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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番锣鼓

2019-11-25傅菲

广州文艺 2019年11期
关键词:班主老金木鱼

做九不做十,再过半个月,是冬至日,恰好是老母温佳娘八十九岁寿辰。黑罐和三个弟弟商定,请老金唱兩天串堂。老金是串堂班班主。黑罐把请柬送到他手里。老金拟了一份戏单,说,备了十二场戏,供黑罐选。戏目分别是《过街锣鼓》《西厢记》《拔子调》《满堂福》《麻姑上寿》《观音送子》《龙凤配》《郭子仪上寿》《穆桂英挂帅》《玉堂春》《碧桃花》《八仙飘海》。黑罐说,临冬了,没什么事,大家坐在一起,喝喝酒,热闹热闹,我也不懂什么戏文,老金班主定了就是,喜庆一些就行。黑罐又对老金说,每场戏前,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十番锣鼓》,大家都喜欢听《十番锣鼓》。老金说,可以,算是送戏,我还是第一次给九十大寿老人做寿呢,沾沾喜,大家喜庆。

串堂放在祠堂庙表演。相邻相亲的人,站的站,坐的坐,黑压压,围了一屋。堂前拼了两张八仙桌,摆上水果、茶水、瓜子。串堂班围着桌子坐,计十二人,九男三女。老寿星坐在堂前,依着木圆柱下的躺椅,斜斜地靠着坐,身上盖了一条旧毛毯。小孩四处窜来窜去,瞎闹。《十番锣鼓》开场,咚咚咚,当当当,嗒嗒嗒,算是练手。《十番锣鼓》是一种民间流行的打击乐,做超度、打醮,做婚嫁、拜寿,常见于堂前。老金站起来,左手托起木鱼,右手拿起小棒槌,嗒、嗒、嗒。声落,笛声嘟嘟嘟,响起,管号、箫、弦、提琴、云锣、汤锣、木鱼、檀板、大鼓,哗啦啦,全炸开了嗓。看戏的人,啪啪啪,鼓起了掌。

串堂唱了两天,还有人没过足瘾,戏是好看,散得太快了。老金带着串堂班,分成两班,去别的村子唱了。一个米黄色的两截布袋,搭在肩上,后袋放着木鱼、檀板、钲、钹、笛,前袋放着保温茶杯、止咳药、牙膏牙刷、烟丝盒、竹兜烟斗、打火机,腰上绑一支唢呐,戴一顶棉绒黑毡帽,轻轻地摇着头,边走边唱:

怎不喜坏少年郎!

拍长空,雪卷千堆浪,归舟几点露帆樯。

真乃是黄河之水从天降,你看它隘幽燕、分秦晋、带齐梁。

浩然之气从何养?

尽收这江淮河汉入文章。

他的脖子慢慢变粗,脸色快速转酒醺色,眼睛露出一束光。老金将近六十岁人了,每天早上,还坐在河滩搭的茅棚里,练各样器乐,吊嗓子。一天练功三小时。

他从来没忘记父亲的话:出一个大师傅,要三代传承,要练三十个寒暑。老金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希望他命中多带金属,钲、钹、锣、唢呐、号、铜箫,都带金,小名唤老金。老金姓梅,本名梅明亮。他父亲叫梅昌盛。据说,他的梅姓来自武汉大梅湾梅家。他祖父梅禧年,我没见过。老金常常谈起他这个祖父。清末,梅禧年逃战乱,从武汉走黄梅,过景德镇,到了上饶。出发的时候,是一家四口,父母,哥哥,走十几天,死一个,再走十几天,再死一个,又走十几天,又死一个,到了上饶,只留下他一个。

