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鲁梁，马学智，谢 军，孙 刚

武德规范着习武者的价值观和行为，是中华武术宝贵的文化形态。武德在武术学界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前期与武德相关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众多学者提出武德对武术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并呼吁弘扬武德文化刻不容缓。反观现实，武德的内涵和弘扬机制虽然表现为越来越理性化和合理化，但是“弘扬武德”的愿望并没有在当下现实生活中完全“着地”，与武德相关的学术研究难以对武术社会实践中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产生切实的回应，习武者私下约架、所谓的“武术大师”刻意将武术神秘化并到处招摇撞骗等事件时有发生，以致于习武者脱离武德的问题甚至有愈发严重之势。有学者批判，近代以来，习武者的精神信仰与追求在世俗化的“向钱看”和“向厚看”中日渐消散[1]。理论的研究发端于现实困境的诉求，本研究认为前期研究对“弘扬武德”这一话题的深层次分析存在欠缺，有关武德在当今社会弘扬的课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和审视。

学术界和社交媒体流行的词汇透视出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和社交媒体使用频度最高的一类词汇是现代性及其衍生词，对现代性的研究、批判、分析与战略建构成为时代的聚焦点[2]。现代性意即现代社会特有的属性。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缩略语[3]。现代性发轫于西方国家，它早已突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而具有深刻的普遍性。当一个民族步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现代性就不是一个抽象的可以简单取舍的问题，而成为一种历史演进机制的问题。自晚清以来，随着传统文明秩序的解体，我国逐步开始了现代性的建构，社会随之步入快速转型的进程之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性在我国带来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武德在当今社会的弘扬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性发生关联，难以躲避与现代性的融合与冲突。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剖析了传统社会中武德确立的观念预设及其现代性嬗变，之后在现代性语境下审视了武德弘扬的二律背反，最终在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武德弘扬二律背反问题的克服路径。

1 武德在传统社会中确立的观念预设与现代性嬗变

1.1 超验世界的存在：武德在传统社会中确立的观念预设

武德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习武群体认同的习武、用武和传武等活动的依据和准则。唯物辩证法强调，任何的价值观念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鲜明的历史性特征；进一步讲，情感认同是道德认知和接受的前提条件，是道德践履之根本[4]。由此可以推断，武德的存在和践行首先需要在习武者心理上产生认同和共鸣，进而推动武德在习武者心中的内化。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认为“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把“人道”提升到“天道”的高度，以此解决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和划清文明与野蛮的分界。周代铜器“毛公鼎”上的铭文记载“丕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在明朝和清朝，当权者的诏书中开头的话语一般是“奉天承运”。上述记载和事例充分说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超验世界的敬畏，并将超验世界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重要的合理性支撑。

武德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文化设计的顶层相通，二者观念预设的确立方式存在异曲同工之处；或者说，武德文化是高度整合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之内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它同样用“天”“天理”“天道”等内容规范习武者的价值取向，决定习武者的荣辱与善恶。这促使习武者形成“天人合一”的伦理观，如我国四大名著《水浒传》中，聚义厅门前挂着“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众好汉在“天道”的指引下与黑暗势力展开了较量。在传统社会，武德文化以超验世界的存在为观念预设，借“天”“天理”“天道”等超验文化构建社会、人心秩序，这论证了武德的权威性和合理性，现实存在的武德被习武者视作顺理成章的规范，习武者在主观层面上敬畏武德，并将其作为评价人生高度的重要标识，如义薄云天的关羽之所以成为垂范千古的“武圣”，是与其高尚的武德修养直接联系的，相反，习武者如果不践行武德，即使拥有高超的武艺，仍旧会被世人讽刺和耻笑，这在中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吕布的角色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武德蕴含着以精神追求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其最终目标不指向具体的客观之物，而是指向明确的道德境界，由此而来，武德赋予了习武者体验生命意义的路径，习武者通过习练武术可以获得内外兼修的效用，并因此形成了“武德比山重，名利草芥轻”“未曾习武先修德”“持技欺人忘德行”等富有哲理的武道拳谚，这生动地体现了习武者虔诚的态度。武术由“致人”之术的搏击技艺，发展成“克己”的道德约束，成为习武者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精神追求[5]。

