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粪的滋味

我没做过一天农民，也没做过一天知青，1978年取消知青下放政策时，我才十四周岁多。半辈子过来，我有五分之四的时间是生活在城市的。唯一的乡村生活经历，是在少年时光。那时，我跟着父母从市医院下放到公社医院，虽是在乡镇里生活，过的却是不太安宁却衣食不愁的日子。期间，我又被父亲从公社寄放到生产队生活一年，在村子里过了一年食难裹腹的农家日子。这个农家，就是我奶奶和三叔的家。

爷爷在县城里某个芝麻官的任上去世，不久时势变化，三叔初中毕业无缘升读高中，跟着奶奶从县城迁回祖地做起了村民。三叔年纪太小，奶奶年纪大了，他们吃惯了城里粮油本子上的口粮，想吃农家的饭却又做不了什么农活。全村一贫如洗，从泥坷拉里刨衣刨食的农家经常断炊，亏得我爷爷留下一点遗属补助费，二叔大学毕业后资助的一点生活费，加上我父亲时不时接济一点，奶奶和三叔在邻居亲戚的照应下，日子才得以将就着过了下去。几年后三叔长成十七岁小伙子，做生产队会计，才算真正立了门户。

1970年，我到三叔家时还没读小学，跟在村邻孩子的后面连玩带学地做了一点农事，严格讲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碎事。在一年的农家生活中，我拿着篮子草钩，去收割过庄稼，拣散落的麦穗豆粒，翻刨残剩的山芋花生；背着篓子镰刀，去村野里割猪草，拾柴草。在家门前的自留地里，帮奶奶拔萝卜青菜，摘丝瓜葫芦。我还帮奶奶喂养家里的那位财神，一头嗷嗷叫的黑猪。我也会像黑猪那样嗷嗷叫，不是嘴里叫，是肚子里叫，直想去啃厨房里那玉米秸做成的锅盖。

等我回到公社医院宿舍的自己家时，父母没说我瘦了，都说我懂事不少，能干不少。我在公社中心小学读五年级时，学校号召学生支农，光荣的任务是割草二百斤，拾粪一百二十斤，都是为了沤肥积肥。农家学生们不但满不在乎，还非常高兴，支农就是支援他们父母的农业生产啊。在公社各个机关单位院子生活的学生，都是吃国家商品粮而从不问农事的孩子，一时都犯难傻眼了，谁割过草啊，谁拾过粪——臭狗屎啊。我向家里报告了支农的事，很快得到了一副篮子镰刀、一副粪箕粪勺。

割草的难度对于我不算大，手掌磨出几个血泡后就完成任务了。拾粪的难度就大了，我哪会干这个啊。这个事情连农村的小孩都不太干，一般都是干不动重活的老农干的，他们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挎着粪箕在田野中转悠，拾粪回家做农肥。我实在找不到少年时拾粪的感觉了，姑且翻出电脑里我过去写的故事稿来回味一番：

刘大汉把粪箕的弯把子挎上左肩，粪箕后框抵着左臀，粪勺柄夹在左胳膊里，粪勺搁在身后的粪箕边框上。他像首次出征的新兵，走进蒙蒙亮的麦地，黑棉鞋的轮胎皮底下，发出残雪破碎的喳喳声。

刘大汉转悠了几里范围的麦地后，粪箕中有了一块黑色的干屎撅。这时天已大亮，他跨过一条水沟，穿过乱坟堆往回走，雪渣、烂泥和麦苗上的水珠沾着他的棉鞋，黄色的泥浆湿了鞋帮。

远处的麦田边多是不太高的槐树，披着白霜的农舍夹杂其间，炊烟在树梢上袅绕散开。他抬眼往南面望，那边是成片的砖头墙院，数医院的墙院最大、里面的瓦房最多。医院后墙上刷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白字，东边隔条小巷是公社的后墙，刷着“七六粮食夺高产，七七建成大寨县”。

前面有一只小花狗在低着屁股拉屎，拉完屎往东跑了。那泡狗屎趴在残雪上，像一颗青春骚动的心冒着热气，逗引着他的青睐，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走过去，将粪勺伸向这泡新鲜的狗屎。这时，一把缺了角的粪勺先伸了过来，与向下的新粪勺砍在一起。他抬头一看，是老红军雕大爷。

雕大爷用粪勺挖起狗屎，放进刘大汉的粪箕。他豁开牙齿说：

“大汉，拾粪和吃饭一样，要吃碗望锅，眼尖手快。拾粪还要用鼻子嗅，顺风嗅半里，顶风嗅百步，捡着这一泡，闻着那一泡。”

