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宇 阿英嘎 吴香芝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对我国自20世纪初至今在对内体育援助、接受体育援助及对外体育援助等方面的发展历程以及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梳理近代以来我国在体育援助方面的重要事件，了解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体育援助发展历程。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体育援助政策在不同时期的转变，了解中国的体育援助发展趋势以及发展方向。

关键词：体育援助;体育外交;体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840（2019）04-0008-06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d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ports aid in Chin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data，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logic analysis. The important events were sorted out in terms of sports assistance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sports assistance in China since modern times. It analyzed the change of sports aid polici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s sports aid.

Key words：sports aid; sports diplomacy; sports development

通讯作者：吴香芝（1979- ），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产业。  援助是以出钱、出力或出主意及精神支持等方式帮助别人[1]。体育援助则指用“体育”的方式进行援助。其援助的主要方式为：资金、体育设施器材、体育场馆等硬件援助，还有以教练员、体育专家、体育文化、体育心理為主的软件援助[2]。中国的体育援助无论是对内、对外援助还是接受外国援助，都经历了发展完善的历程，并且各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研究中国的体育援助，有利于明确中国对内体育援助导向;从另一个视角了解中国“体育外交”的发展史，有助于研究我国的国际关系发展历程。对体育援助发展历程的研究，可明确中国体育援助在不同发展时期出现的问题，为中国体育援助的可持续发展及体育外交政策甚至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1 中国体育援助发展历程

1.1 新中国成立之前

中国在清末民初时期，体育事业几乎是处于停滞状态。1896年，篮球第一次由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在天津建立了第一座篮球馆。自此以后基督教会的青年会以教会的形式在中国开展了许多体育工作。如1898年来华传教的盖利博士，时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亲自走访了全国各大城市，为国人介绍许多竞技运动。1908年后，由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一批体育专业人员分批次来到中国，分别赶赴上海、天津、北京、长沙等地开展有着鲜明计划和目的性的体育活动。其中的艾斯纳博士在上海成立了青年会体育部，且于1909年首次举行了篮球表演赛，随即在中国各地学校与社会各界流传开来[3]。这些基督教青年教会里的体育活动，虽然有的只针对教会的会员开放，且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但随着这些教会援助的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发展，民间的体育活动在其影响下也有所发展。1910年由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举行了一场篮球表演赛。这场比赛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此后全国的大城市及经济较发达地区开始出现篮球活动及篮球比赛[4]。

这些基督教青年教会的体育援助，虽然本质上只是为了在中国更好地传播基督教而带来的附属品，但是这些体育活动对中国日后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当时还处于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体育打开了新的视角。这从侧面上也符合体育援助的性质，旧中国是体育弱小落后的国家，这些基督教青年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最终给中国带来的是在体育上的新思想。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1.2 新中国成立之后

1.2.1 建国初期中国的体育援助（1955—1978）

建国初期我国体育事业正处于建设阶段，多要依靠国外的援助，但中国政府没有放弃对偏远地区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体育援助。“自20 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先后组织了若干体育管理人员、教练员支援藏区体育事业，并协同当时为数不多的体育专业学院及师范类大学体育学院，为藏区培养了大批体育专业人才，并加大在体育场馆、设施等硬件方面的建设[5]”。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央确定了以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支援新疆相互援助与合作交流。中国对内的体育援助在摸索中前行，但那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艰难，中国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周边安定以及与别国建立友好关系上。中国的体育援内工作也只能作为教育援助的附属品艰难开展。相对于体育对内援助，中国国内的体育事业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逐步建立起来。

苏联体育学者戈尔节拉在1950年受我国邀请在北京发表了“关于苏联体育运动的性质、目的和组织形式”的主题演讲，其演讲向中国体育工作者全面展示了苏联体育发展情况。国务院于1952 年提出“以培养工业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重要指示，以及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中央决定在全国开设专业的体育院校[6]。中央体育学院先后向苏联聘请了10位体育专家来华指导。专家的到来对我国体育院校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调整，还亲自指导了8门体育学科的研究培养任务。苏联体育专家对我国的体育教育事业、学校体育的开展、体育师资力量的培养和专业体育院校的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为了能尽快提升我国竞技运动水平，中国选派了多名运动员赶赴苏联深造。1955年5月至10月，中国选调了 9 名青年举重运动员和体操运动员前往苏联深造。苏联为中国青年运动队配备了最好的设施条件，让苏联的高水平運动员与中国运动员一起训练，还选派了当时苏联顶级教练员负责训练工作 [7]。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中国运动员系统学习了苏联对运动员的培养计划，掌握了大量的训练方法，为以后中国运动员的培养及训练方法奠定基础。

