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鹰

一

傅雷，1908年4月7日出生于上海，因出生时哭声洪亮，如同打雷一般，所以取名傅雷。

傅雷四岁那年，父亲因受诬陷入狱，在狱中受尽折磨，肺病已入膏肓，更因含冤未得昭雪，郁闷去世。母亲在丧夫之痛的打击下，再无精力照料膝下的四个孩子，最后只剩下长子傅雷，其余全部夭折。

此后，母亲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唯一的儿子身上，对傅雷严格到近乎苛刻。因为傅雷不好好念书，一天深夜，母亲竟然把傅雷包裹得像个粽子，准备投入水中;甚至不惜用滚烫的烛油烫尚且年幼的傅雷，只因他读书时打了个盹。

在几近暴力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傅雷曾用“只见愁容，不闻笑声”来形容自己的童年。这种痛苦深深地烙在了傅雷的心里。

傅雷生长在这样严苛又充满暴力的环境，成年后又认定“生活往往是无荣誉无幸福可言的，是在孤独中默默进行的一场可悲的搏斗”。这样的经历和思想，让他的坏脾气出了名。他性格刚烈，不苟言笑，如他的名字一样，疾恶如仇，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雷霆之怒，身边的人故意把“老傅”喊成“老虎”。

傅雷的孤傲，使得他既不屑与庸俗妥协，又不屑向权势低头，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无法与人共事，也不能发挥他的专长。

因为个性鲜明，念了中学的傅雷就参加了各种学生运动，但随着校方的严厉管制，母亲生怕他受到牵连，赶紧把他带回家里，直到风声停息，才让他继续返城念大学。

二

朱梅馥出生之时，正是元月十五，蜡梅盛开。父亲希望她如梅花般高洁芬芳，一生都有福气，给她取名朱梅福。

她和傅雷是远房表亲，自小青梅竹马，互生情愫。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14岁的朱梅福与19岁的傅雷定亲。

1928年，傅雷开始了留学生涯，去了法国的巴黎大学，在那里学习艺术理论，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为他后来创作和翻译各种名著有着深远的影响。

谁知傅雷在法国留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叫玛德琳的女子，看着这位热情洋溢、同样爱好艺术的女子，傅雷的心中泛起涟漪，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位女子，欲罢不能。于是，他头脑发热便写信回家，告诉母亲说自己要退婚，理由是婚姻大事理当自己做主。

退婚信写好后，傅雷没勇气寄出，就托当时在法国的著名画家刘海粟寄，刘海粟比傅雷大十多岁，看出了傅雷和玛德琳之间的文化差异等问题，就将退婚信扣压，没有寄往上海。

事实上，心高气傲的玛德琳对傅雷并不感冒，她除了傅雷以外，还同时和其他男生交往密切，傅雷发现的时候已然崩溃，极度绝望下差点自杀。

朱梅福知道傅雷在法国的荒唐事之后，选择了隐忍，也没有到处诉苦，她相信傅雷，相信自己的坚守是正确的。

1931年，傅雷终于离开法国那个伤心之地，回到了上海，在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今南京艺术学院）任教，在这里，傅雷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三

1932年，傅雷与朱梅福结婚，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终结秦晋之好。傅雷嫌她的原名俗气，为她改名“朱梅馥”，这才有了朱梅馥这个名字。

朱梅馥初中就读于上海都会学校稗文女校，高中进入另一所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更弹得一手好钢琴，《命运交响曲》在她的指下如行云流水。

但这些并没有让她遗落东方女性之美，浦东特有的海之襟怀和包容温润了这个女子。除了贤妻良母的温暖，温存与高贵，坚定与自信，仁爱和牺牲也汇集于她的一生。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回忆朱梅馥时就写道：“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在儿子及亲友眼里，朱梅馥“像菩萨”，一辈子善良得不近情理。小儿子傅敏说，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浩荡，也能忍”。好友周朝桢也说：“她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都起劲，性格却完全是旧社会那种没一点文化的贤妻良母式的典型。”

“傅雷偶尔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打一两次回力球，夫人静观，不敢多口。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叫一通，吓得孩子们不敢吭声。但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表现得格外真诚。于是梅馥一笑置之。”刘海粟回忆。

朱梅馥一天三部曲：上午做家务，下午给傅雷做秘书，她有时一口气要做500多张唱片卡片，“好像图书馆一样”。晚上是她最舒服的时间，透一口气，可以静下来看看书。

朱梅馥性格温和，有一副菩萨心肠，但傅雷不是，他的坏脾气和他的才华一样闻名，令人“闻风丧胆”。

四

傅雷对孩子的教诲是：“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用钢琴语言领悟音乐，从音乐中寻求人的基本价值……”

傅雷的理念是：倘有天资，则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倘无天分，宁做别的工作，这是傅雷的人才观。他是要培养傅聪做一流艺术家的，他不能容忍傅聪对艺术怀轻慢的态度。

傅雷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但他的教育方式又是粗暴的，严格得近乎残酷，稍有差池，就对孩子非打即骂。

