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

馬识途先生在1989年《成都解放断忆》第八节“同志们，天亮了”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入城后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和地下党、地下团的同志们见面……来的同志中，认识的是少数，大半都没有见过，有的过去知道名字，许多是连名字也不知道，这本是地下党的纪律所要求的。有的同志是从其他地区转移阵地过来的，仆仆风尘;有的同志是才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的，脸色苍白，还跨着大八字走路，手上铐痕犹新;有的同志是才从敌军中作完策反工作才回来的，还穿着国民党军官的黄军服。当然，有的同志，我知道，无论我们在门口等他们多久，是再也不会来了，他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了他们的战斗任务，长眠地下了。”[1]

是的，成都能够不放一枪，避免一场流血牺牲、避免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毁于一旦而和平解放，这与当时解放军西进南下强大的攻势有关，但也与成百上千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下艰苦卓绝的工作与斗争分不开——他们是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怀念的！

和平解放前夕

70年前，成都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最后堡垒，无论作为国民政府在全民族抗战中曾经的战略大后方，还是解放战争尾声其在大陆仅存的地区中心，成都无疑都是国共双方最后决战的中心舞台。解放军一野、二野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已经直逼成都;另一方面，蒋介石坐镇成都，亲自部署胡宗南等率领的约60万军队急速向成都收缩集结。虽然国民党军队是节节败退，但倘若按照蒋介石的部署，打通成都以西到西昌、云南的通道，作长期抵抗，即使他所谓“成都会战”战略意图落空，也还能保存几十万人的建制、装备而负西南一隅，等待东山再起。于是，第二十四军据守西康的刘文辉和第九十五军据守成都的邓锡侯其时态度如何，就成了影响战局的关键。蒋介石之所以于1949年11月30日飞抵成都亲临坐镇，一来是要安抚军心，鼓舞斗志;二是要迅速集结溃散之军，“使西南反共战斗持久……”

然而，在蒋介石到成都后的13天内，情势却急转直下——一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捉蒋敢死队”，密谋突袭北较场的中央陆军军官校内的“黄埔楼”，捉拿蒋介石。二是在12月9号至12号他先后收到三处来电：昆明电，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投向中共;宜宾电，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三个师投向中共;就连眼皮子底下的彭县也有电：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部投向中共。此刻，蒋介石猛然生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强烈感觉，便于12月13日匆匆忙忙由凤凰山机场离开成都，离开大陆最后的这块伤心之地。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这些在成都文史资料《川康将领刘邓潘起义亲历记专辑》中有所记载。

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12月上旬成都究竟发生了什么？

1949年5月，因“小民革案”被抓，已在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羁押两年的中共资深特工胡春浦在国民党中高层众多关系压力之下，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终于同意放人。胡春浦出狱后，周恩来即派徐冰专程赶到重庆邀其赴北平参与建国大策。这时，“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罗髫渔、田一平等人的筹划下刚刚成立，主要任务是广泛接触国民党四川省及成都市的党政军中的上层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为他们指明出路，并区别情况，分派起义任务。胡春浦未回蓉之前已被委以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胡春浦考虑到自己长期以来在“甫系”（刘湘旧部）中的关系和影响，这位中共高级特工人员毅然第三次放弃改写命运的机会（一次是1940年去延安;一次是1942年董必武要他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或新华日报馆;这次是到北平参加建国大业），风尘仆仆赶回成都，投身和平解放成都的大业中去。这在《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24辑能够看到。

胡春浦回蓉后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和接触，鉴于形势的发展，不容多想，立刻派出黄大洲、夏逊通过国民党川东防区，到湖北找到二野，以“临工委”名义与刘伯承、邓小平部队取得联系，一起发动内外攻势，以对成都周边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形成高压，促使他们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临行前胡春浦还专门给在重庆的潘文华写了一封信带去，直接促成潘文华的大儿子潘清洲率领第二百三十五师在川北起义。

