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帅 郭惠杰

（1.福建警察学院 警察战术系，福建 福州350000；2.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当前，我国群众日益增长的的体育锻炼健康需求与之不对称的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既有社会发展带来的群众体育锻炼需求的数量快速增长和种类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等客观因素；亦有供给体制不够健全、供给产品相对落后等导致的供给不足和乏力等主观因素。故通过对非体育公共产品承担体育公共产品功能的路径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公共产品的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同时，亦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乏力以及广大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锻炼需求的困境。从供需体系的研究层面来讲：非体育公共产品承担体育公共产品功能也隶属从供给侧发力的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改革，亦属于创新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因此其对于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与路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 公共产品的功能和特征的阐释

社会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也有被称作公共服务，前者是以市场经济视角下的供给论述，主要侧重于市场机制的调节；公共服务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主要是以政府公益性供给为主。其最早源于《利维坦》一书，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出国家的本质所有公民相互盟约，并对其授权，以便使国家能按其认为有利于保障大部分公民的权利去行使相关职能的行为”[1]。于美至（2013）等学者认为：公共服务是公共产品思想的源头[2]。随后，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供给的非竞争性，即每个公民能够均等地消费，并且个人的使用消费并不会减少或阻碍他人对此的消费或使用[3]。其主要内容包括：公共医疗健康、公共教育、公共环境建设、公共文化、公共治安防控等社区服务，还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公立医院、公立学校、公园、警察、交通、邮电等依托公共设施、公共资源的社会公共服务[4]。综合来看，公共产品的内容主要是以社会公益性资源为主及以此为依托的一系列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源，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供给的非竞争性的特征。

2 非体育公共产品承担体育公共产品功能的必要性

2.1 相关概念的学术界定

2.1.1 体育公共产品的内容阐释

体育公共产品是指主要以提供体育锻炼、增进健康为主要目的的社会公共资源。目前国内关于其内容有较大的争议：鲍明晓(2005)认为体育公共服务或产品在内容上是包括基础性的锻炼健身器材场地设施等以及与大众健身直接关联的组织指导等人才、技术和信息方面在内的公共服务[5]。白跃世等（2009）认为：体育公共产品主要包括:体育科研院所单位、体育场地器材设施、体育运动场馆、体育传媒传播、体育锻炼运动、健身指导与咨询等[6]。查阅大量研究成果之后发现每个学者根据其自身的认识、研究目的等有着不尽相同的定义内容。综合而言，体育公共产品是指一切与体育健康活动相关的体育显性产品和隐形产品，具体是指体育场地器材设施、公益性的体育赛事。活动包括组织参与和欣赏等、体育文化活动指导、体育政策法规等，这些社会性的服务都隶属于体育公共产品的内容，都具有社会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2.1.2 准公共体育产品的内容阐释

关于准公共体育产品或准公共体育服务的提法最早出现在杨年松（2000）[7]《中国体育产业化的推进机制》一文中，他提出准体育产品的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体育产品的公益性和排他性所提出来的具有一定私人性、交换性的体育相关产品和服务。此后，众多相关研究沿用了对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这种定义：即主要是介于商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一种兼具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与商品的交换性两者之间的一种过渡性产品和服务。如王冬冬[8]（2011）、王帅[9]（2017）等研究表明了准体育公共产品这样的特性：公民进行体育运动和体育文化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场地设施和器材，以及体育指导等资源，在消费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应隶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政府应成为其供给的主体。然而，现阶段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能力不是很充足，当下国家财政的能力还不足以支付这些服务和产品的全部成本，故其应采取准公共产品模式，由政府和使用者共同分担。所以准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排他性。

2.1.3 非体育公共产品的内容阐释

非体育公共产品是相对于体育公共产品而言的，是指产品在供给时的顶层设计之初和供给资源配置过程中不是以提高群众身心健康、满足群众体育锻炼需求等为主要目的来进行设计、配置的社会公共物品和服务，但是它们辅有承担体育公共产品功能条件基础。故其亦属于社会公共产品的子内容，也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特性。譬如：道路、桥梁、公园、一般性教育、安全、医疗、文化广场等。与准体育公共产品不同的是：非体育公共产品是完全的社会公共产品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社会公共产品的功能在某些方面都具有一定的通性”，这些社会公共资源虽然不是以提高群众身心健康、满足群众体育锻炼需求等主要目标来进行设计和配置的，但其在某些方面具有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功能，故其具有承担部分体育公共产品功能的条件和任务。例如：在公园、广场或其它较为空旷的地方、在使用频率较低的时间段的道路上进行锻炼等[10]。目前相关研究表明：非体育公共产品承担体育公共产品部分功能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11-12]。并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部分非体育公共产品正在承担着体育公共产品的部分功能，且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这是非体育公共产品承担体育公共产品功能的现实依据[13-15]。

2.2 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产生的机制

体育公共产品隶属社会公益性资源，具有非营利性等特性，因此是由以政府为主的（我国部分社会公益性组织也具有较强的行政干预性）供给主体进行供给。其供给主体较为单一，导致主体的供给能力相对较弱。随着经济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市场在供给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作用，政府在社会资源调配过程中能力不断弱化，进一步削弱了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同时，社会生活水平不断发展，群众闲暇时间不断增多，信息交流加速，群众对体育锻炼和健康的需求从数量、质量和产品服务的种类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变化等，对供给主体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主观供给能力弱化和客观需求不断增加的现状之下就出现了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供给乏力、供需错位和无效产品过多等供给困境。

