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一带一路”背景下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2019-11-28崔海亭李姗姗张佃波

山东体育科技 2019年4期

崔海亭 李姗姗 张佃波

摘 要:采用专家调查法、历史文献法、层次分析法,以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力评价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构建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力评价体系。首先筛选8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109个三个指标,通过专家论证、实践检验、层次分析法权重筛查,完成7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77个三级指标的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力评价指标的综合体系。建议我国在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全民健身体育精神文化形成软实力,制定体育文化传播发展政策,以国家认同的体育文化为背景,重视体育文化传播人才人培养,发挥“一带一路”体育文化传播路径优势,促进以体育为媒介的文化传播力实现。

关键词:体育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力;指标评价

中图分类号:G8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840(2019)04-0001-07

Abstract:While shaping a new national imag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sports cultur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Using methods of expert investigati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is paper take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ports cultur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sports cultur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power. Firstly, 8 first-class indexes, 21 second-class indexes and 109 three-class indexes are selected; after expert argumentation, practice examination and weight screening with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finally completed with 7 first-level indicators, 18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77 third-level indicators.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a should form soft power in competitive sports, social sports and national fitness spiritual culture, formulate polic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ulture, take the national identified sports culture as the backgrou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sports culture transmiss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Road and Belt Initiative, and promote culture communication power realization with sports-oriented media.

Key words:sports culture transmiss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ower; index evaluation

作者简介:崔海亭(1983- ),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文化传播、体育信息技術。  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和全民健身的发展和普及,使得体育文化在国际交流的影响日益显现,各国纷纷研究和构建体育文化传播评价体系,完善和增强国家认同、国际影响的体育文化传播力,提高国家话语权。世界体育格局不平衡、多极化,各国体育文化环境各异,传播力意志不同,相关体系很难保证公平、合理和国际化。特别是随着我国“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和“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理念的提出和挖掘,体育文化在国家双多边机制传播影响,借助“一带一路”打造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的作用。本研究立足多角度、多指标、多评价的筛查,以期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力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为国家体育文化传播事业发展以及提高我国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提供参考[1]。

1 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力

体育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种以身体运动、体育生活和竞技精神为依托的文化传承和文明影响总和。体育文化制造、传播和推广需要有效的途径,体育文化国家传播力,就在于充分利用文化传播的体育精神和文化魅力,为国家人民提供体育文化信息,引领体育精神生活,传播时代体育文化。体育文化传播力就是通过传播的形式,是体育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需要建立在丰富的体育文化内涵和高效的文化传播的基础上。

民族体育各具特色,体育文化传播能更深层次地挖掘民族精神,加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传承体育遗产,提高国际影响力,同时体育文化更多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综合产物,是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体育休闲、体育旅游观念已经成为国际全民健身的共同意识,充分利用体育文化的传播影响魅力,将特定体育文化信息,借助先进的信息传播,构建一套衡量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力评价指标体系势在必行[2]。

2 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力评价指标初步筛选

通过文献资料调研、专家访谈讨论、行动研究法等方式,针对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评价因素,从体育文化制造、体育文化传播、体育文化影响三个方面初步对指标进行筛选,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三个层次,一级指标包括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全民健身体育文化生成、体育文化历史、体育文化传播媒体、体育文化传播制度和国家发达水平7个指标;二级指标包括世界比赛参赛及举办情况、世界比赛奖牌成绩情况、世界比赛运动员情况、世界竞技力强的项目情况、社会体育科研情况、体育科技服务情况、经营实体对体育的关注情况、健身场所的数量和规模、大众健身的意愿和形式、体育文化历史传统项目、体育文化历史名人、传播媒体对体育关注度、体育新闻传播情况、大众对于体育的关注和热爱程度、体育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体育文化传播政策、国民和人均生产总值、外语水平18个指标;对二级指标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分解为77个三级指标[3]。

3 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1 初选指标确定及优化

通过搜索大量的文献资料,将初步选取的评价因素,通过专家认同和访谈意见反馈对评价指标进行深入梳理、整合和优化,确定为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全民健身体育文化生成、体育文化历史、体育文化传播媒体、体育文化传播制度和国家发达水平、国家意志表达8个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细化梳理为21个(竞技体育4个、社会体育3个、全民健身3个、体育文化历史2个、体育文化传播媒体3个、体育文化传播制度2个、国家发达水平3个、国家意志表达1个);进一步深入分解和组合优化,得到109个三级目标。

3.2 行动研究法

从体育文化实践的传播环境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将初步筛选确定的指标的目标实施可操作性和指标的意义进行二次行动讨论,与专家进行论证,并广泛征求意见,进一步优化和精细,再次查阅相关文献,从同类研究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指标的重复和涵盖面的不足,优化和精确指标的表述方式,对三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确认。

3.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选取21位体育文化传播领域的资深专家,进行网络访谈,建立交流群,问卷调查对指标的意见反馈,专家的完成度和配合度100%,并给出积极意见。对各

图1 专家选取分布图分类指标的一致性、差异性和必须性进行了横向的和纵向的讨论,就指标的合并、取舍、文字的表述等层面进行修正。最后结合专家反馈情况,剔除认同度平均70%以下的指标,对80%~100%之内的指标优化、修正文字的不科学表述,确定多维度的体育文化传播力评价体系构建评价指标[4]。

4 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力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立

