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菲

“六叔，六叔。”我还在睡觉，就听到楼下有人喊我了。我摸摸枕头边，摸出一块手表，眯着眼看看，才六点半。我站在窗户边，应了一声：“这么早。等一下，我穿衣服。”叫我六叔的人，全村只有一个。他比我年长，每次叫，我都向他作揖：“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啊，我得喊你一声大师傅。”我裹了一件大衣，咚咚咚跑下楼，说：“孔师傅，这么早啊，我还在睡觉呢。”

“四十多年的习惯，改不了，睁着眼睛睡在床上，很难受。”他拍拍黑色呢子大衣上的水珠说，“铜棒在深圳四年了，我还没去过深圳。”

“我也十几年没去深圳了。深圳隔了三年没去，就不认识，变化太快了。”我说，“你到了深圳，可别叫他铜棒，叫他大名少更。”

“这个知道，怎么说，他也是一个老总了。”孔师傅站在屋檐下，望望天，又望望我，说：“我们坐第一趟高铁去，还要在广州东转车呢。”他老婆桃英拎着一个大挎包，坐在我厅堂，逗趣自己老公，说：“第一趟车要九点多，这么早去，也是在车站坐，把你六叔这么早叫起来，不像话。”

“我们是自己人，哪需要这么多顾忌。”孔师傅说。铜棒是孔师傅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在一家地产企业工作，从营销员起步，干了四年，干到了总部部门经理，年薪过百万，也是我枫林出去的第一个职业经理人。孔师傅很自豪，我也感到很自豪。在博士生多如牛毛的深圳，一个本科生能干到这个全国名企的中层职位，确实很优秀。

“是自己人，洗洗涮涮，吃个早点，也差不多。”我说。孔师傅是我一个远方亲戚，他一直按辈分叫我六叔。他儿子在深圳订婚，他高兴。我作为男方代表，一起去，我也高兴。

在饶北河一带，孔师傅是个无人不晓的人。孔师傅是大家对他的尊称，枫林人，姓吴，名俊义。在年轻时，他爱替别人出气，好打不平，大家叫他孔师傅。他的本名，倒被小辈人忘记了。他是个没有师傅的拳师。他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决定不上学了。他要练武，看了《少林寺》，这个念头像土豆一样发芽。他不和任何人商量，从学生宿舍卷起棉絮草席，挑起木箱，回了枫林村梨花山。《少林寺》在小镇电影院上演了八天，一天三场，他看了二十四场。电影票一毛钱一张，他没钱买票，从戏台后面的窗子爬进去看。

梨花山只有三五户人家。他父亲用竹稍抽他，他也不去学校。他父亲责骂他：“你这个中了瘟的，还有半年就初三毕业了，你也不想想以后干什么。”俊义说：“练武。”父亲用棕绳把他吊在树上打。父亲打，俊义咯咯笑：“挨不了一身痛练不了一身武。”父亲也气呼呼地笑：铁钉烂在锈里，你好自为之。”

村里有一个瓦厂。挖出来的胶泥，牛踩烂，割成方块。一个方块胶泥有八十来斤重，手工抱起来，往石板上摔，摔得面团一样柔软，切成小块，贴在瓦桶上制瓦。一块胶泥，摔十来次，会彻底挤压出泥里的空气，有了泥胶的黏合性和柔性。俊义到瓦厂干了摔泥的事。“砰——叭，砰——叭。”泥摔在石板上，清脆铿锵。他蹲马步摔，摔一下，“哈”一声。

从瓦厂到梨花山，有四公里，一天来回跑四趟，憋足了劲跑。跑了半年以后，他腿上绑沙袋跑。沙是铁沙，在饶北河沙滩，用磁铁吸，装两袋，一袋五斤。

四公里的山道，有三公里的斜坡，在峡谷弯来弯去。他的脚步像两根粗壮的原木，奋力摆动的双手如划龙舟的双桨。一路跑四公里，去瓦厂做事。他摔泥摔了三年，跑了三年。跑起步来，他像哪吒，风快云快，耳朵生风，头发毛竖起来。一个月跑烂两双解放鞋。晚上他还跑，村前有直线公路，来回跑，三十公里。有一次，他想知道自己到底能跑多远，在车站，和客车一起出发，往德兴跑。砂石公路，车子跑不快，车到了德兴，他也到了德兴，足足跑了四十五公里。

