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锰（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天津 300072；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苏扬州 225127 ）

张玉坤（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天津 300072）

谭立峰（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天津 300072）

从元末明初，再到清代，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我国沿海地区遭受了以倭寇为首的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明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建立了由卫所城、堡寨、炮台、烽墩等组成的海防军事工程体系加以应对。江浙地区作为海防的重点区域，更是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规划建设了以海塘为屏障，以墩、堡为支撑，在空间结构上紧密联系、功能上相互支援，点、线结合的“海塘——墩堡”海岸防御工程体系。

位于江浙沿海的海塘是一种绵延千里的滨海堤墙①据《中国土木建筑百科辞典》，海塘又称陡墙式海堤，是一种沿海岸以块石或条石等砌筑成的陡墙式防御工程。，它与长城、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项最伟大工程，也被称为“东海长城”（图1）。海塘在历史上曾经是江浙海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以往对于中国古代海防遗产和海防聚落体系的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仅仅将其视为一项水利工程。对海塘和墩堡海防军事聚落在空间分布、防御机制等方面的联系加以研究，将深化和完善对于我国古代海防体系和海防遗产的认识。而从海防的角度对海塘的历史沿革、空间布局、建筑形制等进行研究还将提供新的视角，拓展对于海塘遗产价值的认识，为遗产保护提供依据。

一、“海塘——墩堡”海岸防御体系历史沿革

（一）“海塘——墩堡”防御工程的雏形

最早关于“海塘——墩堡”海岸防御工程的记载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防御吴国水军进攻的“石塘”和“防坞”。 据《越绝书》记载，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去县四十里。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军也。可见“石塘” 是一种在沿海港湾阻挡敌人军船靠岸登陆的石砌防御墙。石塘修筑在绍兴以北四十里的海边（图2），其长度大约420米②据《越绝书》记载：“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军也，去县四十里。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防坞则是一种小型军事堡垒，对被石塘屏障的海岸进行警戒和防守，它与石塘共同构成了最初的“海塘——墩堡”防御体系的雏形。

（二）“海塘——墩堡”防御工程的初步建立

我国有文字明确记载修筑海塘的开始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东晋。公元399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浙江爆发，起义军以翁洲（舟山岛）为根据地，频频攻击江浙沿海地区。为抗击起义军，吴国内史袁崧和虞潭在当时的长江三角洲前缘（今上海青浦山南）修筑防海垒抵御，名为“沪渎垒”[1]。《晋书·孙恩传》载，吴国内史袁崧筑沪渎垒，缘海备恩③据《资治通鉴》载：“吴国内史袁崧筑扈渎垒，以备孙恩”。《晋书·卢循传》云：“修扈渎垒，以防海寇”。文中“扈渎”即今上海地区。“恩”即东晋农民起义领袖孙恩。后文的“海寇”也是指孙恩领导的海上起义军。。学界认为“垒”即最初的海塘称谓。而根据《说文》的解释“垒，军壁也，墼也，积堑为墙壁”。可见最早的海塘——“防海垒”就是出于军事目的而修建的海岸防御工事。

到了隋唐，政府在江浙沿海的楚州等地派兵驻防并屯田[2]，海涂不断得到开发，沿海的盐业和种植业得到发展，海塘和墩堡也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延伸和增筑。

宋朝为防御金和蒙古的进攻，加强了海岸防御。南宋迁都杭州后对于东部沿海的防御更加重视，除了利用北宋开始修筑的海塘范公堤和烽墩进行防御以外，还进一步加强了江南、浙江海塘的修筑，并沿海塘设置烽燧。

（三）“海塘——墩堡”海岸防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明朝初年，明政权为了防御逃亡到江浙沿海岛屿勾结倭寇伺机反扑的张士诚、方国珍残余势力（史载“时国珍及张士诚余众多窜岛屿间，勾倭为寇”[3]），进行了大规模的海防建设。信国公汤和下令将江浙地区原来断续的海塘连为一体④参见穆彰阿《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乍浦建千户所，……又筑捍海石塘联络拥卫”。，其规模与型制远超前代，并沿海塘每隔2～8里设置了大量的烽墩，在江浙沿海建立起完整的“海塘——墩堡”海岸防御体系。明曹印儒《海塘考》载：“海塘之制，高于城垣，内外塘沟相夹，汤和经略海防，引以为固，防海之外，兼以御侮，故规画特崇”。

