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日娜 汪凯文

【摘要】  文章运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审计师性别组成及变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男性签字审计师组变更为女性组后的谨慎性高于男性组变更为男性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签字审计师的谨慎性高于男性审计师。同时随着事务所规模增大，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被弱化。文章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个体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   审计师性;审计质量;事务所规模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19）20-0020-04

一、引言

近来年，审计师个人特质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表明审计师的独立性、行业专长、任期、专业胜任能力、学历、年龄、性别及所学专业均对审计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有关男女心理表现上的性别差异研究，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已出现。基于性别差异的行为分析已被广泛记载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文献中。相关文献指出由于性别差异会导致男女两性在认知、理解力、责任感、保守程度、自信程度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审计师性别会对审计判断和审计过程产生影响[1-2]。女性审计师可以发现更多的错报[3]，经女性审计合伙人审计的上市公司有较小的可操纵应计利润[4]。同时有研究表明当签字注册会计师均为男性时，审计质量最高[5]。也有学者得出性别差异并不会对审计质量产生显著影响的结论[6-7]。现有文献对于审计师性别对审计质量影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当今我国女性已广泛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看，我国女性的高就业率和对经济生活的深度参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鉴于此，本文研究审计师性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2007—2015年的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审计师性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男性签字审计师组变更为女性组后的谨慎性高于男性组变更为男性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签字审计师的谨慎性高于男性审计师;（2）随着事务所规模增大，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被弱化。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本文对丰富我国审计师性别与审计质量研究的经验证据具有一定的意义;其次，对比在不同事务所规模下，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影响程度;再次，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事务所规模增大，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被弱化，为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理论假说与模型设定

已有性别差异文献表明，男女在信息处理、思维方式以及风险偏好等方面有显著差异。签字注册会计师性别差异会对职业判断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审计质量。男性对信息的接收具有选择性，而女性对信息的接收则具有宽泛性[8]。这种差异导致女性在复杂的决策环境中工作效率更高，决策的准确性也更高。Kim等[9]发现在审计环境中，女性审计师更能发现财务报告中的错报， 因而审计结果更准确。同时根据社会角色理论的描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冒险，也更加激进。女性在所有领域都比男性更不情愿冒险[10]。在审计过程中，由于女性审计师更加谨慎，不愿冒险，她们很有可能会为规避风险而搜集更多的样本和降低重要性水平。在工作中更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也更仔细，并且不愿意承担因为审计失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行为更有利于女性审计师发现更多的错报，进而提高审计质量。而且在独立性方面，Whitley[11]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独立，道德水準更高，独立性更强。因此，审计过程中，女性更有可能如实地报告找到的错报。由此提出假设1：

H1：对于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女性签字审计师表现出更高的谨慎性。

已有研究表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规模较大的事务所能够提供优质的审计服务[12]，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13]。同时基于市场声誉机制与“深口袋”，大所更有确保审计质量的动机。已有研究表明，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十大[14]。结合上文分析，审计师性别会影响审计质量，同时规模较大的事务所因其所处的行业地位、待遇等优势，其雇佣的审计人员技术能力和职业道德也较高，并且内部控制体系以及质量控制体系更成熟，审计质量较高，从一定程度上会弱化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由此提出假设2：

H2：相对于小所而言，大所审计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受性别差异影响较小。

为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1，可以设定模型1如下：

DA=β0+β1female+β2size+β3roa+β4growth+β5lev+β6cfo

+β7big4+β8big10+β9loss+β10op+β11soe+β12indirect+β13shrcr1+β14back+β15edu+ε

为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2，可以设定模型2如下：

DA=β0+β1female+β2size+β3roa+β4growth+β5lev+β6cfo

+β7big4+β8female_big4+β9big10+β10female_big10+β11loss

+β12op+β13soe+β14indirect+β15shrcr1+β16back+β17edu+ε

DA为利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绝对值，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国内外学者利用盈余质量作为衡量审计质量的指标，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系数呈正相关关系（Teoh 和 Wong，1993;Becker等，1998;Gopal，2003）。

female为签字注册会计师性别，签字注册会计师含女性时取1，否则为0。模型2中female_big4为审计师性别与四大交乘项，female_big10为审计师性别与国内十大交乘项。

本文研究主要关注female、female_big4以及female_big10变量的回归结果。female代表审计师性别变量，根据假设1，预期其估计系数显著为负。female_big4以及female_big10为审计师性别与事务所规模交乘项。根据假设2，预期其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并且female_big10显著性高于female_big4。

根据相关文献，模型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将公司年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总资产收益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资产负债率lev、经营活动现金流量cfo（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上一年资产总额）、四大big4（若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则取值为1）、十大big10（若事务所为国内十大，则取值为1）、是否发生亏损loss（前三年净利润为负时取1）、审计意见op（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取1）、股权性质soe（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国有企业时为1）、独立董事占比indirec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cr1、审计师专业背景back（两位签字注册会计师均为财务相关专业，则取值为1）、审计师学历edu（两位签字注册会计师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则取值1）。

三、样本选择与描述统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审计师性别来自于手工收集A。公司财务数据与审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是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因此本文样本区间为2007年至2015年。在19 606个样本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如下样本筛选：（1）剔除所有金融保险业公司样本;（2）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3）剔除审计报告不是由两名审计师签名的公司、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上缺失的数据以及审计师同名同姓且不能根据事务所名字来唯一标识的公司样本;（4）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前后1%的Winsorize处理。最终本文获得10 369个观测样本数，其中男性组有5 085个观测样本数，女性组有998个观测样本数，混合组有4 286个观测样本数。

