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勇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黑泽明的《七武士》(1954)之所以成为经典，与电影构建的七个性格迥异、各具特点的武士形象不无关系，尤其是菊千代这一角色，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据野上照代的《等云到》介绍，《七武士》在剧本构思阶段，编剧最初设想武士六人，黑泽明的意见是，武士群像中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故事才会有意思。假武士菊千代就这样诞生了，并决定由三船敏郎扮演，同时让三船敏郎按照个性随意发挥，以便更好地表现人物。[1]菊千代的人物设定对于电影具有鼎足之力，但更吸引我们的是，菊千代这个人物的设定，以及三船敏郎在表演上随意发挥的部分，对光影深处文化蕴含的揭示具有点睛之妙，这是以前的评论文章很少论及的。

一、剧本基础

电影作为光影艺术，在故事框架内，人物架构并支撑起电影的血肉之躯。在剧本阶段，人物是剧本的内在基础，是基石，是剧本的心脏、灵魂和神经系统。[2]32-34《七武士》的剧本构建了七个不同维的武士，菊千代位居中心，形成固有重力，使其他六武士环绕周围而成人物星群，让剧本血肉丰满，灵动异常。菊千代的设定是多维人物。“维”是有关人物的概念，“维”是指“矛盾”。[3]440-441菊千代就是一个矛盾体，人物甫一出场，剧本就描述其为“武士的动作和极其下流的语言集中于这个人身上”[4]282，提示其重要一维就是农民身份与武士精神的矛盾。

由隐瞒掩饰到直白显露，菊千代农民身份的揭示随着编剧进程逐渐推进。在自炊客店，他从怀里掏出家谱，假冒13岁贵族女孩菊千代，让人对其武士身份顿生疑问。众武士河滩歇脚，菊千代赤身抓鱼，在篝火上烧烤，与正经武士做派形成巨大反差。大战前夕，农民拿出被杀的战败武士的铠甲、长枪和弓箭，激起众武士的愤怒，菊千代却极力为其辩护，他洞悉农民的习性和遭遇，被勘兵卫质疑为农民后代。与利吉同睡马棚，想起自身往事，再次提示其农民身份。丰收在即，抢过镰刀替妇女割麦，动作飞快而熟练，显然具备武士所不能的农作技艺。山贼东路进攻，烧了水车小屋，仪作儿媳气绝前的托孤及菊千代的自白，出色的人物设计表明，菊千代就是被山贼劫杀后的农民遗孤。

菊千代与其说是一位农民，不如说是一名准武士。编剧把菊千代设定为多维人物，其假武士之“维”实由其他六位真武士来映衬和烘托。“每一个场景中，每一个人物都会带出一些素质，标志着其他人物的‘维’。”[3]444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主要内容有忠诚、无私、信义、廉耻、谦逊、智慧、武勇、勤学、自律、名誉等，这些精神在六武士身上都有所体现。勘兵卫被设定为武士领袖、年轻武士的人生导师、武士道精神的总体象征：真诚、谦逊、善战、睿智。五郎兵卫，设定为武士道智慧的象征。七郎次，设定为武士道友谊和忠诚的象征。久藏，设定为武士道精进和自律的象征。平八，设定为武士道乐观和慷慨的象征。胜四郎，设定为武士未来的象征。在编剧的巧妙安排下，假武士菊千代在六位配角真武士的环绕下标志出复杂的多维。他没有威风的名号，没有严整的装束，没有端庄的举止，没有凌厉的行动，却渴望武士的身份认同；武艺不精，行为粗鲁，酗酒闹事，却在强敌环伺中勇猛向前；好色却又好胜，无智却又无畏，冲动却又献身。起初，菊千代的言行简直与武士道精神背道而驰，但恰恰是这个多维人物的性格或行为中的矛盾锁定了读者的注意力。菊千代渴望成为真武士的行为及其对保卫山村丰收果实所做出的戏剧性选择，推进了故事进展。最终，菊千代牺牲的设计，展示了其忠诚、勇猛、无私的一面，体现了一种永恒的武士道精神。

