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 伟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武士道转型”诠释的新体系
——读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

咸 伟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武士道自明治维新以来受到全世界学者的关注，尤其是东亚范围内的研究成果较多。然而，在各国“自中心主义”的立场下言人人殊，如何检讨以往研究，重新审视武士道，仍然是值得深思的课题。台湾学者张崑将积近十年之功，完成新著《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对“武士道转型”这一命题予以深入探讨。该书打破以往单一静态的考察维度，通过借引“分流”与“渗透”、“相嵌”与“融摄”等概念构建起新的诠释体系，并梳理武士道与儒教、佛教、神道教、基督教、女武士道乃至商人道的伦理结合关系，绘制出由“近世的多元融合发展”到“明治维新以后至二战前的一元性强制主导”的武士道转型谱系，展示其多元且丰富的原貌。本文参考的是由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6月发行的“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第101册版本。

依照作者在致谢中的说明，这部著作可分两篇观之，第一篇包括第一章导论与第八章结论，是对“武士道转型”诠释的理论体系构建和观点阐述。中间六章合为第二篇，是在理论基础上依次讨论“禅学与武士道”、“儒家伦理与武士道”、“武士道的意象”、“基督教义与武士道”、“‘女武士道’的建构与物语化”、“武士道与商人道”六个专题。两篇各有特色：第一篇举纲张目，思维缜密，视角独特，极具思想和创见；第二篇以资料充分，论证详实见长，尤其是禅学、基督教等方面的史料运用十分丰富。

一、武士道“新诠释”的学术背景

本书的主题是对“武士道转型”的“新诠释”，将“新诠释”作为研究视角具有丰富的学术背景。根据成中英的说法，“诠释”一词是指“就已有的文化与语言的意义系统作出具有新义新境的说明与理解，它是意义的推陈出新，是以人为中心，结合新的时空环境与主观感知展现出来的理解、认知与评价”。*成中英：《本体与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6页。根据这一定义，“诠释”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论，经历上世纪中后期“叙事的转向”的洗礼后被普遍认可和采纳。目前来看，东方与西方有其各自的诠释传统，西方诠释传统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家自成脉络；东亚语境、中国语境下的诠释传统一般都是和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考据学等联系在一起。近数十年来东亚诠释学被学术界“发现”，相关课题逐渐得到重视，包括黄俊杰先生所倡导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带动了一批课题研究。*具体研究情况参见黄俊杰《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研究的现状及其展望》，《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此学术背景下，张崑将关于东亚诠释主题的一系列论著相继出版。

其中，在张氏已出版的《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书中讨论“武士道”的章节值得注意。书中将日本近世以来的武士道分为“勤皇的武士道”、“殉死的武士道”、“武家的武士道”、“剑客的武士道”以及“复仇的武士道”五种型态，其中“武家的武士道”以及“剑客的武士道”属于理性型态的武士道，“勤皇的武士道”以及“殉死的武士道”则属于具有宗教情操的“非理性型态的武士道”，“复仇的武士道”则介于两者之间。文末提出武士道研究的新命题：“爬梳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渊源，有助于理解日本从前近代过渡到近代之时，何以非理性型态的武士道精神压倒了理性型态的武士道精神，对外国人深入理解日本精神传统也有所助益，这都是本研究未来所应关心的课题”。*张崑将：《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8—259页。此处透露出《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最初写作的问题意识。

二、武士道诠释的难点

在介绍本书主体框架之前，我们需要着重强调武士道概念的复杂性及其研究难点。就此问题，张崑将已经指出武士道会“由因人、因阶层、因时、因地、因信仰注入不同的义理”，故而无论是以往研究还是在当下的语境中的“武士道”都是相当复杂。概括地说，武士道诠释的难点表现在研究对象本身、研究主体与话语环境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武士道”史实本身具有模糊性。作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符号，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武士道”从出现到当下的概念定义不仅有历史的发展演变，而且在同一时代也常有不同的思想赋予其不同的内容，其本身一直充满各种诠释。不仅如此，作为东亚诠释体系内的概念，“武士道”受汉语非逻辑性的影响，缺乏严格的逻辑边框。