吃过早饭，刘大汉迫不及待地到自家的后院子里拉屎，蹲在地上使劲地想，如果一天能拉三次屎就好了。他挣扎着排尽肠子里的废物后，用粪勺挖起来放到粪箕里，然后背起书包去上学。

故事里的刘大汉，身上带着我十一周岁时的影子，他拾粪的情节，成为公社和村里的中小学生们共有的经验。县城以上学校的学生恐怕就没有这份机遇了。我成功完成了拾粪任务，获得了学校颁发给我的第一张也是人生唯一的支农奖状。

读初一的盛夏时节，学校安排学生们去两个生产队上生产实践课——学农支农，帮社员——农民割麦子，那可是在烈日下的麦地里晒破皮累断腰的实践课。社员大叔们为我们挑来大木桶，里面盛着加足了糖精的开水，那个甜啊，超出了甜的限度带着苦尾，喝起来既解渴又涩喉。我弯腰挥镰割着麦子，惊动了窝居在麦秆丛中的几只灰褐色小野兔，应该是一家子的兄弟姐妹兔。我丢下镰刀，追得它们四处逃窜，我扑倒在麦秆丛中抓到一只，它缩着脑袋蹲在我的手掌里，圆眼瞪我，煞是迷人，乐得我忘了皮灼腰酸。

后来我跟着父母返回城市。读高中时，已不兴学农支农，慢慢把那点农事经历包括拾粪的滋味给淡忘了。四十多年过去，谁若把麦苗和秧苗同时放到我面前，我未必能分清彼此，实在是愧对了我童年时的农事阅历。

两只吊瓜

到涟水西北的一个村庄看望病危的长辈，午后返回时想起了自己的祖屋。堂弟驾车沿城乡公路涟灰路往北行驶十分钟，就到了一个村子。公路东坡下是一条十几米宽的小河，老家的村子在小河的东边。下公路的出口处，是乡村最常见的制作业——水泥预制品场，做好的水泥楼板铺了一地。这个小场的东南角五十步远，就是我的祖屋。祖屋所在，才是老家所在。

我的祖屋翻盖过多回，每翻盖一次，就等于拍了一张一个时期的农村生活照。祖屋只有五间房子而已，最新翻盖于70年代末，三间面南的堂屋，两间面东的西屋，都是土墙瓦顶的，但门窗四周却是包砖的，屋基是块石。这种房子在三十年前已是华堂，前后三庄没有几家，但有一家姓柳的却是全砖瓦的房子，那就算贵府了。我在老家生活的那一年里，祖宅的堂屋是砖基、门窗四周包砖，屋檐是瓦、屋脊是瓦，总的来说是半砖半瓦屋。那是1970年，西屋是没砖没瓦的纯粹土草屋。堂屋、西屋的骨架是木头的，木头的优劣就不去说它了。那时候没有贪污受贿，更没有做生意这一说，半砖半瓦或全砖瓦的人家，都是有人在外面吃公家饭拿工资的。做干部的爷爷1965年去世后，不久奶奶领着十四岁的三叔从县城返乡生活，住的大概就是1970年的房子，它是在祖宅的根基上翻盖的。

堂弟是住过1977年版的祖宅的，我没住过老家的这种瓦房。但1979年后，七八岁的堂弟跑到他父亲——我三叔工作的县城上学了，接着三婶带着另两个堂弟妹也去了县城。人们为什么爱往城里跑呢，因为城里的生活比农村好。再问一句，西方的城里人为什么爱在城郊或乡村买房子住？因为西方人的生活比中国人好。连我们苏北小城这些还没割掉农业尾巴的市民，都爱夸张地说“农村的空气真好，风景真美”，接着就说到将来到农村盖两间房子住住之类的话。

我当然不好意思说，我们还没过上工业社会的日子哩，很多人还没看过百米之内的飞机呢。我女儿的小姨和小姨父的私宅就在美国大堪城的城郊社区里，他俩的年收入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应该属于中产阶级家庭。女儿的小姨、小姨父分别是留美的学士、博士，十五年前他俩是上海、福州市民，而他们对祖国，具体地说对家乡的爱恋却比我们深得多，他们跑回家乡来祭扫祖坟的心情，比我们沉得多。

我和堂弟站在门锁已生锈的老家的门口，不知干些什么好。我们不想开锁进屋，不是因为钥匙收在三叔那里，而是我们没有资格破门而入。祖屋没有一块砖瓦是我们亲手挣钱买来的，我们也没为祖屋挖过一锹土流过一滴汗。我们只能注视它，怀想它曾给予的避风遮雨的恩情，回味多少代屋主积累给我们的生命和爱。