《七武士》剧本中的菊千代有一个强有力且清晰的戏剧性需求[2]49，他农民出身，却渴望成为一名武士。剧本展现了菊千代从一位农民成长为一名武士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菊千代被设定为多维人物，也被设定为喜剧人物。菊千代是复杂的矛盾体，由农民身份与武士精神主导的言谈及行为中的各种矛盾奠定了菊千代作为喜剧人物的基础。喜剧人物的设定，首先是为了人物类型多元化，不再单纯表现以往日本电影中无情无欲、武艺高强的武士。其次是为了冲淡悲剧事件的沉重氛围，增添叙事的趣味性、娱乐性、普罗性。最后则是间接深化了下文谈到的人物设定背后的文化指向。

二、演员创作

黑泽明、桥本忍、小国英雄的剧本为演员表演提供了蓝本，三船敏郎的表演又为人物附加了新的特质，即剧本并未提供多少的动物性动作及孩子似行为，个中缘由值得关注和探讨。罗伯特·麦基曾谈道，编剧在写作银幕人物时要为演员留有余地，要为演员提供最大的机会来展示创造力。[3]446在剧本留有余地的基础上，三船敏郎用炉火纯青的演技让菊千代立体可感，鲜活动人。与其他六位端庄稳重的武士不同，菊千代在动作和行为上表现出如狗、狼、猴子等的动物性特征。追本溯源，一是剧本设定，二是演员创造。

自炊客店场景里，编剧假借脚夫甲之口，评论醉酒的菊千代“简直像只恶狼”。[4]300而视听呈现中却成为展示菊千代性格的重头戏。菊千代跟随众武士去山村的路上，“溜溜达达跟着走来，像常见的狗的习性那样，看对方站住，他也站住，朝这边望着”。[4]305剧本写平八和众武士齐“嘘”菊千代，电影却是平八边“嘘”边俯身拾起小石头戏谑菊千代，菊千代急急站起躲避的画面。剧本几处把菊千代比作动物，如“菊千代一句话也没有，像遭斥骂的狗一样垂头丧气”[4]335“像猴子那样灵巧跳过防栅，朝水车小屋狂奔”[4]359“菊千代像头野兽一般，从一个树丛钻进另一个树丛”。[4]373比照电影，这些动作或行为都被三船敏郎表演得结实而到位。

武士进了山村，没有村民迎接，利吉不得已带武士去见仪作长老，菊千代朝武士离去的方向学狗吠，并像狗撒完尿似的用脚朝身后蹬扒泥土。组织村民列队或平时，菊千代表现得浑身瘙痒，如猴子样东抓西挠，片刻不得安稳。麦子丰收，菊千代如猴子般上蹿下跳，抡着镰刀给美貌农妇割麦子，麦子却被散乱地随意地搁置地上。山贼进村探路时，菊千代跳出战壕冲不敢靠近的山贼如狼一般龇牙示威。深夜蹲守东路，菊千代像狗一样嗅出偷袭山贼的藏身之处。丛林里，像狗一样嗅出火铳的踪迹，如狼般长途奔袭，假扮山贼莽夺火铳。比照剧本，这些皆是三船敏郎的表演随意发挥的地方，恰如其分地既丰满了人物塑造又为电影增添了喜剧效果。

三船敏郎的表演有时更像一个孩子，如武士进村时，敲响梆子，戏仿村民喊救命，朝武士做鬼脸；村民列队时，模仿牛吃草，模拟与平拿枪的样子；模仿村中小孩讨要白米饭，比画出饿得头晕眼花的样子；丰收过后，骑与平的瘦马，被摔下来，出尽洋相；跳出防栅，拍着屁股冲山贼示威，却被火铳吓回；兴致勃勃地拿着火铳去邀功；甚至其死亡也像个孩子似的俯卧在雨地上。有人说，《七武士》中三船敏郎的表演更接近于其在生活中的真实状态，但根源或许在于，这种表演，一是从菊千代所假冒的十三岁孩子的视角去呈现人物；二是与其农民身份与假扮武士的矛盾紧密关联。