二是作为“武士道”研究主体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例如，按照丸山真男“思想史分类”的方法，思想史分为教义史、观念的历史、范畴的历史三个类别，*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77—80页。故此对于武士道而言至少会有三种样态的解读。而根据葛兆光的观点，思想史包括“精英与经典”、“一般知识与思想”*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14页。另陈克艰指出葛说在金克木《道理·〈列子〉》中已经有类似提法，金克木将思想分为“高深著作”与“浅近思想”两套，参见《学者的作家化——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献疑(上)》，《书城》1999年第5期。两种类型，如此一来精英与大众对于“武士道”的解读也会呈现出各自的评判差异。

三是“武士道”概念在公共话语中使用的“泛化”。20世纪中后期“叙事转向”之后，许多概念在公共话语中的使用存在日益严重的“泛化”现象，武士道也不例外。具体来说，“武士道”概念已经逐渐脱离了它所发生的原生语境——日本文化传统，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成为由语词使用者所指向的代表某种意义的符号，于是造成了人言言殊的复杂现象。其影响正如本书所说，“近日许多谈‘武士道’者，常笼统不分地谈武士道，从而使‘武士道’一词不仅经常跨越时空，借此释彼，造成这也武士道，那也武士道，不仅形成武士道一词的滥用，同时也常有‘时代错误’之感。”*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236页。

需要指出的是此种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话语环境的变化。20世纪中后期“叙事转向”后的媒体叙事成为 “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第168页。，信息本身复杂而连贯的关联被打破。在这种话语环境中，任何语词都具有被重新解释的可能。例如“电光影里斩春风”一语在本书中是以表达武士道与禅学的微妙或辩证关系，而它在另一部著作《电光影里斩春风——剖析武侠片的肌理脉络》中则指向了武侠主题。诗文的一语多义正显示了概念本身关联的破碎，在脱离原初语境的同时也意味着新关联的发生以及研究多元性的必然，“武士道”概念亦是如此。它已经从纯粹的日本文化话语泛化为类似于代表勇武、果敢的一种文化符号，这一现象在影视等媒介表达中更为突出。张书将武士道“人言言殊”的根本原因在于语词使用者永远具有的“历史教化的经验”，这一观点也是强调语词使用者的话语本身参与了武士道的诠释过程。

综上所述，武士道诠释的困难既有其自身历史衍变的原因，更有学术话语和现代语境的诠释困境。

三、“武士道转型”新诠释体系的构建

张书“诠释”之新，一方面体现在对“谱系学方法”的借鉴，另一方面在于关于“武士道转型”诠释体系的构建。张书在“简略回顾”章节对以往的武士道研究予以评判，并检讨了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策略，指出他忽略了研究常应有一个相对应的动态式的归类方法。*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第14页。在此基础上作者就“武士道的转型动态”命题构建理论体系。为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本意，同时避免断章取义，我们将尽可能完整地照引原文，再做解读。

首先，本书剖析了武士道的“原型”。他指出，“武士道的原型是依托在主君乃至国家民族的特定对象上才发挥其特有的精神伦理”。在后文论及武士道与儒教的差异时，作者强调了武士道“原型”的核心精神：“武士的根本义理是由‘恩’意识而来，个人的意义就是为了这个‘公’(施恩者)而存在。在这种义理下常将个人主体的独立意识斩断而全力奉公，这是一种‘立公次私’、‘报公恩以成私’的思维”。*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第88页。注：武士道原型的核心精神是支撑武士的伦理价值，也是其一直以来奉公思维的本源，相关论述参见韩东育《关于武士道死亡价值观的文化检视》，《历史研究》2009年4期。此外，对于武士道“依托于特定对象”的“原型”而言，禅学、儒家的修养工夫只是扮演着“工具伦理”的角色，借助修养来强化“行动的纯粹性”。