那时他才十一岁。他在饶北河一带讨饭,讨了半年多,被一个叫陶玉银的道士收留,上了灵山道观,做了小道童。灵山是道家第三十三福地,道观逾千年历史。世昌才道盛,到了清末,道观已破败。陶玉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无家室,对梅禧年十分疼爱。梅禧年懂事,扫地、砍柴、挑水,给师父泡茶、洗脚、暖被窝,也得师父欢心。过了两年,入冬了,随师父下山打醮(注:打醮是一种道家法事),设坛的地方叫横山。横山是灵山脚下清水乡僻远村庄,山多地少,甚是穷苦,但法事做得很隆重,把青峰堂的串堂也请来了。这是梅禧年第一次听串堂,听了,他再也挪不开步子。《十番锣鼓》开场,木鱼,嗒、嗒、嗒,清脆,爽亮,像飞溅的溪涧水,一路在峡谷狂奔。而他自己敲的木鱼,沉闷,低落,空洞。过了年,梅禧年对师父说,想下山学串堂,请师父放自己下山。师父说,道观是清苦,可总有一碗饭吃,你下山学串堂,糊口都难呀,还不知道张师傅收不收呢。张师傅是灵山一带名师,叫张家尚,四十三四岁,弓弦丝竹技艺精湛,唱功深厚,品艺双修。

拗不过孩子,过了谷雨,道士陶玉银送梅禧年去了青峰堂。张师傅是串堂班班主,怎么也不收,说,孩子偏大了,筋骨难练,嗓子变粗了,难育,再说,世道乱,也没什么人请得起串堂班了。陶玉银道士和张师傅相识二十余年,颇有交情,说了孩子的身世,对张师傅说:“你先收下试试看,让他练一年,每个月,我给你三斗米,算是伙食,小孩想学,了个心愿吧,砍柴挑水,他都会,人勤快,可以给你搭搭手。”张师傅看在陶道士脸面上,也就应承了下来,说先练一年吧,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梅禧年就这样留了下来。留下的,还有一个蓝色包袱,包袱里有两件换洗道服。梅禧年前半年,早上挑六担水,吊半个时辰嗓子,吃了早餐上山砍柴,中午一个人坐在山上敲木鱼,下午种菜,晚上习赣胡。清早、中午、晚上,功课是雷打不动的。习了半年,师娘说,禧年没上学,可惜,送去读私塾吧,识识字。去私塾上课,要走六里山路,读半天。

木鱼是桑木掏空的,有七八个,从大的敲起,嗒嗒嗒,按照曲调的节奏敲。敲了一年,有些烦,对师傅说:“木鱼敲得心慌,越敲心里越孤单,敲得心里悲凉,是不是可以学打钹呢?”

张师傅说:“敲半年就烦了?我跟父亲学艺,敲了五年的木鱼,木鱼是什么?木鱼是佛、道通用的必备法器,能通神,唐代高僧怀海禅师说:‘木鱼,相传云,鱼昼夜常醒,刻木像形击之,所以警昏情也。木鱼为佛门僧侣所创制,警示僧众昼夜不忘修行之意。我们习器乐,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也是一种修行。木鱼敲多了,给人种下慧根。”

禧年也不敢多问,只是默默记下。他知道,师傅说的都是对的。师傅又说,不要看敲木鱼那么简单,没几个人能把木鱼敲好的。笛子吹得好的人,我见过很多,赣胡拉得好的人,我也见过很多,可我没见过把木鱼敲得好的,这说明一个道理,大家都不明白的道理,越是简单的事情,越需要长期艰苦的练习。大家都以为敲木鱼简单,所以都不去长时间练习,上饶一带,串堂班过百家,各家有各家器乐,胡可以是二胡也可以是赣胡,鼓可以是筒鼓也可以是板鼓,锣可以是马锣、内锣也可以是春锣、汤锣,钹可以是大钹也可以是小钹,千变万化,笛箫号琴筝,更不用说了,唯独木鱼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就拿《十番锣鼓》来说,木鱼是整个打击乐曲目的魂。起始和结束,节奏的控制,音调的高低,情绪的饱满度,都是由木鱼来调度,是整个打击乐的指挥。演奏木鱼的人在串堂班是唯一站起来表演的,他的表情和身体,都属于木鱼。

禧年读了三年的私塾,习了八年的串堂。过了元宵,张师傅对禧年说,没什么人请串堂了,我们用相同的器乐,一起演奏所用器乐部分的《十番锣鼓》。花了二十二个晚上,使用了二十二种器乐,把《十番锣鼓》演奏完了。每演奏一种器乐,师徒二人,便在一起交流心得。师傅说,《十番锣鼓》看起来热热闹闹,简简单单,实际上是最体现串堂人基本功的,串堂人玩器乐,玩几种,能玩到什么程度,坐姿、手势、轻重、快慢,内行人一眼就能看明白,串堂人骗不了人,别人称你一声师傅,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你十年二十年的磨砺。禧年扑通一声,跪下去,说:“师傅,我还想跟您再学几年,会好好孝敬您的。”