从来没有过围墙的院子里，长着一棵高出屋檐，枝杈蓬勃铺开的枣树。枣树上爬满了青藤和巴掌大的叶子，繁密的叶子中，吊下来一只只黄白色的瓜，长长的，大的长六七十厘米，小的有筷子长，再小的隐在叶子里看不到。我知道老家人叫它吊瓜，细的一头粗细均匀像手臂连着瓜蒂，几乎从一半的位置分开，下半截瓜就是瓜肚子了，大约有成人的脖子粗。如果把它纵向剖开，截面就是一把大砍刀的模样，就是电影里的新四军砍日本鬼子的那种红缨飘飘的大刀。1946年，我父亲十二岁参军时，这支陈毅的部队还叫新四军，他是没打过鬼子没用过大刀的新四军战士。我爷爷是抗战时期的地下党员、教书先生，当然跟日本鬼子斗过法，但不必用这种大砍刀。

东邻的柳大叔见一辆轿车停在韩家门口，就过来看看是谁来了，他的小儿媳妇也抱着他的小孙子走过来，还有其他熟悉和陌生的面孔。柳大叔六十好几，老而没透，头发白而稀，紫铜皱纹脸，身子骨还硬着，他说地里的什么事都能干。柳大叔先认出了我堂弟，后来终于认出了我，唏嘘说：“哎呀，一晃三十三年了，脸盘子还有点过去的影子。你家这屋子啊，二十多年没人住了，过去这是多好的房子……”

柳大叔见我和堂弟在祖宅前拍来拍去，让我给他刚会走路的小孙子来一张。我把相机镜头对准他的小孙子，背景是堂叔家的西屋南山头。他的儿媳妇特地把小儿子的绒线裤裆理开来，露出家人引为自豪的小鸡鸡。

我看到公路东西边村子里的人家都是瓦房，还有不少两层平顶楼房，楼房顶沿和门窗都是用琉璃瓦、铝合金、蓝玻璃装潢过的，外墙贴着城里最早使用现在还在使用的条形白瓷砖。不管瓦房、楼房，起脊的、平顶的，门楣上，屋顶中央，还是要画上花花的龙凤、鲤鱼等图案，再嵌上圆圆的镜片，太阳一照，闪闪生光。祈富。吉祥。辟邪。

我当然看到了，苏北乡村偏僻处的村庄里还有一些贫困标本似的草房，政府也在快速行动消灭这些五千年古居的遗存，行动的代号叫草改瓦。这个词将会像拾粪这个词一样，从使用拖拉机、收插机的农民的嘴角飘逝。你看，我老家的村民，提起草房已显出点儿不屑一顾的带点自傲的神情，而对我祖宅的那五间土墙瓦顶的房子，却都显出怀念的样子来。

老家只剩下两个堂婶、一个叫月子的近堂哥在家种地，厮守老屋，其他人要么成为城里的移民，要么出去打工挣现钞了。槐花妹妹呢，和我在1970年抢着竹竿，敲打树上成串槐花的槐花妹妹呢，她早已和其他的堂妹们嫁去了别的村庄或城市。故去的爷爷、奶奶和堂叔们没有离开老家一步，躺在早已找不到坟头的田地下，听拖拉机和收插机给他们唱听过或没听过的曲调，有听得懂的稼穑之歌，也有听不懂的网络流行歌曲。

我不希望半砖半瓦的祖宅，成为满是瓦房的村子里忆苦思甜的昔日对象，我也知道它终究会被风雨或人为拆掉。我希望把它留给守在老家的亲戚，任他们翻新居住，这样它才能长久些，站在我刚拍的那些相片里不倒下。

回城时，车子穿过沪宁高速公路、宁连高速公路，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到家了。而从前去老家，来回都得起早摸黑。做记者的我沿途看到意杨树把整个涟水的城乡染绿了，就坚信老家是24K的生态环境之乡。

从祖宅门前的瓜藤上摘下的两个吊瓜，我不用付钱就带回城了，吃了一个较小的。女儿看着黄黄的瓜瓤，嚼着嘴里甜甜的味道，问我，她妈妈和我怎么从来没买过这种瓜做菜吃。我说，有的东西是不用钱买的，有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最大的六七十厘米长的吊瓜，被我放在花园住宅小区的家里阳台上，我要让它的肚子里注满阳光，保留得久些。女儿说，好主意，晒干了把瓜种子留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