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劲（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明清时期的东南海防体系包括为防御海盗、倭寇所建立的城池、营寨、要塞，以及从属于城寨的军屯、操场、炮台、烟墩、码头等军事设施。其中，卫所体系始于明洪武初年[1]，从今山东半岛至广东南部，在沿海各重要交通枢纽、出海口分别建立卫城47个，所城127个[2]。清雍正年间卫所多数被并入府县行政系统，但仍发挥着重要的海防功能。近现代以来，随着战争形态的改变，城池原有军事作用消失，相关海防设施也被逐渐废弃，军事城寨逐步转化成地区集镇。在城市化过程中，这些城镇聚落原本形态遭到进一步破坏。

广东、福建两省，有迹可循的卫城仅剩福清镇东卫城、莆田平海卫、泉州石狮市永宁卫、漳州龙海县镇海卫、台山广海卫，茂名神电卫等6处[3]。保存格局较清晰的所城，福建省有8处，广东省7处。

在现存明清卫所城镇中，反映其最初军事功能的空间结构及防御设施往往被破坏得最严重，而清末的民居、寺观等建筑则更易被保存下来。因此，在遗产保护中，如果不关注与重视体现历史军事科学价值的遗产要素的保护，那么海防遗产中原有防御工程及其构建出的军事空间将会在遗产体系中被进一步削减与淡化。

一、大鹏所城军事遗存的原真性与完整性

深圳大鹏所城，具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双重身份，是明清时期东南所城中保护等级最高的一处所城遗址。大鹏湾一带是明粤东海防重地，大鹏之名也是今天深圳别称“鹏城”的由来。明洪武初年设置大鹏守御千户所；清康熙时改大鹏水师营，辖区扩大至今香港大屿山海面；1839年中英“九龙海战”中，大鹏水师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大鹏所城在历史上对深港两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是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大鹏所城原有防御设施的原真性及完整性保护得并不好。

（一）防御体系的完整性

卫所的防御体系通常包括卫所本身的城防、控制海域的海防以及更大范围的巡防三个层次，大鹏所城的营建历史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三个层次的体系打造。

大鹏所城最初选址在大鹏半岛最南端的西涌，但从军事角度看很容易成为“死地”①大鹏半岛中部一段狭窄，如人之咽喉脖颈，若城建在半岛端头，一旦海上来犯者从中部登陆，则后路被切断有被困死之忧。。故在修建了80多米城墙后废弃，改在大鹏半岛东侧大亚湾畔筑城。新的选址南面有龙歧海澳是避风泊船的良港，隔海与半岛上七娘山相望，背倚排牙山以惠州为腹地（图1），依山傍海，进可出海平寇，退可据城而守。

城防方面，所城北据一小山，地势向东、西、南三面倾斜。城内有南门街、东门街、西门街等三条主要街道呈十字格局。四面城墙以土芯包砖，有四座城门及敌楼；东、西、南三面有护城河。城外东北和西南分设东、西校场以操练士兵。

海防方面，龙歧海岸大多是浅水滩，船只不易登岸。西南深水海澳处建有水寨，寨前水下用大石填筑近800米的城墙封锁航道，同时留有供本方战船出入的豁口，可攻可守。

巡防方面，所城四周山头有墩台五座：野牛墩、大湾墩、旧大鹏墩、水头墩、叠福墩。更外围的辖地范围内另有墩台四座：盐田墩、鸦梅山墩、东坑墩、西山墩。墩台各有驻兵，起到瞭望、警戒的作用[4]。

但这些军事设施大多没有保存下来。最外围的巡防墩台，仅大坑墩（大湾墩）保存有墩台遗迹②1984年,大坑烟墩遗址被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大亚湾核电站西侧小山岗顶，也是离大鹏所城最近的墩台。；所城本身城墙仅存小段土芯及3座城门（北门为新建）；三面城壕及两个校场也均已不存。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圳大鹏所城保护规划》[5]曾对大鹏所城各建筑及遗址进行文物价值与保存现状综合评估，列出了大鹏所城一类建筑（见表1）与建筑遗址（见表2）。

