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立峰（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和文化遗产传承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 天津 300072）

周佳音（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和文化遗产传承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 天津 300072）

张玉坤（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和文化遗产传承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 天津 300072）

引言

目前，明代海防军事聚落尚未被明确认定为线性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对包含海防遗址在内的“大型线性文物”作为大遗址保护项目设立专项研究。2006年，国家文物局启动“明清海防遗址保护前期研究”，将广东和浙江作为试点单位。2011年，《国家文物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开展明清海防遗存综合保护前期研究[1]。2013年，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制定的《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中，明清海防列入“十二五”时期大遗址保护项目库，跨十一个省、自治区[2]。2017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提出要继续做好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等线性遗产的保护展示工程，开展海上丝绸之路、万里茶路、明清海防、蜀道、茶马古道、秦直道保护展示工程[3]。广东和浙江作为“明清海防遗址保护前期研究”的试点单位，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上海、江苏、山东、天津、辽宁等地也在积极推动本地区海防遗址的调查与研究。但学界聚焦明代海防的研究成果还较少，截至2018年8月，在中国知网中全文检索“明代海防”，共有209条；同时检索“明代海防”和“遗产”，共有44条；若同时检索“明代海防”和“线性文化遗产”或“文化路线”则仅有9条。目前对明代海防仅限于分段式的保护与展示，并没有作为线性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研究。

对于明代沿海军事聚落遗产性质的界定，不同的角度会有差异性结论。线性文化遗产不仅指线性分布的实体物质文化或文化带，它强调的是整体上各类遗产在地理、时间跨度等多方面的线性分布趋势。如长城防御体系并非只包括长城墙体，而是卫所制度下由多种复杂军事要素按层级组成的一种军事体系[4]。沿长城线分布着最为密集的军事聚落，从遗产保护角度，将这部分最为密集的地区定义为长城文化带，并非只是长城墙体本身。同理，明代海防军事聚落自沿海地区向内陆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防御体系而非单纯的一条线性的沿海路线。但以沿海地区分布最为密集的军事聚落为研究对象时，呈明显的线性分布趋势。两者从不同的视角，得出的结论并不矛盾。本文以沿海地区军事聚落最为密集的明代海防遗产为研究对象，对其性质进行界定。

由于至今没有权威机构对明代沿海军事聚落做出线性文化遗产界定，这就出现了各地文物保护工作者都默认明代沿海军事聚落为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但受地区限制等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无法从宏观层面展开研究。在目前各地调查工作已取得部分成果的情况下，急需整合资源，对明代沿海军事聚落遗产性质给出明确判断，为今后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指出明确的方向。

一、线性文化遗产研究与明代沿海军事聚落保存现状

（一）国际对线性文化遗产概念的逐步明确

线性遗产源于“文化线路”。1980年代欧洲委员会明确提出“文化线路”的概念及实施目标。1993年，欧洲第一条文化线路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学术界开始普遍意识到世界文化遗产并不是仅包含独立的点状文化遗产，也包括整体的带状的线性遗产。199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成立了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开展专项研究，随后召开了多次会议来讨论制定文化线路的评价体系、保护方法、申遗标准。2005年版《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明确了“遗产线路”的概念，并将遗产运河、遗产线路定义为世界遗产的特殊类型[5]。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上，《文化线路宪章》正式通过，标志着线性遗产的地位得到明确[6]。

线性文化遗产在不同的研究体系中称谓和概念有所不同，包括遗产廊道、文化线路、历史路径等多种相近概念。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特殊遗产类型申报指南中提出了遗产运河、遗产线路等遗产类别。截至2018年12月，《世界遗产名录》中的1092项遗址[7]，尚未明确标识出哪些为遗产线路。

（二）国内线性文化遗产研究现状

国内的文化遗产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对线性文化遗产提出明确统一的标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首次将文化线路列入普查范围。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型线性水利工程大运河以及大型文化路线丝绸之路的申遗成功，学术界广泛开展对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增加了实践经验。2007年3月至8月，依托于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项目，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向多家中文核心期刊编委共211位专家发放三轮调查问卷，按专家意见形成标准，主要考虑了时间、尺度、位置、属性四个方面：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重要意义的历史遗产；遗产总体分布为国土或区域尺度；分布空间位置明确，并且特点突出；与自然生态、人文经济等多方因素紧密相关。最后专家意见趋于统一，提名19项国家线性文化遗产（见表1），分为交通路线、军事工程、河流与水利、重要历史事件四种类型[8]。在2017年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中明确认定的线性遗产仅包括长城、大运河，以及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9]。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任职国家文物局局长期间曾提出线性文化遗产的四点鲜明特征，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以此归纳出以下四点[10]：