1.2 武德观念预设的现代性嬗变

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形成了以机器生产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体系，这大大提高了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效率，科学在社会生产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让人们欢呼雀跃。科学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生活在无神的世界里。尼采高呼“上帝死了”“我们要重估一切价值”；韦伯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理性化，特别是脱魔化的时代”[6]。这有效破除了社会中的一些迷信现象，直接摧毁了超验世界存在的“幻梦”，“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文化逐渐解体，并视为不合时宜。人们更多地关注现实处境，并逐渐形成了以自由、理性、平等、民主、法治为价值取向的现代文明之路，不断推动着国家的崛起和政治的进步。

现代性的理念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很大程度上让现代习武者挣脱了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真理和客观规律的最优方式，这大大促进了习武者主体意识的觉醒，提升了对习武者个体生命的关切，如德廉美修道院的院规所言“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现代性语境下，“天道”“天命”等超越世界的存在是滑稽可笑、不具备说服力的，习武者不再相信其是“天”“天道”“天命”的从属存在物，其日常行为不再受到“天”“天道”“天命”的绝对制约，武德由“神仙化”逐渐转变为“人间化”。这促使习武者突破了传统义利观的束缚，习武者践行武德不再是为了“天”的荣耀，如在现代武德教育中，很少有教师再以“天道”“天命”的名义对学生进行武德教育。习武者在“天”“天道”“天命”的指引下形成的顺从意识受到猛烈抨击，这有效破除了传统社会中以超验世界的存在为观念预设而形成的玄而又玄、神乎其神的武德内涵，并促使习武者认识到传统社会中传承下来的武德内涵是“瑕瑜互见”的两面体。

2 现代性语境下武德弘扬的二律背反

2.1 现代性语境下武德弘扬的进步性

2.1.1 增强了武德弘扬的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是人类理性的特殊形式，其注重可计算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具有明显的规范功能。马尔库塞提出，工具理性就是对自然和人有计划的、科学的、慎重的控制[7]。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把预期当作“手段”或者“条件”，以实现特定目标[8]。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人们强调效率优先，希冀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来获得最大的收益。同时，人们热衷于追求可计算的、现实的利益，将事情的结果当作重要的关切对象。现代性语境下，工具理性得以充分彰显并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相勾连，如改革开放初期谈论的“白毛黑猫论”就可以窥见工具理性在这个时代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充分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潜能，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国走向鼎盛的通衢大道。

习武者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以遵从存在之真实性研究武德的运作逻辑，讲究“效率优先”，将“进步”作为武德合理性的重要标准和依据，从效果最优化角度构筑和弘扬武德观念，促进了武德“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珠联璧合。学者们热情高涨地在各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众多有关现代社会武德内涵与弘扬的学术成果，设计出了更合乎逻辑、合乎规律的武德信条，增强了武德的因果逻辑性，提升了武德内涵权衡利弊的能力。由此而来，现代性语境下，武德排斥习武者“乌托邦”理想驱使下的狂热，抑制习武者主观随意和情感用事，勇于创新、遵纪守法、义利统一、效率意识、法律意识等理念被武德所接受，武德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这大大促进了武术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比如武德秉承开放的理念促使武术的国际化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目前国际武术联合会（简称“国际武联”）有149个国际及地区会员，遍及5大洲，成功举办了14届世界武术锦标赛、6届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2.1.2 提升了武德弘扬对习武者的个体关怀 传统社会中，武德推崇道德至上的伦理观，以致于在武德内涵里“义”和“利”的关系是割裂甚至对立的，这导致神圣的武德和世俗的价值取向相悖。另外，拳谚云“师徒如父子”“一徒不能二师”，武德在传统社会里蕴含“门派之见、派系之别”“师尊徒卑”等内涵的宗派门户观念，如要求习武者拜师前必须“明大誓”，之后习武者需要“唯师命是从”，不得跟其他门派学习和交流，必须标榜本门派“原滋原味”的技术，习武者如若触犯上述规定将会背上“欺师灭祖”的罪名。然而，思想和利益一旦分开就会出丑[9]，武德剥夺了习武者的自由和个性，容易导致习武者的正当权利被侵犯。由此可见，传统社会中武德的服从性和等级性构筑了习武者二重世界（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紧张性，蕴含着深刻的矛盾和张力。