菊千代呈现的动物性特征和孩子似的行为说明，表演是视觉化的艺术，动作的魅力大于语言和听觉。三船敏郎的动作和行为更富视觉化，让电影的可视化呈现异常成功，也印证了编剧和拍摄遵循的基本原则：“电影即是行为；动作即是人物，人物即是动作；一个人的行为而不是言谈表明了他是什么样的人。”[2]54《七武士》剧本用动作和行为设计了菊千代这一喜剧人物，三船敏郎的表演又用视觉化的动作和行为使菊千代这一角色更丰满、更立体、更有温度，让人回味不已。

三、文化指向

与三船敏郎此前扮演的武士如宫本武藏等人物相比较，菊千代的确是日本电影武士群像中的异类。他有混杂在农民出身和假扮武士间的矛盾，以及各种各样的缺点和笑料，既有喜剧人物的盲目执迷，也有悲剧人物的崇高伟岸。菊千代更持久、更深远的吸引力，究其根源，与其身后铺展开的深层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以及特定的文化指向有关。

《七武士》中的菊千代经历了某种转变，一位农民成长为一名武士的过程折射出日本历史上的阶层对立：武士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对立。1467年至1568年，日本战国时代，细川家族和山名家族因积怨引发战争。为了土地和权力，国家被分割成多个自治区域，每个区域由一个大名或军事家族通过雇用几千名武士来实现统治。武士是有世袭贵族身份的职业士兵，大名战败后，武士有的能找到新主人，有的成为浪人，有的成为山贼，有的被杀掉。1590年，丰臣秀吉颁布法令，冻结社会结构，禁止阶层间的流动和身份的转变。武士不可以另择明主，也不可以居住乡间；农民不可以进行商业和贸易活动。[5]20武士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对立和冲突隐现电影中：农民追杀战败的武士，流落的浪人转变为山贼，欺压掠夺农民，是谓阶层间的对立。武士进村，村民竞相躲避；村民在楼板地下私藏粮食；在山间峡谷开辟隐蔽农田；在家中藏有武士铠甲；甚至把妇女都藏起来以免武士侵犯，是谓阶层间的矛盾和隔阂。菊千代这个真农民假武士的存在，很好地缝合了两个阶层的矛盾和裂隙。武士进村，菊千代敲响梆子，无形中减弱了农民和武士的对立；在村民家里发现战败武士的武器盔甲，菊千代为农民辩护，指出两个阶层的局限，起到武士和农民两个阶层间沟通桥梁的作用。

《七武士》中三船敏郎演绎出的菊千代的动物性特征及孩子似的行为，隐含着文化上的阶层对立：武士文化与农民文化的冲突。武士文化的核心是武士道精神，强化的是“无私”；而农民文化的核心是利己主义，强化的是“自私”。在刀法和箭术等传统武士技艺上，勘兵卫和久藏都很出色，却没有被大名雇用，暗含着武士阶层的衰落。火器出现，平八、五郎兵卫、久藏和菊千代都死于火枪，体现了武士道精神的“无私”，也暗示了落伍于时代的武士文化的消亡。武士文化既趋于消亡，农民文化却仍延续。农民的生存之道让农民一直存在下去，农民会像动物一样活下去，其精神支柱是“利己主义”，因为，农民与土地相联系，提供给社会物质食粮，农民的存在价值会让其自信地存在下去，正如黑泽明所说：“一切过去之后，农民才是更强大的，他们牢牢扎根在土地上，武士才是脆弱的，因为时间之风吹拂着他们。”[5]90

菊千代动作的动物性特征恰恰就是农民先辈们给他留下的无法改变也无法销蚀的烙印，因为农民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毫无二致。正如研究者指出，菊千代身上的动物性特征也使得他与农民和土地建立起无法割舍的联系。[5]13菊千代出身农民，冒充武士，却冒用了一个十三岁女孩的名字，农民身份与假扮武士的矛盾让其表现出一系列孩子似的行为。菊千代追求武士道精神使其把武士阶层和农民阶层联系起来。黑泽明本想让菊千代来缝合或消弭介于武士和农民间的阶层对立和文化冲突，奈何冷兵器的历史大势已去，武士文化不可避免地趋于消亡。菊千代的结局，牺牲的设定，其升华的象征意义更像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曲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