做了一年工，他用积下的工钱，买了一台二手放像机。看录像是他唯一停下来的时候。他买来《霍元甲》《陈真》《再向虎山行》影带，一遍一遍看。他击沙包练拳，炒铁沙练掌。他的身子一天天鼓起来，鼓得像个石墩。山坞有一个池塘，塘边有一棵老梨树，梨枝盖住了半圆形的空地。空地深埋了九个木桩，架了一个乌饭木单杠。梨树上，挂两个沙袋。早上，他在这里练身。练完身，他唱：

少林，少林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少林，少林

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

精湛的武艺

举世无双

……

每次吃饭，他妈妈都心疼粮食：这么能吃的人，家里怎么也种不出这么多粮食啊！俊义一餐吃半饭甑饭，端钵头盛饭，门槛蹲一会儿，一钵头饭便没了。

但俊义从不生事。不生事的人，也有打架的时候。

村里有一个杂货店，卖烟酒，卖水泥，卖化肥，卖米面，卖草纸，卖油盐醋及其他日常用品。店铺有五间，货物一码一码。杂货店有一台电视（全村六台电视机），晚上摆在院子里放，供邻居一起看。每天看电视的人挤满了院子。《射雕英雄传》《楚留香》《天龙八部》《上海滩》，轮番播放，一个晚上四集。老板娘四十多岁，人缘好。她老公是个瘸子，在镇里修钟表，一只脚骑自行车，早上去傍晚回。一次，店里来了三个穿花衬衫的年轻人，烫爆炸头，穿牛仔裤，一个靠在柜台边，另两个开货架上的汽水喝。俊义在买化肥。红花蓝底衬衫年轻人靠在柜台，拿出一本账簿，说：“老板娘，对一下账，这个月销了几箱啤酒。”老板娘说：“啤酒没卖出几箱，你这个抽头太高，我哪有这么高的利润呢？”

“我就是要‘陆羽泉退出镇里，他不给我们代理，谁也别挣‘陆羽泉的钱。”

老板娘说：“一瓶啤酒赚一毛五分钱钱，要给你一毛，我们还做什么生意呢。”

“就是逼你不要做啊，做了也是给我做。”红花蓝底衬衫说。

俊义斜眼看看三个人，又看看老板娘，说：“老板娘交了工商税，你们凭什么收钱，死人骨头要不要收啊。”

红花蓝底衬衫说：“好不容易碰上一个抢嘴的，可以教训教训，老子说交多少就交多少，一个銅壳子也不能少。”

“你是谁老子，说清楚一点。”俊义说。

“是你老子，怎么样。抢嘴的，就是找死的。”

俊义一巴掌扇下去，红花蓝底衬衫蹲在地上。另两个人吐出汽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红花蓝底衬衫抽出水果刀，捅俊义的脚。俊义手上的汗巾抽下去，抽在手肘上，往上一拉，红花蓝底衬衫倒在地上，叫：“手，我的手！”

一个人手断了，另两个人野兔一样跑了。

傍晚，梨花山来了十多个年轻人，骑摩托车来，一路呜呜呜。领头的，穿花汗衫，说：“下午是你打伤他的吗？”红花蓝底衬衫绑着吊带，紧贴在领头身后。

“是。”

“为什么打他？”

“他称我老子。”

“那我称你老子呢？”

“我也打。”

“我是你老子，你个龟儿子。”

俊义坐在石磨上，背靠梨树。石磨边有一根扁担。他操起扁担，打在领头的右边肩胛骨上。领头当场瘫坐在地，左手抱着右肩胛骨。他没料到俊义真敢打下来，毫不手软。俊义说：“谁动手，谁残在这里。你这个痞子头，是哪里人。你们要动手，肯定手断脚残。”十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是动手还是不动手。领头的喊：“还不动手啊，等到什么时候。”

