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 王强

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进能源体系变革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任务要求。大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减少对石化能源的依赖性，对保障能源安全意义重大。作为能源消费大国，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1.87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26.7%，而且，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引领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虽然我国在能源转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处于能源转型的初级阶段，汲取能源转型相对较好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扬长避短地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分必要。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能源需求量的持续增加，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给环境造成负担，可再生能源可以缓解“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环境污染问题。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可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提供巨大的就业市场。在农村开发利用再生资源，因地制宜开发风能、太阳能、水能等，推动农村用能的优质化和清洁化，可以促进农村脱贫致富、发展经济。

国外可再生能源创新经验

1.美国与德国能源结构转型经验比较分析

美国和德国都采取了逐步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战略，由于两国的历史背景、资源优势和制度体系不同，其能源结构转型政策也存在较大差异。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坚持“能源独立”政策，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能源安全战略的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包括四条基本原则：节约能源、完善机制、灵活的财政支持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因此，美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主要动机包括国家能源战略和环境保护两个方面。德国也是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其近几年在风能和光伏发电方面发展较快，能源结构转型也相对成功[1]。德国政府主要通过有凝聚力和远见的计划，依靠政府投资，通过自上而下的法律、政策、技术研发和激励机制的推动来实现能源转型。

（1）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美国经历了一条高投入、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道路，但高能耗使其自身和全球经济都遭遇了困境，于是美国选择了自我革新，调整为可持续并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能源战略。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推行新能源政策，应对金融危机、能源安全和全球气候变暖等国内和国际问题。新能源政策内容就有“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核能、水电和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奥巴马时代美国的能源战略核心是通过一场创新型的技术革命，将绿色新能源打造成拉动美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近几年美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全球领先，特别是乙醇燃料，其不仅是世界最大的乙醇燃料生产国，也是最大的乙醇燃料出口国。数据显示，美国2018年乙醇燃料出口记录达到11.2桶/天，高于2017年的9.1桶/天。

（2）德国作为欧盟人口最多的国家，自然资源相对贫乏，除了煤炭丰富外，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极低，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作为一个重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德国的能源结构转型政策实施较早，从1973年群众抗议终止了Wyhl核电厂计划起，德国的反核运动就诞生了，并走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道路。2000年《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可再生能源享受上网电价补贴和优先调度权，政府开始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和支持。2014年，新《可再生能源法》颁布，降低网上电价，实施光伏发电竞标机制，并引入实现2020年气候目标的行动计划。在这样的机制下，德国可再生资源的发展走在了世界前沿，目前风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及风力发电稳居欧洲第一。随着政策的实施，风能和光伏的装机模式不断增加，可再生能源补贴附加费也不断增加，从2006年的约1欧分/度增加到2018年的6.792欧分/度，政府补贴和可再生能源规模不断扩大之间矛盾凸显。

从美国和德国能源转型实践来看，两国的能源转型核心动机差异导致转型方向和路径的不同；从能源转型目标看，德国与美国的能源转型区别明显。德国政府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转型的方向，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提出以可再生能源作为唯一或最主要方向的能源转型战略。在补贴政策引导下，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远超其他国家，如果用可再生能源发展程度为度量尺度，德国能源转型的成效明显，其进展也远远超过美国。2000年德国和美国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起点基本相同：德国一次能源消费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份额为0.84%，同年美国为0.76%。但此后由于两国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力度和实施方式不同，美国与德国的差距迅速拉大。2018年，在德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迅速增加到13.5%，而同期美国这一比重仅为3.6%，说明德国能源转型战略目标与实施路径及相关政策匹配度高。但如果用美国能源转型战略的“清洁能源”发展指标来衡量两国的能源转型进展，德国近几年开始落后于美国。2010年以后，美国与德国清洁能源发展再次出现分化：美国的份额加速上升，而德国初步显示出缓慢下降的态势，两者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从清洁能源的标准看，美国能源转型进展比德国快。

2.巴西和瑞典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发展经验

巴西和瑞典两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能源转型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不但解决了自身的困境，也推动了全球生态文明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表率。

（1）巴西是一个资源大国，以煤、石油为主的能源矿产资源不多，但在农业、水利等方面资源优势明显。为解决本国能源需求缺口，近几年巴西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在发电、风能和核能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根据联合国数据，巴西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约75%的能源为可再生能源。2017年巴西在太阳能领域投资较2016年同比增加18%，预计到2024年，其太阳能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3.2千兆瓦。2010年起，风力发电成为巴西电力的“试验行业”，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风力发电的装机容量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8.5%。巴西风电协会预计，2020年风力发电将成为巴西第二大电力来源。此外，2018/2019年度巴西含水乙醇的产量达到216亿升，超过了此前最高历史纪录（2010/2011年度的196亿升）。

（2）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瑞典政府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发展，现已形成了系统的、运行安全可靠、环境友好、温室气体排放较小、价格相对合理的能源消费模式。主要体现在进口能源的使用大幅减少，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提高，并在交通领域建立了非化石能源体系。在过去的30年里，瑞典是全球公认的能源环保领域的先驱者和领导者，在开发和利用节能环保技术方面有口皆碑，是当今世界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最重要成员及典范。2006年初，瑞典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2020年后将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全面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无油国”。其通过对可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给予资金上的支持，不但推动了风能、太阳能等大力发展，还不断推进可替代燃料的研究、提高能源使用率的研究等。

对我国的启示

从美国、德国、巴西和瑞典的能源发展经验和取得成就来看，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能源转型要依赖政策的引导支持，也需要结合当前国情国力，抓住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顺应能源变革的潮流和趋势，切实可行地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实现经济社会更高质量的发展。

1.高度重视能源战略，给予适当的政策引导

不管是美国、德国、巴西还是瑞典，在政策上都对可再生资源的研究和发展非常重视并存在一定倾向性。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进能源体系变革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任务要求。可见已将能源转型提升到战略高度，2016年12月26日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及2017年7月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期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总体布局、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政策引导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规律，研究市场、技术与消费者等驱动因素，实现合理的统筹规划；另一方面，政策需具有稳健性和针对性，可再生能源产业得到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技术进步，也需要产业政策支撑[4]。目前全球对于可再生能源发展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我国在政策引导时需要综合各方利益权衡利弊，对不同产业结构和模式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

2.以战略性眼光看待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法、巴、瑞四国能够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上有一定的突破和发展，也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5]，所以我国要以长远的眼光去对待能源转型问题，多个方向共同协助可再生能源的发展[6]。一是转变工业发展模式，调整能源结构，将高能耗模式向低能耗、清洁高效模式发展。二是加强法律保障措施，尽快建立与之匹配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法律体系，既为能源转型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也营造良好公平的能源市场环境。三是加大技术投入，通过技术改造提升传统电力系统灵活度，推动可再生能源与其他能源的协调发展。

3.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再生能源合作

2017年3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5月，环境保护部发布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强调“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将有力促进沿线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目标，推动生态环保合作是践行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根本要求[6]。因此，可再生能源需求广泛存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我国应该将可再生能源作为“一带一路”发展建设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并建立相应的政策机制和平台重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