张师傅说:“师傅老了,也教不了你什么啦,我会的都教给了你,你自己去吧,人总要出去,走出去,有了见识,人才会长大,才会有自己的学养和声誉。”禧年看着师傅,泪如泉涌。师傅的胡子都白了,脸上多了黄蜡蜡的皱褶。师傅藏青色长褂,遮在膝盖上,有很多慈悲的意味。师傅说,有适合的,找个老婆,没有家便没有艺,艺需要家的滋养。“师傅,您说的话,我不敢忘记。”禧年已经泣不成声。禧年在屋后的竹子林里,吹了半夜的长箫,反反复复地吹《泛沧浪》,呜呜咽咽,江水凝固,似大雪飘飘洒洒,遮蔽了浩渺的江面。他来来回回地在院子里、在菜地,走来走去。

第二天,师娘颠着小脚,一路走一路送,泪眼婆娑,说:“你是师傅的徒弟,却是我的儿,你也常回来看看你师傅。”禧年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只是从来没走出过这座高大巍峨的灵山。他背着道观出来时的包袱,包袱里,除了衣物,还有一个檀木木鱼。他摸着木鱼,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禧年无家无栖,在信州,饶州一带,跟了十余个串堂班学艺,又学了八年。

串堂班是演奏串堂音乐的民间乐社,以坐奏器乐为主,也称串坐班。串堂音乐是一种民间吹打乐,常见于农村婚嫁寿诞、社火庙会、迎神祭奠、求雨祈福、造屋驱巫等活动,产生于弋阳腔之前(弋阳腔最迟产生于元代后期),信州(现上饶)是其形成并发展的中心,其流行于信州、饶州、鄱湖湖区、南徽州、闽西、浙西北一带。

串堂的形成,有漫长的历史,唐朝贞元元年(785),朝廷在信州永平建宝峰场,开采铜矿,铜业广泛发展,铙钹、铛锣、唢呐等铜制乐器在民间广泛使用。九州人员大量汇聚交杂,带来不同的音乐形式,交汇渗透,至南宋迁都杭州,信州是南方次文化中心,民間音乐逐步形成了打击乐队和吹鼓乐队,后与宋元戏曲结合,有了独特的民间乐社串堂班。串堂音乐是多种戏曲、乐曲融合的一种民间音乐表现形式。

有一年,梅禧年都三十多岁了,在郑坊唱串堂,被白军(注:上饶北部称国民党军为白军)抓了起来。因说情的人多,又查无实据,关押了半年多,被一个乡绅赎了出来。乡绅姓周,参加过前清乡试,爱才,爱戏,见梅禧年俊雅,无乡野气,便把十七岁的女儿嫁给了他,在饶北河边置了前院中堂后厅的房产。乡绅女儿叫周颜颜,豆蔻之年,花苞欲放,十分可人。梅禧年开班结社,取念想灵山青峰堂之意,名念山堂,广收生徒。

结社三年,开社的第一场串堂,便是《十番锣鼓》。《十番锣鼓》是串堂的经典曲目,表演的器乐达三十余种,铜鼓、板鼓、大锣、马锣、齐钹、内锣、春锣、汤锣、大钹、小钹、木鱼、竹笛、云锣、扬琴、梆子、笙、琵琶、提胡、铙钹、曲笛……以锣鼓段、锣鼓牌子与丝竹乐段交替或重叠进行为主要特点,据所用乐器不同,可分为清锣鼓和丝竹锣鼓两大类。梅禧年表演的是丝竹锣鼓,曲目是笛吹粗锣鼓曲《万花灯》。开社前三天,梅禧年便向方圆十里有脸面的人发了请柬,递了墨函,备好了烟茶糕点。春寒已消,树木流翠,饶北河从山弯转来,吞泻而去。在自家的院子,宾客依两边相向而坐,社人围中间长桌而奏。梅禧年戴栗色圆帽,着一袭长白大褂,胸前配一朵蔷薇花,手握木鱼登场。嗒、嗒、嗒。锣鼓,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敞亮、高阔的锣鼓声紧随而来,似有万条河流在锣鼓里翻滚,大锣小锣,齐声响。笛声潺潺,如雨水滴落瓦檐,柔和,沁人心脾。笙箫则高亢,似山鹰在山巅盘旋呼叫。大钹小钹嘁啴嘁啴嘁啴,像是窗外有一群快马经过。其间有铃铛,叮叮叮响起,时而急促,时而舒缓,悦耳。最后则是琵琶。梅禧年轻轻地踮起脚尖,上身前倾,右手时而狂蛇舞动,翛然敲一下木鱼;时而似水波荡漾,悠然间,嘟,击一下木鱼。他晃着头,微微地闭上眼,在击打木鱼的瞬间,眼睛睁开,有了澹澹之光。他的脸,一会儿如莲花绽开,一会儿如明月幽闭。

