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洁

摘要：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本文选取16家商业銀行面板数据，针对静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结论，提出坚持货币政策市场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优化银行信贷结构等建议。

关键词：不良贷款率 货币政策 产业结构升级 企业税收负担

一、引言

自2011年起，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开始由“双降”向“双升”态势转换，银监会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共计20254亿元，同比增长18.74%，不良贷款率上升至1.83%。现有国内外文献主要从宏微观两个角度探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Minsky P.Hyman（1995）认为当经济由繁荣转向衰退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因此上升。Makri，Tsagkanos（2014）通过研究欧元区的银行体系，发现经济总量、经济政策等因素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邹克和蔡晓春（2017）的实证结果也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可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孙光林（2017）认为企业存货规模越大，企业产能利用率越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越高，强调加快去产能步伐。崔傅成（2018）研究表明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压力较大，不良贷款率极有可能继续上升。因此针对不良贷款成因，探讨减少银行不良贷款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货币政策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当央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会降低市场利率和企业资金借贷成本，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债务清偿能力，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同时银行扩张信贷规模会稀释不良贷款率，短时间内不良贷款率进一步下降。当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会提高市场利率和企业资金借贷成本，导致企业收益下降甚至出现亏损，提高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说H1：宽松的货币政策能抑制不良贷款率。

（二）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产业结构升级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初始产能利用率不能达到饱和状态，其扩大的产能也被闲置，企业资产周转率和盈利能力下降（孙光林，2017）。产业结构升级可能会加速部分企业信贷风险暴露，提高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会增加企业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生产效益和债务清偿能力。同时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商业银行也倾向将信贷资金投向科技含量高和绿色低碳的新兴产业（丁浩，2018），提高信贷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说H2：产业结构升级能抑制不良贷款率。

（三）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技术创新通过影响企业利润和企业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一方面，技术创新能显著降低企业产品生产成本，同时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促进企业利润的增长（胡宝亮，2012）。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可明显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刘天宝，2018）。即技术创新在提高企业利润同时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使企业经营能力和债务清偿能力上升，最终使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因此，本文提出假说H3：企业技术创新能抑制不良贷款率。

（四）企业税收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税收是政府对企业利润的强制分享，会直接减少企业可自行支配收入，致使企业的外部融资需求和成本增加，同时，企业在面对税收政策调整时，可能会对资源、技术和资产等生产要素进行低效率配置，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降。企业绩效下降会使企业债务清偿能力下降，提高银行不良贷款率。另一方面，税务人员在税务检查过程中要求非正式支付的行为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高文斌，2019），从而影响到企业留存收益、现金流和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益和债务清偿能力，提高银行不良贷款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说H4：企业税收能提升不良贷款率。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及说明

本文选取2008年到2017年共10年的数据，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货币和准货币供应量（M）、产业结构升级指数（TS）、企业专利申请受理量（TE）和企业纳税额（TAX）;被解释变量为不良贷款率（NPL）;控制变量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GDP）、商业银行的资本回报率（ROA）、资本充足率（CAR）、存贷比（DLR）。所有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16家商业银行年度报表。

（二）模型设定和回归

1.模型设定如下：

2.样本的初步估计结果见表1：

3.回归结果和分析如下。

由表3可得出模型的回归方程：

（1）货币供应量（M）对不良贷款率（NPL）的影响为负，且十分显著。说明增加货币供应量有利于抑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这与假设H1是一致的。

（2）产业结构升级指数（TS）对不良贷款率（NPL）的影响为正，且十分显著，即产业结构升级不利于降低不良贷款率，这与假设H4以及丁浩（2018）等的实证结果相悖。这主要是“四万亿计划”后遗症以及企业环保成本上升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致使产能过剩行业经营风险暴露，致使企业经营效益和偿债能力下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

（3）企业专利申请受理量（TE）与不良贷款率（NPL）呈负相关关系，且非常显著，即企业技术创新有利于降低不良贷款率，与假设H3一致。同时，企业纳税额（TAX）与不良贷款率（NPL）成负相关关系，且十分显著，即企业税收负担越重，不良贷款率越高，与假设H4一致。

（4）GDP增长率（GDP）对不良贷款率（NPL）的影响为正，且十分显著，实证结果与邹克等（2017）的实证结果相悖。这主要是“四万亿计划”弊端显现，大量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效益和偿债能力下降，不良贷款率随之上升。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货币政策市场化，政府始终坚持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以市场化导向，调动市场积极性，同时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多种政策等密切配合，形成多方联动，充分调动市场积极性，从而引导当前经济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充足动力。

第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必须转变现有发展模式，从注重经济规模数量、高耗能的发展模式向注重经济发展质量、资源节约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和智能化，构建绿色制造业体系，同时政府要大力扶持发展现代服务业，以技术创新带动现代服务业产业整体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国家应继续推进税务制度改革，调整减税政策使减税政策效用最大化;税务机关要使其征税管理活动规范化，减少企业因不规范的税收征管活动产生的非正式支出;在现行的税务制度下，企业应进行税收筹划工作，通过合理的避税、节税行为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四，優化银行信贷结构。商业银行必须优化信贷结构，实施有差别的信贷政策，对中高端行业提供优先贷款权，对产能过剩的低端行业，严格控制其信贷授信管理和信贷额度，并提高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贷款标准和贷后管理力度，同时商业银行可重新设定银行信贷边界，将绿色新兴行业作为其重要贷款对象，引导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发展绿色金融。

参考文献：

[1]Minsky Hyman P.Longer waves in financial relations：financial factors In the more severe depressions II[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1995（3）：54-57.

[2]Makri，Tsagkanos，Bellas.Determinants of non-performing loans[J].The case of Eurozone Panoeconomicus，2014，61（2）：193-206.

[3]邹克，蔡晓春.不良贷款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7（02）：10-18.

[4]孙光林，王海军，王雪标.经济波动、产能过剩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7（06）：138-145.

[5]崔傅成，陶浩.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及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2018（04）：139-145.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