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2019年11月13日上午，10岁的钟炜锋在学校训练室跳绳，他弓着背，眼睛上翻，直勾勾地盯着绳子，左右脚快速交替，抬起落下。绳子是钢丝做的，已经甩得看不出影。

“Za（加）油！用力！10秒！快点！”跳绳教练赖宣治也弓着背，用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吼着口令。钟炜锋使出全身力气，咬牙撑着，脸上的肌肉拧在一起，与他在世界冠军的赛场上无异。

这是一次平常的训练。在这个以“绳”扬名世界的小学里，20多个跳绳队员每天如此训练三个半小时。

过去七年间，钟炜锋就读的广州市花都区七星小学走出27位跳绳世界冠军。通过跳绳，这座原来不足150人的乡镇小学，不仅改变了差点被兼并的命运，还创造出近乎奇迹的成就——新的世界纪录不断被创造。七星小学成为明星小学、特色办学的典范，媒体蜂拥而至，有报道称“中国速度，七星奇迹”。11月15日，一部以七星小学跳绳队故事为原型改编的电影《点点星光》在广州塔首映。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所明星小学和跳绳世界冠军们正在经受考验。小学毕业后，跳绳世界冠军们面临严峻的求学压力，跳绳无法改变学业竞争为主的升学体系，具有跳绳特色的小学与中学都在寻求更长远的出路。学生、家长、老师、学校四方在“学习”与“跳绳”之间，小心翼翼地拿捏平衡，纠结又矛盾。

跳绳，能跳向何方？

“绳以育人”的小学

跳绳出名后，“绳”元素遍布七星小学的校园。

最显眼的一栋教学楼上，挂着“绳以育人”四个大字。进门的宣传栏，贴满了2014年以来跳绳队在全国跳绳联赛、世界跳绳锦标赛等赛事的获奖成绩，一楼则贴着岑小林、张茂雪、张崇杨等世界冠军的照片。只要你有心，会发现校园的铁围墙上也雕着跳绳的小孩。

七星小学开辟了一间教室作为跳绳训练室，配备一间器材室。训练室不大，约50平米，但跟世界赛场的场地保持一致：地板由绿色塑胶铺成，有减震效果。和钟炜锋一起训练的有20余名队员，二年级到六年级不等。他们排成五排，两两组合相对，躬下身，“哗哗哗”跳起来。室内空气很闷，不一会儿就能闻到汗水的味道。

训练时间是固定的，早晨6点半，跳绳队员到校训练，下午的训练时间是4点到6点，周末也得回校。而其他小学生则在7点半左右陆续到校，抓着早餐跑入校园，准备早读、交作业。“Judgers ready! Jumpers ready! Set!”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连训练用的指令都是世界锦标赛的录音。训练开始——“嘀”一声，响彻整栋教学楼。指令声循环播放，一轮又一轮。

跳绳是一项小众运动。七星小学校长张有连还记得，2010年她和体育老师赖宣治到广州市跳绳示范学校参观，发现花式跳绳“很好看，也很有意思”。两年后，广州市花都区在中小学推广跳绳运动。全国首届跳绳联赛在2014年举办。

2012年，赖宣治开始疯魔似的琢磨到底如何才能跳好绳。他看了网上无数的跳绳视频，发现“半蹲式”跳法跳得最快。跳绳的材质也很重要，经过一年多的试验，赖宣治在摩托车刹车线的启发下，找到了钢丝绳作为比赛用绳——体积小，有重量，甩得快。

走向世界级竞赛后，他更明白这个道理：不同材质的绳子、不同重量的绳把、不同硬度的地板都会影响比赛的成绩。

赖宣治的训练方法无疑是重大发现。2015年他们到迪拜参加跳绳世界锦标赛，狂揽27枚金牌。赖宣治认为这一成绩“改变了世界跳绳比赛格局，中国队首次在世界跳绳中占有一席之地，后面（2016年）就在上海举办了世界锦标赛”。

赖宣治训练很严，训练时一直在吼，但他知道每个人能跳多少，状态不好才会批评。跳绳队员们并不怕他，“我们叫他‘阿赖”，钟炜锋的姐姐钟银樱也在跳绳队里。

休息时间，赖宣治会给大家讲最近的活动安排，有哪些比赛，有哪些表演节目，要穿什么衣服，有记者来访时，他还会插一句：“谁要这个机会接受采访？”

“我可以”“我也可以”，与一般乡镇小学的孩子不同，七星小学的小跳绳队员们一点都不害羞，这几年经常去云南、上海乃至国外的城市比赛，见惯了大场面，习惯了来自不同媒体的记者。

农村小学蜕变

“过去这里是流放地。”校长张有连提起七星小学的改变，颇为感慨。

2004年，张有连调来七星小学。当时“一个新老师都没有”，整个学校只有一栋上世纪90年代建起的教学楼，简陋不堪，旁边的厕所臭不可闻。至于操场，已经毕业的学生刘绘春形容那是“丛林”，“前面矮一点的草可以活动做操，后面的都是树，还有蚱蜢！”