1）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是线状或带状的文化遗产区域；

2）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分布尺度较大，跨越众多城镇，或贯穿整个流域、多个国家；

3）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涉及到巨大的人文价值和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

4）承载了人类活动形式多样性和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既有地域的特点，也有相互交融积淀的历史。

表1 19项线性文化遗产名单

（三）明代沿海军事聚落保存现状

在2007年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学术统计中，明代沿海军事聚落并未被提名为线性文化遗产。在211位专家一致认可的19项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中，军事工程包括长城、金界壕、苗疆边墙，都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中国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代表。明代沿海军事聚落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工程，横跨多省分布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蕴含着丰富的自然基底、历史文脉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国是海陆兼备的国家，疆域几经变迁，历朝历代国境线战事不断，留下了以长城为代表的陆上边境防御体系，还有海上防御体系。明代倭寇大肆入侵，中国东部沿海经受前所未有的倭患困扰，海防成为明代军事要政。明代沿海军事聚落遗产虽没有如长城墙体一样的连续实体遗迹，但沿海岸线按等级分布着众多卫、所、营寨、烽堠等军事聚落，也包含着农业、宗教等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虽然目前相关学者普遍认同沿海地区最为密集的明代海防军事聚落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但受困于海防遗址多被风化且腐蚀严重，几百年来受大地震影响地壳变动，岛屿礁石分布与明代有很大不同，部分遗址沉入水下或与海岸线位置关系发生变化。此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历史中重要的卫所地理位置与现在重点城市相一致，城镇化建设大举推进，相关历史遗迹损毁严重。这些都使得明代沿海军事聚落遗址保存情况不佳，许多单体遗址在未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情况下已被全部破坏，其整体性受损，分布趋势难以得到基本认知。

虽然明代沿海军事聚落遗址保存状况堪忧，但随着对明代海防遗址价值的不断发掘和对其空间分布研究的日益深入，证明明代沿海军事聚落是线性文化遗产的理论基础也日趋完善。

二、明显的沿海岸线分布趋势

（一）宏观层面：集中沿海分布

明代沿海军事聚落的分布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在明代都司卫所制度的基础上展开建设，自元末明初开始发展至鼎盛，经600年演变到清代废置。明初，太祖朱元璋部署全国兵力，进入全面设防阶段，逐步在北部和东部建立长城和海防两道严密防线。沿海地区，为抵御倭寇入侵保卫航道，国家大举建设海防军事聚落，仅洪武一朝，就设立了卫城45座，所城89座，巡检司300余处，烽传设施900余处[11]，几乎覆盖了东部沿海地区海岸全线，奠定了沿海上防御线分布的基本形态（图1）。

江苏上海一带的南直隶防区，为保护漕运直接守卫南京，军事聚落沿长江流域分布，海防体系与江防体系结合，形成江海联防。辽东山东环渤海湾地区，现烟台和大连航线是重要的海上物资运输线路。在此处，海防军事聚落在空间分布上是相连的，锁住渤海湾入海口。在渤海湾内侧辽东半岛，海防体系与长城体系重合，直接拱卫京师，沿长城线分布军事聚落，形成海陆联防，而在渤海湾南岸则基本没有设立海防卫所。所以，海防军事聚落并非严格紧贴海岸线分布，而是依照海岸线分布的趋势，根据国防部署需要，紧贴海上防御线分布。在宏观上，连续分布特征明显，且空间连续。

（二）微观层面：驿传、烽燧等系统的网状分布

在微观层面，各个防区的子系统中也包含多种由线成网的组织关系。除了沿海卫所的连线，还包括由驿传系统、烽燧系统、堡寨系统组成的网状长带，它们共同构建了复杂的海防信息系统，这种由多条线路交织的信息传递网也是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形式。