一根扁担，干倒七个，其他人魂飞魄散，拔腿就跑，摩托车也不要。

领头的是临湖人，是个大痞子，坐在地上，一直呻吟，唉哟唉哟。右肩胛骨大面积粉碎，成了撇手。小镇再也没出现过他。

“俊义一个人打倒七个，是我们村里的霍元甲啊。”全村人一下子知道了俊义拳脚很厉害。镇里的年轻人，一下子知道了枫林有一个叫俊义的人，剃个板寸头，大手大脚，像个鲁智深。瓦厂经常会有陌生的年轻的人，停下自行车或摩托车，问一声：“谁是吴俊义啊？”俊义头也不抬，继续摔泥巴。

古城山下，有一个石灰厂，厂长叫徐瑞安。徐瑞安在小镇里算第一批四个“万元户”中的一个，名声很大。他二儿子，比他名声更大，叫庆水，二十多岁，外号叫锄头。锄头名声响，是因为他胆量大，练过几年武，镇里没有他不敢捉弄的人。胆子最大的一次，是派出所开到他村里的吉普车，被他翻到鱼塘里。他的村，叫钱墩，和枫林隔了三里地。突突突，他骑一辆旧摩托车，常到枫林玩。枫林街边有一条水渠，一米宽两米高，水半深，用于灌溉水田，也便于妇人洗衣服。街边的大人，喜欢蹲在水渠边，抱一个碗吃饭喝粥，三两个人蹲在一起，边吃边闲扯。锄头骑摩托车过去，慢下来，冷不丁，把蹲在水渠边吃饭的人，一脚踹下水里。看见人落水了，锄头哈哈大笑。落水的人浑身湿透，从水里露出湿淋淋的头，见是锄头，也只能翻出眼白，愤愤地说：“你这个玩笑也开得太大了吧。”

有一次，是严冬了，街边的人吃过了晚饭，抱一个火熜，坐在水渠边，几个人喝茶谈白。锄头来了，在埠头边的桃树下停了下来，摸出烟，一人散一支。接了烟的人，把烟戳在火熜上点火，锄头把点火的人推到水渠里。点火的人，哪会想到这样的恶作剧发生呢？人从水渠爬上来，拖住锄头的摩托车，说：“灶神都上天了，你怎么还不上天啊。”锄头一下子发作起来，说：“你是不是想把我当祖祭了？敢这样咒我？”啪啪啪，锄头甩了十几个耳光过去，把落水的人鼻梁都打断了。落水的人满脸血，仰着脸，骂：“你是要草席卷了上山，野狗刨坟。”锄头解下皮带，举起来，抽下去。

皮带没抽到人身上，被一只手截住了，一把抓住，用力往外一扯，抽皮带的人落到了水渠里。锄头从水里站起来，厚厚的黑呢子大衣像一件水淋淋的蓑衣裹在身上。锄头抓住柳树的根须，爬上来。截住皮带的人，用皮带狠狠抽下去。锄头又落进水里。锄头十几次想爬上来，都被抽下去。严冬，水冷，锄头冻得瑟瑟发抖，筋疲力尽。在水里熬了半个多小时，锄头爬起来，说：“鸟窝大的枫林，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翻过派出所吉普车的，我们脱了衣服，单挑一下。”

抽打锄头的人，正是俊义。两人开始摔跤，锄头扑上来，被摔倒在地。摔倒了，锄头又站起来，继续摔。摔倒了十三次，锄头再也站不起来，赤裸上身，躺在地上，说：“我是条落水狗，你打吧，狠狠打吧，我不怨你。”俊义用破棉袄把他裹起来，扛着他回家。徐瑞安见了满身乌青的儿子，对俊义说：“小兄弟啊，我这个儿子，我教不了，你打得好，你不教训他，他以后挨枪子都说不定。”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饶北河流域习武之风鼎盛。各个村子，多有习武之人。习武的人，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小年轻。武师一般来自上饶县煌固镇、乐平县官庄镇、玉山县樟村镇、江山县廿八都镇。由朋友介绍，来到村里，耍一套拳脚，找一两个人比试一下，开始收徒，正月腊月教徒。

