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归心”

2019-12-03杨红运

文史杂志 2019年5期

杨红运

关键词：“五一口号”;民主党派;中共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治主张很快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崭新篇章。“五一口号”可谓那个时期的最强音。它使人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感觉到“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时刻很快就要到了。回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民主党派何以从高赞“第三条道路”到让位于“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1]呢？下面我们将尝试对战后民主党派的心路历程进行一个简单的素描。

憧憬以“第三條道路”实现“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近代以来，列强依靠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的中国自此掀开了耻辱的“潘多拉魔盒”，陷入一种列强宰制的历史情境。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亲眼目睹了真与假、善与恶的激烈较量，亲身经历了难以想见的艰辛与苦难。甲午战争后，“瓜分豆剖”和“蚕食鲸吞”的民族危机冲击着知识群体的心灵，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让维新志士谭嗣同留下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叹，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出了“振兴中华”的最强音。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催生了中国最初的政党制度，民国初年就有300多个党派和团体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正在获得一个西方式政党政治、建立强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大好时机。然而，袁世凯夺取革命胜利果实及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的咄咄逼人，以俄为师的国共两党的短暂合作与分道扬镳，革命与反革命的冲突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竞争的赌注，这使得“容忍协议”往往成为一种奢侈品，因此，“自由主义的理性声音不是被保守的力量所扼杀，就是被革命的激情所吞没。”[2]

虽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已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行不通的路线，但“第三条道路”并非毫无积极意义，它反映了知识群体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试图利用后发优势而避免后发劣势的美好幻想。对于知识群体来说，他们既希望中国的现代化应“取法乎上”，在短时间超越西方;又希望其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等弊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得西方标榜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受到质疑。20世纪20年代初，主张温和改革的梁启超、张东荪和张君劢等人，出于对欧洲文明的失望以及鉴于国内社会主义思潮的盛行，选择了英国的吉尔特社会主义，这成为中国“第三条道路”的滥觞。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侵华加剧的双重压力下，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内部有了很大的市场。1933年，《申报月刊》组织陶孟和、樊仲云、吴泽霖、周宪文、郑学稼、金仲华、吴觉农等知名人士围绕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展开了讨论，多数人主张中国应该走有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此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和朦胧的发展意识。[3]1938年，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表达政见的平台。1939年，“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而后又发展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国共两大势力之外的第三大势力，这象征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个人身份参政和舆论议政朝着以组合政党、强行打入政治系统的第三种参政样式的演化”。[4]

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第三条道路”迎来了短暂的鼎盛期。1945年8月，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以民盟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登上了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从国际上看，战后民主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新的民主国家纷纷诞生，世界和平民主团结的强大呼声给各国政党带来强大的震撼，美、英、苏都强调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正如民盟报告所说：“这种国际环境，这种世界潮流，同时亦就确定了中国的前途。明白些说，今后的中国，非成立一个民主国家不可。因为非民主的国家，在今日的世界上，已没有存在的机会。”[5]从国内来讲，民国以来的内外战争使得人们饱受煎熬，疲惫不堪，战后国内民众普遍厌战，迫切要求和平民主，丰子恺所作的题为《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的漫画正是人们内心的真实写照。更为重要的是，国共两党的谈判和对立也促使了“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刻用战争解决彼此长期以来的积怨与分歧。在复杂的国共和平谈判中，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支持者，需要政治缓冲。谁能争取到中间党派，谁就能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和政治的主动权，这无疑提高了中间党派的地位。

正因如此，抗战结束后，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便迫不及待地向中国人民描绘一个玫瑰色的未来——即“第三条道路”。1945年10月，民盟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称，其神圣使命是“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那么，如何实现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呢？民盟认为，“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中间性的政协路线”是惟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即“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就是中国目前需要的一种民主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民盟所谓的“苏联的经济民主”，其价值取向是以苏联为示范的“平均财富”，保证公共事业与独占性企业的“公营原则”，主张由国家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节制私人商业。这些主张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追随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折射，也与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耻于与工商精英为伍的历史传统有关。

中间党派仅仅把目光投向城市，忽略危机四伏的乡村，却与中国最大的改朝换代社会资源农民严重疏离，“这就使得自由主义在中国仅仅是一场知识分子的孤掌难鸣的运动而已。”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和平民主的前景转为黯淡。面对国军占领张家口的事实，充当调停者之一的梁漱溟发出了“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的感叹，也说明了中间党派及其“第三条道路”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丰子恺：《炮弹作花瓶，天下永太平》

恳求挥霍民心的国民党政权“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来”

战后的历史充满了诸多喜剧感。当抗战胜利那一刻到来时，举国狂欢，人们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沦陷区人民把这一天称为“天亮了”。作家叶圣陶在日记称“我们是胜利了！划时代的胜利！摧毁与耻辱成了过去的历史，伴着胜利来到是光明的前景，新的生路和新的活力。”不仅如此，人们也对蒋介石寄予很高的期望。1945年11月，上海大新公司悬挂起巨幅的蒋介石画像及“蒋主席万歲”的标语。同年12月，蒋介石以“抗战领袖”身份踏上故都北平的土地，天安门城楼挂起了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和“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他感慨万千，不禁落泪。然而，两年后，中共中央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吹响了战略反攻的号角;民主党派人士也抨击蒋介石“把全国拖进内战的火海”，“召开伪国大，举国唾弃，天怒民怨”。伴随着蒋介石在人们心目中形象的坍塌，民主党派人士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经历了从失望到绝望、从呼吁到抛弃的过程。