那些年入读人数最多时，有152人，师生配比严重不足。张有连听闻在上世纪80年代，哪个学校的老师“不听话”，就会被调到七星小学。那时，学校之间进行成绩排名，其他学校的老师们总说“别怕，七星给垫底”。

为此，在中国2001年正式开始的“撤点并校”改革浪潮中，七星小学一度面临“被兼并”的危机。

2010年，赖宣治从武汉体育学院毕业，考入广州市花都区任教。进校后，他傻眼了，“我是七星小学1955年建校以来第一个大学生。”学校老师也开玩笑，总是盼着有大学生来，没想到第一个大学生竟然是体育老师。

玩笑说多了，赖宣治当真了，他想证明自己作为“大学生的能力”。他向校长许诺，五年内打造出一个体育特长项目。这与苦于“发展”的张有连一拍即合，“农村小学成绩拼不过，就搞体育吧”，校长予以全力支持。

赖宣治的专业是篮球。他最初在学校里组织一支篮球队，早晚训练。但篮球很容易坏，胶的漏气，皮的会“脱皮”，要经常更换器材。

校长张有连面前摆着一本清楚的账：2012年广州市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为502元/人，加上生均教育经费，每个学生900余元。七星小学人少，全校一年的经费不超过15万元。

学校没钱买器材。赖宣治要换占地少、不花钱的项目，他们陆续尝试了象棋、田径和跳绳。跳绳世界冠军岑小林在七星小学最早练的是田径，曾夺得花都区田径比赛1500米项目第八名，他的表哥岑泽忠——另一位跳绳冠军拿到该项目的冠军。

田径练了两年，学生们觉得跑步枯燥，慢慢不想来训练了。这批练田径的小学生后来有一部分人成为七星小学第一届的跳绳队员。有多位老师认为，第一届跳绳队员之所以获得世界冠军，“练习田径磨练出超常的耐力和体能”。

练跳绳后，七星小学很快获得了甜头。2014年全国跳绳联赛（安徽站），七星小学获得了18金、11银、6铜的成绩，其中，岑小林、张茂雪分别获得8金2银和6金3银。张有连说，那一站比赛成为七星小学的转折点。

此后，赖宣治负责日常训练，带队比赛，校长张有连则负责筹集经费。

2015年，他们去迪拜比赛，13名队员出国，一人需要两万余元的经费，共26万元。花都区教育局下拨10万元予以支持，其他费用只能依靠校长和教练出去“化缘”。电影《点点星光》中演绎了一段校长向企业寻求赞助、“一杯酒一万元”的故事。张有连表示，真实情况虽不至此，但也足够艰难。

2015年首届世界学生跳绳锦标赛，岑小林打破了两项世界纪录，30秒单摇跳单脚110次，3分钟单摇跳单脚548次的新纪录，即一秒钟跳7.3下。此后，各类资源开始涌入七星小学，“有了学校的门牌、围墙”“还有那个足球场”，张有连逐个给南方周末记者指出来，“有名气才有关注，”她感慨。

家长有了新希望

获得世界冠军，被改变的不仅是七星小学，还有跳绳小学生的生活。但首先改变的是家长们对跳绳的看法。刚成立跳绳队的时候，家长们担心影响学习，一天三个半小时的时间训练，跳绳又是什么体育运动？他们不想孩子跳绳。

但赖宣治对“体育影响学习”的说法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他自己就曾是留守儿童，曾是让家人头疼的“烂仔头”（小混混），成天在学校打架闹事。

高中时期，大个子赖宣治幸运遇上了一位篮球教练赏识他，鼓励他，后来经过勤学苦练，他最终以篮球作为特长考上了武汉体育学院。赖宣治相信，体育可以带来机会，也能促进文化课的学习。

家长们不支持跳绳，赖宣治就逐家去家访。七星小学主要招收七星镇的适龄儿童，其中一半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本地的孩子大部分退出了，留下来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他们的父母在学校附近种菜、种绿萝。

赖宣治发现，这些孩子们跟着父母不停迁徙，转学次数少则一两次，多则三四次。“最多的一个小孩转学六次”。因为随着父母在老家与务工地迁徙，学习面临诸多困难。岑小林的老家在贵州安顺市紫云县，读完小学三年级后转入七星小学，当时入学测试单科成绩才20多分，校长评估后建议他从一年级重读。岑小林的姐姐、哥哥转学后，都直接降了三级。

跳绳世界冠军张茂雪从贵州省遵义县来到广州的时候，读二年级，当时她不怎么说话，每到跳绳测速的时候，就躲到柱子后面不出来。“我发现这些孩子普遍比较胆小，不爱说话。”赖宣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获得世界冠军后，孩子们越来越有名，自信了，性格开朗了，家长们也看到了新希望。

早些年，岑小林父母对他们兄妹的设想是读完初中就去打工，为此还把岑小林身份证上的年龄改大了两岁，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为国争了光”了。