明代仁洛纂修的《辽东志》记载“右金州近海无大川，故附岛屿冲九十七处，且环列海岸。当要险之所置，立烽堠，官军戍逻，亦筹边者所当知也”。由此可知，仅金州卫所辖防区，就有沿岸线性分布的97处烽燧设施。根据自然地理视域环境建设的烽燧系统，是战时最有效的通讯方式，通过烽火台逐级线性传递战事信息，由海边前线向内陆传递，同时也沿海岸线向两侧传递。从明代至今，几百年间发生有大地震等引起地壳变动，海岸线轮廓与明代不同。如连云港境内现存海防烟墩遗址4处，与海陆分界处有一段距离。明代连云港地区除海州古城、南城、北城外，其余现有陆地都在水下，贴合当时海岸线修筑的烟墩，经地壳变迁，陆地相连，加之部分遗址被毁，分布特征并不明晰（图2、3）。但通过连接古代地图和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地理位置，依然可以复原出明显的烽传路线（图4），足以证明在建设选址时，对信息传递的缜密思考。这些烽燧体系相互连接，形成海防体系最前端的信息带。

明代驿站网络是十分重要的军事系统，建于沿海地区的驿站驿城也是海防聚落重要的一部分（图5）。杨正泰所著的《明代驿站考》中对明代驿站的位置做了详细的考证。如辽东地区，是明九边镇守的最东端和明海防七大防区的最北端，是唯一兼有海防和陆防两大军事系统的边镇，两者都受都司卫所的统一管理[12]。明辽东镇共有五条驿路，其中辽西、辽南驿路贯穿辽东半岛渤海湾，与海防卫所串联。又如浙江防区驿路主体分东路、西路两条。起于杭州府，交汇于温州府，其东路沿海分布与海防卫所分布相近，为沿海卫所输送物资传递消息，也部分具有海防功能，这些都是海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2 明朝卫城、所城

三、超长的防御范围和广泛的遗址分布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所辖海防线自北至南依次为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黄海、长江口、东海、台湾海峡、南海。按现今省份区划，其军事聚落卫所分布自北至南依次经过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共11个省及直辖市，39个行政市，1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海防线尺度超大，贯通中国南北海岸线，总长超过1.4万千米[13]。

在海防军事聚落体系中，卫城、所城是等级较高，规模较大的遗址类型。如表2中所示，按照现今的行政划分，明嘉靖时期共有60余个卫城，上百个所城分布在沿海40个城市。炮台、驿站等遗址，则分布范围更广。这都体现了明代沿海军事聚落遗址数量多范围广的特征。

四、丰富的历史人文自然价值

（一）历史文化内涵

《广舆记·海防篇六》记载，“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嘉靖始”。自古以来中国并非一个陆地型国家，春秋时代水战就是一种重要的作战形式。北宋时期，为防止辽国在北方从海上进攻，核心政权开始在沿海地区屯驻水军，并设巡检、水寨。南宋面临金和蒙古的压力，在江南一带重视海防建设。元代，中国在海上对日本、越南进行作战，沿海多处地区形成军事聚落。元后期，日本、朝鲜国内形势混乱，中国东部沿海倭患严重。但元末明初以前，沿海驻军多是对付本国其他民族的敌对势力，并未受过持续的海上入侵，所以并未出现为海上防御而专门设置系统的军事聚落[14]。

明初数十年战乱加之元代残余势力侵扰，尽管倭寇猖獗，明朝受限于财政与内乱，希望和平解决。洪武年间中日交往不畅，海禁封锁贸易的方法导致经济萧条，走私猖獗，倭寇更加有恃无恐，这些都直接导致明朝建设大规模的海防体系。同时海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北方经济压力，海防建设对保卫航道运河运输物资有重大意义。永乐后明朝迁都北京，渤海湾增建海防设施。万历年间，辽东、山东和北直隶防区为抗倭援朝和抵御后金，加大海防军事聚落建设，作为京畿防御的海上门户。此后随着倭患减弱，战事集中在北部北疆，海防建设停滞，设施逐渐废置，直至清代新一轮海上入侵，又重新启用海上防御。由此可见，明代沿海军事聚落发展与历史变迁息息相关，蕴含丰富的历史价值。

明代是中国海上防御的高潮，也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的海防文化，其中包括航海军事文化、海运贸易文化、海上外交文化等多种海洋文化。这些海洋文化在明代的地方志书，兵法史册、诗词书画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体现。此外，海上文化是多个国家共有的文化。如弘治年间，朝鲜王朝官员崔溥海上遇风暴漂流14天后，在台州登岸，一路向北至鸭绿江返回本国，回国写下《漂海录》一书，记录四个月间在中国沿海的经历，包含大量海防军事聚落信息。如日本和早期在东亚海域进行走私活动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入侵国的本国史料中，也对明代海防有所记载，这都体现了明代沿海军事聚落在国际海洋文化中的价值。