蒋介石的到来，使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立刻变得紧张和诡异起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早年是刘湘甫系中坚，刘湘死后逐步投向蒋介石。黄季陆已经卸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但接手不久的曾扩情对四川政局影响甚微;而比较活跃的四川政坛宿老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始终没有投向蒋介石集团，此时更是在胡春浦、王彦立的说服下，以力求川人不受战火之灾而摆明不上蒋船的架势，继而在参议会拖延王陵基欲扩招八个保安团的提案后，又联络四川政商界有影响的人，在参议会通过抗征税赋的提案。（参见《成都市志·大事记》）

1949年12月6日，邓锡侯的属下徐济林团长来找胡春浦，称接邓长官电报，让他送胡先生即到新繁。胡春浦感到情势急迫，当晚就带上洪宝书，动身赶往。胡春浦叙述说：“1949年12月6日，徐济林给一个电报让我看，是叫徐立即派人送我去新繁。我和洪宝书当晚赶到新繁，又赶去崇义桥，见到邓锡侯的老部下，前四川省第七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陈离（中共地下党员），才知道蒋介石到成都后费尽心机拉拢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三人，均被三人搪塞。当蒋认定三人不肯卖命时，便打算在召开会议时扣留他们并押送台湾。得到消息后，邓、刘于五号出走崇义桥。”[2]

12月7日吃早饭时，胡春浦在饭桌上见到邓锡侯、刘文辉。同桌的还有民革的邱翥双、民盟的潘大逵和胡子昂的儿子等。因人多，胡只和邓、刘说了几句初见时的应酬话。饭后，胡找刘文辉个别谈话，想摸清他和邓锡侯的打算。刘文辉讲了他出走的经过，一路安全都靠邓等等;至于下一步如何走，他还没有同邓交换意见。从这里看出，刘、邓怕被蒋介石抓去台湾，而从成都跑出来是一致的;只是事情来得突然，仓促之间二人还没主意，这也是急忙找胡来的原因。

胡春浦听陈离说，邓锡侯到崇义桥后，成都方面的王瓒绪、上官云湘等接连派人来找邓，都是邓自己接谈。谈些什么？陈离也不知道。7日晚，胡春浦向陈离（当时还有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及任职于成都城防的吳团长和另外几个邓的中级军官）说：“崇义桥离成都太近（只有50华里），蒋介石不放心，不如搬往彭县去。”陈离向邓说了，邓锡侯决定第二天（8日）搬彭县。胡春浦和洪宝书、邱翥双、潘大逵等也同去了，住在龙兴寺。”

《大公报》1949年12月31日关于成都解放的报道

历史性的关头总是不平静的。小小龙兴寺住进刘文辉、邓锡侯一行，顿时热闹起来。各种各样身份的人几乎川流不息地来到这里。但是来人基本上是找邓锡侯的。因为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远在西康，成都以及周边（包括彭县），都在邓锡侯第九十五军的控制范围以内。但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要和邓谈些什么？陈离也不知道。鉴于这种复杂的情况，胡春浦作出决定：成立一个小组，由陈离任组长，邱、潘、洪和他本人都参加。来人先由小组来接待、审核;接见的情况，由陈离向邓锡侯请示报告，一来减少邓会客的麻烦，二来也防节外生枝。邓锡侯同意了这个建议。过后两天，陈离他们果然抓了一个成都来的大特务。

一连几天，邓锡侯都在忙个不停，而刘文辉却被冷落一旁，因毫不知情而感到不安。他跟胡春浦谈到了自己的担心。语气中对这种“寄人篱下”的状况很是不满，又对邓锡侯迟迟不商定何时通电起义的事情颇为担心。胡春浦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开弓已没回头箭，当此国家、川军、川人命运攸关之时，希望刘将军不作他想，坚信自己的选择。对成都各方面频频来人，且来人情况颇为复杂（包括中统特务先大启等）的问题，胡春浦也如实向刘文辉作了通报，并说他们搞了一个小组，以“免得邓先生太劳累”为由，统一接谈各方来人。胡春浦认为，唯有如此，方能切断邓锡侯与蒋势力的人员接触，让邓锡侯死心，也让刘文辉放心。（参见《川康将领刘邓潘起义亲历记专辑》）