徒弟交五十块钱作拜师费。村里有一个旧祠堂，无人入住，便成了习武的地方。师傅一般剃平头，留胡须，眉毛粗，穿短襟褂，说话声音洪亮。似乎有一个规矩，一年，村里只有一个师傅收徒。有的师傅接连来两年，有的师傅教了一年便再也没了音讯。收徒也没什么仪式，供了拜师费，给师傅端了茶水，算是入了门。有教地躺拳、狗拳、岳家拳，也有教杨家枪、八卦棍。师傅走了，徒弟也很少坚持练习。有的人，来了什么师傅，学什么，师傅走了，又全忘了。一个叫烂头的人，是石灰厂砸石工，臂力腕力惊人。他说，来的师傅都是花架子，摆两套套路，猴子一样转来转去，好看不好用。有人把烂头的话传给授武师傅。授武师傅也难得搭理，说熊走熊道，虎走虎路，谁看见过熊和虎打架。

授徒是秘密的，不能让外人看见。在祠堂，到了习武时间，关大门。烂头是个难缠的人，喜欢看人出丑。祠堂大门是厚木大门，厚铁条封边，门轴包铜，铆钉半斤重一个，半边门板有三百多斤重。武师收拾好了包裹，入住了，清理了床铺茶桌，扫了地面，开门收徒。这时，烂头把门板从门框里脱下来，靠在侧边门墙。烂头靠在另半边门上，看着武师。武师都是江湖人，明白烂头的想法。有本事的师傅，一个人把门板上回门框，请烂头喝茶。没本事的师傅，坐到天黑，等烂头走。

来过一个武师，让烂头心服。武师五十来岁，不教拳不教腿不教枪。武师是官庄人，矮小，青皮铁骨，颧骨暴突，像个二郎神。他舞板凳。板凳上了武師的手，虎虎生风，密不透气。他舞板凳，向他泼一碗水，水不沾衣。

俊义也去祠堂看武师，坐一个下午，但从不拜师。

有一年，村里来过一个武师，三十出头，普通南方人的个头，嘴唇有一条刀疤，穿一双圆头布鞋，腰板笔挺，目露精光，不善言辞。授武两个月，收一百块钱拜师费。烂头也去看，嘻嘻嘻，笑，说：“师傅就一百来斤重，收得了这么高的师傅钱，还得看看值不值。”武师说：“吃饱猪食，天天睡，一天长一斤。”

烂头说：“我们掰掰手腕怎么样。”

师傅说：“好啊。”

摆开八仙桌，掰手腕。掰手腕，烂头从来没遇过对手。烂头说：“我输了，你得请喝酒。”

拉开架势，烂头腕力还没发上来，人就瘫软在桌子底下。

边上的人起哄，说，烂头，你是不是迷子，你是武师请来的吧。烂头看看四周，叫：“快去叫俊义来，俊义试了就知道。”

过了三天，村里人知道，这个武师叫羊鼓，擅长散打，会硬气功，曾在侦察兵连服役五年。小年那天，俊义把羊鼓师傅请到家里吃饭，过小年。他们喝了一个晚上的酒，谈了一个晚上的武功。他们成了朋友。

枫林村早年出过武师，叫余英天，被人尊称为老余师，习戳脚。戳脚相传为宋代道士邓良所创，源于“玉环步鸳鸯脚”之定式“戳丁步”。老余师武术为世代家传，他无后，戳脚一脉在村里断了。民国期间，饶北河两岸村子大械斗，老余师赤手空拳击溃十八人，自己毫发无损，令村人自豪几十年。村人外出办事，被问：你是哪里人？村人不说自己是枫林人，说：和老余师同村的。