明嘉靖后，由于倭患猖獗，沿海军民对海塘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加筑，并与沿线墩堡紧密结合，使之更加完善，成为抗击倭寇进犯的屏障。对此，明人及以后一些论及海防或海塘的文献和著作都有所记载。朝鲜派驻明朝的使臣赵宪在向李朝汇报明朝情况的《重峰先生东还封事》中记载：“闻戚继光之备倭于南方也，沿海筑墙，间设烟台……而守备甚固，倭寇以此不敢下陆云。”又如《盐邑志林》云：“海盐一带海塘……循塘拒守，墩堠相望，可以御海寇之登犯。塘以里皆良田，富室烟火相望，所恃以为外护者，一塘而已”。

清朝基本继承了明代的海防体制，并进一步完善了兼具海防和水利功能的“海塘——墩堡”体系。清初，南明的郑氏集团坚持抗清，频频在东南沿海发起进攻，一度兵临南京城下，收复了长江下游四府地方。为防御郑军进攻，清朝在东南沿海重行“迁界”，居民内迁并“遍筑界墙守望”，又设立海防兵备道负责海塘沿线的驻防事宜。康熙年间，清政府在江浙沿海重要区段耗费重金将原土塘或柴塘改筑为石制海墙以加强防御。很多清代江浙地区舆图都清楚地反映了由海防边墙与烽墩营汛组成的完备海防工程体系的布防情况。

清朝末年，面对西方海上列强的威胁，“海塘——墩堡”体系在江浙沿海一些地区又有所加筑完善。在安徽省博物馆藏的《甲申浙东海防图》的“分段筑堤”图中（图3），详细描绘了清代在镇海口甬江两岸修筑防御堤墙的情景。图中在镇海口的南北两岸，正在修筑绵延达四十多里的防御工事，可以清楚地看到带雉堞的边墙和烽墩、炮台等。近年来，镇海史学专家洪余庆对这一防御工程进行了实地勘查，发现该墙仍留有遗迹1万多米，现存墙高1.5米、宽1.2米，用石块垒成，并可以辨认出营堡、卡门遗址等多处遗迹，可与《甲申浙东海防图》相互印证。

二、“海塘——墩堡”海岸防御体系的空间分布

江浙“海塘——墩堡”海岸防御体系北由江苏阜宁县南部起始，南到浙江宁波东北海滨，总长度达“二千余里”（图4）。其地理位置，以金山南界为中心，以长江和钱塘江为分界，由北往南可依次分为：江北区段、江南区段、浙西区段和浙东区段，形成一体两翼、左右各两区段的空间分布格局。明初开始构建的“海塘——墩堡”防御体系在汤和等人领导下，经过精心规划而成并逐步加以完善，其规划布局和地理空间分布也必然遵循着一定的规律。

（一）政治、经济因素决定了“海塘——墩堡”体系的主要设防区域

“海塘——墩堡”体系工程浩大、造价高昂，其主要设防区域在江浙沿海地区，而山东、福建、广东、辽东等沿海省区却鲜有修筑。

这首先是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明初定都于南京时，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以东海诸岛屿为巢穴，勾结倭寇伺机反扑，对新兴的明王朝构成了重要的威胁。因此朱元璋命汤和经略海防，在江浙沿海修筑“海塘——墩堡”体系进行防御，保卫京畿地区。虽然后来朱棣迁都北京，但南京始终作为留都保留了整套的政府系统和朱元璋的陵寝。因而有必要在江浙沿海、长江下游构筑稳固的海岸工事加强防御以拱卫南京。

经济上，明清以来，作为国家经济中心的江浙地区为国家提供了半数的赋税，并通过大运河为北方提供大量的物资给养，战略地位重要。清初，礼科给事中张惟赤称：“国家财赋，半取之于江、浙，而江、浙二省，尤以杭、嘉、湖、苏、松、常、镇七郡为重。”另外，江浙地区经济繁荣，富商大贾众多，而且盛产丝绸，是海寇劫掠的主要目标。《筹海图编·倭好》中记载的倭寇最喜好的物品中前六位均为丝绸等纺织品。在日本，“番舶不归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六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4]所以，到富庶而盛产丝绸的江浙长三角地区劫掠成为海寇的首选。对明清政府而言，在这里修筑更完备的海岸防御体系保护国家的经济命脉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军事地理条件影响下的“海塘——墩堡”体系规划布局