弹琴是苦差事。傅聪小时候也爱玩：琴上放着谱子，他有本事同时看《水浒传》，样子好像在弹琴，手指好像自动在弹，眼睛却全神贯注地在看黑旋风李逵。父亲在三楼从琴声中察觉出异样，下楼来一看，抓住了傅聪。傅雷一声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样，吓得傅聪魂飞魄散。

五岁时，傅聪在客厅写字，傅雷在吃花生。不知何事傅雷火了，顺手抡过来蚊香盘，击中傅聪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给傅聪留下一道永远的伤疤。傅聪曾经對父母的好友杨绛诉说：“爸爸打我真痛啊！”

不过，这还不算什么。有一次，傅雷竟然把傅聪绑在家门口，让邻居们都看到傅聪不听话，以此警告傅聪。

傅雷还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如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咀嚼饭菜时，是否发出了丧失礼貌的声音。

孩子在傅雷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任性，只有当傅雷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嬉笑，恣情玩乐。有一次，趁父亲外出的时候，傅聪跑出去玩了。当他正在玩具店里看得入迷，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阿聪”。傅聪回头一看是父亲，像吓掉了魂似的，拔腿就往家里跑……

1953年正月的一天，傅聪和一帮小朋友在家里弹琴，他们互相观摩、切磋技艺，傅雷在一旁听。当小朋友们走后，傅雷生气地对傅聪说：“你弹得不好，在小朋友当中很丢脸，你学习不认真。”傅聪不服，傅雷的言语就更激烈了，傅聪因此负气离家出走。

《傅雷家书》中显示，后来的傅雷对其教育方式非常悔恨。他在《傅雷家书》第一封信里说：“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补赎不了这种罪过！”他后来在给傅聪的信里写道：“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重温了一遍。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

朱梅馥告诉儿子傅聪：“克制自己，把我们家上代悲剧的烙印从此结束;而这个结束就要从你开始，才能不再遗留给后代。”

五

1936年冬，傅雷到洛阳做了一段时间“中央古物保管专门委员会洛阳办事处主任”，其间结识了一位豫剧女演员，结下一段情缘。他作了一首诗：“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灵光。柔和的气氛，罩住了离人——游魂。”

1939年，傅雷又认识了一位叫成家榴的女子，她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她的容颜和声音让傅雷如痴如醉，傅雷直呼她为女神。看着丈夫每天洋溢着满脸的喜悦，望着他瞳孔里投射出的爱意，朱梅馥什么都明白了，但她和当年傅雷爱上玛德琳之后的态度一样，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依旧照顾两个孩子。

当看着傅雷在书房写着与那些女子来往的信件，朱梅馥没作声，就当傅雷在认真创作，等到天明，她依旧做好自己的本分，别人问起时，她也笑而不语，孩子们好奇地问，她就制止，让他们好好学习。没有人知道她的心里受了多少委屈，但她不争不吵不闹。

后来成家榴去了云南，傅雷犹如一个身体被抽空的人，没了思想和喜怒哀乐，只剩一具空壳。当朱梅馥看到这些，她知道傅雷这是心病，解铃还须系铃人，于是亲自打电话给成家榴，用诚恳的语气对她说：“你快来吧，你来了，他才能写下去。”

成家榴来了，坐在他身旁，他果真安心地写下去了。于是，朱梅馥和成家榴，一个在厨房洗切斩剁，一个在书房流光溢彩。

凭着她那不动声色的包容，她将丈夫那些露水情缘，一点一滴地溶解在她的暗香里。在他们的婚姻里，一人永远忍耐，满足另一个人的要求;一人永远让另一个人臣服自己，霸道地制定规则，另一个人无条件遵守。这样的爱情未免太霸道，太不对等，也似乎缺少了对彼此的尊重。

朱梅馥以强大的力量包容着傅雷，而并非忍耐。包容是什么？是我比你强大，我是可以离开你的，只不过因为我的善良，我对你的爱，我选择留下来。而忍耐是什么？是我没有其他办法，离开你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只能忍气吞声，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朱梅馥的隐忍，绝非旧时代女性的愚忠。许多年后，朱梅馥对儿子傅聪袒露过自己当年在面对外界各种干扰时的心境，她在信中写道：“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疾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24岁就郁闷而死，他们孤儿寡母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朱梅馥懂得傅雷，她心疼眼前的这个男人，她知道傅雷成长的轨迹里缺少某种爱，也深知傅雷性格中的缺陷，所以，她不争，她要用自己的赤子之心来感化傅雷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尽管中途傅雷一度有要放弃妻子和家庭的念头，但面对朱梅馥这样一个无辜的、宽容的、手无寸铁的灵魂，傅雷被震慑了：他看到了自己的虚弱和无能。

自此，傅雷再也没有辜负过朱梅馥，他开始慢慢学会了感恩，懂得了妻子的可贵。他开始把朱梅馥的相片和自己的相片一起摆在书斋里。他说：“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因为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的空气，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而成家榴也是同样，最后她选择离开，远走中国香港，一生未嫁。