饶北河上游岸边村子有大族，洲村有周、张大族，车边有王大族，钱墩有徐、方大族，姜村有姜大族，郑坊有徐大族。枫林村人口少，杂姓族居，山多地窄，常被外村人欺压讹诈;因灌水、伐木、开路，也常与外村械斗。受欺的人软弱，使欺的人恶劣，这种秉性会遗传。受足了欺负的人会教育后人：一定要习武，拳头要硬。便有人秘密拜师，秘密练武，从不对外张扬。我奶娘一家人便是秘密习武的人。奶娘一家住在山坳，单门独户，每天晚上关了大门，在厅堂里练武。奶娘从不告诉我习武之事，待她全家搬离，去了沙溪，奶娘对我说：“你要练武，找你爹，你爹的拳脚很厉害，一拳砸烂八仙桌。”

我有一个亲戚，是小学教员，喜欢练拳脚，喜欢和武人结交朋友，喝酒找乐，用嘴巴切磋武术。亲戚端起了酒碗，不知道下桌。有一次，他来我家，问俊义住哪里？去访一访。我父亲是个直白人，说：“你找酒喝，我有，你去切磋手脚功夫，就免了，别人是三脚猫，你是三脚猫不如。俊义是什么人？一掌下去断三根窗户档（窗棂），你排沙骨（肋骨）硬还是窗户档硬？你有几根排沙骨？”

亲戚讪讪地笑，说：“哥郎，你说话够直白的。”

我讨厌这个亲戚。他儿子十七八岁，来我家，动不动耍两路拳脚，一边耍一边吼吼叫。我邻居水清烦他儿子，把他儿子拦腰截到水埠，往水里浸，说：猫咪上树，以为老虎死了，蚯蚓爬了两尺，以为自己是蛇。

当然，饶北河流域，名头最响亮的武师，是华坛山中学的郑予。他是一名体育教师，上饶市人，江西师大体育系武术专业毕业。郑老师练散打，也练十八路谭腿。郑老师三十出头，吃饭也扎马步。郑坊有几个传统武术的高手，都和郑老师交过手。交手的地方，在华坛山中学对面的河滩上。这里开阔，河滩四季牛筋草葱茏。交手之前，下个战书，当面递交。战书写得文雅，儒气扑面。交手以三招定输赢，交手后，输家在镇里摆一桌酒席，算是请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结个朋友。

其实，郑坊一带，武师也就那么几个，彼此的底细也比较熟悉，彼此谦让客气，也没什么可交手的。村里的几个后生怂恿俊义下战书，和郑老师交手。俊义还是个小后生，腼腆，哪有这个胆量和想法。

俊义却因此萌生了一个念头：拜郑予为师。他去了中学。郑老师在操场一个人打籃球。俊义对郑老师：“郑老师，我想练武，拜你为师。”郑老师上上下下打量他，说：“你干什么事的，这么厚壮的身板。”

俊义说：“瓦厂工人。”

“你练过武？”

“没拜过师，自己练。”

“你拳头像个大铁锤。”

“骨架粗，力道不大。”

“你打我一拳，试试。”

“不敢。”

“有什么不敢，来试试。”

俊义低着身子冲过去，郑老师一脚踢过来，俊义滚在地上，拦腰抱住了郑老师。郑老师怎么摔，也摔不开俊义。俊义的手，像一个收紧的铁圈，箍在郑老师的腰上。郑老师往前翻一个腰身，俊义摔了出去，但手还是箍在腰上。

“你的截力，是我见过最大的，你可以截三百斤重。”郑老师说。

“我不知道自己可以截几斤重，每天摔泥，一抱烂泥，差不多一百五十斤。”

“你练过什么拳？”

“没有拜过师，自己练，练过散打、咏春和地躺拳。”

“你力气大，筋骨刚硬，下身再练练梅花桩，你就比我强了。你还可以练练太极，刚柔相济，会更好。”