4.1 权重方法的选择确定

根据筛选、修正和确定的三级指标,更换14家单位21位专家,进行第二轮专家论证,调查专家对象涵盖体育文化传播的不同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体育新聞传播、体育文化、文化传播、体育政策制定等方面,目的是轮序评定指标问题的客观性,尽量保持同一指标的权威性和一致性,对部分不一致的意见进行专家深度访谈和交流,专家参与度与积极性100%,调查结果显示第二次与第一次略有不同,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一致性较高[5]。

4.2 指标权重的确定过程

调查结果采用美国运筹学家萨蒂教授提出的AHP层次分析决策法判定权重,用1~9数字作为衡量因素间的重要关系标准,aij=1,2,3,4,5,6,7,8,9表示第i个要素和第j个要素的比较关系等级重要程度(aij=1表示第i个要素和第j个要素重要性一致,取值越大,越表明第i个要素和第j个要素重要性要高),请专家给出各自的评断结果。

设置5级重要程度,分为一般重要、较为重要、重要、非常重要、极重要几种等级,赋予分值[F(x)=1/4,1/2,1,2,4],设定a=1/4,b=1/2,c=1,d=2,e=4,请21名专家对各项指标进行判断和并依据重要程度选择,然后将比较结果乘以赋值,累积求和除以总人数,得到平均值b(i,j)=(an1,bn2,cn3,dn4,en5)/(n1+n2+n3+n4+n5),[n(x)(x=1,2,3,4,5)]代表选择5个选项的人数。随后,归一化处理,得到个层次权向量ω,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指标ψ=CdRd(0<ψ<0.1)(Cd是一致性指标,Rd是随机性指标,)[6]。

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首先计算每个指标,专家打分赋值的平均值aij,把该值转换为比较矩阵Q:

计算每行元素乘积的n次方根,得到ωi=n∏nj=1aij;

对向量ωi(i=1,2,3,4,5,6,7)进行标准正规处理,得到∑7j=1ωj,计算W1=ω1∑7j=1ωj=1.7267.875=0.219,依次计算W2=0.194,W3=0.135,W4=0.112,W5=0.146,W6=0.123,W7=0.071

然后,计算特征根,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最大特征根近似值γmax=(1n∑ni=1)[(∑nj=1Pij*Wj)/Wj]=7.679,一致性指标Cd=7.679-77-1=0.113,求出ψ=CdRd=0.1131.25=0.0904<0.1,符合一致性要求,得出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和三级指标权重的确定过程和一级指标相似,二级指标权重中,A1世界比赛参赛及举办情况0.302,B1社会体育科研情况0.414,C2大众健身的意愿和形式0.395,D1体育文化历史传统项目0.578,E2体育新闻传播情况0.526,F1体育文化传播人才培养0.656,G3外语水平0.435,在每一个一级指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影响较大的因素指标,而其中E2体育新闻传播情况0.526,更是占到一般以上的比重,可见对于体育文化传播,体育新闻的作用更大一些[7]。

5 结论

通过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在体育文化的制造和传播方面,体育文化的传播影响主动性要强,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的结果会主动影响着体育文化的同化和传播,而传播手段是次要的被动影响。体育文化要提高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首先就要加强体育强国建设,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展现国家的体育水平,才会有深远的体育文化散播。一级指标方面:竞技体育、社会体育、体育文化传播媒体排名分列前三位,全民健身,体育文化制度、体育文化历史分列四、五、六位,最后为国家发达水平,说明健康的国民体魄、体育传播素养是体育大国的必备素质,而体育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多元文化传播和体育的结合是体育文化传播力构成的中間力量,并不以国家发达水平为转移,也更好地印证了大国体育文化外交需要首先健全自己国家的国家认同、公民健康、体育发达的文化,然后才是体育文明传播手段的实现。

在二级三级指标中,排名权重靠前主要集中在体育文化的传播意识和体育文化投入上,包括人才培养、体育精神塑造等方面,对照以上指标,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力上还缺乏强大竞争力和强国话语权,从竞技体育成绩、社会体育贡献到体育文化传播路径、体育文化阵地国家化占领,特别是篮球、足球、田径的水平与世界强国还存在差距,社会公众对于体育大国文化的精神还不够丰富和自信。为了提高体育文化的国家传播力,建议我国从国家层面强化和重视竞技体育、社会体育、体育传播媒体的领域突破,出台长远发展规划,依托优势体育项目群和良好的群众健身需求,健康引导,完善国家认同、体育新闻公平公正的传播氛围,加快体育文化、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力度,鼓励体育走出去,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提高国民整体体育素质和体育宣传水平,将我国多层面、多角度、多标准和多历史的特色体育文化传播出去。随着国家“体育强国梦”《全民健身纲要》计划的实施,在“一带一路”的文化传播背景中,构建与各大经济走廊相适应的体育文化传播途径,以体育为媒介的文化传播力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鲁南. 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1):102-108.

[2]刘惠.我国体育文化传播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9(11):118-120.

[3]史友宽.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考察与理念探索[D].开封:河南大学,2012

[4]种莉莉,孙晋海.建设体育强国背景下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与对策[J].武汉体育学院报,2011(10):76-79.

[5]苏玲.NBA 体育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及启示[J].新闻战线,2016(6):115-116.

[6]骆正林.足球世界杯的舆论场域与文化传播[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11):44-49.

[7]叶淑兰.关于“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创新的思考[J].对外传播,2016(4):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