一曲终了,梅禧年衣裳全湿。

在饶北河流域,念山堂无人不晓。

开社第二年,梅昌盛出世,属龙,梅禧年以“龙耳亏聪,故谓之龙”之意,给儿子取“聪”作字,又以谐音做小名,叫土虫,以示贫贱的孩子长得安康。土虫长到七岁,随父亲走村表演串堂。哪馍(木鱼的方言)、叫花板(竹板)、铙钹、小锣、梆子,样样能上手。九岁,能唱六折戏文。这一年,他妹妹出生。十一岁,土虫坐堂拉胡琴。

这一年,梅班主发生了变故。立秋之后,有一个人下了两根金条的订金,请念山堂去湖州吴兴县一趟,做一场祝寿活动。梅班主从没见过金条,但知分量,说:“祝寿可请戏班,我们唱串堂的唱不了戏文。”来客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骑来的马,体肥膘壮,白如冬雪。来客说,请柬上,写了寿期、地址,你们要提前半个月出发,我们自会好好款待你,祝寿结束,还有两根金条,来往盘缠,另外付你。梅班主看看请柬,落款是吴兴褚府。

为这个祝寿活动,梅班主整整准备了两个月,预备了十场串堂戏:《满堂福》《麻姑上寿》《郭子仪上寿》《穆桂英挂帅》《十番锣鼓》《八仙飘海》自是不必说了,还准备了《梁祝姻缘》《还魂记》《窦娥冤》《白蛇记》。人马也是精心挑选,挑选了十八人,其中四人作预备。念山堂社员,都是当地农民,白天干活,晚上习艺,农忙干活,农闲习艺,粗布蓝衫,指粗皮糙,打双赤脚坐在堂前拉胡唱曲。梅班主给每人缝制了长褂衫,买了戏靴。

到了湖州,距寿期还有五天,去了二十个人,病倒了四个。住店下来,问褚府在哪儿。店家问,去褚府干什么?梅班主说,是给褚府祝寿,唱串堂。店家听了,便把钱退还给梅班主,说店小,住不了大阎王。住了三家店,都如此。梅班主心里有数了,可能褚府的人是当地的恶霸。吃饭时,梅班主打听了,褚府主人,系汪伪政府高官,是个大汉奸,在方圆百里,根本请不到戏班。

念山堂的人,一夜未眠,大家商议要不要给大汉奸祝寿。有人说,我们不做汉奸,给汉奸唱串堂,是万万不能的。也有人说,钱不分汉奸还是良民,唱戏拿钱,我们唱完就走。又有人说,我们拿着钱回去,不唱,金条也是汉奸讹诈来的。还有人说,我们连夜回去,把钱给还他们,盘缠都没了。梅班主最后说,去褚府唱串堂,万万不能,留一些盘缠,你们回去,明早就回去,我一个人去褚府,要杀要剐,我都要去,给汉奸一个明确的答复,你们荒了两个月种田种地的时间,我个人做些补偿。大家见班主这样说,也说,我们听班主的,补偿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们回去会给家里交代,给村人交代,我们不做汉奸。田墩说,我留下来,陪班主,也算有个照应。田墩不是念山堂的人,是个二十多岁的挑夫,身体强健,力大无比。