在现代性语境下，习武者摆脱了封建社会和宗教迷信的双重压迫，在此基础上，习武者开始对武德弘扬的内涵进行科学配置和严密设计，强调武德内涵中对习武者尊严、个性、价值的肯定，并试图在反思自身需求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以“人”的价值实现为基础的武德规范，这使得习武者在公共生活领域获得前所未有的平等，习武者自身的正当利益和欲望得到顺理成章的肯定。习武者的武德观念也不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而是崇尚无止境的创造、追求个性的独立和自主，习武者大胆的创造和锐意的改革也不会被扣上欺师灭祖的“帽子”。如近年来连续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武术节目，习武者大胆运用自身的智慧将高科技舞台技术与武术进行创造性融合，将武术的表演效果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深刻地体现了武德弘扬观念的“解放”。现代性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宏大的成果，这样说来，我们必须首先庆幸和赞美现代性运动[10]。

2.2 现代性语境下武德弘扬的困境

2.2.1 武德弘扬的工具理性之困 现代性语境下，“天道”秩序的崩溃，以超验世界的存在为观念预设而形成的武德内涵失去了合理性的论证；随之而来，“工具”成为理性的重要载体，武德弘扬的终极理想转为获得实用价值，武德随之成为实现相应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一形态的转换开启了武德工具理性的滥觞，并有“泛滥”和“登峰造极”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工具理性拥有武德在传统社会中确立时超验世界般的权威。最大的收益和最佳的支出收获比是工具主义成功的尺度，工具理性最大的特征是为了目的的合理性可以不顾手段的合理性，呈现出浓厚的投机性[11]。在马克思·韦伯看来，现代性是“去魅”的过程，使得人们进入了世俗化的社会，使得那些终极、高贵的品质在社会公共生活中逐渐消失。

习武者极力推崇武德的工具理性，把利益的诉求推向极致，武德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凌驾于习武者的社会责任和人生意义之上，人们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下构筑价值观念。这削弱了武德的超越性，导致武德的神圣性被世俗“吞噬”。武德的众多内涵在现代性“蜕变”中难以付诸实践，一些武德规范对习武者而言是形同虚设，武德约束力的式微是显在的，武德在继承和弘扬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吉登斯认为现代性表现为‘断裂性’）的表现形态。然而，工具理性的过度彰显只是营造了抽象的合理性，并给武术的发展带来种种弊端，导致武术的发展误入歧途。比如竞技武术人才的培养以取得优异成绩为最终目标，将武德教育形式化、表面化，使得习武者习练武术失去了内外兼修的功效；在武术比赛中出现赛场黑哨、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运动员年龄造假、赛场秩序混乱等现象；为了获得利益，在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武术大师”故弄玄虚到处招摇撞骗，损害武术形象，影响社会稳定。由上可见，工具理性的逻辑理路在一定程度上和武德弘扬是相悖的，工具理性的过度彰显阻碍了武德的弘扬，这导致近年来武术界出现的众多社会问题让公众备受焦虑。