表1 大鹏所城一类建筑一览表（资料来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圳大鹏所城保护规划》）

表2 大鹏所城建筑遗址一览表（资料来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圳大鹏所城保护规划》）

据统计，21处一类建筑中有14处为清代府第，4处为其他民居祠堂，仅东、南、西三处城门属于防御设施。12处建筑遗址，4处为庙宇建筑，6处为官署衙门建筑，仅北门与东北段城墙遗址是防御设施。也就是说，大鹏所城的历史价值虽然集中体现在作为卫所城池的军事防御意义和形制上，但军事设施在现存遗产要素中实际比重不足20%。

（二）防御设施的原真性

现存防御设施及遗迹虽不完整，但仍是大鹏所城海防遗产核心价值的体现。如果为了突显仅存的防御设施而进行过度改建与重建，反而会造成遗产原真性的破坏。

大鹏所城东南西北均设有城门及城楼。其中东、西、北三座城门门洞均保存至今，唯有北门在明万历年间被封堵并废弃。四座门楼在清代经过两次重修，一次是康熙十年（1671年）被飓风毁坏后重修，一次是嘉庆十七年（1812年）因日久坍塌后再次重修[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北门因长期废弃城门与城楼已不存，其余三门均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占及破坏。1984年深圳市政府拨款维修了东门及南门，1998年重建了东门和南门的门楼，近年又在原址重建了北门及门楼。

今天大鹏所城的北门以及东、南两座门楼均非原物，且东门与南门门楼在重修时选择了错误的形制。重建后的两座门楼是木梁架结构的歇山顶建筑（图2），虽然立面美观气派，但实际悖离了卫所城门敌楼所追求的防御功能，既无法防备火攻，也不能提供有效的射击掩体。同时期、同类型且同样位于粤东的惠州平海千户所城及靖海千户所城（图3）有保存较好的城楼，大鹏所城中曾被居民侵占、如今最不起眼的西门均可以作为重建时的参照。卫所城池的敌楼形制应该是硬山顶，外立面为砖砌，与城墙连为一体，开窗很小或无窗，这样才利于防守。大鹏所城东、南两座门楼在重建时抛弃了防御设施简洁有效的军事要求，转而追求立面的美观气派，是对遗产原真性的破坏。

另一个对所城军事空间影响显著的要素——城墙，保护规划中建议展开相关遗址保护工程：如清除城墙遗址上的违规建筑，通过考古发掘确定原有城墙具体边界；对东门以北残存夯土墙芯进行现状保护；西门与北门之间地段通过绿化标示原城墙位置等。但这些项目因涉及拆迁一直没能进行。

大鹏所城作为一处代表性案例，反映了当前多数海防城镇在保护中常见问题：一方面倾向于选择显示度更高更迎合旅游需要的标志建筑重建复建或者过度“修缮”，破坏了遗产的原真性；另一方面回避涉及更多拆迁且“收效”不大的遗址保护工程，很难恢复原有军事空间格局和历史环境的完整性。

二、鼓浪屿被主体价值所遮蔽的军事空间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于2017年申遗成功，其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被定义为：全球化早期阶段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与互鉴的典范，是闽南本土居民、外来多国侨民和华侨群体共同营建，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和近代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但伫立海边的郑成功雕像（图4）也昭示了其军事史上的重要身份：这座岛屿在明代曾是东南卫所防御体系的一处重要海防要塞且直至近代仍发挥着重要的军事战略作用。