（二）政治军事经济价值

明代沿海军事聚落的建设发展与倭寇入侵、海禁政策、抗倭援朝、抵御后金等重大事件密不可分[15]，也承载着历史背后的政治军事经济价值。

政治体制层面，海防体系是明代发展完备的卫所制度的代表，但相较于长城防御体系严密的九边总兵镇守制度，海防体系层级更为灵活、简化。由于海防线南北跨度极大，各地综合形势千差万别，明代沿海军事聚落并未设置统一的管理模式，而是实行以省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划分片区，形成辽东、北直隶、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七大防区的分布形式，并采取不同的行政管理模式。辽东地区，海陆联防，均处于都司卫所的管理体制中，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模式，民政与军政统一管理；福建、广东防区，有少数民族聚居，民事情况复杂，采取军事管理与民事管理相分离的管理模式；其余大部分以汉族为主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在沿袭历朝民政管理为主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专门设置备倭都司府，由省都司管辖。这些因地制宜管理模式，都是明代政治制度灵活多变的体现。

军事意义层面，“海防”即海上防守，其军事要义并非主动扩张，而是被动防守，即抵御倭寇侵犯。首先，对于海防聚落本体，明代重要军事著作《武备志·军资乘·守·城制》中记载：“四围之城，大势四门，各四官，四隅又分四官，统领各台，至一台有分一头目管领。强弱搭配，并若干名，分定信地，庶事有责成。”由此可知，城防建筑本体的城墙、钟鼓楼、角楼、武器设施等都是战事防御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明代倭寇史略》中的记载，嘉靖朝45年间（1522—1566）倭寇来犯267次，平均每年6次。最为密集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三十六年（1557年），共来犯169次，平均每月近3次[16]。为应对密集的海上入侵，明朝一直在调整海上军事策略，形成分区防守、分层防守、多区协作的整体军事部署。宏观层面，全线各类海防军事设施根据规模大小，空间分布，形成了分层防守的明显特征。微观层面，军事聚落在分布空间上形成多层屏障，保护岸线。如杭州湾地区，南直隶防区和浙江防区协同作战，形成北岸南岸各三道防线，守卫杭州府（见表3）。

表3 明代海防分级防守

除抵御倭寇外，另一军事要义在于守卫海运朝贡航线安全。明代初期京杭大运河开通前，北部边疆战事不断，京师也消耗大量物资，需要从江南地区运送各类物资（图6、7）。海运本是元朝旧制，并且相较陆运成本更低。守卫海上运输只能依靠中央直属和地方水军巡海，受限于航海技术，水师作战需要陆上基地的支持，同时这些军事聚落也可以抵御来自内陆的匪患[17]。明朝实行勘合贸易，在宁波、泉州和广州设立港口[18]，接收朝贡。三个口岸即成为倭寇袭击的重要目标，因此在此处就形成了最为密集的海防聚落。这些军事部署，都凝聚着中国古代海上军事智慧，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海防建设也体现了明代海上对外的经济贸易态度。元代末年，受倭寇侵扰，国家开始实行海禁政策。明初曾几次开海，但迫于倭寇压力，又屡次发布逐渐严厉的海禁令。这造成沿海渔业停滞，贸易中断，地方权贵与外商勾结谋取暴利，地方经济受损，制度腐败。海禁政策与勘合贸易等错误的经济战略加剧了倭患，导致了内忧外患，迫使国家大举建设海防。由此证明，明代沿海军事聚落与经济制度息息相关。

（三）与自然生态紧密结合

明代沿海军事聚落的自然地理分布，南北纬跨越30多度，沿线经过平原、丘陵、山地等，海拔起伏多变，自然环境多样。古代军事聚落选址本着“因山设险，因河设防”的原则，借助自然地势达到屯兵屯田抵御外敌入侵的目的。沿海地区地质条件、坡度、坡向、出海距离、取水距离、高程和地形复杂度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图8是南直隶防区、浙江防区、山东防区沿海卫所到海岸线的最短直线距离，对比可以看出南直隶防区的出海距离明显大于浙江、山东防区。一方面南直隶防区卫所沿长江入海口分布，镇守南京。另一方面，由于沿海地质情况不同，山东半岛岸线为基岩海岸，而苏东地区，自绣针河口至长江口均为淤泥质海岸，普通船舶在此处容易搁浅，倭寇难以在遍布滩涂的地点登录，相应的沿海卫所的出海距离较远。浙江防区各卫所出海距离均在20千米以内，但远近差距较大。出海距离较远的大多位于钱塘江冲击平原地区，此处水路便利，可以快速出海。而浙江南部一带，丘陵山地较多，军事行动较为不便，如浙南的壮士所、宁村所等出海距离均在一公里以内，保证战事发生，及时出海行动。

