，贾宇曾常年坐镇西北政法大学，是学界知名的“贾校长”。如今投身司法实务界，贾宇直言不讳的学者本色不改。他说，检察官在保护民企时要勇于担当，“既坚决防止出现老百姓担心的司法腐败，也不能为了避免别人议论就心存顾虑”。

不能过一段时间

就放松了

南方周末：对于民企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哪些是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哪些是不可不捕、不可不诉？

贾宇：“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这首先是司法的一个价值取向。我们倡导谦抑、审慎、善意的司法价值追求，尤其刑事司法，尤其是针对民营企业。

逮捕是一种侦查手段，不是一种惩罚措施，是为了保证司法机关的侦查工作能正常进行。如果已经查扣了企业的账册，查清楚银行的往来，企业主没有自杀、隐匿财产、干扰作证等倾向，罪行不是很严重的，那就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如果需要判处实刑，最后再执行实刑。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不轻易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就是很好的保障方式，很多时候老板一抓，整个企业就乱套了。

我们浙江检察主张“少捕慎诉”。如果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积极主动地进行退赔，得到受害人的谅解，然后又符合刑法中不起诉的规定，那就不诉。今年1-9月，浙江全省检察机关共对受理审查逮捕的案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15812人，占受理总数的26.5%；对受理审查起诉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17623人，占受理总数的17.4%，这两个比例数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涉民企案件占一定比重。

对具体案件判断可否逮捕、起诉，要依据法律规定和案件情形。张军检察长这两句话主要是给我们的办案人员一个引导。在办理涉企案件时，不能只考虑科之以刑，而是要系统思维，把握法律政策，落实宽严相济，加强权益维护，促进治理完善，依法保护民企的健康发展。

南方周末：我在之前的采访中了解到，检察机关在对涉民企案件做出宽大处理后，社会反映呈两极化，有的说是保护了民企，有的说是放纵了犯罪。这也导致有的检察官存在顾虑，担心不批捕、不起诉民营企业家会被说成办“人情案”，引发对检察机关的负面评价。对此你怎么看？

贾宇：从宽也好，从严也好，一定要严格依法办案，不能超出法律的底线和框架。虽然我们要“少捕慎诉”，但如果一个人有逃避惩罚的倾向，比如他隐匿证据、串通他人影响司法，检察官明知这些情况还给他办取保候审，客观上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经过一系列司法改革，检察官办案的权力变大了。捕与不捕、诉与不诉，以前是逐级开会研究、领导审批、集体负责，现在都在员额检察官的权力清单里，检察官一般情况可以独立决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后，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法官一般情况下应当采纳。从宽到什么程度，员额检察官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来提出。这样，大量刑事案件的主导责任要转移到检察官这儿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检察机关一定要刀刃向内，严格要求自己，健全内部监督管理机制，办案一定要公正廉洁，才不怕公众议论，才经得起检验。

当然，检察官也要有担当意识，不要因为这些顾虑就畏手畏脚，该宽的就要宽，该体现政策的要体现。通过办理一个案子，保护一个企业，助推一个行业。我们提倡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鼓励那些通过提升自身办案水平来有效担当、树立公信的检察官。我们既坚决防止出现老百姓担心的司法腐败，也不能为了避免别人议论就心存顾虑，不敢依法办案。

南方周末：有人担心，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只是政策倡导下刮的“一阵风”，将来政策难免会变化。

贾宇：我相信不是这样。政策在不同阶段强调的内容确实有所变化，但总体上是稳定和一以贯之的。我认为，保护民营企业会是长期的政策，是司法机关长期坚持的工作指针，社会上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当然，这种担心也给我们提一个醒，要把保护民企变成一个常态。不能因为最近上级强调了就抓得紧，过一段时间就把这事给放松了。

“原罪”或“翻案”

说到底是依法办事

南方周末：对涉民企案件依法平等保护、宽严相济，落实到法律政策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坊间流传一种“民营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对此检察机关如何把握？

贾宇：“原罪”并不是一种法律上的提法。所谓企业原罪，有的企业在十几二十年前虚报、抽逃注册资本，已经过了追诉期，法律也有了调整，就不存在你去挖它根子的问题。但如果确实过去有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现在才暴露，比如突然有充分证据证明一个企业是靠走私发达的，在追诉期内的，该追诉还是要追诉，即便超出追诉期，是否适用特殊的追诉制度，也需要根据法律规定具体案件具体办理。说到底就是依法办事。

实践中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企业现在运转很好，它的竞争对手或者对立方来举报一个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那我们要把来龙去脉查清楚，举报方是出于什么动机来举报，举报的情况是不是属实，属实的话是不是依法需要追究，要追究的话怎么把握宽与严。

从我们现在办的案件情况看，司法机关追查企业早期问题不是一个普遍的情况。我们的办案主要还是对于一些企业现行的违法犯罪行为，司法机关要认真研究如何从有利于民企发展的角度把案件依法办好。当然，这个民企发展，指的是全局性的，不仅仅只以具体涉案民企的发展为价值判断。

南方周末：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明确了“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浙江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贾宇：违法和犯罪之间的界限，在经济领域尤其复杂。我举一个非法经营罪的例子。