（一）明代以军事空间主导的岛屿格局

鼓浪屿位于九龙江入海口至厦门岛之间，自古即为闽浙海上航线的天然锁钥③《厦门志》中载：“鼓浪屿，广袤三里，迫近厦门，称为‘辅车’，安危共之”。参见周凯纂.（道光）厦门志[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7]。17世纪随着厦门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联系的日益紧密，作为厦门港屏障的鼓浪屿在军事上的意义也即更为重要。但在追溯鼓浪屿这段早期历史时，关注点多集中在几处本地传统聚落的空间形态及演变对近代社区的影响上，而忽略了相较聚落而言鼓浪屿更长时期是被军事空间所主导的社区。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将汤和建言：“浙东沿海诸岛‘俱称沃壤，外逼岛夷，元末通逃之徒，蕃聚其中’不利安定，下令一洗而空之”[8]。从此时起，鼓浪屿早期的零星原住民被全部迁往内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军事设施。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鼓浪屿被划归中左守御千户所，逐步成为一个卫所体系下的军事防御小岛。这个时期岛内军事防御体系以龙头山（今日光岩）为核心，山头建有军寨龙头寨，是易守难攻的要塞。正德年间，在龙头寨下方东面山崖依山建寺庙名莲花庵（日光岩寺），寺庙北面也即龙头寨东北面山崖正可俯瞰海峡远眺厦门岛，是历来海战指挥之所。整个明代，鼓浪屿都作为大陆防御东南海上敌寇的最前线，数度经历了抗倭和防红夷的战争。明末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两岛为基地，1646年屯兵鼓浪屿训练水师，1661年出兵收复台湾。

这一时期的军事规划是以龙头山麓的水操台为指挥海战的旗台，山坡对面的广阔海湾④三丘田码头与今轮渡码头之间当时还是海湾，20世纪初被填成陆地。是操练水师的场所，可清晰看到山上旗语；海湾与坡地之间的大片平地则是陆上操练场。复原其空间结构后可以发现：龙头寨、指挥台、军营、操练场、水军演练海湾形成了一条明显的轴线，这一轴线在空间上更可一直延伸到海峡对面的厦门岛营平军寨与厦门城（图5）。风水格局上看：龙头寨与其下军营背靠龙头山为其主山，其后有英雄山为祖山；左右有笔架山与鸡冠山为青龙白虎两臂，相互拱卫；两翼再往前延伸是燕尾山与升旗山作为左右护砂，此两山山头均设有炮台扼住海峡进出之口；迎面隔海正对厦门岛，以城池为其朝山。

主体军事空间之外才是逐步恢复的零星居住空间。明初建置卫所时迁空了鼓浪屿上的住民，到了明中期始有居民回迁，落脚地是内厝澳一带元代住民的旧地⑤杨继波著《鼓浪屿地名沧桑》中称：元末嵩屿李氏渔民为躲避风暴在内厝澳港湾停泊渔船，并逐步开辟半渔半农的村落，称“李厝澳”，意思为李氏在海湾建立的房屋。参见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丛书编委会编著《鼓浪屿文史资料集》（上）。[9]。从风水格局上看：村落背倚鸡母山为靠山，后续山脉连续，鸡冠山为祖山，龙头山为少祖山；左右两臂为面包石、笔架山，山势环绕可遮蔽台风，是为“有情”；余脉的兆和山，燕尾山作为左右护砂；迎面内厝澳海湾当时亦十分开阔，可遥望海中诸岛，为其朝山（图6）。在风水格局上与军事空间相互依托，主次共存。

（二）军事空间的日渐消失

17世纪起，欧洲的火器舰船带来了东南海防格局的改变。明代海防以依山建寨为主，主要针对防御倭寇的登陆船；而明末以后海防以炮台为主，主要针对火炮舰船。清康熙平定三藩及台湾后，缩减沿海驻军，原龙头山东路的水陆营寨逐渐废弃，鼓浪屿的军事设施集中到各个山头的炮台⑥“（鼓浪屿）是厦门的锁钥，当时中国人已经在各个堡垒上架设了不下七十六门大炮”。参见（英）伯纳德．“复仇神”号轮船航行作战记[C]//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168.[10]。

缩减的军事空间逐步被居住空间填补。乾隆嘉庆年间，“石浔黄氏”的两支先后来到旧龙头寨水操台下坡地“鱼池仔内”与邻近的“草埔仔”（今海坛路中华路段）定居建村。因村落背靠龙头山日光岩而建，又称为“岩仔脚”村落，其风水上继承了明代军营的位置与格局。

