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琼英

布瓦洛所著的《诗的艺术》是一部有完整系统的作品，由理论谈到实际，由原则谈到方法，里面包含着古人的心得、个人的體验和当代的要求，并以斩钉截铁的方式表达。我认为，布瓦洛能有如此明确的法则和标准，是因为他本身已经建立了一个诗学的理想范式，同时他还以诗的流美畅达的语言作出了形象的表述，将作者带入了异彩仙姿的诗学国度。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中提到的“理式世界”，因此产生了将两者相互比较，从而找到新发现的想法。

诗与神的关系，在柏拉图的文艺理论中也有极其特别的个人化论述，因此，我试图在解读布瓦洛《诗的艺术》诗学体系的同时，与柏拉图在《文艺对话录》中的诗学叙述进行平行的对比，以此来完善和深入对布瓦洛与柏拉图诗学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在具体的写作中，我打算把柏拉图诗学思想纳入对布瓦洛诗学理念的框架当中，站在打量布瓦洛《诗的艺术》的视点上，对柏拉图的诗学见解进行一番重认，披着布瓦洛的皮，看柏拉图的骨。

一、历史背景

（一）理论资源：法国古典主义的文学是当时两大思潮发展出来的综合结果。一个是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它给法国诗人打开了古希腊、罗马的文艺宝库，扩大了他们的眼界，给他们提供了无数的恢奇瑰丽的楷模;另一个是十七世纪上半期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它表现时代的精神，给法国诗人提供选材的标准，控制情感的力量。二者一经结合，古代的文学就给了当代人以最大的启发，古代的文学的理想和当代的实际结合起来，于吸收中有去取，于模仿中见创造，自极个别事物中求得最一般的性格，自极具体的现实中求得最普遍的真理，真的内容通过美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形成了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特质[1]。

（二）现实政治氛围：十七世纪是法国专制政权登峰造极的时期。在国内，王权凭借市民阶级的力量，削平了贵族叛乱，制服了僧侣跋扈，形成了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的专制政治;在国外，连年与奥地利、西班牙、荷兰作战，获得许多重要城市和经济利益，建立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

从现实的政治背景来看，虽然布瓦洛和柏拉图都明确提出了以理性为指导，但布瓦洛的理性是锦上添花——为不断稳固和壮大的法国封建制度提供语言文化上的进一步支撑，并以此为基础。而柏拉图的理性则要雪中送炭，以哲学服务于人的生活，效力于良好的政治体制的建立。

二、义理——神祗的建立

（一）义理的神性化

布瓦洛数次在《诗的艺术》中强调对“义理”的虔诚坚守与不离不弃，可以说，《诗的艺术》一书中从头到尾都是对义理的执着以及对义理的多方面的解释。

在《诗的艺术》中，布瓦洛对诗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将古典神话传说连缀为诗的发展演变史，一方面，通过古典传说将诗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让诗具有了众神普照的光辉，成为完善社会秩序、传达真理、造福人类的高尚艺术;另一方面，则下意识地把神的时代——希腊罗马时期——法国语言艺术发展时期放在了一条前后相通的脉络之上。他所讴歌的神性就是对古典时期文艺神话的续接。理性与神性的结合，提供了人与神相通的可能，也暗含了新古典主义时期与古典时期共享荣光的宏愿。

柏拉图在《文艺对话录》中所描述的理式世界，却因为“神”的纳入而变得难以企及。他在《裴德若篇》中论及“灵魂”问题时讲到了他理想中的“天外境界”，灵魂如果紧随着神就能见到事物本体，就能常保这样的状态;如果不顺随神，或被昏沉和罪恶拖累，就会堕入尘世，投生为人。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境界，将离神最近、能够紧随神的位置唯独留给了哲人，诗人则退至遥远而盲目的处境。神为哲人确立了权威地位，也隔绝了其他人等接近的可能。

布瓦洛通过古典神话带来了关于古典时期文艺繁盛的光荣回忆，并且期待将这种回忆变为现实的可能，用法国的语言重新谱写古典时期的回忆;而柏拉图所论述的“灵魂的回忆”则是一种自我确立与颠覆前人的机制。布瓦洛的“回忆”是一种普遍性的期待，柏拉图的“回忆”是哲人所独具的权威性证明。布瓦洛的神是属于众人的，以诗人为媒介，柏拉图的神是属于智慧的，以哲人为代表。

布瓦洛是要在繁荣稳定的政治体制当中完成诗的“立法”，作为政治繁荣的延伸与拓展，因此他的理性是积极性、开拓性的，具有广大的包容力，以吸引更多理念支持者的拥护;而柏拉图则把诗的“立法”作为哲学政治立法的附属环节，是政治理念、哲学观点的支撑与补充，因此他的理性是决断性、排斥性的，紧紧围绕哲学立场与政治目的，作为对自身学说合法性的证明，为自己找到理论的支撑点。