海防军事聚落形成与发展受多种自然社会因素共同影响，体现长久积淀的历史人文自然价值。

五、多样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多种形态的物质文化遗产

明代沿海军事聚落包含海上聚落和陆上聚落，现今保留下来的主要为陆上各级军事建制，如卫城、所城、营寨等整体古城遗址（图9），烟墩、炮台、城墙等单体军事设施。古城之内又包含角楼、钟鼓楼、衙署等多种功能的单体建筑，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如卫城所城平面的规模形制，就受地势、气候、人文等多种因素影响，产生多样的平面形态。

按现今行政省市划分，如上海市内保留着多种原南直隶防区松江府管辖下的海防建制，现存城墙类遗址9处，墓葬类遗址3处，炮台类遗址3处，碑刻类遗址6处，烽墩类遗址4处，其他祠庙、海塘、工厂各1处[19]。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见表4）。

表4 上海明代海防遗存

以浙江临海市台州府为例，自东晋时期为抵御洪水开始修筑城墙，现存形制主要为宋代修筑的外郭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戚继光镇守台州府抗击倭寇，整修台州府古城墙，加高加厚城墙，并首创空心敌台。随着戚继光北调蓟镇，台州府城墙也成为明代北部边疆长城修筑的范本。现今台州府古城作为全国最早的砖石全面包砌的城墙，形制保留完好，朝天门、镇宁门、兴善门、靖越门，都保留原有瓮城（图10）。此处防洪形势严峻，城门设置称为天窗的防洪闸槽，迎水一侧的马面设成弧线形（图11），大幅降低对江水的阻力[20]。临海古城内也保留了大量传统街巷与文庙、佛塔等建筑，都是台州府古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优势所在。

（二）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明代沿海军事聚落遗产蕴含的非物质文化是海洋文化与各地地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包括在宗庙、祠堂建筑中体现的宗教文化、抗倭将领祭拜体现的百姓世界观人生观、海上出兵仪式体现的风俗礼仪、抗倭诗歌书画作品体现出的爱国情怀等等。如山东蓬莱水城地处渤海黄海分界线，兼具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齐鲁地方文化，驻守官兵承袭各地宗教信仰，丹崖山上修建的蓬莱阁、龙王庙、海神庙中出现各地宗庙建筑的建造手法，体现出海防军事聚落文化融合的特点[21]。蓬莱自古信奉妈祖和龙王，《山东通志》中记载“蓬莱民濒海者奉海神尤切。”登州是北方重要的漕运和对外港口，南方的妈祖文明由此传入北方，并在此沿海上交通线向华北、东北、海外传播，每逢节日和出海前的祭拜仪式沿袭至今。明代有关海防边境战事和爱国诗歌众多。宁波地区的浪港山是海防要地，明代学者冯柯曾作《浪港山赋》，“维此山之蹲蹯，作波海之樊篱。返骇澜于外击，碎飓浪以旁飞。控舻艟于绋綷，惊泡沫于隈陂。”[22]抗倭明将戚继光作《过文登营》诗云：“水落尚存秦代石，潮来不见汉时槎。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这些都是明代沿海军事聚落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结语

明代沿海军事聚落符合国内外线性文化遗产的评价体系标准，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应依照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开展整体性保护研究。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的明代沿海军事聚落遗迹保存状况形势严峻。作为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如何形成连续的文化景观是问题的关键。如浙江防区昌国卫的所在地宁波象山县，是重要的明代海防节点。文献记载有1座卫城，4座所城，堡寨关隘18处，烽堠设施34处[23]。现已发现明清海防遗址50余处，但仅有3处省级文保单位，3处市、区级文保单位，7处文保点，不仅大多数遗址保护现状堪忧，并且尚未对其进行整体保护和梳理。在全国明代海防遗产本体保护现状不佳的背景下，局部重点地区率先加大保护力度，把每个独立存在的遗产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来评估价值，才能逐步挖掘固有价值背后的文化遗产演变的价值。

明代沿海军事聚落需要跨地域整体保护海防线性文化遗产的空间格局，深层挖掘重点地区遗址的核心价值，以点控面，多点协作，注重可视域视线保护，按层级划分从单个遗址到整体防线的保护范围，加大遗产整体性展示宣传力度，真正建成明代沿海军事聚落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