2.2.2 武德弘扬的自我中心之困 现代性语境下，人们认定传统社会中以超验世界的存在为观念预设而形成的武德所赋予习武者的人生意义是虚假的，这促使习武者的价值观念转向以自我为中心，并极力张扬自身的主体精神。然而，对武德的过度批判却成为习武者推崇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滥觞，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所说，“如果真的没有上帝，一个人岂非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这导致武德这一习武者行为的“监督者”出现“真空”，习武者不再无条件地服从武德准则，甚至为了一己私利可以违反武德规范，武德的很多内涵被边缘化。这异常广泛地影响着习武者的价值观念，并阻碍了武德的弘扬，习武者对武德的内化成为一种被动的、强制性的过程，习武者弘扬武德有着屈服性的特点。这样一来，一些习武者缺乏社会责任感，并因害怕连累自己而推崇“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形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体现出对陌生人的冷漠，由此也就不难发现为什么一些习武者产生“虽然我拥有武力，但是见义勇为、勇于和坏人作斗争跟我有什么关系？”等类似的心理状态。

在现代性思想理念的引导下，习武者从个人利益出发论证武德观念的正当性，强调以自我作为价值本位，以个人利益作为价值源泉，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至上性。由此而来，一些习武者把他人看成自身取得成功的障碍，希冀通过多种手段控制和征服他者。这导致主体（习武者自身）与客体（外界事物）是隔离和对抗的，出现了主客体的二元分裂和对立。如社会中一些习武者为彰显自身所谓的“权威”不顾法律法规、社会影响私下进行“约架”，自身丑态百出的同时也抹黑了习武者在公众心中的形象、败坏了武术圈的风气，给武术的发展带来恶劣影响。与此同时，一些习武者开始追求客观的“物”以彰显和证明自身的自由和独立，他们把“物”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感官需求，并因此引发了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失控。现代性发展到今天，人性中的贪婪和骄傲空前膨胀，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压倒一切，现代性反而呈现畸形的一面[12]。一些哲学家也对现代性语境下意识形态的困境表示了担忧，诸如“斯宾格勒的悲伤”“马克思·韦伯的叹息”等。由此一来，武德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弘扬困境日益凸显。

二律背反将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集中在同一个事物之上[13]，在二律背反中，两个相反的命题似乎都可以得到论证或支持[14]。现代性增强了武德弘扬的工具理性、提升了武德弘扬对习武者的个体关怀，与此同时，现代性带来了武德弘扬的工具理性之困和自我中心之困，上述两个命题都是成立的，但是它们之间却是彼此矛盾的，以致于现代性语境下武德弘扬出现了二律背反；换句话说，现代性语境下，武德弘扬因不再以超验世界的存在为观念预设而失去了原有的简易性，导致武德弘扬优化和困境并生，充满着希望又饱含着痛楚，武德弘扬的问题变得纷繁复杂。

3 现代性语境下武德弘扬二律背反问题的克服路径

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已经瓦解，在现代性语境下，试图通过传统的方式，以超验世界的存在为观念预设来弘扬武德也只能成为理想的乌托邦。为实现武德在当今社会弘扬之良愿，我们要积极采纳现代性的合理内核，克服现代性给武德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多措并举规划和设计武德弘扬之路径。本研究将现代性语境下武德弘扬二律背反问题的克服路径作为一个多要素整体联动的有机体，旨在促使武德弘扬更具有时代特征，从而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3.1 教育是克服武德弘扬二律背反问题的根基