“海塘——墩堡”体系一体两翼的规划布局是由海上威胁的主要来向和威胁程度决定的。对于明代海寇进犯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江浙特别是长三角地区是遭受海寇侵略最严重的地区，直到江浙沿海的倭寇遭到戚家军的沉重打击后，其活动中心才转到闽粤。据《明代倭寇史略》记载，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共计约277次倭寇进犯，其中南直隶（主要为江苏、上海）占103次、浙江占101次，共计204次，为总数的74%，占了一大半。因此，明政府在这一地区重点设防，花巨资修筑“海塘——墩堡”防御体系也就不难理解了

长三角以东的嵊泗列岛等岛屿是倭寇侵犯中国东南沿海的必经之地和中转站。倭寇的巢穴和后方基地在日本西南端的九州萨摩一带及附近岛屿，嵊泗列岛是从日本西南部前往中国最短航路点，以当时倭寇的航海技术，航船必须在这里补充淡水。倭寇从日本本土先渡海到江浙交界处东边的嵊泗（陈钱）列岛，然后以此为中转据点，再伺机进犯我国东部沿海一带。而首当其冲、距离最近的便是以金山一带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江南松江段和浙西段，其次是浙东和江南苏州段，再次是苏北。

与敌方基地的距离和面临威胁的程度决定了“海塘——墩堡”体系地理分布上的规律和特点：海塘集中而连续地布置在江浙长三角地区沿岸，并且以南汇、金山一带为中心（今上海、嘉兴一带）设防最严密，南北两翼的江浙其他地区设防等级略有降低。而其他沿海地区，如山东、福建、辽东等仅有少量零星分布，形成了一体两翼的空间格局。在距离倭寇集结地嵊泗列岛最近的江南海塘松江段和浙西海塘作为防御的重点，较多地采用了高大的重型石砌海塘且墩堡设置密度也最高（间距3～5里）；而浙东海塘和江南海塘苏州段石质海塘略少，墩堡设置密度较高（间距4～9里）；更远的江北海塘基本是以夯土墙为主，墩堡的设置密度也有所降低（间距8～15里）。在江南和浙北的部分区段为加强防御纵深，还采用了内外两道海塘、且沿两道海塘均设置墩堡以加强防御的布局。

（三）沿海水文地理因素影响下的“海塘——墩堡”体系地理分布和修建

江浙地区独特的地理水文条件对海塘和墩堡的地理分布和修筑方式起到重要的决定作用。

首先，海塘基本上都分布在长三角的滨海平原海陆交互相沉积砂层区域。因为江浙沿海特别是长三角一带以地势低平的沙质海滩为主，《江南经略》载：“自此至吴淞一带，虽有港汊、每多砂碛，贼可登岸，兵难舶舟，非选练步兵巡塘据守不可。”因此，为控扼适宜倭寇抢滩的登陆场，须在这些地区修筑海塘和墩堡[5]。

其次，潮汐是影响登陆作战和抗登陆作战的重要因素，倭寇登陆须利用涨潮，往往“在船亦候潮大水满之时才敢深入”。我国涌潮最显著的区域就在长江入海口地区和杭州湾。长江口一带高潮差可达2.5～3米，杭州湾湾口，潮差可达到3～4米，在澉浦则能高达5米以上。钱塘江涌潮潮流的速度有9～11节。加之处在强热带气旋的登陆点上，所以一旦发生风暴潮，如果没有海塘阻隔，海寇可以乘船冲上地势低平的滩岸，或沿江河迅猛地侵入内地。由此，海塘的高度与所在地潮差关系密切，在江浙地区涌潮剧烈的区段[6]海塘的高度明显更高。如钱塘江北岸的海宁等地，建筑了高大的石砌鱼鳞海塘并密布墩堡严加防守。

再次，为了防御敌人乘风潮从江河侵入登岸，除了沿海岸线修筑海塘，在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河流如长江、黄浦江、钱塘江、甬江、曹娥江的下游两岸也同海滨一样修建了江塘，并同样沿塘设置墩堡。因此，“海塘——墩堡”体系实际由相互衔接的海防体系与江防体系两部分组成。长江下游的滨江防御体系长度最长，西起常熟界的耿泾口，东至川沙界的黄家湾，总长约181千米，构成了整个江南海岸防御体系的北段；钱塘江附近的海岸防御体系在乌龙庙以东为滨海防区，乌龙庙以西则为滨江防区；而在曹娥江、甬江两岸都曾构筑有长达数十里的滨江防御体系。