嘉庆年间内厝澳的黄氏族人有一分支迁出，来到鹿耳礁一带的山坳中建村。此外在“岩仔脚”村落东北部，笔架山东南麓今“和记路头”处也有一个小规模的村落。到19世纪中叶上述四处主要聚落基本占据了岛上的最优质生存空间。这类空间的共同特点是建在背倚靠山，面朝海湾，等高线10～15米之间（少数在5～10米之间）的台地，优势在于地势高爽免受海潮侵蚀，左右山坳环绕可避台风。此时，聚落空间取代了原军事空间成为鼓浪屿岛上空间格局的主导（图7）。

虽然岛上军事空间收缩，但鼓浪屿在海防上的战略位置并没有改变。嘉庆年间，历时数年的蔡牵台湾起义，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进驻内厝澳，先在三和宫前整修战船，募款兴修三和宫，然后率师开赴台湾进剿起义军。今天鼓浪屿上三和宫摩崖石刻记载的就是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王得禄撰文题写的此事。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通商口岸之一。鼓浪屿还是因为其军事上的重要意义（控制厦门岛的门户），成为外国军队、商人、传教士陆续进入的目标。1841年8月，英军在今观海码头一带登陆并攻克鼓浪屿。英国第一任领事馆以及陆军第十八团营房都建设在田尾湾的鸡冠山西麓，随后又在领事馆东南建造了英国领事公馆，在对面的石堪顶建立了海关税务司公馆，田尾湾一带迅速成为英国的势力据点。参与倾销商品、鸦片贸易和华工买卖的“五大银行”相继在厦门设立，其中英商德记洋行（1845年创立）与和记洋行（1846年创立）最早进入鼓浪屿。分别在三丘田码头附近与升旗山和港后路一带，一北一南向鼓浪屿岛上的原住民空间进行扩张。

从1863年的历史地图上看[11]，以英军据点为基础、环路加支路体系的控制、两个洋行为先导对本土势力的空间渗透，是这个时期殖民势力对鼓浪屿攻略的基本空间态势（图8）。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看作是军事空间的一种体现。

1865年以后，其他列强也纷纷派遣领事到厦门口岸或鼓浪屿设立领事机构。到19世纪末时，已有13国在鼓浪屿上设立领事馆，英、法、德、美、日、西班牙6国建有专属建筑，他们逐渐认识到独占鼓浪屿并不现实，于是只能相互妥协。1902年，清政府同美、英、德、日、法、西、荷、丹、瑞挪联盟等9国签订了《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并于1903年元月成立工部局负责行政事务，从此进入了“公共租界”时期。与此同时，大量闽台商人、东南亚华侨也大量涌入鼓浪屿，日渐成为平衡本地居民和西洋势力以及建设鼓浪屿的主要力量。正是因为各方势力之间的平衡，以及华侨回归融入其中并成为纽带联系华洋，鼓浪屿才能最终被缔造成为一个多元融合的国际社区。而在这一情势下，鼓浪屿岛上的军事空间也进一步消亡，连燕尾山炮台也成为提示时间的礼炮。

历史变迁带来遗产价值组成结构的转变，也体现在今天鼓浪屿申遗时提交的53处核心遗产要素中与海防军事相关的要素十分稀少。其51处代表性建筑中，仅燕尾山午炮台遗址代表了原有的军事空间。而另两处与海防军事相关的遗迹，分别是延平文化遗址（包括了国姓井、龙头山寨遗迹、水操台遗址三处文物保护单位）与重兴鼓浪屿三和宫摩崖题记。而这些军事遗址在价值评估中被关注得更多的是与名人事件相关的历史价值与爱国主义相关的社会价值，而非其军事科学价值。

鼓浪屿的案例反映了目前海防设施在遗产体系中的尴尬境地：当面临遗产的其他价值组成过于突出时，军事科学价值很容易被淡化乃至忽略。

结语

在构成遗产价值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三大价值中，科学价值是普通人群感知度最低的一环。由于时代的关系，海防遗产所体现的历史军事科学性距非专业人士就更为遥远。因此，在东南海防遗产的保护中，因专项研究及认知不足，导致在价值评估体系中军事价值被淡化，或是在旅游开发中军事空间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被破坏，都是常见的问题。要对东南沿海海防遗产进行更系统更完整地保护，还需要从研究认知到保护规划到工程技术每一个环节上更多的投入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