（二）描述统计

通过表1可以看出如下全样本数据特征：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DA）平均值为0.07，说明样本公司盈余操控的平均值占上期总资产的7%，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58，不同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有较大差异。含女性签字注册会计师组（female）均值为0.51，中位数为1，说明样本中近50%的公司年报由男性审计师组签字。是否四大（big4）以及是否十大（big10）的均值分别为0.08和0.52，说明样本中60%的公司都是由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审计的。

表2报告了相关系数。DA与female呈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经包含女性的签字注册会计师组审计的公司，操控性应计绝对值更低;DA与size和soe显著负相关，说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操控性应计利润较低;DA与big4、big10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对上市公司操控性应计进行了抑制。另外，从以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来看，变量之间没有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检验模型的共线性问题不严重。

四、多元回归结果

进行多元回归时，对每一个female取1（即签字审计师里包含女性）的样本匹配一个female为0（即签字审计师均为男性）的样本。本文采用Rosebaum and Rubin（1983）提出的“倾向得分配比”法（PSM），找到与实验组尽可能相似的对照组，从而降低性别之外的其他变量对操控性应计的影响。分析結果包括全样本（DA）、正向盈余管理（DA+）以及负向盈余管理（DA-）的多元回归。

表3报告了模型1以及模型2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DA与female没有显著相关性。假设1将在后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检验。模型2加入female_big4和female_big10两个交乘项后，全样本以及正向盈余管理组回归结果显示，DA与female_big10分别在1%及10%的水平上负相关，即国内十大女性审计师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比男性明显，一定程度上证明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有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证明假设1。而负向盈余管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DA与female_big10在10%的水平上正相关，说明女性审计师对负向盈余操纵并未起到抑制作用，这可能与风险偏好有关。相对而言，无论全样本组还是正负向盈余管理组，DA与female_big4并没有显著相关性，与female_big10回归结果形成对比，说明随事务所规模增大，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被弱化。

下页表4报告国际四大以及国内十大回归结果。对比发现，国内十大样本中，DA与female显著负相关。而国际四大样本中，DA与female没有显著相关性。与前文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在国内十大事务所中，女性签字注册会计师较男性而言更加谨慎。而国际四大事务所中，签字注册会计师谨慎性并未有显著性别差异。随事务所规模增大，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被弱化。

五、进一步研究

在进一步分析中，引入双重差分模型，将审计师的变更作为准自然实验室，来研究审计师性别组成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将审计师组由男性组变更为女性组作为实验组，由男性组变更为男性组作为对照组，通过双重差分（DID）模型（如下文模型）来减轻外界冲击的影响。当男性组变更为女性组时，chg取1，男性组变更为男性组时，chg取0;变更前post取0，变更后post取1，chg_post为chg和post的交乘项。具体模型如下：

DD=u+β1chg+β2post+β3chg_post+β4controls+ε  （3）

从表5可以看出，基于全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表明，签字审计师由男性组变更为女性组后，谨慎性均高于由男性组变更为男性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签字审计师的谨慎性高于男性审计师。

为了保证研究的可靠性，我们还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1）用经ROA调整的琼斯模型来估计DA，研究结论不变。（2）用签字注册会计师组中女性数量代替female，具体模型仍为模型1、模型2，研究结论不变。

六、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审计师性别组成与变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同时结合事务所规模，探讨在不同规模事务所中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程度。得出如下结论：男性签字审计师组变更为女性组后的谨慎性高于男性组变更为男性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签字审计师的谨慎性高于男性审计师。同时随事务所规模增大，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被弱化。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事务所以及审计师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事务所在指派审计师时可以选择最佳性别组合，制定保持一致的审计标准和质量控制，确保审计质量。男性、女性审计师应加强合作，互相学习，反思审计工作中的“惯性思维”，以提高审计质量。

【主要参考文献】

[1] Chung J，Monroe G S.A research note on the effects of gender and task complexity on an audit judgment[J].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2001，（13）：111-125.

[2] Gold A，Hunton J E，Gomaa M I.The impact of client and auditor gender on auditors′judgments[J].Accounting Horizons，2009，（23）：1-18.

[3] Breesch D，Branson J.The Effects of Auditor Gender on Audit Quality[J].The IUP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 Audit Practices，2009，（03）：78-108.

[4] Ittonen K，Va¨ha¨maa E，Va¨ha¨maa S. Female Auditors and Accruals Quality[J].Accounting Horizons，2013，（27）：205-228.

[5] 楊永淼，邹晓静.不同制度环境下审计师的性别组合对审计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J].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19，29（6）：1-12.

[6] Hardies K，Breesch D，Branson J. Are Female Auditors Still Women？Analyzing the sex differences affecting audit quality. http：//ssrn.com/abstract=1409964.2009.

[7] 施丹，程坚.审计师性别组成对审计质量、审计费用的影响——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1，（09）：38-46.

[8] Bonner S.A Model of the Effects of Audit Task Complexity [J].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1994，19（3）：213-234.

[9] Ittonen，K.，and E.Peni. Auditor′s gender and audit fe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2010，（16）：1-18.

[10] Goldhaber G and deTurck M.Effectiveness of Warning Signs：Gender and Familiarity Effects [J].Journal of Products Liability，1988，11（03）：271-284.

[11] Whitley，B. E. Jr.Gender Differences in Affective Responses to Having Cheated：The Mediating Role of Attitudes[J].Ethics & Behaviour，2001，11（03）：249–259.

[12] Francis J M Yu.The Effect of Big Four Office Size on Audit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J].2009，84（05）：1521-1552.

[13] DeAngelo. L.Auditor Size and Auditor Quality [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1，（03）：183-190.

[14] 吴水澎，李奇凤.国际四大、国内十大与国内非十大的审计质量——来自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当代财经，2006，（02）：114-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