全民族抗战以来，国民党政权既没有学会民主与改革的精神，也没有忘记专制与压榨的劣性。1945年日本的投降虽为国民党政权重塑权威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但国民党政权依然不愿意把握机会。战后接收是国民党政权送给沦陷区民众的第一个“见面礼”，人们很快感受到了政府官员、军事机关和特务机关的劫掠。国民党大员贪婪搜刮的对象是“五子”：金子、车子、房子、女子和票子，被时人戏称“五子登科”。甚至国民党大员接收过程的混乱也被人们用这样一段话来形容：“河里漂来的不如地上滚来的（指坐汽车去的比船快）;地上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乘飞机去的，更快）;天上飞来的不如地里钻出来的（原留在沦陷区的特务和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为接收人员）。”[6]著名记者陶菊隐用“饥鹰满天飞，饿虎就地滚”来形容国民党大员的种种丑态。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秘书的劭毓麟后来回忆称：“个人或有‘五子而‘登科，政府却因此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7]

国民党政权带给民众的第二个“见面礼”是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战后，国民党政权把法币同伪中储券（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的比值定为1：200，此造成了沦陷区民众一夜赤贫，国民党接收大员却一夜暴富，故沦陷区民众以“天天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来表达对国民党的失望之感。随后，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权疯狂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之势头一发不可收拾。1947年7月，美联社曾发表一个材料称：1937年100元法币可以买两头牛，1947年100元法币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了。由于法币变得一文不值，有人甚至用它裱糊墙、做手纸，甚至上坟时用它代替冥币。通货膨胀造成了国统区经济的萧条和工人失业的加剧，损害了国民党政府与工商业的关系。“法币进入崩溃阶段的1947年4月的23天中，上海倒毙路旁的死人就有2500多具。”[8]同时，它也加剧了公职人员的道德沦丧和知识界对内战的强烈反感，动摇了民众对于国民党统治的信心。

战后劫收和通货膨胀无疑打击了人们对国民党政权的信心;然而，来自国民党政权的打击还未结束。蒋介石一直将中共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无时不想着除之而后快。早在抗战初期，他曾提出取消共产党的主张，表示“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也没有什么意义”。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9]抗战胜利后，如何消灭中共是蒋介石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这让民主党派人士宣称“这经过数十年艰苦沉痛才换得的胜利的果实”化为乌有。为了维护和平民主，民主党派人士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念来制止内战;未料到国民党政府并不买账，反而制造了“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和“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迫害民主人士。1946年11月至12月间，国民党擅自召开了没有中共和民盟参加的非法“国大”，其所通过的“宪法”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即使在国统区，该宪法的支持率也只有13.5%。1947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改组，而人们对新政府的打分很低，平均分数不到24分（满分为100分）。[10]

即便国民党政权接二连三地让民主党派人士失望，他们对挥霍民心的国民党政权仍抱以幻想。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应对目前的局势负责任，这个政府仍有能力进行改革和结束内战。1947年春天，北平、天津585名教授发表联合声明，他们希望国民党能立即停止内战，“诚意地与共产党谈判以谋求和平并建立联合政府。”同年10月，国民政府发言人称民盟为“中共之附庸”，西安警备司令部枪杀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10月27日，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提出要“严加取缔”。11月，民盟被迫宣布自动解散，民盟主席张澜后来感慨：“老蒋的天下，就没中间力量的生路。”[11]纵然如此，部分民主人士仍希望国民党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储安平曾批评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是“共产党之母”，“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1948年4月，当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储安平仍呼吁国民党能“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来，全盘改变作风，真正替国家做点事情”。[12]到了7月，储安平才表示“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并选择前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到了1948年底，即使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形下，上海大学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仍有72%的人支持包括国民党参加的联合政府。[13]此足见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的“痴情”。

从疑虑到接受中共的领导：期待推翻旧社会的、具有正义感的知识阶层

蒋介石曾哀叹颓废和腐败的国民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纵便如此，民主人士对国民党政府仍有“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情结。中共“五一口号”提出后，曾以“超然独立”“不偏不倚”的民主人士对中共的态度从有保留的不赞成转变为真正的接受。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10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穿过种种险阻前往解放区。从香港乘船出发的作家叶圣陶赋诗一首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14]

