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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主要寄生虫的防治与控制策略

2019-11-21多杰才旦

农家致富顾问·下半月 2019年9期
关键词:牦牛防治控制

多杰才旦

摘 要 在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地区,牦牛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牦牛业的生产水平与整个藏区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牦牛作为一种放牧家畜,存在严重的寄生虫病害。本文现对危害牦牛的几种寄生虫与防治办法进行了介绍,并进一步展望了牦牛寄生虫疾病的防控技术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牦牛;主要寄生虫;防治;控制

近年来,牦牛能够为市场提供一系列产品,即乳、肉等,因此具有广阔的饲养前景。但是,一旦感染寄生虫,会对其自身的生长发育造成严重影响,会导致牦牛免疫力、抗病力的显著降低,还会对其相关产品品质造成严重影响。同时,一些寄生虫病为人畜共患疾病,一旦蔓延会对整个公共卫生安全产生严重危害[1]。

1 胃肠道线虫病

这种疾病是一种混合性感染,广泛存在于我国牦牛分布地区,病情十分严重。研究发现,在牛胃肠道内寄生的线虫多达8到14种,疾病的存在不利于牦牛生产,甚至还会造成犊牛死亡的情况。虫体寄生诱发牦牛胃肠道炎症、出血、肝坏死、肝细胞脂肪变性的可能性较大,往往会呈现出各种症状,如营养不良、贫血等、临床症状以渐进性消瘦、可视黏膜苍白、腹泻、腹下水肿等,便秘、腹泻有时会交替出现,会因衰竭而死。通过对病变的剖检发现,虫体在前胃、真胃、肠道各段均不同程度的存在,虫体会对胃黏膜上吸附或在胃内容物中游离[2]。

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有很多,丙硫咪唑是一种常用药物,30mg/kg,可口服;伊维菌素,0.2mg/kg,口服;丙硫苯咪唑,20-40mg/kg,可添加到饲料中喂饲或灌服。

2 棘球蚴病

棘球蚴病的产生与棘球蚴属绦虫的幼虫有关,又称之为包虫病。棘球蚴多在牦牛肝脏、肺、脾脏、其它脏器内寄生 ,因孕节中存在较多的虫卵,脏器中的蚴体从几个到几十个不等,蚴体具有强大的生长力和较大的体积,会对周围组织产生强烈的压迫,由此会造成脏器萎缩与功能障碍,从而会严重危害畜体,严重情况下还会造成死亡。该病广泛分布于我国牦牛产地,通过解剖四川阿坝州牧区的牦牛,几乎每头都感染该病,强度从数个到十余个不等,在新疆、甘肃、青海等地疫情感染十分严重,而在西藏地区比较少[3]。

这是一种人兽共患疾病,强化做好疾病的防控工作至关重要。关于该病的治疗可口服丙硫咪唑治疗,剂量为20mg/kg,每天一次,连用5天;或者使用30mg/kg吡喹酮,每天一次,连用三天。若牦牛不具备临床症状,可在每年春季安排一次预防性驱虫。

3 肝片吸虫病

疾病的产生与吸虫纲片形科肝片吸虫在肝脏胆管内寄生有关,又称之为肝蛭,诱发急性或慢性胆囊炎的可能性较大,合并全身性中毒与营养障碍,相应的会导致大批死亡。病牛身形会日渐消瘦、精神萎靡不振,被毛无光泽且比较粗乱;通过剖检发现可见肿大的胆管、肝脏,纤维素大量沉积在肝包膜上,虫道颜色暗红且凝固着血液、很小的童虫,扁树叶状、淡红色虫体在肝实质与胆管内可见。该病的分布较为广泛,感染率控制在20-50%之间,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均有分布[4]。

可使用肝蛭净治疗该病,驱幼虫童虫与成虫,口服剂量为10-20mg/kg。针对牦牛自然感染片形吸虫使用肝蛭净能够取得良好的驱虫效果,且不会影响到怀孕牦牛的胎牛,是首选驱治该病的药物。或者采用丙硫苯咪唑驱成虫,一次口服用量为30mg/kg,但是这种药物诱发流产的可能性较大,不适合给怀孕母牛使用。关于疾病的预防,可每年开展两次定期驱虫,即秋末冬初、冬末春初。对于家畜实行轮牧制度,放牧时尽可能的远离低洼潮湿的地方。

4 焦虫病

该病又名孢子虫病、梨形虫病,多在牛红细胞内的血孢子虫中寄生,可通过脾传播,该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流行多呈散发性或地方性,临床呈现出血尿,时常发生在我国有牦牛分布的部分地区。发病时病牛会伴有一系列症状,即高热、黄疸、贫血,体温在40-42摄氏度之间,呈明显的稽留热型;棕红色的尿,排出粪便为黑色。通过对病死牛尸体的剖检发展,尸体消瘦、血液比较稀薄且不能完全凝固;黄色胶样水肿出现在皮下、肌间结缔组织与脂肪中,内脏器官被膜黄染;肝脏存在明显肿大、胆囊扩张,胆汁浓稠且量多;脾脏肿大到正常的3-4倍,钝圆的边缘。该病发病季节,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5]。

贝尼尔是治疗该病的特效药物,取3.5-3.8mg/kg容溶解在10%的葡萄糖溶液中,静脉缓慢输入,由于该药物会产生一定的过敏反应,因此一定要严格掌握使用剂量。

另外,还包括球虫病,这是一种原虫性寄生虫病,特征以急性出血性肠炎为主。

5 结束语

当下,牦牛以放牧为主,寄生虫病的存在会严重危害牦牛生产,给牦牛饲养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尽管关于牦牛寄生虫病的防治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缺乏治疗药物,有时很难取得理想效果,且不能深入研究这些药物在牦牛体内的代谢、残留情况;同时,疾病防治仍然停留在注射给药,而牦牛野性很大,临床用药多有不便,从而不能有效的把握疾病防治工作,尤其是注射剂。基于此,针对当下寄生虫病的防治困境,今后应该致力于特效药物的防治,对药物在牦牛体内的残留规律进行积极深入的研究,致力于药物残留风险的降低;对新药物进行积极的开发,通过对药物复合的集中配制,实现对涂擦剂、浇泼剂等药物的研制,促进给药次数与强度的减少,以上便是今后药物研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蔡进忠,潘保良,李春花,于童,雷萌桐,汪明,李剑,马豆豆,孙建,汪燕昌,索南多杰,秦玉峰,拉木措.牦牛主要寄生虫病高效低残留防治技术研究(中)[J].青海畜牧兽医杂志,2019,49(03):1-9.

[2]蔡进忠,潘保良,李春花,于童,雷萌桐,汪明,李剑,孙建,汪燕昌,索南才让,拉木措,秦玉峰.牦牛主要寄生虫病高效低残留防治技术研究(上)[J].青海畜牧兽医杂志,2018,48(06):15-22.

[3]才松.牦牛重要传染病和寄生虫的防治与展望[J].中国畜牧兽医文摘,2018,34(06):201.

[4]叁旦卓玛.牦牛主要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和展望[J].湖北畜牧兽医,2017,38(08):28.

[5]李家奎,昂宗拉姆,次卓嘎,索朗斯珠,贡嘎,旦巴次仁.牦牛主要寄生蟲的防治[J].中国畜牧兽医,2011,38(11):16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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