其次，借引“分流”、“渗透”、“相嵌”、“融摄”等概念以比拟的方式构建“武士道转型”的诠释体系。根据张氏的说法，“分流”系指武士道因时代变化而转型为各种现象，例如在全球化时代下所出现的武士道主题电影、动漫等。“渗透”意味武士道在转型的“分流”过程中，诸多文化彼此相互影响，交错并互相渗透，形成另一不同性质的“次分流”文化，例如吸纳武士道精神的樱花文化。

在描述二者如何汇流的问题时，张氏进一步借用“相嵌”、“相嵌伦理”和“融摄”、“融摄伦理”四个关键概念来统筹描述近世前后的武士道与其他宗教伦理的结合形态。“‘相嵌’系指将东西填入空隙，与之结合成体，从而让原来的东西发挥更具实用性或美学性的作用。本书将‘相嵌’运用于武士伦理与其他伦理结合的相融伦理，以说明这种相嵌伦理的特色。”*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第21页。例如本书第二篇中所讨论的武士道与基督教的结合为“基武相嵌”，武士道与儒教的结合为“儒武相嵌”等。

在武士道伦理与其他宗教伦理的相嵌关系中，由于武士道“原型”的依附性，使得武士道的主体伦理(如忠勇、忠义等精神)只能是从属于所相嵌的宗教伦理主体之下，生成“主—副对待下的主体性”的相嵌关系。以禅学为例，当武士道与禅学相嵌之后，武士的忠勇等主体伦理融入禅学伦理而被赋予更高层次的价值。二者关系中，禅学伦理为主，武士道伦理为副，对外表现为主副相嵌的伦理主体。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与武士道相嵌的宗教伦理不同，二者会产生不同的相嵌伦理，故而相嵌伦理呈现出多元化的武士道。

与“相嵌”、“相嵌伦理”对应的是“融摄”、“融摄伦理”。“融摄”与“相嵌”截然不同，张崑将用它来表示明治维新之后的武士道伦理中，神道通过国家权力压抑其他宗教的伦理融合状态。具体言之，“融摄”系佛教用语，表示两个主体的交互融合。这里借用还未圆满状态过程中的“融摄”概念，一方面是形容各种宗教伦理与武士道伦理之间结合所表现的整体与部分、相同与差异、主要与次要、主体与客体等等之间的未圆满的融合关系，另一方面是强调国家主体对各宗教伦理的统摄样态。“这种‘融摄’不再是‘相嵌’而已，它可透过国家权力强制渗透到各个伦理，使本应是主体的各宗教沦为客体”，*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第24页。形成所谓“融摄伦理”。在融摄伦理中，国家神道下的武士道伦理为主，其他宗教伦理被消融为客体，于是对外表现出“主—客对待下的主体性”。与“相嵌伦理”的多元化武士道不同，“融摄伦理”下的武士道具有明显的一元特征。

在这个建构的诠释体系中，借助概念的分解、组合，作者构建出“禅武相嵌”、“儒武相嵌”、“神武相嵌”、“基武相嵌”、“一元的融摄伦理”等不同样态的武士道。近世以来武士道不断转型的基本动态也呈现出来：“约而言之，明治维新以前武士道本是从属于三学的伦理，因其从属性之特质，故遇着各宗教的主体伦理，便相应为主客融合的‘相嵌伦理’，展现其多元多义的武士道风貌。但明治维新后结合国家神道后的武士道，成为有太有自性的主体，形成主客体逆转的‘融摄伦理’，凸显其一元性、一义性的国家主义之武士道，失去其多彩多姿的样貌。但近代日本即使表面上所有伦理的绝对性都统摄于天皇，产生对其他宗教伦理的‘融摄’现象，不过由于武士道本身性质就是‘相嵌伦理’，因此在‘融摄’的强制过程中，仍存在其歧义性。”*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第25页。