根据罪状描述，构成非法经营罪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我们在定罪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谨慎地来认定哪些属于违反国家规定。不能看到企业登记不全或者超范围经营，就套一句“违反国家规定”，或者国务院某一个部门的规章对一些市场行为作了规定，就拿来说企业违反了国家规定，这严格来说都是存在问题的。刑法上的“违反国家规定”是用来定罪判刑的，对定罪判刑的问题一定要谦抑、审慎、善意。

非法经营罪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兜底条款的适用要注意，既然你要去追究一个市场行为，肯定是它有一定危害性，那么危害性大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达到了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在没有刑法明文规定、没有“两高”明确解释的情况下，地方司法机关在认定时要特别谨慎。我们浙江检察机关要求，适用兜底条款，要按程序呈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南方周末：保护民企力度大，会不会导致一些过去有定论的案件，现在要求翻案？

贾宇：在浙江，大面积要求翻案的情况没有出现，但个别申诉案件是有的，这在强调保护民营企业之前也有。如果真出现由于以前认识不到位造成处理不当的案件，该纠正就是要纠正。

南方周末：对民企的司法保护，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还有哪些作为空间？

贾宇：依法办案是我们最基本的服务保障手段，我们各项服务保障民企的工作，都要立足于办案，从个案、类案的办理中延伸出去。在个案的办理中要做到精准司法，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和罪重上严格把握，同时在适用强制措施上依法严格、加强监督，依法规制非法行为，这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作为。

同时，要把办案与犯罪源头防控、行业规范提升等工作关联起来，对办理的典型的涉民营企业案件，加强分析研究，既对涉案企业开展释法说理，又通过媒体平台辐射释法效果。

怎么考量和把握

民企的“创新”？

南方周末：你曾经长期在西北工作，来到浙江后有什么感受？

贾宇：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也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蓬勃发展的地区，新情况新问题多，进入刑事司法领域的情形也会增加。这些问题，关系到创新、发展与规制的系统性问题，司法保障如何跟上就十分重要。

南方周末：能否举个例子？

贾宇：我们办理的涉民企刑事案件，案件数据都很大，情况纷繁复杂。总体是两个方面，一是侵犯民企合法权益犯罪案件，二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涉嫌犯罪案件。有两个案件我印象比较深刻，它们也让我思考，对于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创新行为，司法机关怎么去考量和把握。

一个案件发生在浙江的永康。从2015年开始历时两年多，永康一家企业研发了一款健走型器材，成功申请了十余项专利。由于淘宝未设相关类目，企业将这个器材挂在“跑步机”类目下销售，市场认可度很高。后来有职业打假人举报该器材不符合跑步机的产品标准，该案作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进入刑事侦查环节。永康市检察官实地去企业体验了这款器材，对购买者抽样进行了电话回访，召开了听证会，所有的社会评价都是正面的。永康市检察院又与行业主管、监管部门沟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复函该“新型平板走步机”为一种创新产品，不适用跑步机的国家标准。最后，永康市检察院依法对该案作不起诉处理。

另一个是桐乡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有两个企业主为增加蚕丝棉重量、获取高额利润，在生产中添加丙三醇（俗称甘油），涉案蚕丝棉近3.5吨。企业主辩称添加甘油属创新行为。后来桐乡市检察院请专业机关和人员出具了鉴定意见，证明以该蚕丝棉制成的蚕丝被保暖性能降低、使用时间缩短，且不符合该行业内相关企业的通用标准，所谓“创新”行为实际上是刑法意义上的“掺杂”行为。二人均被判处刑罚。此后，桐乡市检察院向市监管部门提出制定蚕丝棉行业标准的建议，后国家工信部因此正式公布出台蚕丝棉行业标准。

南方周末：在刑事司法中，对“创新”应该如何把握？

贾宇：我认为，个案的办理既要有全局观，同时要把“依法”作为底线。比如永康“走步机”案，不仅没有社会危害性，而且符合通过技术创新满足人民群众更多需求的进步导向。

两个案件一宽一严、一惩一护，起到典型案例的风向标作用。

南方周末：浙江的互联网经济非常发达。对于互联网产业，包括一些网络黑灰产，检察机关如何切入治理？

贾宇：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中，出现纠纷乃至违法犯罪的概率都会增多。

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确触犯法律的行为会多起来，比如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诈骗、盗窃犯罪增多，另一种是大家都感觉某种行为有社会危害性，但是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立法有时候不能一步跟上经济社会生活的新情况新问题，那么我们司法机关就要认真研究这些新情况、新的经济关系问题。

举个例子，淘宝上有很多网店，它为一大批年轻人提供了创业和就业机会，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但这里面出现的新问题也不少，比如买卖伪劣产品、刷单炒信等。有的问题，我们研究以后发现，就是以前传统犯罪的变种，只是工具和手段变了。比如前两年我们办理的“淘宝刷单炒信案”，对犯罪嫌疑人本人而言，是通过软件刷高自身评分和信用的方式，用所谓“创新”手段提高自身竞争值，但对互联网商业这种新业态的负面效果是明显的，犯罪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应该予以规制。

还有网店售假问题，查实了应该依法打击，但对于平台，要督促其加强管理规范，不能如网上有人主张的那样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了之”，那是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