两人睡了一天,第三天,去了褚府。褚府是个大院,高高的门楼,很是挑眼。梅班主走在前面,田墩跟着,背一个包袱,进褚府,被搜了身,被一个穿蓝衫的妇人领进去。梅班主见了管家,说:“串堂班的人在路上,一个个病倒了,过了金华,人又返回上饶了,唱不了串堂,请罪来了。”管家五十多岁,瘦瘦的却敦实,穿绸缎长褂,眉毛粗,手腕粗,手指粗。管家说:“你们不能以唱不了来了结。”他叫人把梅班主关在厢房,派人守着,吃喝也供应着。第二天早上,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脸饱满,俊雅,头发油黑,皮肤雪白,手掌肉厚,手指长,坐在偏厅的太师椅上,喝着茶,斜斜地看了梅班主一眼,说:“真的唱不了?”嗓音由弱而强,很逼人。

梅班主应了一声:“是。”

“我是唱昆曲的,看你有一双好手,也是一块好料子。”四十多岁的人说。梅班主说:“我回头把两根金条送回来,串堂确实唱不了。”

“金条你也不用还了,戏你也不用唱了,剁你三根手指,算是了结。接下的活干不了,留着手也没用,你的嗓子也没用。”四十多岁的人继续说。梅班主一言不发。

管家派人把梅班主绑到杂院里,灌了一碗汤药给梅班主喝,又用剁骨刀剁了他右手三个手指。

回到家,已是一个月之后了。沿途讨饭回来,田墩搀扶着班主,风餐露宿,班主完全变了人形,枯槁如麻,脸瘦得像块鞋垫。

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身下地。他的嗓子完全变了音,说起话来,像鸭子叫。他把念山堂解散了,再也不唱串堂。他开始挑粪种地,高大的身子已经有些佝偻,似乎大风能把他刮跑。每天晚上,他把师傅的木鱼拿出来,嘟——嘟——嘟——不疾不徐地敲。他坐在厅堂,打开门,一个人敲。大门正对的,是黑魆魆的灵山。灵山在夜光中,沉默,深邃,像一条死而不朽的鱼。山顶上,有一个颓圮的道观,坐落在一個溪涧潺潺的山缝里,门前有两个大圆石,夜晚的木鱼声,从来没断过。道观下,是一条荆棘丛生的山路,春天的时候,路边开满了黄色的毛茛花,阳光下,有一层金粉般的光泽。山毛榉上,在中午,有叽叽喳喳的山雀,飞来飞去。早晨,有白白的云层铺在山梁上,丝絮一样慢慢缠绕在树梢间。

他想起在十一岁那年,一只宽大的手,一直拉着他,走了半天的山道,到了道观。陶玉银师父葫芦形的脸,白黄瓜色,长长的眉毛像蜻蜓的翅膀。夜晚,他常常哭醒,陶师父拍着他的背部,哄他。山鹰到了半夜,哇哇哇,尖利地叫,像个不散的冤魂。他十七岁那年深冬,陶师父便走了,再也没人给张师傅送米。一个月送一次,送了三年多。陶师父怎么走的,他也不知道。他到了道观,见陶师父和衣而卧,那么安详。他坐在床榻边,守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无眠无休。这么多年,他住在饶北河边,抬头一望,灵山便扑涌而来,冬天有厚厚的积雪,皑皑如银光闪闪,夏天的黄昏,阳光在大地沉陷,灵山却浮起金色的海浪。对他而言,那是一座神山。即使是漫长的雨季,葱郁的山梁也像一个怀抱。他经常呆呆地望着灵山,直至双眼涌出冰凉的泪水。如果没有遇见这个仁厚的道士,他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是不是还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木鱼,和竹板一样,都是世间最简单的乐器。梅禧年只要敲起木鱼,心便安静下来。他买来各种体形大小的缸瓮钵碗盆,用茶树制作的小棒槌,沿着器物不同的部位敲。不同器物、相同器物不同部位的音质音色,也都不一样。反反复复敲了一年。他对儿子土虫说,发现身边日常器物的音质音色,并把这些音质音色敲打出来,编成曲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土虫三岁开始练功,深得父亲真传。在土虫弱冠之年,他的技艺已蜚声饶北河流域。