中国在接受苏联体育援助的同时，也在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育援助。1955年4月万隆会议后，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始投向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形成。1957年，我国首次向越南派出了3位教练员 [8]， 这支仅由3个人组成的体育援外教练队伍，拉开了中国正式体育对外援助的序幕。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及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技术上的封锁。中国开始了自己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国外提供必要的援助成为一项重要的外交手段，体育援助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59年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日本外交使臣松村谦三先生访华无意中提出想学习中国的太极拳，周总理得知后立即表示支持。随后中方向日方提供了大量有关太极拳的书籍资料和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受到了很多日本友好人士的喜爱。在1959 年及1961年，上海体院受国家体委要求接到体育对外援助任务，向柬埔寨皇家足球队开展足球短期培训班，为日后柬埔寨国家足球队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我国向加纳派遣了体育援外教练组，此前加纳在体育这一方面是空白，我国援外教练组进驻，帮助该国在运动技术水平上得到长足的发展。随着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的全面展开，1965年1月体育援外办公室正式挂牌成立，援外办公室成立后中国对外体育援助方向也正式向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靠拢。

中国在1965年至1978年期间共向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援派教练员44人次，其中1966年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在柬埔寨举办，中国向其援派教练员17人次，帮助柬埔寨在那届运动会上拿到了13块金牌、33块银牌以及58块铜牌的优异成绩。这么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法国在其中就显得很不协调，但我们可以看出，一切体育援助手段都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符合国家利益的援助，即使是像法国这样的欧洲发达国家，中国寻求友好的大门也会为其敞开。

除了在教练员上的援外支持，中国在体育场馆等硬件设施方面的对外援助更加突出。我国首次体育对外援助以设施及资金等形式展开是在1963年，中国为印度尼西亚无偿捐建了主体育馆及配套的体育设施。此后中国频繁对外无偿捐助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以及资金。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中国为东道主柬埔寨无偿捐助一座体育馆、一座运动员村、一批体育器材和一部分组织经费;1967年向索马里提供了4万多元的体育器材;帮助塔桑尼亚扩建了国家体育场办公室和相关的体育场馆，总价值约12万英镑;1971年分别向伊拉克、尼泊尔、几内亚等第三世界多国无偿捐助了体育器材，还将当时最先进的室内泳池建造图纸赠送给了阿尔巴尼亚体委[7]。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向我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些援助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但新中国正是在接受了苏联的体育援助下，才奠定了中国的体育体系，完成了新中国的体育基础建设，推动了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此后中国运动员的培养也多半是依照苏联模式来进行，直到现在中国的体育中还有苏联模式的影子。自1955年，即使是在特别困难时期，中国依然坚持对外体育援助。中国不遗余力向第三世界国家及地区的援助，使得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促进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由缅甸、古巴、刚果等23个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第26次会议上联合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提议，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中国自1971年10月25日起正式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身份。中国是被第三世界的穷朋友们“抬进了”联合国[10] 。

1.2.2 改革开放后（1979—2008）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地区间贫富差异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有所改善，特别是在体育事业上，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体育事业差距巨大。在北京、上海国际型体育场馆鳞次栉比，而在中西部这样的偏远地区连教育工作都很难跟上，体育工作更无从谈起，因此，对偏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是国家头等大事。地处晋东北的山西繁峙，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自1994年成为国家体育总局的定点帮扶县以来，国家体育总局累计在繁峙投入了3 200余万元，并提出了“突出体育扶贫，扶出体育特色”的指导思想，帮助繁峙走出自己的体育扶贫特色道路。国务院在199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其中明确提出“国家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体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体育人才[11]”。

2000年以后国家开始集中精力加大对偏远地区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体育援助。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2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体育事业[12]”，其中对于新疆地区的体援助是工作重点。如2001年再次确立江苏对口援助拉萨;2004年6月天津依托安利（中国）发起青少年“天津体育援助计划”，与之同时中国的对外体育援助的方式也开始了新的历程。