1949年12月10日一早，收音机传来云南卢汉通电起义的消息，刘文辉非常着急，不禁抱怨道：“再不通电，我们就要跪在卢汉的后排了。”刘文辉还说了“卢汉剪了我们的眉毛”之类的话。邓锡侯也认为不能再等了，于是命人立刻起草起义通电稿。通电初稿，用了“毛先生如何，蒋先生如何”之类的词句，胡春浦、陈离认为这不像通电起义的态度，加以修改后便向全国通电。发电时间是12月12日;为了不致落后于卢汉，起义通电时间却署款为12月9日。（参见《成都市志·大事记》）

当时，潘文华将军因病在灌县休养，本人虽未亲临彭县参加商议，但已明确表态支持起义。以其在“甫系”人士中的威望影响，仍然名列通电的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等数十位将领的前列，故史称“刘邓潘起义”。

当蒋介石在成都读到这份电文后，大失所望，真切感受到宋代晏殊诗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悲凉，于12月13日飞离成都，永别了大陆。通常认为蒋介石是12月10日离开大陆的，这是没弄清楚这个时间节点，误认为蒋介石是9日读到了三封通电后，于10日离开成都。实际上蒋是在12日才获悉“刘邓潘起义”和郭汝瑰的通电的。近在咫尺的起义，让蒋感到害怕，认为大势已去，便于次日匆忙离去。这也可从严啸虎1962年的回忆“蒋遂于十三日飞逃台湾”和1992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时刻》，依据蒋经国的日记：十一日空白，而十二日却写“日昨尚在成都”得到印证。在《蒋经国自述》一书中，蒋经国回忆了蒋介石最后那段充满风险的时日发出感叹：“此次（父亲）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

川军三巨头彭县的通电起义无疑引爆了整个川籍军人的情绪。1949年12月17日，川鄂地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搭乘杨森专机，直飞台湾。其留下的这支于全民族抗战期间同属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川军部队，由川鄂地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川鄂边区绥靖公署独立纵队司令刘景素等率领下在广汉通电起义。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则飞港赴台。国民党军队颓局已如倾泻之势。胡宗南遂于23日飞赴海南岛，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深夜由成都潜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从郫县派人与胡春浦、刘文辉、邓锡侯联系，于24日正式宣布起义。“兵败如山倒”，川湘鄂绥靖主任宋希濂仓皇向川边逃窜，在峨眉以西金口河被俘;27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以下五万余人投降。解放军南北两线在成都胜利会师，具有2300余年建城史的成都终于避免毁于炮火。

长期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

胡春浦，1913年生于渠县三汇场一个殷实之家。当时家中不仅在乡下拥有大量田亩和佃户，在镇上还经营着“炳顺恒”商号，主营盐、糖、桐油、青麻四项大宗商品，并在长江流域的一些城市设有分号栈房。恰恰就是这么一个富家子弟却同情革命。他17岁时，中学学业甫完，家里便把这个在镇上出了名的孩子王送往广州中山大学去学经济，以便日后执掌胡家的产业。这位胡四少却认为留日更好，便于两月后转到上海读留日预科。在此期间，胡少常常挥金如土，招待各方食客，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不乏中共党员，也包括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两月时认识的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教授黄季陆。这为他日后加入中共地下党和打入国民党内部打下了基础。

1933年，胡春浦因父亲去世回到了老家渠县，当时驻扎在那里“剿共”的是刘湘部队，伤兵游勇很多。胡春浦与之广交朋友，请他们到家中吃喝养伤，并换帖拜把。当然，他也不失时机地向这些军人大讲特讲他知道的苏俄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使这些人有了厌战情绪，伤好后也不愿再回前线。其实胡春浦另有想法。他是想拉一批人和枪支去投奔红军，当时聚集在他身边的人应该有千人之众。结果，他的事被官长发现，驻军长官和地方政府要缉拿他。后经胡氏家长多方斡旋，以他马上远走他乡避祸了事。（参见《渠县现代史资料·纪念胡春浦同志专辑》第三辑）

