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博

清康熙十年（1671年）三月二十八日，江苏高邮。新任知州孙蕙乘船到任。

同船前来的，还有他的老乡蒲松龄。这位以《聊斋》闻名中外的大作家，放弃了在山东老家当私塾先生的差事，应邀出山给孙蕙当幕宾，也就是给孙蕙帮办行政事务的临时工。

“高邮”这个地名，与驿站和邮递脱不开干系。高邮之所以出名，主要仰仗了大运河的水上交通便利，以及大运河畔一个名叫“盂城驿”的著名驿站。

那么，盂城驿究竟是个怎样的驿站呢？蒲松龄跟这个驿站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盂城变迁

盂城驿是全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明代驿站。明洪武八年（1375年）正式开张。

这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驿站。占地1.6万平方米，最多的时候，拥有200多间厅房、130多匹马、60多张床铺，200多名马夫。不过，马夫们的员工宿舍“夫院”只有6间房，每间要挤三四十人。一到晚上就鼾声如雷，此起彼伏。

这是一座垂直管理的驿站。跟大多数驿站不设驿丞不同，盂城驿专设驿丞，作为全站一把手，主要负责“邮传迎送之事”“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驿丞虽只有九品，但它是吏部直接任免，而不是地方官任免，地位不低。驿丞的宿舍独门独院，12间房，有衙门，有刑具，跟知县差不多。

九品官 驿丞虽只有九品，但它是吏部直接任免，而不是地方官任免，地位不低。驿丞的宿舍独门独院，12间房，有衙门，有刑具，跟知县差不多。

明朝为什么要给盂城驿配备这么多人马、这么大院子、这么多房间呢？

其一，朱元璋重视。高邮离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不远，因而得到政策照顾，经济繁荣，南来北往的官员、信使就多了，客观上需要有大型驿站来接待。

其二，水陆交汇之地。由于盂城驿以西的运河和运河堤，是当时南北水陆交通要道，盂城驿以东的南北城子河，又是两条入海通道，就使得盂城驿不仅成了住客、换马的休息站，更带动高邮的南门大街演变成了运河边上的物资集散中心。

其三，功能完备。盂城驿主要承担住宿膳食两种功能，类似政府招待所。对持有证照的往来官员及其随员，按照官阶高低，提供不同档次的免费膳食、住宿、马匹、船只和车辆。特别是对传递公文的人员，只要持有官方发放的证照，都可以享受这里的膳食、休息和更换马匹等免费服务。

水陆枢纽

盂城驿在清代前期迎来了黄金时代。凭借大运河水陆交通要冲的独特地理位置，它集邮递、交通、旅馆三位一体，更像是多功能综合性枢纽，承担了水利漕运、司法监守、赋税征收、行政管理等多项副业。值得一提的，就是报汛。

明代建立的报汛制度规定，黄河中下游沿堤每30里设一座驿站。只要上游有洪峰到来，地方官就将汛情以六百里加急（日行600里的速度），通过这些驿站，快速向下游传报，让下游州县及时做好防范。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这项制度推广到了江淮地区。盂城驿就承接了报汛的差事。

大运河扬州段有一段叫里运河。明清两代，里运河东堤上设了五座归海减水坝，主要是将洪水排到洼地，最后流入大海，以确保里运河河堤安全和漕运畅通，体现了“疏”而不是“堵”的防洪思路。每逢开放归海减水坝时，驿吏就手持批文，骑马快跑，沿途到驿站就换马不换人，使开放归海减水坝的命令能够迅速传达到位。盂城驿，就是传递这一命令的中间一站。

高邮之所以出名，主要仰仗了大运河的水上交通便利，以及大运河畔一个名叫“盂城驿”的著名驿站。

功能多而集中，带动了高邮的商业走向了繁荣。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荷兰使臣尼霍夫路过高邮，就称赞盂城驿附近商业繁华：“几处郊区人烟稠密，商业繁华，景色优美。”盂城驿附近的南门大街是高邮主要商业区，买卖粮食、水产和跑运输、盖房子成了支柱产业，旅店、飯铺、茶馆、浴室、烟馆等第三产业随之兴起，甚至连烟花柳巷都生意红火。

然而，在这繁荣的背后，却危机四伏。

险象环生

蒲松龄来到高邮后，除了替孙蕙起草公文外，还被安排去管理盂城驿。问题是，盂城驿不是有驿丞吗？为什么还要由蒲松龄这样的临时工来管理呢？

早在明朝后期，驿站自身的管理弊病和巨大消耗，让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崇祯帝大笔一挥，裁撤了一大批驿站，让身为驿卒的李自成丢了饭碗。不可否认，这是李自成造反的重要动因。

李自成推翻了明朝，但驿站的固有弊病并未根治。于是，清王朝仍在推进驿站改革，“裁驿丞，归州县”。越来越多的驿站没了驿丞，成了州县官直接管理的对象。

这是个明确信号：驿站的功能正在萎缩，驿站的运营成本依旧居高不下。盂城驿也概莫能外。孙蕙让蒲松龄接手的，是个貌似庞大而四处漏水的烂摊子。究竟有多烂呢？蒲松龄做了调研后，写了一篇呈文，介绍了情况。

在蒲松龄看来，盂城驿面临三大难题：

一是勒索太多。往来官差，只要路过盂城驿吃住，都要吃拿卡要，稍不如意，便会打骂，把驿站的官员和员工当作大户人家的奴仆一样使唤。

二是马匹不足。盂城驿配备的马匹，不仅缺额越来越大，而且现存马匹由于饲养照顾不周，大多羸弱不堪，难以担当快马送信、运输货物的重任。

三是接待能力脆弱。盂城驿的财政供应严重短缺，一旦有重要接待任务，根本就接不起、玩不转。

三个难题叠加起来，让盂城驿处于“站银毫厘莫辨，差使斯须难支”“倒发在于呼吸”的危险境地。

这些问题说来说去，归根到底还是缺钱。可高邮本地财政紧张，根本筹不到钱。无奈之下，他只得“摇尾乞救于宪台”，向省里提了两个建议：“一则另委闲员，以分重责;一则速谋通融，以保危驿。”既要能人，也要政策，其实就是跳出条条框框，解放思想、开拓思路。

蒲松龄没有等到盂城驿摆脱危机的那一刻。几个月后，他辞去了幕宾的差事，返回山东老家，继续去当教书先生了。

至于盂城驿，在跌跌撞撞地混了一百多年后，其通信功能被铁路、邮局和电报逐渐取代。清末大运河逐渐淤塞，也让盂城驿的交通价值大打折扣。1913年，官方公文一律改走邮政渠道。驿站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全部裁撤。盂城驿也概莫能外，走到了职业生命的终点。

盂城驿与蒲松龄的缘分是短暂的，但盂城驿对中国历史的意义是长期的。作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点之一，见证了千年历史沧桑巨变，具有跨越时空的气势和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1995年，盂城驿的形象出现在邮票上，作为中国邮政文化的标本，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