这是第一次被武师高人评价，回到村里，俊义很是激动。

村里有七八个年轻后生，跟着俊义习武。梨花山多美，晚来的春风催开白艳艳的花，在山坞里，一天天白。山坞是个夹坳形，坳两边有上百株梨树，遂名梨花山。

过了两年，俊义的朋友羊鼓写了一封信来，叫他去温州，说温州人重文尚武，经济发达，到处都是鞋厂五金厂，有几个厂老板，很喜欢武术。俊义应约去了温州，传授武术。他是村里第一个去温州的人。他们只教授老板或老板家人，单独教，一对一，老板出差，需要陪同去，一天两百块，包吃住。

授武三年，俊义在温州一带很有声誉。枫林人便拜托俊义，在温州介绍工作，进厂做事。几年下来，村里有两百多人去了温州，有的做油漆，有的做木匠，有的做车床，有的做纽扣。

第四年，俊义带了老婆回来。他老婆叫桃英，是常德人，高高瘦瘦，走路生风，嘴巴很甜。

第七年，俊义又回到了村里。温州枪支泛滥，没几个人会练武了。拳头再厉害，也没双管猎枪厉害。

回村里，俊义小孩已三岁了。小孩长得结结实实，是一副习武的好身架，邻居给他取了小名，叫铜棒。

村委会主任见俊义闲在家里，只种两亩田，便对俊义说：“你要不要来村里做事？你在年轻人中间有号召力。”俊义说：“我打不开嘴巴说话，粗人一个，磨不来嘴皮子。”

“村里的事，可做的太多了。年底了，收水利费、农业税，很多家收不上来;门前修路摊派的钱，三年了，还有二十多家没收上来。村里想在太平山种五百亩果园，地征不上来。”主任说。

“水利费和农业税，平均一亩交两百三，修路摊派到成年男丁头上，一丁三百，按我家里算，我家差不多交一千五出头。这是一个劳动力的半年收入，单纯种田的人，谁家也负担不了。村里交这个水利费，没道理。水是天落下来的，又不打井又不抽水泵，村民凭什么交呢？我自己对这个事都理解不了，我也收不了这个钱啊。”俊义说。

村主任在俊义家喝了半碗茶，就出来了。他出了门，嘴巴里嘀咕着：“有好不识好，有相不识相，有两下功夫，觉得自己是山大王。”

俊义在厅堂壁板挂了一个蒲草袋，蒲草袋塞了核桃。俊义从袋里摸了个核桃，捏在手上，转来转去。俊义对桃英说：“铜棒要好好读书，没读到书，人不如狗。”桃英说：“你以前不是也要孩子练武吗，怎么又改变想法了。”俊义说：“练武不如练毛笔字。”

饶北河有细沙，细细晶莹，不含泥。细沙拌水泥浆，抹墙，过两年，墙面的水泥白渗出来，甚是好看。俊义在河滩边围了一大块荒沙滩，平整，搭了一个茅棚，买来转轴机，做水泥管道。俊义做的水泥管道、水泥盖板，德兴和乐平的人，也舍近求远来买。他的水泥制品，沙质好，水泥标号高，钢材粗。一般人做不了水泥管道，因为一个水泥管道至少上百斤，两个人才能抬起来。俊义拦腰截起来，一个人晾晒，一个人给货物上下车。这是个重体力活儿，但收入可观。水泥管道有各种型号，供人选择。他的黄土狗，蹲在茅棚下，吐卷着舌头。

有一个叫捞梨仔的人，早年俊义带他去了温州。捞梨仔在厂里吃不了苦，跑去赌场看场子。他头脑活，很会经营人事关系，为人大气，说话讨人喜欢。场子看了三年，他不看了，一门心思找公安部门的人做朋友。片警、派出所、看守所、局机关，没有他不熟的人。在温州的上饶人少说也有三万，开餐馆，做手艺，各色人等都有。最多的一群，便是看场子，赌博。这是一群生事端的人，不是打架，就是放炮子（放短期高利贷），也常被派出所抓去，拘留什么的。人一抓走，捞梨仔马上会接到电话：×××被×××派出所抓走了，一起抓了三个，在×××宾馆抓走的，你去一趟，保出来。