回溯那段历史，民主党派人士选择接受中共领导的历程却是曲折的。尽管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诸多批评，其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基本信仰一致，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自然就会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最初的相互排斥、对立到逐步了解、合作，再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历了反复的权衡、比较。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可谓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雏形。它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政热情，逐步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的认同与支持，被西方记者称为“远东民主的种子”。战后，民主党派与中共一起反对国民党内战和独裁，他们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军纪败坏、任意抓壮丁和赋税征收过程中的官员腐败等，并充分肯定了中共的军纪严明、政治清廉以及改造旧社会的努力。然而，这些多为国统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共了解甚少。他们对中共的政治纲领反应不一，不大认同中共领导下解放区的政治生活。他们既对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出现的斗地主、清算和暴力的随意性等感到畏惧，又担心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屈从于苏联。尤为突出的是，他们对解放区的政治生活并无直接经验，错误地认为解放区政权限制个人自由和限制发表政治异见，甚至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实现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可能性要更大，如楊人梗谓：“国民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即欲固着于静态，以干涉的力量来对抗反静态的力量;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15]又如储安平所说：“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16]

1947年后，随着国共力量对比的政治天平向中共一方倾斜，自由派知识分子逐渐在国共之间选择了中共。该年年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哀叹：“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成败利钝，惟听天命而已。”相反，毛泽东在年底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认为中共的胜利在望，称“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7]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维护一个千疮百孔、无药可救的国民党政权的代价实在太大，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中共的军事胜利则减轻了自身所处的两难困境的压力。“因为这一抉择已演变成是选择一个立即就要执行而且永无归期的放逐，还是接受一个尚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国政府。”[18]到了1948年底，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罢课以及知识界持续不断的批评，人民普遍渴望社会公正、政治清廉和生活稳定，这些让知识分子坚定地选择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道路。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普遍看到了中共能够成功地解决国民党以及民主党派都未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首先，中共能够取信于民，他们执行各种方针政策，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仅此而言，国民党政府习惯于颁布改革措施却从不执行，经常言行不一。尽管中共宣布其最高理想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但他们承认这个理想尚需很多年，故而计划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工人和农民都有一席之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民族资产阶级都乐于看到的未来。随着解放区的扩展以及对日益增长的基层干部的迫切需要，中共于1948年春果断纠正了土改过程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就严厉地批评土改中“抛弃开明士绅”的错误做法，认为晋绥边区一些人批斗开明士绅刘少白是“蠢事”。在华北解放区政权组建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不怕美援，就怕‘左援。土改整党是中国革命的主流，主流向东，保障胜利。但主流向东中引起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对中小资产阶级采取冒险政策、踢开‘三三制不再要党外人士参加政权。”[19]中共不仅理论上高度重视对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实践上也从不以打天下者自居，而是积极与各民主党派平等协商，共享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56名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50%;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务院副总理中，民主党派领导人也占50%。对此，沈钧儒感慨道：“这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遇见的民主政府，民主精神。”曾因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特殊贡献的傅作义将军，在得知被提名为水利部长时泪流满面，他认为这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感慨“共产党不得天下则天理难容矣”。[20]中共还从数以万计的学生群体中开发出进行改造的力量和热情，并对他们以重任，这无疑扩大了合作的基础，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亲切感。

其次，就管理的完善性、政治能力和解决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问题的能力而言，中共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中共依靠其坚定的理想和出色的组织能力消灭了恶霸，给了农民“站到台上说话”的权利，使其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个人尊严。政府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高踞于上的、遥远的、不可驾驭的东西”。中共还提倡家庭民主，“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21]，使得民主意识渗透到家庭之中。这种“自觉的组织纪律性、把公共的事业放在个人和家庭之上、大公无私地为百姓服务、青年理想主义者的热忱和忠贞”[22]，使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灵受到震撼。就具有社会良心的一般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对中国社会固有的不平等一直不满，期待消除特权和改造旧社会;但他们多为“学者兼政”型人物，拥有书生意气和浪漫主义的气质，习惯于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不能将理论主张落实为可操作性的方案。对此，储安平等人也承认：“无论有多么尖锐的批评和多么有力的道德劝诫都是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切实可行的方案，以及可以推行这些方案的人。”[23]

抗战胜利后，中共以山呼海啸般的革命力量影响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即将迎来彻底翻身而激动万分。中共“五一口号”提出后，民主党派人士称此“一呼而天下应”，“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他们还认为“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因为“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24]几十年后，民盟盟员费孝通对他当年前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时的激动心情仍记忆犹新：“公路两旁远远近近行进着解放军队伍，还有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老乡们送粮的车队，队里没有拿枪的兵押着，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它表明了中国千千万万老百姓，在共产党领导下，自愿地、自发地在做一件事，这是一股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这个景象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我被这股‘人民的力量所折服。石家庄的旅行更加坚定了我同共产党合作的现念。”[25]

淮海战役中行进的人民解放军（左为国民党军俘虏被押下战场）

就这样，当众叛亲离的国民党政权演绎着西楚霸王的独角戏時，中共与民主党派上演了威武雄壮的民主力量大联合的群英会。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微时代‘纲要课教学中‘四个选择的讲述策略研究”（TJSZZX17-030）和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1985年版，第89页。

[2][4]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第512页，第511页。

[3]吕厚轩：《论后发展效应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影响——以“第三条道路”为例》《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

[5]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主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6]沈醉：《抗战后军统在北平》《工会信息》2015年第32期。

[7][9][17]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194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8页，第14页，第4—6页。

[8]萧清编《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11]莫晓：《天下归心：“五一口号”背后的协商建国密码》，《文史博览》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