张茂雪发现，母亲对成绩更上心了。有时候她在耳边说，“算了，你们别上学了，去打工吧”；有时候，对着爱玩电子游戏的弟弟妹妹，她又对张茂雪说，“我就指望你能上高中，读大学。”张茂雪顿感压力。

张茂雪印象里，除了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时，父母感到开心以外，大多数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情绪流露。“记得学习也要好啊”，这是他们常说的一句话，似乎冠军与否并不重要，学习才是关键的。

“学习”与“跳绳”

必须兼得

升入初中后，升学压力远远大过小学阶段。很快，2015年获得世界冠军的第一批跳绳队员从七星小学毕业，进入中学。

在广州，外地学生要上高中，成绩需要比本地学生高出30余分。许多孩子只能选择放弃跳绳，回乡读书，或者成绩不达标上职业中学。目前，七星小学毕业的跳绳队员，只有一个人上了广州的高中。

跳绳世界冠军不再跳绳，令花都区教育部门意识到这是一种损失。花都区花东中学有意承接这一批小学毕业的跳绳队员。

2016年，花东中学组建跳绳队，吸纳了七星小学、中心小学等多家小学毕业的跳绳队员。这也是一所“求变”的学校，据花东中学总务处主任陆光球介绍，花东中学近四分之三的学生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农村中学，拿成绩比，怎么比都比不过城区学校。”

2019年11月，南方周末记者在学校的荣誉室看到，室内已摆满跳绳队员近年来的各种奖杯、证书及奖牌。学校的训练室贴着岑小林获奖时展开国旗的照片，写着“30秒单摇、3分钟单摇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等字样。与此同时，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了一份《跳绳队管理条例》，提到“跳绳队队员学习成绩必须在年级排名40%以内”，否则将面临留队查看或离队处理。

“学习”与“跳绳”，在初中必须兼得。

升入初三的岑小林更为纠结。作为明星人物，接受采访及各种形式的表演多不胜数，学习的压力真实地摆到眼前。到底要不要停下跳绳，放更多心思在学习上呢？

2019年9月，央视节目“开学第一课”曾经邀请岑小林发表演讲，但被其父亲拒绝了，这件事令花东中学校长黄雁英感到非常遗憾。2019年11月17日，岑小林在上海再次打破了30秒内单脚单摇轮换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但赛前中学领导还在纠结，让他去上海会不会影响学习？毕竟已经初三了。

岑小林依然保持早起的习惯，一早一晚进行训练。唯一不同的是，早上训练要在7点半前结束，以免错过早读；晚上训练要在6点结束，保证晚上晚修时间。

490分，是2019年花都区跳绳队员上高中的最低分数线。“我还差一点”，岑小林说，他现在的成绩保持在年级前一百名左右，差一点490分。

在学校，老师们对“跳绳是否影响学习”则抱有矛盾的心情。班里的老师提醒他们，要认真上课，成绩不能落下。一旦没考好，向老师解释时，老师们的回复总是“不要拿跳绳当借口”。刘绘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是一种难言的氛围。

刘绘春心里很矛盾，她成绩不差，但高强度训练耗费精力，上课容易困乏。比赛拿奖了，同学会投以羡慕的眼光，“哇，好厉害”，但是每次月考后的表彰大会，班里大部分同学都上去领奖了，她在下面如坐针毡。

跳向何方？

成绩怎么办？未来怎么继续跳？也是花东中学校长黄雁英真实的忧虑。她曾多次向花都区教育局反映，希望能有高中继续承接这批跳绳队员。目前的最新政策是花都区两所示范中学将跳绳纳入自主招生项目，只要达到广州市中考录取提档分数线，就可以以特长生的身份进入高中就读。

2019年11月18日，在转发新华社拍摄的短片《跳出我天地》时，黄雁英在朋友圈写道：“很多孩子现在在我校就读，但他们小学、初中跳出偏僻小地方，跳向世界，可高中、大学呢？前路还渺茫……”

“我也想问跳向何方啊”，一位跳绳队队员的家长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孩子目前在花东中学就读，不少媒体询问他未来如何打算，他也不清楚。他们能看到的例子是，岑小林的表哥岑泽忠成为跳绳教练，在一家跳绳俱乐部里教跳绳，月薪七八千元，生活还算过得去，“可还是没有文凭啊”。

大人们都是忧心忡忡，赖宣治最近苦恼是活动太多了，9月开学以来，七星小学跳绳队接受的采访、表演邀约接踵而至，一周好几天时间都在外面，“训练不够系统啊”。

但孩子们对跳绳很投入，虽然很苦很累，但还是看到了一个大世界。七星小学位于广州白云机场的航线下，每逢傍晚，飞机一架接着一架从操场上空飞过，在晚霞映衬下显得特别渺小。那个时候，七星小学的跳绳队员在操场拉轮胎，练体能。

钟炜锋喜欢做花式跳绳的动作，训练间隙，他和几个男生在草皮上打滚，练后空翻。“看我的，看我的！”他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