土虫像他年轻时的父亲,眉宇俊朗,脸像一朵向日葵,山羊一样结实,特别是说话的语气,慢声慢调。一九五一年初,上饶地区文化部门的人,来乡村选优秀的串堂人,到了禧年家见了土虫。禧年说,念山堂解散很多年了,优秀的串堂人,这一带都没有。文化干部说,进京献艺,可是几辈子的荣誉呀,选上了,也是地方的光荣。禧年说,我说话如鸭叫,见不得人,土虫没登过台,年纪小,怕会尿裤裆。文化干部走了,土虫责怪父亲,怎么不让他试试,木鱼、琵琶、二胡、赣胡、笙、笛,都可以试试身手。父亲说,表演得好,是地方光荣,那表演得不好呢?我们是种田种地的人,把田地种好,才是本分。土虫说,学艺就是要展艺,艺不展,花不开,多没意思。父亲说,我看了曲目便不让你试了,你知道是什么曲目吗?土虫摇摇头。父亲说,都是指定的曲目,你练过吗?我们是传统的串堂人,思想老旧,干不来的事千万别干,干了会坏事,明天捡好衣服,去山里修水库。

一九五七年,土虫结婚的第三年,生了儿子明亮,也就是老金。土虫的老婆是饶北河对岸张氏家族张登临的小女,叫凤仪,身材小巧,眉目清秀,青豆一样饱满,读过几年书,贤淑温良。

老金两岁时,梅禧年被指派到山庙单独劳动。山庙在一个山坳盆地里,正值开春,山坞里的梨花开得如千堆雪,杜鹃花艳艳地在山坡上燃烧。梓树发了幼嫩的绿叶,稀稀拉拉,缀在枝丫上,却有一种蓬勃的春意。盆地覆盖着一层野草,也都开了花,有野菊,有葱兰,有叶子梅,有迎春,地边的木荷和含笑,也挂满了白色的花。梅禧年想起了灵山的道观,想起了青峰堂。青峰堂也有这样的春天,梨花桃花还没完全凋落,柚子花便接踵而至,蜜蜂嗡嗡嗡,像时间的导航员,准时降落在院子里。平缓的山坡两边是油绿的菜地,山泉从山崖飞溅下来,沿山沟一直流到院子后的石潭里。在他成婚后的第三年,师傅故去了,过了一年,师娘又故去了。师傅故去的时候,也是冬天。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一直在下,碎碎地下,铺满了山坡,乌鹊紧缩在屋檐下的柴垛上。白茫茫的世界。事实上,那里的冬天每年都很冷,冬至过后,山风呼啦啦地被一只巨大的手拽着跑,把屋顶的瓦吹翻,把深夜的屋檐水吹成透明的冰凌,大雪很快来了,青峰堂的人坐在屋里,烤着炭火,喝着红薯酿的酒。师傅临终时,他是一直守着的,彼此握着手。师傅的脸像一张磨损的木鱼,干硬,却有时间的包浆。师傅那么平静,是的,师傅一生做过多少法事,超度了多少亡魂,唱了多少生死离别的戏,是谁也无法知道的。他握着师傅的手,直至掌中的手冰凉,像火慢慢熄灭,被冰盖上。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眼睁睁看着,犹如被大海淹没。

山庙始建于明代,几经损毁几经重建,最后一次重建,是在清光绪年间,但早已破败,守庙的人在十年前已无去向。在山庙住了十来天,土虫也每天上山陪老父亲。山庙离村子有五里多路,吃饭也都是家人提一个篮子送来的。梅禧年的手,已写不了字,右手缩在衣袖里。梅禧年对儿子说,我来说,你来写吧。土虫展开纸,写了满满二十三页。他写到了父亲印象模糊的家乡、无处安葬的祖父祖母、九死一生的战乱……写了整整两天两夜。写完了,梅禧年吐了一摊血。土虫也是边写边号啕恸哭。

土虫向大队部申请,全家迁往山庙,随父亲一起劳动,开荒种地。大队部同意了。

山地肥沃,气候湿润,水源充足,适合农作物种植。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但饥饿还是难以抵挡。山野清寂,晚上,土虫带着小孩练习器乐,教小孩识字。一九六四年冬,梅禧年故去。那年,老金七岁。几十年之后,老金还依稀记得那个下午,乌鸦已经叫了两天了,在光脱脱的梓树和梨树上,呜啊呜啊呜啊,叫得很悲凉,雪一层层地筛下来,把整个山庙都盖了,奶奶搀扶着祖父躺在平头床上,他人瘦得像个骷髅,头发全白,牙齿死死地咬着嘴唇,奶奶也没哭,人各有命,谁会想到祖父会在山庙里走了,半生走南闯北的人,唱了半辈子串堂的人,最后三年连话也说不了一句,声带全毁,下葬时,一个吹喇叭的人都没有。

