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军

李伶伶用独特的坚毅诠释了其创作的短篇小说及微小说所具有的特殊的美学风格。她于2019年5月16日荣获了“全国自强模范荣誉称号”，靠着自己的毅力完成了二百多篇微型小说，出版了两部小说集。她凭借勤奋昭示了生命的光彩。她因病高度残疾，却用两根手指支撑起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她娇小柔弱，可她病弱的身躯下却掩藏着大千世界生存者们的百般图景。

庄子在《天道》篇中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庄子看来，淳朴素质、无为虚静才是万物的根本，是令人崇尚和尊重的，它的美无人与之相争。李伶伶的小说便隐含着这种具有本源性的“朴素”特质，她用质朴的言说来关照世界，介入生活，她运用那最为淳朴的笔触奠定了小说的基调，她小说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构成了中国乡村众生的日常生活。透过李伶伶拙质的叙述，中国东北质朴劳动人民的人生百味竟一览无余。

一

李伶伶善写爱情，特别是那种具有乡村况味的爱情，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对爱的执着与坚贞为爱情增添了锋芒和骨感。她的成名作《翠兰的爱情》便是最好一例，李伶伶只用一句单刀直入的“翠兰看上了村里的单身汉马成”，便将主动权和整个行为的主视角交给了一个叫翠兰的农村妇女。翠兰机敏、果敢，不被固有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她能够为了自己的幸福和爱情主动出击，甚至不惜以一种机巧疏离马成和桂芳之间的关系。尽管动用心机，但翠兰显得无比坦诚，“没过多久，翠兰听说桂芳和马成闹僵了，桂芳说马成心不诚，和别的女人不清不白。翠兰心里喜，可表面上却显得很焦急，她去找马成，问他传言是不是真的，桂芳是不是在说她，她可以跟桂芳解释清楚。马成说，不用解释，越解释越不清。”（《翠兰的爱情》）翠兰的爱情，缠绕了些许的理智和世俗逻辑，然而她的爱情观念又是那样简单纯朴，在她那里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和卿卿我我，她心里驻藏的只是纠缠了柴米油盐的自己“看上了”的人，为了这样一个人她可以委屈自己，也可以不顾代价去争夺，更可以无私地付出。

李伶伶在《素枝的春节》中也同样描写了这样一位追求爱情的素枝形象。不同之处在于素枝更加温婉含蓄。相比之下素枝所承担的责任要比翠兰多了很多，素枝扮演着乡村中妇女的多重面向，她既是要为小儿子操办婚事的母亲，也是进城打工的家庭保姆;她是无法照顾心爱孙子的奶奶，又是被孙子姥姥挤对的亲家;她更是自己故去丈夫家里的长媳。素枝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她要挣钱迎娶儿媳，要组织完成年夜的祭祖仪式。责备和误解从前夫家庭结构的根底里蔓延并常常伴随在素枝左右，素枝被重重的责任所裹挟，为此，她生活得并不轻松。然而，爱情，对素枝来说无疑是窒息水底时出现的一股清新空气，是寒风中萌长的一株新绿。它让素枝在外界的压抑环境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自我的存在。但事实上，她的爱情却在众多的社会责任夹缝中生长，仿佛其他的一切都重于素枝的爱情，为此，素枝之于长有之间的爱情是躲闪的、收敛的、压抑的。素枝只能把翠兰般的耿直掩藏起来，她对爱情的追求更多的是隐忍和避让，在她看来只有安顿好家里的一切才有自己爱情的空间，这种意识是一种愚忠，也是素枝性格中的一种执拗。

翠兰把自己的爱情与生活纠合在一起，把爱情变成了生活，在翠兰那里爱情与生活两者之间有了对等的关系，怎么也掰不开、辨不明。因而，素枝的生活永远压抑着自己的爱情，爱情只是她生活序列的一个小分子。然而，素枝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渴求与翠兰却是共通的，她们都有着乡村女性对爱情的最为质朴的殷切期盼。她们会因爱生妒，翠兰之于桂芳和素枝对夏莲的嫉妒是她们对自己假想敌的惩戒，不论是以实际行动设局破坏马成和桂芳的关系，还是以凭空的想象误解长有与夏莲，两人都是对自己爱情的追求和捍卫。她们的爱情并不是单纯的，它总是或多或少与生活纠缠在一起，爱情是素枝们生活的希望和动力，但却被生活牢牢地攥在手里，像掉进佛祖的手心，难以逃脱。这种爱情实际上是中国广大农村爱情关系的原生态，特别是在承载了太多的外在附加的观念、价值、责任的农村妇女身上，这种被捆绑的爱情才是最为真实和质朴的。李伶伶的小说，将中国乡村妇女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北方农村妇女的這种真实的爱情现状描绘得生动淋漓，在其间李伶伶向读者展现出了她们爱情观中的蒙昧与觉醒、主动与压抑、纯净与混沌等复杂的心理关系纠葛，爱情在桂芳们那里既是生活也是生存，更是她们解困压抑和疗救创伤的汤剂。她们的爱情离不开生活，结结实实地扎根于日常的各种琐碎之中，然而也正是这种并不单纯、并不理想化的爱情的存在，让桂芳们成了勇于言说、敢于成为自己的幸运儿，是爱情，让她们变得坚韧而倔强。

二

李伶伶小说的基调、结构都是以一种最为单纯的叙事方式展开的，她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认知置于其中，让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在平淡的叙述语言中自然地流淌。她的小说特别是微小说故事性强，冲突感鲜明，承接了最本真的中国式故事叙事模式。因果昭彰是中国故事叙事中的基本模式，它与中国佛经故事的善恶循环模式是一脉相承的，就形式而言它结构单纯、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然而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容小觑，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这种因果故事一度承担着知识普及、价值观建构甚至民间信仰维系的重任，它是中国接受度最广、认可度最高的叙事模式。

李伶伶的微小说可以说正秉承了这种模式，因果循环式的故事表述方式被李伶伶运用得精当而纯熟，在《烟事》《一袋香水梨》中表现得极为鲜明。《一袋香水梨》仿佛借助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叙事逻辑，把人心的怨念演绎到了极致。赵先生因丢了一袋香水梨而怀疑自己的邻居，于是“剐破了对门的车”，而钱先生、孙女士又把这种找不到源头的怨愤发泄在了整个小区和其他住户的身上，邻里之间的争斗、动手、谩骂、互相毁坏财物被不断放大，而最终的恶果还是回落到了顺手牵走那袋“香水梨”的吴先生身上，结果吴先生的车被砸，于是他搬离了是非频仍的小区。她的《烟事》把因果关系定格于“陈平戒烟”，陈平合法伐木兼盗伐行为以及后来的没买到修缮牛棚的砖，均源自于伐木间隙没给羊倌递一支烟，这样一种看似巧合却又隐含着因果必然性的故事逻辑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而《一场车祸所改变的》因一场意外的车祸直接改变了四个人的命运，其中有生命的消亡、仕途的转轨、人生路径的改变，还有驱之不散的氤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