阔少爷胡春浦败完家产，沦为无产阶级后再次回到上海。党通过对他前后三年间参加外围地下活动的考验，终于在1935年1月由吴懋德（李浩然）、王自坤介绍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直接安排进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全称中央特别行动科，成立于1927年10月，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是中共最早的特工部门，专门负责政治保卫、情报收集、敌后破坏等行动。这里曾培养出有“龙潭三杰”之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以及洪扬生、黄慕兰、张露萍等优秀中共情报人员。胡春浦天生就是一个干特工的料，仅接受了三个月的特工培训，在“老余”（王世英，时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的亲授之下，便顺利掌握了诸如情报分析与传递、密码编写和密写、盯梢与反盯梢、接头暗号、险情识别、隐蔽转移等技能，为日后成功在敌人内部周旋15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个月的培训结束后，胡春浦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于同年4月潜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成功地发展了国民党空军内的第一位中共秘密党员郑少愚。郑少愚是胡春浦渠县的老乡，后来在全面抗战的空战中表现神勇，参加了保卫上海、武汉、重庆等城市的的上百次空战，击落击伤敌机数十架，战绩在中国空军首屈一指，成为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他先后任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分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空军总部军区参谋长、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副总指挥等职（总指挥为陈纳德），受到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中共领导的多次接见。（参见中共渠县县委统战部编《渠县统战志》）1942年，他在飞越驼峰航线时失事牺牲，年仅31岁。据说周恩来听说他牺牲的消息后叹息道，如果他活下来，将是新中国的空军司令。

刘文辉（右）邓锡侯（中）潘文华（左）

1936年，胡春浦奉共产党和国民党反蒋实力派黄季陆双重派遣，以香港《超然报》记者公开身份返川进行组织反蒋抗日武装工作，但由于回川拉队伍的川军旅长张少泉行事不妥，让事情败露，胡春浦也因“土匪抢窃案”一起被抓入狱。这次入狱，差点让他陪了杀场。（参见《渠县现代史资料·纪念胡春浦同志专辑》）他后来是经共产党、国民党反蒋力量及地方势力多方搭救才出了狱，出狱后便被刘湘委以川省保安处中校、上校。在此前后，胡春浦认织了革命战友王彦立。（新中国成立之初胡春浦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第四个儿子过继给了没有孩子的王彦立，为儿子取名王宗力。）王彦立家族属四川酉阳县（今属重庆）龙潭镇上的王、赵、蔡三大“名门望族”。赵家出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赵世炎，赵世炎的外甥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任了总理的李鹏。王家的“三叔公”王勃山是前清举人，龙潭镇的头面人物，早期同盟会会员、革命党的中坚分子，曾任“倒袁”川黔湘鄂第一军总司令，后随孙中山先生辗转沪、京、津、宁等地，任过广州“大元帅府”参议、“非常国会”议员、四川省参议长等职。赵世炎是“三叔公”早年在龙潭的弟子。“三叔公”的三女儿王剑虹则是另一位大名鼎鼎共产党人瞿秋白的第一任夫人。这位“三姑妈”与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都是很好的朋友与同志，这之中也包括丁玲。另一位“五姑妈”王宁萸的丈夫向传义则是民国早期川军将领。他于1927年任四川军阀在成都的协调机构“三军联合办事处”主任，后长期任四川省参议会议长。正是这些关系，使得胡春浦等能够自由出入于川军，尤其是川军高层。

1938年共产党武汉长江局叶剑英、李克农考虑到胡春浦与黄季陆的关系，让他继续打入国民党军队，在中上层军官中作统战工作，收集情报，掩护、协助地方党和进步团体。（参见《川军出川抗战纪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经黄季陆介绍，胡春浦于1938年加入了第二战区邓锡侯任上将总司令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抗战，并任第四十五军政治部中校视察员。在这里他与该军政治部主任陈烈贻（中共党员）、中将副军长兼一百二十七师师长陈离建立了联系。陈离是20世纪20年代的老共产党员，后来他们的合作与友谊持续了几十年。不久，第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委以胡春浦“四十五军忠勇救国军京（山）钟（祥）应（城）三县办事处主任”。胡卻借机在大洪山地区为中共“豫鄂挺进纵队”建立根据做了许多铺垫，并与中共张执一和陶铸同志建立了联系。1939年胡春浦在策反刘景素的第七百一十三团时，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陈诚盯上。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建议他暂避风头，改个名字加入国民党回川工作。