1979年开始，中国的对外体育援助政策有了相应的调整。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对外无偿的体育援助耗费了国内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而且这些耗费了大量中国人民心血的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在被援助国家并没有被利用起来，有些场馆的维护费用十分昂贵，一些贫困国家根本负担不起。这些对外援助甚至影响到了中国自己的发展前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果断调整了对外援助政策。 本着“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究实效、共同发展”的原则，中国对外援助不再以无偿捐助实体设施为主，整合国家资金财力采用更有效的手段援助他国。1983年在第六次全国对外援助工作会议上明确了中国有义务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但要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量力而行。

在对外体育援助的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接受国外的体育援助。20世纪80年代，中国接受国外体育援助多以聘请外国优质竞技体育教练员为主。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外优质人才来华工作成为中国对外人才交流的主要形式。1982 年2月11日，德国政府向中国田径协会捐赠了一批运动器材，由德国驻华大使修德在大使馆与中方举行交接仪式。国外优秀教练员也开始来到中国进行工作，在足球、艺术体操、拳击、摔跤、柔道等运动项目中，就有来自挪威、加拿大、奥地利、美国、日本等国的教练在执教。这些教练员带来了前沿的竞技思想与训练手段，为中国的竞技体育带来新发展方向[8]。

1991年，国家体委援外办公室正式更名为中国体育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标志着我国对外体育援助政策正式由原来的一切无偿捐献调整为视自身情况量力而为。1998年中国成立了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后，体育对外援助工作转向了以人力为中心。随着对外援助工作的不断开展，我国建立了以商务部 （ 14 个司局） 、外交部和财政部三个部门为主的23个部委及各地方省区商务部门协同工作的对外援助管理体系[9]。中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开启了全新模式。相较于中国的对外体育援助，中国在接受外国体育援助的形式上有了改變。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中国的体育事业开始蒸蒸日上，国外对中国的体育援助开始淡化。 1995年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正式成立，诞生了CBA史上第一个外援。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萨芬科夫有幸成为CBA史上第一位外援，他征战的球队是当时的浙江松鼠中欣。在第二年CBA外援人数就达到了十几人。中国体育职业联赛的发展不仅在篮球联赛上，在足球、排球甚至羽毛球的职业联赛上也陆续出现了外援。如，1994年的中超赛场上迎来了首位外援瓦洛嘉，效力于当时的上海申花。这些外援的到来，给中国的职业联赛带来了精彩的比赛，为中国的竞技体育注入了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职业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对外体育援助和接受国外体育援助两个方面都做出了改变。在对外体育援助上，中国改变了一贯的无偿捐助，形成了以合作的方式进行援助，并且是在中国能承受的范围以内。对外以合作方式的体育援助，不仅能帮助受援助一方得到帮助，让他们真正受益，中国也通过合作的方式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同时还能发展体育产业让中国的体育援助得到真正的用武之地。在接受外国援助方面，中国采用了聘请形式，聘请国外优质的运动员及教练员来中国的职业联赛或国家队担任要职，但这种形式的体育援助，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援助了，而是一种具有合作关系、有合同精神的援助，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外援们获得了工作及不菲的薪水，中国职业联赛得到了发展，竞技水平有了长足提高。这些职业体育外援的方式，是新时代下体育援助的另一种发展方式，并逐渐开始成为主流，淡化援助本身的含义，突出了双方的合作双赢。

1.2.3 后北京奥运会时代

随着国家日益富强，国家也开始重新重视起中国偏远地区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随着“京疆体育对口支持”“湘吐体育援助”“粤藏体育设施援建”的成功实施，中国在体育对内援助项目上也终于找到了有效的援助方式。国家体育总局于2010年先后发布了两项重要文件，分别是《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支持促进藏区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援藏工作实施方案及责任分工》。在这两份文件中都指出“做好体育援藏工作、发展藏区体育事业是加快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藏区的重要方面，是促进体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体育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体现[13]”。我国的体育对内援助体系开始逐渐清晰。2011年爱德基金会援助连云港灌南县农村小学18万元体育器械;2012年10月黑龙江体育局援助日喀则体育器材70万和30万体育人才培训;2013年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援助革命老区体校体育健身器材106套;2014年吉利开启HOPE项目，圆少年儿童体育梦。中国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援助偏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方式，当然这样的援助方式也不会是体育对内援助的终点。