（二）具体诗体的人格化

在具体诗体上，布瓦洛以理性出发将诗体分为两大类：主要的和次要的。主要的体裁包括悲剧、史剧和喜剧三种，次要的体裁则包括牧歌、悲歌、颂歌、商籁、箴铭、循环歌、叠韵律诗、风趣诗、讽刺诗、揶揄调和歌谣。同时，布瓦洛将各个诗体都赋予了人化的品性。在整部《诗的艺术》当中，布瓦洛都在致力于抽象概念的人格化这一工作，并且建立了完整的体系，他所建构的诗学天地，就是这样在诗神阿波罗的掌控下，活生生的，有着生命与灵魂的熙攘国度。

柏拉图在《文艺对话录》的《理想国》中，对体裁进行了这样的分类：“凡是诗和故事可以分为三种：头一种是从头到尾都用摹仿，像是你所提到的悲剧和喜剧;第二种是只有诗人在说话，最好的例也许是合唱队的颂歌;第三种是摹仿和单纯叙述掺杂在一起，史诗和另外几种诗都是如此。”并且以辩论的方式进行筛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理想的城邦中，文学作品“须对于我们有益，须只摹仿好人的言语，并且遵守我们原来替保卫者们设计教育时所定的那些规范。”[2]很明显，柏拉图关于体裁的讨论是围绕诗对城邦保卫者所产生的效果而展开的，他的评判基点是“教育”。

布瓦洛将诗体概念人格化的工作，虽然也是企图建立正面的、引导性的审美范式，但是远没有柏拉图那样的强烈针对性和单一性。柏拉图通过对诗体的限制建立起完全正面并且单一的摹仿对象，将人纯粹化、神性化，而布瓦洛所提供的，则是一种大体上的正面审美方向，让人产生对神性的向往，提取一种可能。从根本上说，布瓦洛是立足于文学的范畴，同时又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引导，而柏拉图则是从政治上的立场出发，将文学作为辅助性工具，但从反面来讲，对文学的严格限制又体现了他对文学不可忽视的社会效用的承认。

（三）艺术感觉的高尚化

布瓦洛在论及诗体的时候，就常常强调“温柔”、“谦逊”这一类高雅的特征。而对每一种诗体，他都有一個终极性的总的特征，就是“高尚”。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义理的坚持与配合，就是对诗人自身对义理的认知能力的认可，也是对诗本身能够积极能动的阐发真理的肯定。而柏拉图却认为，诗歌由于其对象的次级性，相对于哲学处于次级地位。现实经验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而艺术世界又是经验世界的摹本。在柏拉图那里，对真理的认知能力被哲人所垄断了，布瓦洛则把能动性的真理认知能力交还给了诗人与读者。

第二，真挚情感的共鸣。在《诗的艺术》中，一方面，情感要真挚，发自诗人肺腑，并且与诗人笔下的语言相辉映，配引得当。另一方面，情感一定要触动读者的心灵，引发情感的共鸣，带来灵魂的快感。如果说对义理的绝对符合与遵从是诗学必备的基础条件，那么情感的共鸣以及由此引发的读者灵魂的快感则是衡量诗作是否成功的关键性标准。

第三，韵律与语言修辞的内外一致。布瓦洛认为有了“有内容的诗句”、“高贵的意境”这样的必备条件以后，作品还并不完善，需要韵律的和谐与修辞技巧的装饰，韵律与语言修辞也是为着神性的义理世界服务的，从外在形式上完善作品的神性特质。关于形式的问题，柏拉图认为，对音乐的真正理解，就是要认识节制、勇敢、宽宏、高远之类的品质及其反面，懂得发现和辨别。音乐应该归宿到对美的爱。所以要抛弃悲哀、柔缓的乐调，只保留分别表现勇敢和聪慧的两种乐调。题材内容的单一性决定了形式的单一性。形式的要求最终都是指向对理式世界的配合，但布瓦洛对形式仍有技巧上的多方面要求，同时也因诗体本身的丰富性而有许多相应的关注点。柏拉图则越过了形式本身的技巧，直指终极的理式目标。

第四，神话的介入与装点。布瓦洛认为，“凭神话引人入胜”，神话本身已经成为高妙的代表。而传统的神的形象也被布瓦洛定义在权威化的固定框架当中，严格禁止将当代的性格与情绪带入神话人物中，要让神话人物始终保持传统的个性特征，不得擅自改动。布瓦洛对神话作用的认可与强调，与他内心所构建的华贵而高妙的义理天地遥相呼应，体现了他的艺术品位与诗学倾向。