2.3 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困境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6]。在社会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体现就是：社会公共产品总量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但是与需求端的需求不平衡和错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投入逐年增长，不论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在快速的增长和发展，截止到2017 年1 月23 日一般性公共财政支出（包含了公共服务支出）已达187841 亿元（2016 年的）[17]。但相关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很多公共产品和服务，尤其是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过程中还存在着供给不足、供需错位、产品质量较低、管理不善、利用率较低、后续管理缺位等的困境，诸如：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利用率过低、耗损程度较严重、后续无人管理等，其主要成因是作为需求者的农民们在供给过程中自身的实际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的表达。其原因既有表达反馈机制的不畅通，又有使用者自身对此不了解等原因。这就当前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最大特征[18-19]。

3 非体育公共产品承担体育公共产品功能的路径分析

3.1 从顶层设计出发，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制度问题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特征”，故对于非体育公共产品承担体育公共产品功能的相关制度的建立、完善等势在必行。对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调查发现：公共产品的供给设计目标和供给现实结果具有较强的矛盾性。即供给设定目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在实际供给效能和供给结果的现实表现却具有很大的趋同、同质等特性[20]。这样就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但同时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深入了解这些困境的形成机制就会发现：制度性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毛雁冰[21]（2017）、齐听静[22]（2017）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目前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具体表现为：由于制度不健全而产生的供给各个主体之间的责任、目标等的不明确、供给结构相对僵化和供给路径不畅所导致的公共产品种类不全、功能缺失、主体责任不明确所导致的后续发展和管理的缺位等。这些制度性的因素所引起的困境具有深层次、结构性等特征，是社会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故为了更好地解决公共体育产品供给难的困境，理论上应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发力进行改革，但需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人体生理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故应“以人为本”，侧重从供给侧进行改革，改进供给方式、提升供给能力等。因此，首先要确立非体育公共产品承担体育公共产品功能的“合理性”，主要是法理上的合理性和道德上的合规性，这种合理性和合规性是由公共产品服务的建设成本资金来源而确认的；其次针对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建立合理、科学并可行的供给和使用的规章制度和长效的运训、保障机制。

3.2 利用“互联网+”的大数据平台进行合理的公共产品资源分配

目前，我国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互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社会的雏形。在进行社会公共产品配置和使用的过程中应充分使用这些优势，来对各项产品进行实时监测、评估并提供可靠的可参考信息。例如：2017 年6 月，青岛某暴走团因缺乏相应的体育锻炼场地而到马路“暴走”，导致严重的车祸，带来惨痛结果，造成非常差的社会影响。但青岛警方利用“互连网+”和大数据分析，发现有条马路在傍晚某一时间段使用频率较低，具有进行“暴走”的可行条件，故允许这些暴走者在特定时间段使用此条马路进行锻炼。这种做法不但解决了暴走场地资源不足的现象，还充分利用了社会相对闲置的资源，解决了暴走所带来的其他危害社会治安的问题，对其他地方、项目活动等具有一定的启示：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进行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利用来解决体育公共产品相对不足的困境。在当下社会，信息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故实现非体育公共产品承担体育公共产品部分功能这一路径中必须与其它社会资源交流和互动，充分发挥其社会效能。同时，此过程也是非体育公共产品（大数据等社会公共信息资源）承担部分体育公共产品功能的一个实证，而类似的实证在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中也有所体现，这些研究表明：非体育公共产品承担体育公共产品功能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故应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进行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利用来解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和体育公共产品相对不足的困境[23-24]。

3.3 建立多方反馈的长效机制，保障其平稳的运行

完整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应是“供给、需求、反馈、治理等”要素在不同阶段有机结合的产物。其中反馈不仅是获取相关信息的来源途径，更是对体系运行过程中纠错路径的重要因素，故在社会资源供给配置中有不可或缺的位置。反馈路径的不畅与缺失是目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中较为突出的困境。这一困境的本质是源自于供给体制的深层次原因（自上而下的供给方式），故解决反馈机制的不畅与缺失等首先要从完善和健全供给制度来入手，要让产品的使用者参与到供给过程中来，让其体育需求意愿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其次，反馈路径不畅是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陕西省大荔县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需求侧的需求意愿表达很难传递到供给主体一侧，这样就导致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信息不对称的加大，从而加剧供给困境的产生；最后，反馈的处理也是影响反馈效果的重要因素，反馈处理效度越高则反馈机制越活越，反之则越来越僵化，如在对福建和陕西的公共产品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使用者因为反馈效果的不理想而很少反馈或者不反馈。故实现非体育公共产品承担体育公共产品功能的愿景，科学有效、路径畅通、效果明显的反馈调节机制是不可或缺的。这对即于我国固有的“自上而下”的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缺陷所改进，也对于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内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 结语

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经济的改革和转型的“三个叠加期”，社会生产生活和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相对较多，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应以积极态度面对和解决，要开拓思维勇于创新。在针对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境遇中也应开拓思维勇于创新，既要从自身的供给体系入手深入了解成因、完善供给体系的各个环节、提高供给效能；也要积极与非体育公共产品进行资源互动和共享，创新供给体制体系、优化和创新供给的路径、形式，最大限度利用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开发其潜在功能、减少浪费；丰富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创新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以此来缓解并逐渐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