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学记文的教育思想探析

2019-11-14李安婕西安欧亚学院

长江丛刊 2019年29期

■李安婕/西安欧亚学院

张栻，（公元 1133—1180）四川绵竹人，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谥曰宣，后世称其为张宣公。张栻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史称“东南三贤”。其幼承庭训，好学深思，青年时期师从王大宝游学，绍兴年间移居永州，受周程理学思想的熏陶，后往衡山拜见五峰先生胡宏，问河南程氏之学，遂得为胡宏弟子，多继承其思想。其后曾多次与朱熹往来书信辩学，探讨心性、理气等问题，相互影响颇深。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张栻随父居长沙城南之妙高峰，筑城南书院，以教来学着。宋孝宗即位后，其被辟为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乾道元年（公元1165），知潭州刘珙请张栻主讲岳麓书院，从此张栻往来于湘江两岸的城南、岳麓二书院，传道受业，培养出大批学术和政治人才，促进了湖湘学派的形成，其学记文共十篇皆作于此间。

学记文为记叙建学过程的文体，叙述学校的兴建过程并阐明兴学的意图，并以儒家经典立论，对修身之道、读书之法等进行论述，以倡明正学，周必大在《赣州赣县重修学记》中曰：“予闻记有二说，不赞圣人之道，则勉诸生以学”。学记文通常以碑为载体，一般由地方官在主持修建学校后，请著名文人执笔而作。

宋代三次兴学运动促进了学记文的兴盛，南宋以后，科举名额日增，政府大量兴建官学，为学记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宋代大儒周必大、朱熹、张栻、叶适、魏了翁等皆借学记文推广自己的学术思想”，客观上了促进学记文的兴盛。此外，他们“对理学内容的展现超越了对文学性的重视，与文人创作的学记分庭相抗”。张栻作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大力倡学，在讲学于城南、岳麓书院期间，所撰学记文数量在南宋理学家中首屈一指，共十篇，为《静江府学记》《袁州学记》、《邵州复旧学记》《郴州学记》《桂阳军学记》《钦州学记》《雷州学记》（两篇）、《江陵府松滋县学记》《宜州学记》。其学记文内容丰富，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对兴学的主张，及讲习之法的认识，对研究南宋理学家的教育思想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还“三代之学”的教育理想

张栻学记文中，常感念于三代之学，“自天子之国都以及于乡党，莫不有学”，“在上则司徒总其事，乐正崇其教，下而乡党艺莫不有师”。自西汉始，儒家常言三代之治，以夏、商、周为标榜，寄托政治理想。三代时“学政合一”，西周时辟雍举行乡饮礼和乡射礼，即在大学议论兵策与政事。在《郴州学记》中，张栻对三代时从学校举官的制度颇为推重：“士生斯时，藏修游息于其间，诵其言而知其味，玩其文而会其理，德业之进，日引月长，自宜然也。于是自乡论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论之而升之国庠，大乐正则察其成而告于王，定其论而官之。”他认为这样就是真正的因才而用人，士人在乡学、国庠读书，为修身而不为有求于仕途，自身通过修、齐、治、平，君王就能察而用之，这样便可实现王道的理想。

宋代中央与地方学制与三代相仿，地方州县学的知州、知县都带领学事，“令佐守贰咸主学事，又以部刺史提举之。”设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么勤惰”。但张栻认为在教养之法上还“未尽复古”，且宋学虽盛，“而士之居焉者大抵操笔习为文辞，以求应有司之程耳”，学校多“朝夕所讲，不过缀辑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亦与古之道大戾矣”。他认为学生未能以修身养德为重，而应科举之需追求文辞之美，