1940年，胡春浦回川后，由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从事上层统战、情报工作;公开掩护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帮助四川省国民党党部主任黄季陆处理党务，并任黄季陆开办的“群生公司”总经理，与四川国民党党、政、军、特上层、地方势力及川西“袍哥组织”均有关联。（参见《渠县现代史资料·纪念胡春浦同志专辑》）其间，他却被“中统”特务组织几乎完全“锁定”，在“保护伞”黄季陆去南京的当天第二次被抓。然而，他沉着应对，巧妙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关系及矛盾顺利脱身，反倒弄得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中统特务头子何培荣下不了台，连陪不是。通过这一连串事情，他也认识了成都警备区司令严啸虎、军统成都站副站长兼城南警察分局局长、成都大码头“总府社”副社长熊倬云等人，并混成“哥们”。在他日后的危难之际，这些人都有出手相帮。（参见中共渠县县委统战部编《渠县统战志》）这时，胡春浦还认识了另外一个人，就是他后来的妻子的前未婚夫刘家言。刘也是富家子弟出身的共产党员，其家族是大邑县刘氏家族的一支，父亲也作过师长一类的官。刘家言长期在家族势力范围内的大邑县一带开展共产党的宣传、组织活动。胡春浦看中了他和刘文辉家族的关系，一方面利用这种关系在川西做买卖，为革命筹集资金;另一方面把筹建川西革命武装的基地放在大邑，同时也在刘文辉的部队中开展统战工作。他们甚至将电台安置在第二十四军军部的眼皮子底下，为革命事业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后来刘家言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他与未婚妻一同被刘文辉军中的军统逮捕，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牺牲在重庆渣滓洞。他的未婚妻获救，新中国成立之初嫁给了胡春浦。她就是胡春浦四儿子王宗力的生母，但这个儿子生下来才十多天就抱给了王彦立夫妇。

后来，胡春浦巧妙利用自己的身份，利用向传义控股、王彦立负责经营的成都启明电灯公司的资源，创办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红色企业‘大有字号”。他以大商号老板、社会闲达的身份周旋于川内的上流社会，广泛结交、拉拢各种身份和政治态度的人，编织起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川大校长黄季陆，省参议长向传义，后任成都警察局局长的熊倬云都是“大有字号”的常客。甚至连军统中统四川统调室总干事何铮都为他所用，成为“大有”属下向峨煤矿的经理。当时“大有”可谓生意兴隆，热闹非凡，为四川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了大量经费，还从经济上支持中共实际控制的《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四川日报》前身之一）;又积极配合中共川康特委领导的武装斗争。（参见《渠县现代史资料·纪念胡春浦同志专辑》第三辑）。1947年，胡春浦因“小民革案”第三次被捕，狱中他参与领导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狱中斗争，连“小萝卜头”都和他建立起感情，替他传递过信息。由于其共产党员身份一直没被暴露，身陷囹圄又巧与狱方周旋而被难友誉为“特殊囚犯”。（改革开放后的百年之大学生优秀话剧展演的“最佳剧目”《热血》的编剧、顾问是渣滓洞的幸存者，剧中描写的就是渣滓洞的斗争，其中主角胡浦的原型就是胡春浦。）1949年5月，胡春浦被营救出狱，旋即回成都领导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为迎接四川解放、保护成都及成都和平解放等做了大量工作。他代表中共地下组织直接参与推动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的起义工作，并代表军管会签字接管成都。

成都和平解放了，不仅“刘、邓、潘”及其部下数十位将领未走，旧省市政府机关的主要官吏，除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及部分廳局长畏罪潜逃外，绝大部分都留守机关，没有出逃。连省参议长向传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田颂尧（起义）、省高院院长苏兆祥、成都市长冷寅东、成都警备区司令严啸虎（起义）、警察局长熊倬云（起义）等也未走。不仅如此，民族资本家也大多未走，城市未毁，避免了生灵涂炭……这和我们党长期的统战工作，以及地下工作者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流血牺牲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题图为成都市十二桥烈士墓）

参考文献：

[1]《解放成都》，“城市解放”系列丛书，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页。

[2]胡春浦和王彦立共同的儿子王宗力先生的口述。其他未注明出处者也见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