晚年的成家榴曾对傅雷的小儿子傅敏说：“你爸爸很爱我，但你妈妈人太好了，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

六

1957年，傅雷受到多次“批判”。有一天，一直到半夜，傅雷也没有回家。朱梅馥忧心如焚地等待着，因为她深知傅雷的性格，他是一个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她生怕他再也回不来了。

很久很久以后，终于有了敲门声。进门后，傅雷只是和妻子黑灯对坐，默然无言。良久，他才长叹一声：“如果不是因为阿敏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傅雷拒绝承认各种强加在他身上的莫须有的“高帽”，于是选择不问世事，选择闭门不出，每天看书写字。然而，随着运动的高潮一波接着一波，他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他曾绝望地对朋友说道：“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傅雷过关，好心暗示傅雷不妨将检讨的调子定高一点，以给人“认识深刻”的好印象。但是傅雷并不接受这样的好意，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周而复又派人前去说服，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无法做那样的‘深刻检查！”

后来经过朋友多方奔走，傅雷才勉强“过关”。但一位领导来沪后，为填充要上报的“政治”名额，还是把傅雷的名字加上了。

1961年9月30日，報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政治帽子。”看到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待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恩的话：“当初给我戴帽子本来就是错的！”

正如杨绛所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

1966年9月2日，饱受了三天四夜“批斗”后，傅雷宁死不屈，在绝望中想到了死。当朱梅馥看着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丈夫，她知道此时再多的言语，再大的宽容也无法拯救傅雷，想着未来还会有无数惨无人道的折磨，就不禁绝望。朱梅馥最终选择和他一起赴死：君死，吾也不苟活，为了不使你孤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正如她在书信里告诉过他们孩子的一样：“我们现在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据他们的保姆回忆，他们那时估计就去意已决。面对搜捕人员留下的满地狼藉，她对保姆说：“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要体面地死去。

大约晚上八点左右，傅雷夫妇俩吃晚饭，朱梅馥对保姆说：“明天小菜少买点。”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七

1966年9月3日凌晨，朱梅馥为傅雷倒好温水，看着他喝下毒药，然后搂着他，用温暖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两小时。待他鼻息停止，她把他的身体摆正，扯下两条床单缠到窗帘栏杆上，又铺一床棉被在地上，避免发出声响惊到邻居，然后放好椅子踩了上去……

在这两个小时里，一个女人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爱人喝下毒药，继而痛苦地痉挛、抽搐，最后辗转死去。这对朱梅馥来说，实在太残忍，无疑是让她经历了两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后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后一次是灵魂投奔。

许多年后，他们的儿子傅聪说，他当时也很清楚，以父亲的性格，死是必然的结局，而这个结局不应属于妈妈，他说：“我知道，其实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忍得过去……”

傅雷的一生，虽说深深浸润西方精神，但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生。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他的死，他的“自绝于人民”，大抵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品格。

朱梅馥夫妇干净了一生，最后的死，干净得更让全世界震惊。这一年，傅雷58岁，朱梅馥53岁。看过遗书手稿的作家叶永烈说：“遗书那么长，没有改过一个字，是一口气写下来的。”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用来自血液里的欣赏和来自骨子里的爱跟随在丈夫的身后，安静地陪伴着丈夫写遗书，在那几页遗书的文字里，看不到他们对这个世界半点的不满和抱怨，有的只是平静地交代身后事：

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费的供给等。在这封遗书中，他们连自己的火葬费都事先准备好，还三次道歉，为姑母、为三姐、为遗书的托付者朱梅馥哥哥朱人秀，“使你为我們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在生无可恋的时候，他们还想着不给别人添麻烦，还想着尽量不要拖累和亏欠别人。一个人要有何等境界，才能够在面对死亡时，从容地保持自己的教养，这样的灵魂是多么难得。

八

傅雷夫妇自杀后，遗体送去火葬场，傅雷的一个读者江小燕听闻此消息悲痛不已，她知道此时傅雷夫妇的孩子都在国外，没有人来给他们收骨灰，于是她瞒着家里人来到寄放骨灰的地方，冒充自己是傅雷的“干女儿”。可能是工作人员被她的诚意打动，也没有仔细核实身份便将傅雷夫妇的骨灰交给了她，但当她拿到骨灰的时候，发现自己连个像样的骨灰盒都买不起，后来她联系到了朱人秀，这才把骨灰装好，安置在了上海永安公墓。此后，这位“干女儿”还一直为傅雷夫妇走访申冤，希望为他们昭雪。

1979年的四月，那个昏暗的年代已经远去，傅聪回国，当他得知父母的骨灰被保留了下来，感动不已，于是和傅敏四处打听这位陌生的好心人。

找到江小燕后，傅敏夫妇希望能给她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她都一一拒绝，最后只收下一张傅聪音乐会的门票，听完音乐会后，她就消失在人群中，从此，再也没有去找过傅聪兄弟。

编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