中国的体育对内援助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开展了地区对口的一对一的帮扶政策，让经济和体育事业都发达的地区有针对性一对一援助困难地区，如“京疆体育对口支持”北京直接对新疆地区进行体育援助，这样北京可以精准了解新疆体育事业的薄弱点和需要援助的地方，有针对性地进行援助。像2010年10月江苏省体育局统一协调16个对口援建新疆的市、县（市、区）制定了体育援疆方案，并设立了两个5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补贴代训、培养新疆运动员和新疆各运动队在江苏参赛的食宿费用。江苏海门市在2014年11月与伊宁签署“伊宁海门两地体育工作协议书”开启体育援疆行动。新疆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体育事业在这样精准帮扶的政策下得以快速发展。

北京奥运会前，我国的竞技体育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全世界许多国家对我们在体育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也高度认可，都积极与中国进行交流。亚非拉地区一些体育竞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强烈要求中国能为他们派遣援助教练。中国也积极配合外国友邦的要求，派出了许多援外教练，共向124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近2 700人次;在体育场馆方面，向近60个发展中国家援助了超过70个体育场馆设施，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地区。中国的体育对外援助，让中国的“体育外交”走出一片坦途。2008年后，中国对外体育援助开始形成以合作方式为主多元化的援助方式，中国不再无偿外派运动员或者教练员，出国工作的运动员及教练员中国不再给予补贴。在体育场馆方面中国采用的是投资方式，不过基本上是零利息或是低利息，在场馆的运营服务等方面给予技术上的支持。这样多元化的援助方式，丰富了中国对外体育援助的方式，开辟了中国“体育外交”的新途径，也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开启了新道路。

随着中国各大体育职业联赛的蓬勃发展，国外的高水平教练和运动员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的职业联赛工作，为中国的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方面带来了空前的发展，这虽然不能称作传统意义上的体育援助，但却和中国对外体育援助的方式不谋而合。

2 中国的体育援助发展趋势

中国的体育对内援助从最初的国家直接援助，到一对一精准援助的发展历程，经历过探索的坎坷，也经历过艰难的停滞时期，最终还是找到了符合国家发展利益的解决办法。我国对口援助工作具有较强的人文主义情怀内涵，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及互助团结的优良品质，已较为合理和人性化，但尚缺乏规范性和法制化[13]。体育援助实际上就是经济技术上的援助，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精准扶贫，是国家最关心也是最重要的事业，这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所以体育对内援助还会以对口援助的方式继续下去，并通过不断地完善政策与立法让对口体育援助可持续发展，援助的方式也会向更多元化发展。

中国的体育对外援助从建国初期的无偿捐助主导时期，逐步转向合作开发为主导。随着时代与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的体育外援在20世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采取的是以合作方式为主导的援外模式。到了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的对外援助多采用的是合作主导多元化援外方式。2008年夏季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体育的辉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中国体育的对外援助也掀开了新的篇章。胡锦涛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紧紧抓住奥运契机，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地开展体育外交，与体育发达国家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基础上进行国际体育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在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原则下做好体育援外合作，与国际体育界和各国家体育领导人在友好交流、友谊信任的气氛下做好体育外事宣传工作[12]。”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援助发展的主要趋势还是以多元合作方式为主导，以合作共赢的方式进行多边的体育援助，但是也不会完全放弃无偿捐助的方式。

中国的体育对内援助会随着援助项目的精细化和深入化，开展得更加合理精准。体育援助项目也将会从单纯的体育基础设施援建发展到对当地体育人才培养和对体育产业扶持，被援助地区能自己发展起自己的体育事业，最终实现体育事业反哺经济建设。“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体育具有的积极向上、奋进拼搏的精神风貌，正是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对症下药”，用体育激发贫困地区的群众建立战胜困难、摆脱贫困的勇气与信念，比单纯的物质支持更具意义。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也越来越大。可以预见以多边合作为主导多种援助方式共存的中国式体育援助，将成为中国对外体育援助的主要方式。中国多边合作的体育对外援助方式，是实现中国体育援外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合作共赢让受援助国家在体育事业上能有更好的发展，也为中国的体育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方向。

3 小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大力支持体育援助工作，对内体育援助从逐步探索发展到对口扶持，让偏远地区及经济欠发达地区享受到中国良好发展所带来的福利，逐渐缩小期地区间的差距。以体育援助作为体育外交的重要手段，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期间也充满了波折，但是体育援助从未放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断调整体育援助的方式，为的是让中国的援助更好、更合理、更完善地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以及体育事业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的提升，体育对外援助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在持续增加，以合作为主导的多元化体育援助方式成为主要援助手段，中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在广泛的国际合作浪潮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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