新诠释体系的建构极具意义，作为一种灵活的解释框架，它能够“使我们不必局限于一元性地认识武士道”，以此发现包括本书第二篇在内的武士道的多元面向。

四、多元化诠释的意义和出发点

通过新诠释体系的构建和专题讨论，张书将“纯粹的武士道”观念给予彻底解构。在第八章结论部分，作者用“发现”与“发明”的辩证关系形容武士道的诠释历史。武士道本身就是被发明和发现的过程：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讲，武士道既不是发明也不是发现，而是自然产生而黏着于日本风土所形成的特俗伦理；从语词使用者的角度来讲，武士道又是被发明、发现的。这个过程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叙事固然有着史料所证明的成分，却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叙事者发明发现的成分”。*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本书在解构一元化的武士道基础上，澄清了它本来所具有的多元且丰富的面貌。进一步讲，武士道内容的多元化意味着研究取向的开放和多元，本书的诠释为未来研究打开了一扇窗，使得“那些被忘掉了个人式的武士情感、爱惜生命、艺术生活、反对战争等课题得以呈现和再诠释”。也正是研究内容和取向的多元化，我们才能够逐渐地接近研究对象的“全部结构”，可能会更接近史实发生发展的原状。*罗志田：《修旧如旧的史学》，《南方周末》 2009年1月15日第E30版。由此可见本书对武士道诠释研究的意义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思想史研究中诠释与史实的紧张关系一直饱受争议。余英时曾就思想史中的两种不同意义的“解释”予以剖析，一是“玄想派的解释”，一是“批评派的解释”。“批评派解释”的作用是将许多孤立的史实的真实关系找出来，使历史时间成为可以理解的，这种解释乃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绝不容分割。而“玄想派的解释”是人所加予历史事实的一种主观看法，这种解释很难说有什么客观性，因之也是因人而异。*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社，1976年，第170页。基于余氏的分类，张书多元视角下的武士道诠释，显示出寻求历史本相的“批评派的解释”立场，故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越了上文中所论及的诠释困难。不过，由于诠释者对古人的、古典的思想，只能发现其全部内涵的某一面、某一部分，所以任何人的解释，不能说是完全，*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韦政通主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119页。本书部分章节的“学案式”论证有进一步充实的余地。

此外，本书多元化诠释的出发点值得注意。张崑将曾言：“寻求一个多元互济、理一分殊的共同精神，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回到中国’的态度”。*张崑将：《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自序第3页。这种“回到中国”的态度从学术上讲是对“东亚的视域”研究方法的倡导。

作者在回顾学术史时指出，武士道研究还有两大课题尚未被开发，其一是“武士道转型”的诠释研究，其二正是从“东亚的视域”来看武士道。“东亚的视域”其要义是将“东亚”作为一个方法，即“从一多并存、多元视角、历史批判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东亚思想的各种研究，创造一个多元互济、理性对话的东亚。”*张崑将：《近二十年来日本学界关于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黄俊杰主编：《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7页。另参见吴震《试说“东亚儒学”何以必要——从子安宣邦、黄俊杰的相关论述说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长期以来，围绕东亚课题的许多研究存在“单一中心主义”的观点倾向。尤其是武士道研究，基于二战以来民族情感的不同而存在较大意见分歧。从“东亚的视域”来看武士道是对以往研究中的“自国中心主义”、“自民族中心主义”立场的矫正。“东亚的视域”为武士道研究提供了东亚比较史学的视野，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作为东亚的武士道，对于检讨各自文化中的尚武脉络极具启发意义，例如中国的武道、武士道与侠客文化的比较等课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现实关怀方面，作者在论述武士道的某一种相嵌伦理时，均就某种相嵌伦理与日本近代历史问题予以讨论，并就当下及未来衍化进行思考。关于武士道研究的未来展望，第八章指出武士道并未消失，而是沿着从“独自的共同体”转向“超大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以一个更高更远的目标，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的“融摄伦理”。

回顾本书，正是张氏多元化的诠释视野和“回到中国”的学术态度，使得《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达到了东亚武士道研究的新高度。

2017-05-06

咸伟(1985-)，男，山东聊城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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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6201(2017)03-0113-05

(责任编辑：冯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