人具有未完成性、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可以改变和塑造自己。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但教育不是单纯地向被教育者传授科学知识或者操作技能，同时包括引导被教育者不断地完善自身的道德观念，现代教育家蔡元培提出“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15]。现代性语境下，为克服武德弘扬的二律背反，切实可行的武德教化必不可少。从效用关系角度来看，灌输引导和接受选择是道德教育价值实现的两个轴心[16]。“灌输”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中有“把流水引导到需要水的地方”的含义，这一释义从侧面反映了灌输是从“外面”进行的。关于武德的灌输引导主要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传授习武者原来不了解的武德观念，意即教育者通过组织习武者进行武德方面的学习来明辨是非，以促使习武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让习武者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给予习武者提供合适的武德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采取多种方式激发习武者的责任意识，以增强武德灌输的有效性。所谓“接受选择”有认可和吸纳的含义，习武者在武德教育过程中有着主体地位和主体人格，武德教育作为客体，要满足习武者这一主体的需要，才能促进习武者接受选择武德。武德教育因此不应是“驯服式”（柏拉图语），而应积极推行“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陈独秀语）。现代武德教育者应充分理解武德生成的心理机制，认清主体（习武者）与客体（武德思想）的双向互动性和主体（习武者）的能动性，辩证思考武德教育的实现路径。然而，在传统的武德教育范式中，施教者传授相关武德知识时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他们往往凭借“严师出高徒”的理念要求习武者唯命是从，把徒弟置于纯粹被动服从的地位。这钳制了习武者的思维模式，泯灭了习武者的自主性和思辨能力。现代武德教育难免会受到传统武德教育模式的束缚和影响，现代性语境下武德教育应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以武德应和习武者的需要、满足习武者的需求为切入点，推动习武者接受机制的达成，以防止武德弘扬二律背反问题的出现。这是未来武德教育过程中需要重点改革与创新的方面，同时，微观层面（武德教育的操作性研究）也因此成为将来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3.2 制度是克服武德弘扬二律背反问题的保障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面临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多种关系。霍布斯认为“人对人是豺狼”，这旨在说明一些人为了达成目的或许会采取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手段。然而，这种无序的状态肯定是不可取的，势必需要外物来进行约束。《说文解字》中提出“制，裁也”“度，法制也。”可见，“制”是一种动态的，旨在说明人的能动性；而“度”是静态的，说明的是一种行为规则，有尺度和标准的意思。在一定范围和界限内，制度可以使得人们的活动得到许可、鼓励和赞赏，而超越了制度的界限，人的行为就会受到谴责、打击和排斥，由此而来，制度对人们的不良行为有着约束和震慑之功效。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7]。

武德是习武者内在的约束机制，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与价值，其执行和弘扬不是刚性的。在现代性语境下，对于违反武德者，武德除了可以给予良心的谴责和舆论的压力外，往往无能为力，所以不能仅仅从武德本身寻找武德弘扬二律背反的克服路径。制度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的约束机制，它的执行由权力机关等相关组织机构予以保障。俗语道“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合理的制度扎根于武德弘扬的实践之中可以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并对习武者的武德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让习武者真正意识到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有效克服现代性语境下武德弘扬的二律背反问题，如中国武术协会针对近期武术圈出现的乱象，在武术字[2017] 165号文中下发了《中国武术协会关于坚决反对‘约架’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18]，并提出：近日，徐晓冬、魏雷“约架”事件，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行为违背武德，涉嫌违法，对此应坚决反对；各省、区、市武术协会及相关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引以为戒，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武德弘扬的二律背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制度的缺失或者不健全有关，或者说，“制度漏洞”“制度冲突”“制度真空”等现象对武德弘扬二律背反现象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可见，对于武德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弘扬而言，建立和执行科学、严谨的制度是先在的必然。为此，我国也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并对推动武德的弘扬起到了积极的意义，比如中国武术段位制在“晋段标准”[19]中对各段位（初级、中级、高级）都有相应的武德要求，其中初段要求是“接受武德教育者”“遵守武德者”；中段要求是“注重武德修养者”；高段要求是“武德高尚者。”但是，为了切实防止现代性语境下武德弘扬二律背反问题的出现，所建立的制度不应只是宏观的要求，同时需要涵盖具体性、针对性的实施细则和奖惩措施，从而进一步明确习武者行为的边界，有效地引导、激励习武者的行为。