每个月，捞梨仔要保十几次人。只要是饶北河以北的人，在温州出了治安的事情，都请捞梨仔去保。捞梨仔去签字，人就放出来。

捞梨仔在瓯海开了赌场。赌场没有固定场所，流动的，晚上赌，一个晚上两场。歇了一场，换个地方，临时通知赌客，专车负责接送。开了两年，捞梨仔收入过千万，在小镇里也成了呼风唤雨的人。饶北河上游四个小镇，凡派出所解决不了的事，所长便给捞梨仔打电话：“吴总啊，什么时间回家啊，好久没一起喝酒了……”再麻烦的民事纠纷，捞梨仔都能解决——没有人不给他面子。乡民可以不去乡政府办事，但不可能没纠纷，万一有个大纠纷，还得找人解决，千条麻绳一个结。解这个结的人，就是捞梨仔。不能把解结的人得罪了。

过年回家，捞梨仔开一个车，后面跟着四五个车。捞梨仔坐哪儿，身边有五六个穿黑皮大衣的人围着。捞梨仔车子后备箱里，有三个箱子、一个白布袋。一箱软中华一箱茅台一箱五粮液，白布袋包扎了三十万现金。这是每天都预备的。他发烟不是一根一根发的，而是一包一包，或一条一条。捞梨仔见俊义做水泥管道很是辛苦，说：“兄弟，你去温州吧，你做这个事，太辛苦，我们一起打天下，有我的，就有你的，怎么说，我也算你半个徒弟，没有你带我去温州，我还在枫林撿大粪呢。”

“老弟兄，话不能这样说，钉子戳破鞋跟出头，笋破土成了毛竹，你搁在哪里都是要破土的。你看，我的手指又粗又短，指甲都不长;你的手指，梨肉一样，指甲细长。什么手做什么事，我还真做不了你那个事，有一天，我这个营生干不下去了，我再跟你讨条活路去。”俊义摊摊手，说。

俊义还是每天练拳脚。一个人在梨花山打沙袋，在单杠上拉上拉下。枫林人不怎么重读书，重手艺。孩子初中毕业，便鲜有上学，学一门讨生活的手艺，外出做工去了。正月腊月，再也没有武师来村里了。已无后生去梨花山了，他们去温州，去义乌，去慈溪。不愿去学手艺的人，跟捞梨仔去温州，看场子。

在铜棒考上高中那一年，也就是2008年，捞梨仔的赌场被温州市公安部门抄了窝，以组织赌博罪被判刑十三年，非法所得全部上缴没收。他的老婆跟别的男人跑了，扔下两个孩子跟爷爷住瓦房里。俊义特意去了一趟温州，去探视捞梨仔。回来之后，他很是难过，自责地说：“捞梨仔学了两年的拳脚，没走正道，我把他带到温州去，没想到，他会进了牢房。”

桃英去了县城，给孩子陪读。这是俊义的意思。他明白了，再厉害的拳头，不如胸中有墨水。桃英在县城租了房，餐餐给孩子烧饭。俊义还是做水泥制品。晚上，他在村小学操场给二十几个上了年龄的人教太极拳。村里也不知道为什么，患有痛风、腰椎颈椎病、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等疾病的人越来越多。妇女穿条灯笼裤，在小广场跳大妈舞，摆着手晃着腰，大汗淋漓。几个七十多岁的男人，听说打太极可以养性养气，便跟着俊义学太极。学了几个月，老人感觉手脚灵活了很多，在村里说：“孔师傅的太极好厉害，练了两个月，腿脚不麻痹了。”每个月，练太极的人，都要多几个。“孔师傅”，这样被人叫着，他很受用。他去教太极，风雨无阻。若是下雨，大家在教室走廊练。俊义还去镇里服装厂家定制了白衫白裤，一人两套。这是他送老人的。白衫上印了一行红字：“枫林村老年太极队”。

【责任编辑】  陈  曹

作者简介：

傅斐，1970年生，江西上饶广信人。乡村研究者。散文常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花城》《天涯》，收入百余种选本。著有《河边生起炊烟》《我们忧伤的身体》《木与刀》等散文作品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