三、“海塘——墩堡”海岸防御体系的组成与结构

（一）“海塘——墩堡”海岸防御工程在明清海防体系中的位置

“海塘——墩堡”体系是明清海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江浙地区海防体系包括：海上水军防线、海岸防线、陆地卫所城堡，由这三层防线组成了多层级海防体系（图5）。《筹海图编》载：“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会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据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水列阵，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守城，则无策矣⑤《江南经略·海防》也有：“哨捕于海中,勿使近岸,是为上策；据守于海塘，勿容登泊是为中策；若纵之深入，残害地方，首当获罪”的记述。。由此可见，以海塘为主线的“海塘——墩堡”体系，在明朝的海防体系中是作为海上水军之后，陆地卫所军事聚落以前的第二道海岸防线，在整个海防体系中位置十分重要。

明清海防体系的第二与第三道防线并不是各自为战，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海岸防线是陆上卫、所、堡寨的屏障和前沿。陆上卫、所为海岸防线提供支撑、保障和防御的后方纵深。海塘和墩堡驻守官兵由沿海卫、所逐级管辖，由各营堡、巡检司等基层军事单位派遣驻防。清代基本继承了明代后期的海防体制。参照明代后期的营哨制施行营汛制，按省、镇、营、汛的军事分级体制逐级分兵防守，其最前沿就是墩汛和海塘。最终，海塘与各级海防军事聚落组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严密海防体系。

（二）“海塘——墩堡”工程体系的组成

“海塘——墩堡”海岸防御体系并非只由海塘和墩堡组成，而是一种由桩栅、海塘、壕堑、吊桥、烽墩等组成的完备军事防御工程体系⑥《江南经略》载：“海塘……高如城垣，国初信国公经略海防，借以设险备倭……国初原设塘濠……护塘内外有濠涧四丈深一丈五尺，每一团设吊桥一座，民出塘生理，官军瞭望。如有贼即,以吊桥掣去，拒塘而守，远可攻以箭炮、近可刺以戈矛。护塘之上每一桥造窝铺三间，以便乡兵止宿。”。其组成和型制都比较复杂，与单纯的海堤有很大不同而与长城防御体系有类似的地方，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图6）。

1.海塘外侧密置的桩栅

桩栅，又被称为桩寨、滉柱或防浪桩，是密植于海墙外不远处海滩上用以阻挡敌船登陆的成排的木柱或石桩（图7）。《海防篇》载：“松木择其小而长者，伐而植于其中，今潮上则没其应表，汐时只离水尺许，约所费不过万余株，足以御贼舟抛锚”[7]。防浪桩分为海岸防浪桩与河口防浪桩两类，在海防的重要区段多有设置。

2.海塘内外开挖的双堑壕

海塘内侧一般都有一道堑壕，作为屏障和提供水路运输。在海防的一些重要区段则在海墙内外开挖了外壕和内壕两道堑壕。外壕又称护塘港，是类似护城河的海防工事，阔四丈左右，深一丈五尺左右。单纯的海堤是没有外壕的，在海墙外侧开挖壕堑大大增强了海塘的防御效能。另据《江南经略》的记载，沿着海防边墙的外壕，每隔1～3千米就设一座吊桥，方便军民进出，一旦海寇迫近，就“以吊桥掣去，拒塘而守”⑦《江南经略》载：“海塘……高如城垣，国初信国公经略海防，借以设险备倭……国初原设塘濠……护塘内外有濠涧四丈深一丈五尺，每一团设吊桥一座，民出塘生理，官军瞭望。如有贼即,以吊桥掣去，拒塘而守，远可攻以箭炮、近可刺以戈矛。护塘之上每一桥造窝铺三间，以便乡兵止宿。”。而吊桥通常见于城池防御工事中，在海塘内外设置吊桥显然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

3.具有类似城墙型制和设施的海塘

海塘是整个“海塘——墩堡”工程体系的主线，其主要功能是派兵居高墙巡逻驻守，阻挡海寇登岸内侵。海塘的剖面形状为上窄下宽的梯形。据《海盐图经》记载，石塘底厚4丈、顶厚1丈4尺，墙高3丈，可见其尺寸和比例都与城墙比较接近，而比通常的海堤要陡峻；海塘之上宽阔平坦，利于军队巡逻和骑兵迅速驰援⑧《江南经略》载：“沿海护塘可用马兵，如见贼登岸，马兵以鸟铳弓箭盘旋制之，不但壮步卒之气，亦全胜之道也。”。经多次改进形成的五纵五横鱼鳞石塘等重型石制海墙，高大、坚固、抗冲击能力很强，许多至今仍在发挥作用。除了海塘的主体结构，海塘上还有塘铺、闸坝、涵洞等附属建筑甚至女墙、雉堞⑨《清实录·道光朝实录．卷三百六十一》载：“据奏江南第一扼要之区，全在宝山海口……该处沿海两岸，筑有土塘，形如雉堞。”等类似城墙的军事防御构造。