我是见过老金父亲梅昌盛的。这个小名叫土虫的人,到了一九七六年才从山庙搬回饶北河边住,回到那个有大天井的院子里。他死时,我已经十岁了。他有一个小我九岁的孙子,叫梅远山。听说,这个名字还是梅禧年取的。梅禧年曾对儿子说过很多次,你的第一个孙子叫远山,第二个孙子叫远峰,第三个孙子叫远梨。

我们去他家玩,候着远山的母亲给我们枣子吃。土虫家种了五棵枣树,每年都晒红枣。土虫死于出血热。

我是常常能见到老金的。春节前后,村里的喜事特别多,归屋(乔迁),做花粉(嫁女儿),讨生妇(娶亲),在厅堂,摆开八仙桌,吹吹打打的人围满了桌子。他是坐在上座的那一个,即使他不吹不打不唱,他也坐那儿,摇头晃脑,微微地闭上眼睛,毛竹兜的烟斗放在茶杯边上。他鬓发发白,头发毛像松针,穿毛楂结打扣的短褂,右脸的表情肌每过几分钟会不由自主地往上抽动一下,额头因干硬而显得扁塌。三十来岁时,大家就叫他老金师傅了。过了四十岁,他从汗衫衬衣中山装改穿毛楂结打扣的短褂,短褂有各种颜色和布料,脚上的鞋子是一直不变的,黑低帮圆头布鞋。他常说起他父亲梅昌盛。他说:“我父亲其实一辈子没在串堂班唱过串堂,只是小时候跟班替补,大场面是见过的,他手上的功夫,四十多年没断过,胡、琴、笛、锣,很精。”

土虫是收过一个徒弟的。那时还住在山庙,老金十五岁。一天来了两个从陈坑路过山庙讨饭的人,一老一少,安徽口音。老汉六十多岁,小女孩十岁。老汉说,村里年年发水灾,村里住不了人了。土虫见小孩饿得可怜,收留了两天,小孩竟然舍不得走。土虫便对老汉说,收下小女孩,当养女,以后你想小孩了,也可以把小孩领走。老汉也同意了,说,跟着我,迟早也饿死,跟着你,会有一条活路。五年八年,老汉再也没来过。这个女孩,后来成了老金的老婆,叫金枝,蜂腰肥臀,葡萄眼石榴牙,俊俏如花。金枝跟土虫足足学了八年的唱功,古筝胡琴,演奏起来,颇有风范。

一九八六年二月初二,老金邀了村里六个爱器乐、年龄又相仿的人到家里吃饭,说,现在结婚时兴坐花轿,吹喇叭(注:喇叭即唢呐)的人都被请去做喜事了,我们组一个串堂班,也会有人来请的,唱串堂,比砍柴卖轻松,挣钱也不会比砍柴少。在座的人应承了,说,这是好事,吃这碗饭,长远。每天晚上,七个人便聚在老金家,练习唱串堂,吹吹打打,哼哼唱唱,好不热闹。

过了两年,老金便去接唱串堂的业务。串堂班没有名字,也不仅仅限于唱串堂,吹喇叭、敲锣鼓等业务也接。老金在马路边,挂了一块木牌:中蓬乐队,有事找老金。又过了一年,业务实在太多,七个人干脆把田外包给别人种,一亩田净收一担谷,专职唱串堂。

村里有小学初中毕业的孩子,爱串堂,便拜老金为师。老金前前后后几年,收了十三个孩子,男女都有。说是拜师,可老金一分拜师钱也没收。他有一个想法,选几个好苗子,又能吃苦,创一个在饶北河有影响的串堂班。老金在河边,用土砖砌墙,盖茅草顶,搭了一个两百多平方米的茅草房,供大家早上晚上练功。墙上挂了二十多面长镜子,练功的人都要对着镜子练。老金说,长时间保持正确的姿势是练习串堂的必修课。