张栻多次在学记文中提到“明人伦”是三代之学的根本目标。他常引孟子之言：“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于是得出“是知学校以明伦为教，明伦以孝弟为先”，又谓孝弟为仁之本也，并在其文中多次强调孝悌之义的内涵，如在《江陵府松滋县学记》中曰：“古之人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以为孝，自徐行后长者以为弟，躬行是事，默体是心，充而达之，不使私意间于其间。”张栻的人伦思想继承二程之学，人伦思想源于二程，也是二程伦理思想的核心，以三纲至上、以五伦有则，“父慈子孝、君仁臣敬等，不是圣人制定的规则，圣人只能顺着这些规则，使万物庶事各得其所”，故张栻在《静江府学记》中道：“凡天下事皆人之所当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际，人事之大者也”。他还多次强调以“明人伦”为先的重要性，对于个人，“一事之不贯，则天性以之陷溺也”；以至对于国家，“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

学校“明人伦”的最终目标，为教化风俗。《袁州学记》中曰：“孝弟之行，始乎闺门而形于乡党；忠爱之实，见于事君而推以泽民。”他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善民风，使百姓和谐互爱，上下相形，形成淳朴良善的社会风尚，这样“教化兴行，则祸难之气坐销于冥冥之中。”《江陵府松滋县学记》中曰“士之从事于此，则夫风声俗气之所及，闾里小民亦将视效而知劝，畏威而寡罪，以乐趋于淳厚之习，然则顾不美与”。这种教化风俗为重的思想与张栻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经历相关，他处在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之时，其父北伐失败，其又多次上书抗金，反对议和，均未得回应，故愿强民风。乾道元年，张栻始知静江府（今属广西），时为蛮荒僻陋之

而学校所培养的也只是如何求取利禄罢了。地，他认为移风易俗为重，且蛮荒之地亦刻教化人才，故有《钦州学记》中曰：“学也者所以成材而善俗也。今钦虽僻而陋也，其士虽鲜也，然其间亦岂无忠信之质者乎”，并在《宜州学记》中曰：“远方故曰寡士，然如唐之张公九龄出于曲江，姜公公辅出于日南，皆表然著见于后世。若加以教育，以圣贤之言薰濡以渐，僻陋之地也定会培养出像张九龄，姜公辅这样的人物。

三、“致知”的教育哲学与“力行”的教育方法

对于如何“明人伦”，张栻认为“求之之方，在于孔、孟之书，备有科级，惟致其知而后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后可以有至。”作为理学的继承者，张栻不仅提出读圣人之书，尊孔孟之道，更是将理学“致知”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并强调力行的实践方法及重要性。

理学思想是张栻教育思想的哲学依据，同时期的理学家也都纷纷借助学记文宣扬理学思想。张拭在学记文中展现了各个理学范畴。《静江府学记》中曰：“学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职也。虽然，事有其理而著于吾也。必也者，万事之宗也。”《桂阳军学记》中曰：“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该遍者本体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伦以为仁也。”《郴州学记》曰：“今之学者苟能立志尚友，讲论文辩，而于人伦之际审加察焉，敬力守行，勿舍勿夺，则良心可识，而天理自著。”张栻多次在其学记文中提出“天理”、“常性”、“良心”等理学范畴，从“仁”到“敬”，他宣扬了保持仁义之心，持敬修养自身的理学思想。

在此基础上，张栻强调了致良心与天理的方法为“敬守力行”。他在《雷州学记》中认为：“行著习察，存养扩充，以至于尽性致命，其端初不远，贵乎勿舍而已。”而“贵乎勿舍”又在于“饮食起居不可须臾离也”。这样才可将孝弟之行影响于他人，达到“善其乡”的教化风俗之目的。张栻的实践思想也与当时朱熹、吕祖谦等人的务实精神相一致。

张栻治积极提倡尊崇师道，强调“明人伦”，教化风俗为兴办学校的根本目标，为后世建学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在学记文中宣扬其理学思想，促进了理学理论的发展，是南宋理学初兴时期的重要代表。

注释：

①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M］.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41.

②张鑫.南宋学记文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6:4.

③同上,第13页.

④［宋］张栻，杨世文点校.张栻文集［M］.中华书局出版社，2015:886.

⑤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M］.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27.

⑥（元）脱脱等撰,宋史［M］.中华书局，1977:3971.

⑦［宋］张栻，杨世文点校.张栻文集［M］.中华书局出版社，2015:886.

⑧同上，第885页.

⑨同上，第896页.

⑩同上.