4.沿海塘全线设置的墩堡系统

墩堡又称烽墩、烽火台，是以高台为特征的小型军事据点。每墩台竖有旗杆，白天升旗，夜间悬灯，还配有信炮、火把、铜锣响器、劈柴用刀、火石，火种齐全。烽火台的结构大都为梯形方块状，上敛下宽，块石包砌，里塞碎泥、砖瓦。外面通常绕以围墙，有的还有壕沟吊桥。在海塘距海边较远的地段，烽墩通常修建于海墙外侧的沙滩上以控制海滩；而在海塘临海边的地段，墩堡则位于海墙内侧或者海塘之上。

（三） “海塘——墩堡”体系的结构与防御机制

“海塘——墩堡”体系的结构特点概括来说就是：以海塘为屏障和联系，以墩堡为警戒和支撑，以汛地为防区的点、线、面相结合的海岸防御体系。

1.海塘提供屏障和联系

海塘结合桩栅、堑壕提供了三道防御屏障。水中的桩栅作为第一道防线阻挡了敌船靠岸入侵；堑壕则使弃船登岸的敌军被阻隔在外堑壕和海水之间，难以靠近海塘成为第二道防线；海塘作为第三道防线，使得越过堑壕的敌军不得不面对高大堤墙只能仰攻，而守军则可居高临下用弓箭、火器等压制敌人。

海塘的另一项重要作用是作为数百不同层级沿海军事聚落的联系通道，将长三角地区沿海墩堡串连为一个整体。江浙长三角滨海地带多为沙滩和淤泥地、河流水道众多、风潮频发，陆上交通不便。而高耸于海滨，上部宽阔平坦的海塘则提供了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滨海国防高速公路”。平时，海防军士在海塘上来回巡逻会哨；若敌人来犯，附近卫所军营的援军得信后即可沿海塘迅速机动驰援。

2.墩堡作为警戒和支撑

首先，墩堡的作用是作为具有瞭望警戒功能的海岸军情信号传递系统，通常紧沿海塘设置，每1～4公里就修筑有一处，随时警戒海上敌情。一旦海寇进犯，墩堡通过烽烟、火把、令旗等迅速依次传递信号，同时兵丁沿着海塘迅速跑到下一个墩堡报告具体军情。

其次，墩堡还是海岸线上的军事防御据点。每个墩堡中都有数名守墩兵士，他们配有火枪和弓箭，可以在墩堡上依托坚固的墩堡防守待援，迟滞敌人的进攻。或作为制高点和坚固火力点为在海塘上战斗的军士提供火力支援，以保障海塘不被攻破。正如《江南经略》载：“修堑塘、复墩堡者，固护塘之手足也”（图8）。

3.以汛地为防区

“海塘——墩堡”体系能够发挥军事防御功能离不开军队的分汛驻防。汛地为明清时期军队驻防区段，汛则为基层军事单位。

表1 浙西海塘营汛驻防及兵力配备表（据《两浙海塘通志·兵制》编制）

以浙西为例，据《两浙海塘通志·兵制》记载，杭州至海宁段海岸，海塘长度2000丈左右，多为石塘，由海防右营驻防；海宁至金山县界海塘由海防左营驻防，各营将海塘划分为6段汛地。每一汛地防区内有负责驻守瞭望的基层烽墩（墩堡）3-8处（见表1）。每段海塘的驻守兵力在100人左右，以把总和外委千总为长官，士兵分为专职驻守的守兵和战斗力较强的战兵，而战兵又分为有马战兵（骑兵）⑩《江南经略》载：“沿海护塘可用马兵，如见贼登岸，马兵以鸟铳弓箭盘旋制之，不但壮步卒之气，亦全胜之道也。”和无马战兵（步兵）等，形成了不同层级的防区。

结语

“海塘——墩堡”海岸防御工程作为明清海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发挥了防御外敌入侵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兵农并重、兵农合一的传统。当代的学者此前更多是把海塘作为单纯的海堤，从水利工程的角度来研究，而从海防军事工程的角度来探究的还很少。由于海塘和墩堡遗址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极易在城乡建设中被破坏，与之相关的历史信息很容易丧失。因此，有针对性地加强考古发掘，加强抢救性保护和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海塘——墩堡”海岸防御工程体系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建筑、考古等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对其发生机制、演变脉络以及组成特点等方面的发掘与研究，可为更科学、更全面地继承与保护此类文化遗产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