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王”刘文辉起义的背后

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刘文辉公馆旁，是更著名的“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公馆。但论起知名度，无疑刘文彩更大，他曾被树立为中国“恶霸地主”的典型，受到举国批判。刘文彩是刘文辉的哥哥。民国时期，刘文辉是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人称“西南王”，但他长期与共产党秘密接触。1949年，刘文辉率部起义，令蒋介石失去固守西南的念想。后来，刘文辉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林业部部长等职。

1948年初，国共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刘元彦（刘文辉长子）即将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毕业。当时，刘元彦有一个叫胡立民的同学，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做刘元彦的工作，希望刘元彦策反刘文辉。刘元彦找机会试探父亲的意向。不料，父亲非但没有骂他，且回答令他意外：“早就有人（地下党）在这里。”原来，刘文辉身边已经安插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是中共中央直接派驻的。

其实，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时，刘文辉就与中共有过“合作”。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事件，即发生在刘文辉部队与红军之间。刘元瑄（刘文辉侄子，曾任24军代理军长）曾说，蒋介石让刘文辉将铁索桥砍断，但刘文辉回应说那是康熙大帝御批修建的。趁蒋介石思考的间隙，刘文辉表示，“没关系，我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了就行了”。事实上，木板也没有全拆，就拆了几块。

“父亲部下的连长、排长和我讲过，泸定桥实际上是放过去的，不让在那守卫了。如果坚决不放，红军根本冲不过去，铁索桥很长。”刘元彦说，父亲这样做主要是怕蒋介石派嫡系部队借追剿红军名义进入，失去自己在西康的地盘。在雅安和康定，什么三民主义或蒋介石的头像，也只有在需要时才提起或挂一挂。“父亲表面服从国民党中央，实际是独立力量，蒋介石也没把他当自己人。”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跑到成都，召集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开会。蒋介石寄希望于胡宗南部，认为尚可一战，希望川康的朋友与之合作。随后，刘文辉和邓锡侯被要求与胡宗南合署指挥作战，而他们的家眷则要先去台湾。蒋介石此举是拿他们的家属做人质。刘文辉一边虚与委蛇，一边设法逃脱。在获悉城防将被胡宗南部接替的当天早上，刘文辉决定立即离开成都逃往彭县起义……

刘文辉的这次起义，加速了西南的解放。西南解放后，刘文辉受到重用，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那时，全国分为六个大行政区，西南军政委员会是西南行政区的行政领导机构，刘伯承任主席，副主席6人，中共党内3人（贺龙、邓小平、王维舟），党外3人（刘文辉、熊克武、龙云）。

刘文辉当时在西南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地位也很高。刘元彦说：“共产党对父亲很尊重，没有不放心。公家还分给了他一个小洋楼，贺龙、王维舟经常来串门。”然而不久（1950年），成都减租退押运动开始了。刘家受到很大冲击，刘文辉的侄子、24军原副军长刘元琮甚至丧了命。

那时，刘文彩还没有成为典型，但减租退押已将他的次子刘元华弄得焦头烂额。拥有大片地产的刘文辉本人也要减租退押。刘元彦回忆说：“可能对我家还算客气些，其他人有的就过不下去了，包括刘文彩家生活都困难了，老家里好多亲属和关系好的人，还有很多部下，钱不够都到我家拿。”“大跃进”进入到大规模饿死人阶段之前，1959年夏天，刘文辉离开四川，去北京出任林业部长。在这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刘文辉平安过关，“反右”时没有抓到他的什么把柄。因为像他这种级别，抓“右派”要报中央批。

1959年，刘文彩开始浮出水面，成为全国性的负面典型。四川开始布置“地主庄园”，准备公开展览，中央当然同意。周恩来只好把刘文辉调往北京。刘文辉于7月去了北京，9月，地主庄园就公开展览了。《光明日报》曾采访刘文辉，问他对此事的看法。刘文辉回答说，“刘文彩做的事应该由我负责”。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甚至不能对自己负责，怎能对别人负责？“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靠着周恩来的极力保护，刘文辉才得以过关。

在刘文辉1976年病逝前，他还做了两件值得记录下来的事：一是在广播中对台湾讲话，希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二是撰写了《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讲述自己从一个“反动统治者”回归人民的历程。

（文／韩福东据《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