柏拉图对神话的作用有不同的见解。传统神话在他的诗学规范中获得了新的面孔，他要发掘的不是神的本来面目，而是在他的理式世界中，神“应该”有的面目。人化的神话人物在柏拉图的规则中与理式世界一样，被拉到了人世的彼岸，成为绝对化、扁平化的理想象征。神失去了人化的性格与情感，是善的，是福的因而非祸的因，又是纯一的，不会改变，也不会撒谎。柏拉图力图抹却神话中的文学性，从中建立起纯粹的哲学理念。

三、才调——朝圣的罗盘

“才调”，即诗人本身的才华与灵感，对诗的关键性作用在《诗的艺术》的首尾分别以感性抒情与理性实例的形式相互辉映，成为诗人主体的根本性促发因素。

布瓦洛称“大自然钟灵毓秀，盛产着卓越诗人，它会把各样才华分配给每人一份”，才调成为大自然的一种恩赐性的存在，“大自然”带有之前所述的义理世界的神性色彩;而在论及荷马的才华时，布瓦洛认为真正的才调，正是与神相通的情感与才能，才调与诗体是应该一一对应的。一方面，与上文所述每一种具体诗体的人格化相对应，再次提醒了诗作所需要的神性的整体氛围，为每一种才调赋予了相应的人性化品格;另一方面，这些才调又具有了“罗盘”的作用，为凡俗世界的诗人指引了朝拜诗神阿波罗的具体方向。布瓦洛又喜欢将诗人的灵感与才华比作缪司女神，更是形象的揭示了这种神性的引领作用。

柏拉图认为，“灵感”就是诗神凭附的状态，“有一种神力在驱遣你，象欧里庇得斯所说的磁石，就是一般人所谓‘赫拉克勒斯石。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他们也像磁石一样，能吸引其它铁环。有时你看到许多个铁环互相吸引着，挂成一条长链，这些全从一块磁石得到悬在一起的力量。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3]在柏拉图那里，诗人的主体性完全被消解了，只剩下被动的迷狂与传达。

四、修改批评——客观上的更进一步

在肯定诗人自身才华，要求依各自才调写作的基础上，布瓦洛进一步提出了反复修改与听取他人批评的写作要求。

首先，从作者自身来说，“还要十遍、二十遍修改着你的作品：要不断的润色它，润色、再润色才对”，从技巧的层面求得整体结构的统一和完整;自身的审视还不够，还需要他人眼光的鉴定与补充，同时，“他人眼光”的选择也需极为审慎：望你选个品题者，要他能坚定、内行，凭理智判别是非，论学问见多识广，需要找一个不但能够准确的辨别个人才调，还能够令才调与结构配合得更加完美的品题者。

不管是自身的修改润色，还是优秀品题者的意见加工，都预设了一个理想模式的存在。这就从另一个方面提醒了布瓦洛的义理世界的建构。布瓦洛说过，诗学是“讲分寸的艺术”，“分寸”二字，就暗含了其背后有一个既定标准的意思。

柏拉图也强调对诗的批评与修改，但进行批评与修改的不是优秀的品题者，而是城邦的法律。“最高尚的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一个城邦如果还没有由长官判定你们的诗是否宜于朗诵或公布，就给你们允许证，它就是发了疯。所以先请你们这些较柔和的诗神的子孙们把你们的诗歌交给我们的长官看看，请他们拿它们和我们自己的诗歌比一比，如果它们和我们的一样或是还更好，我们就给你们一个合唱队;否则就不能允许你们来表演。”[4]诗要经过城邦长官以法律为依据的检验，而在理想国中，法律又是哲人意志的体现。哲人占据了与神相遇的通道，获得了神赐的是非标准，以此成为诗的裁定者。

五、小结

在我看来，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一书中，建构了一个居住着诗神阿波罗为首的诗的神性空间，而诗人的职责就是以自身的才调为罗盘，在诗作中让凡俗之人与天神素面相见，于尘世的笔触中，窥见神界的踪影，令人的渴求，获得神的高贵。

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则要极力证明，只有哲人才有与神相见的可能。为了确立这种绝对的权威，柏拉图提取了神话中所有神性的因素，并且将其中的人性化因素全部交还给人，在人与神之间划出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绝对化的手段，建立了彼岸的理式世界，打断了人神沟通的可能。接下来，就展开了哲人与诗人对“通神之道”的争夺，完成了哲人的权威性地位的建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关键性的一点就是理式世界的本质，柏拉图将其确定为真理。

柏拉图对诗学的种种限制与规范中，暗含着诗学与哲学的激烈争夺——争夺与神相通的合法性。而这也从反面证明了诗在“与神相见”上的强大力量，否则柏拉图也无须花这样的力气去证明这一事实的不可能性。诗从题材内容，体裁形式上都被柏拉图削减至单一性范围，正说明了，哲学要代替诗获得与神相见的特权，就不得不以不公平的方式将对方简单化，缩略化。

参考文献：

[1]布瓦洛著，任典译.诗的艺术[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

[2]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文艺对话录[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56.

[3]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文艺对话录[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8.

[4]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文艺对话录[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