老金的阁楼,有一个樟木箱,箱子里有三十多本书。老金把书翻出来,逐一细看。这些书,他从十一岁开始就细看了,有的书,还能背下一大部分。这是串堂剧目本和一些关于戏曲的书,是他祖父留下来的。还有几个剧目,老金能唱,却没有书,都是祖父、父亲口耳相传下来的。老金花了三年时间,把这几个剧目编写出来。他还把流传在饶北河的民间小调、鼓曲、笛曲、山歌,编写出来,装订成小册子,用油布包起来。

有一年,省里一个音乐家,到饶北河采风,也做民间音乐调查,到了饶北河,去了老金家。看了老金家传的器乐、剧目本、收集的民间音乐资料,连连向老金拱手作揖。音乐家六十多岁,头发银白,面堂圆润,很有风采。老金从阁楼里,取下祖父“念山堂”的匾额,匾额的木板是武夷山的血紫树(红豆杉)老根板,长两米,宽一米二,字是铜水鎏金的魏碑体,粗犷磅礴。陪同音乐家来的县文化干部说:“你可以再把这块牌子挂起来,这是一块金招牌。”老金说:“我是一个讨生活的人,怎么可以挂这样的招牌呢,每一个大师傅,都有他的时代,我的时代就是庸庸碌碌讨生活,何况我离大师傅还远着呢。”当晚,在场院里,挂起四个大汽灯,饶北河串堂班表演了一场《十番锣鼓》。

《十番锣鼓》全套联排《寿庭候》《下西风》《翠凤毛》《万花灯》《大红袍》《喜元宵》,以开场锣鼓、拾景、借扇、耍孩儿、拾袈裟、四合、如意、曳不断、踢球、芦花荡、龙尾鼓等曲牌连缀而成。老金着白长褂,登戲靴,面目朗朗,器宇轩昂。他手托木鱼,慢步登场。嘟、嘟、嘟。锣鼓开场便飞沙走石,狂风掠起;古筝尾随而至,翻江倒海,骇浪惊天;笛声破浪而起,跃上云霄;唢呐长啸四野,惊泣鬼神;二胡群马奔蹄,尘沙蔽日;铙钹急急如令,催魂逼魄;木鱼声声,激越扬抑,像大海中的帆。笙悠然而起,如月光洒落,大海安静了下来,轻轻浪涌,和风习习,击岸的浪声像摇篮曲。老金泪流满面。二十年了,这是他第一次表演《十番锣鼓》,也是他人生第一次。他排演了多少个日夜,他已经不记得了,排演的人三五年会更替一两个人,有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父亲,习艺一生,却从没正式表演过,从没作为串堂班里重要成员出现过。老金泪流满面。音乐家也泪流满面。

串堂班能精通二十折串堂的人,寥寥无几,老金还有二十几折串堂要传授下去,亟须选拔新人,从十三四岁开始训练。可再也没人愿意学。学串堂,没八年十年的苦功夫,拿不出手,老班底的人,年龄都四五十岁了,记忆力跟不上,手脚也不灵便。老金的两个儿子,学了十几年,都不再习串堂,各在县城安了家,一个开铝合金店,一个开馆子。远山丢下串堂,去做铝合金门窗,被老金恶狠狠地骂了一个晚上,说:“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就这么扔了?守不住串堂,你就是梅家的孽。”远山说:“唱串堂,一年也就挣五六万块钱,怎么养家糊口,我的孩子以后还学串堂,穿村走户,背一个包袱,有意思吗?”“没意思,那样的话,我们梅家太失败了。”老金再也不说了。“听串堂的,都是你们这些老年人,年轻人谁听呀,电视里,什么戏都有。您保重身体就可以了,串堂传得下去传不下去,和您没关系。”临出门,远山骑上摩托车,载上老婆孩子,油门突突突,转过头,又这样对老父亲说了一句。老金怔怔地站在门口,看着一溜烟而去的儿子,心里有说不出的凄凉、难受。

责任编辑:梁智强

作者简介

傅菲,本名傅斐,1970年生,江西广信人,乡村研究者。散文常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花城》《天涯》,被收入百余种选本。著有《河边生起炊烟》《我们忧伤的身体》《木与刀》等10余部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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