3.3 觉醒是克服武德弘扬二律背反问题的关键

3.3.1 全球化是习武者觉醒之契机 人们共处在一个世界里，全球化使得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使得世界成为越来越小的地球村，这大大增强了人类命运的关联性和共生性。在现代性语境下，构建合理的伦理思想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美国微生物学家R.杜博斯和英国经济学家B.沃德高呼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只有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全球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的价值理念是顺应全球化趋势并能够引领社会健康发展的伦理思想，是确保全球化沿正确方向运行的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要求人们共同应对在当今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危机和挑战，千万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把地球搞乱[20]。这旨在说明人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独善其身，同时需要以积极合作的态度应对全球化挑战，以风雨同舟、同心同德的精神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武德在于谋求社会关系之平衡，将长远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其内涵倾向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各种矛盾争端，彰显了“武为扬善”“武为和平”“止戈为武”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层面，武德蕴含“点到为止”“舍生取义”等超越性价值取向，诠释了“和为贵”的意蕴，这使得习武者纵然身怀绝技也在弱者面前保持平等的心态，有效防止了习武者恃强凌弱、任意妄为。习武者在武德的指引下将自己的命运与他人的命运有机结合起来，不会因为个人的原因而全然不顾他人的正当利益。对于武术人而言，包容他人是快乐的，是一种向内挖掘圆满自足的“乐体与乐态”相互融合的道德本心[21]；中国武术是培育人们“真善美”高尚品德的重要载体[22]。在现代性语境下，弘扬武德之优秀内涵可以让人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国防和战争，克服不顾他人、他国利益的利己主义，形成休戚与共的“共同感”，达到共生、共赢、共发展的目的。对于好战、喜欢侵略的文化，武德的价值观念是构建和谐共生的伦理文明体系的指南。正是因此，武德在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引领意义。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21]，习武者需要认清当下的历史境遇和历史使命，审慎地观照当下现实状况并立足当今文明的发展趋势，从而清晰地认识到以合作代替对抗，与他人形成祸福一体的关系才是明智之举。由此可以抵制现代性语境下武德弘扬的工具理性之困和自我中心之困，矫正已被扭曲的价值观念，实现习武者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光辉人性的化成，从而有效克服武德弘扬的二律背反。

3.3.2 自觉意识是习武者觉醒之实现 人们对生活的需求不仅仅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包括爱、归属、情感、价值等精神层面的追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论证了当人们满足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归属、尊重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就变得更加紧迫了[24]。正是因此，超越性的需求是个体人格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5]，换句话说，人们的生活总要牵扯到价值和意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思想的体现，孟子提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精神层面的满足是人们的目的性诉求之一，工具理性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不能完整地提供人生存在的意义。现代性语境下，习武者按照客观的因果律支配自身的生命活动，导致习武者失去了精神支柱，出现了精神文化层面的危机，以致于武德秩序的破坏与习武者的心灵危机同时发生。

武德在现代性语境下弘扬的重点应在于习武者主体自觉意识的形成，从而促使习武者自觉超越物役关系的束缚，主动超越工具理性的狭隘，去除外物之蔽获得本性的“德”，并生活在“意义化”的世界里，恰如李白在《侠客行》中所写的“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样一来，习武者践行武德将是一种主观的体验和感受，行侠仗义、乐善好施将使得习武者的内心产生快乐感和愉悦感；习武者内心也将自愿认同武德规范，更愿意在精神生活上进行矢志不渝的追求，形成以“慎独”为特征的武德自律，从而真正做到助人为乐。这可以有效克服单纯依靠武德内涵的灌输、相关制度的制约而期望实现武德之健康弘扬的弊端。武德的弘扬也不会再偏离“人”本身而出现二律背反，而是体现了关怀生命的向度，从而有效地克服现代性语境下武德弘扬的自我中心之困。由此而来，武德不仅仅是社会之学，更是生活之学，大大彰显了习武者人性的光辉。

4 结语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现代性是国家和民族不可回避的话题。习近平同志曾多次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26]，这足见“德”对个体和社会的重要性。因此，“随它去”的放任心态解决武德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弘扬问题是行不通的，肯定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正是现代性激发了对本土经验的反审，使我们能够获得新的学术思维方式来研究处于这一情境下的人的精神体验[27]。现代性语境下武德出现了价值系统的震裂，潜移默化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古今之辩，武德的弘扬因不再以超验世界的存在为观念预设而失去了原有的简易性，武德弘扬的问题出现纷繁复杂的二律背反问题。当下，武德弘扬二律背反问题的克服任重道远，应以教育、制度、觉醒等方式构成一个整体联动的有机体，从而让武德更好地焕发出时代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